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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卖小孩的梅姨,成了新中式恐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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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4 07:2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卖小孩的梅姨,成了新中式恐怖的代名词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3-05-17 00:03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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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卖过的女人,干起了买卖孩子的勾当


4月底,“梅姨疑似落网”登上热搜,随之迅速传播的一张画像,让梅姨走进了更多人的噩梦,“觉得她在盯着我看”。


梅姨是谁?寻子的家长们贴在街头巷尾的启事上这样描述:“今年65岁左右,身高1.5米几,脸盘较大较圆,偏胖,鼻孔外露,嘴巴较大,之前长期留短发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紫金、惠州、韶关新丰活动。她至少联系买家贩卖了9个孩子。”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仍未有梅姨被捕的确凿消息,一些猜测渐渐出现:梅姨真的存在吗?梅姨有没有可能是一伙人的代号?


“梅姨案”的受害人家属申军良,曾多次前往人贩子供述中梅姨活动过的地方,他十分确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直到现在,他仍在坚持寻找梅姨。


而在另一起儿童拐卖案件中,涉案女子同样使用“梅”作为假名,在一年多时间里,贩卖了不下180名儿童。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化名为“梅”的女人,甚至自己也曾是拐卖案件的受害者。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将买卖儿童伪装成一桩“好事”,作为拐卖中间人,“梅姨”的轨迹,交织出了一片庞大的中国人口拐卖网络。


而“梅姨”的形象,也抽象为一个符号,与滋生罪恶的落后人口观念一起,成为令无数人毛骨悚然的中式恐怖。


成为“李梅”


2011年12月,冬日的雾气笼罩着河南漯河市的高速公路路口,一辆长途客车在这里停下。


没等乘客反应过来,几个警察就走上了大巴。车上抱着婴儿的两男两女,立刻慌张地别开脸。


事实上,警察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正是冲着他们来的。


四个成年人,身边带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一个只有两岁,另外四个都是不满月的新生儿。


“出行带小孩,怎么会一下带这么多婴儿?会不会是拐卖儿童的?”一位乘客起疑,赶在大巴经停漯河市前,给在当地当警察的朋友发去了短信。


面对警察的盘问,这两男两女一口咬定孩子都是自己生的,一块带出来,是要去走亲戚。但不对劲的是,刚才下车的时候,这些自称是父母的人,没有一个想着把不足月的婴儿带在身边。


“如果是她自己的亲生小孩,她不会把这个小孩给忘了。”警察决定把他们带回局里做DNA比对,鉴定结果证实,四个人都是人贩子。这一趟,正准备把云南买来的孩子,带去河北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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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长途大巴疏于核验乘客身份,是人贩子拐卖孩子常用的交通方式


在被抓的四个人中,一个名为赵六妹的女人有两套户口。这并不罕见。上个世纪,户籍管理不够严格,很多被拐卖过的妇女都会拥有一个假户口、一段编造的身世。


但很少有被拐卖过的女人,像赵六妹这样,做起了拐卖婴儿的勾当。


赵六妹是广西人,16岁那年,因为家里穷,她到南宁打工。朋友说带她到外地赚钱,她不识字,懵懂地坐上火车,“结果一坐坐到河南来了”。下了车,等着的不是赚钱的工作,而是一个年龄大她很多的老光棍。


赵六妹被朋友卖给人家做媳妇了。


她激烈地抵抗过,也从没放下逃跑的念头。四年后,她才成功逃离,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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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少的赵六妹,从没想到过第一次离开家乡会是被人拐卖


当年逃离河南后,赵六妹没有想过报警,好像被拐到异乡、被迫生下孩子,不需要什么原谅与否可言,那些日子就那么过去,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继续过下去。


她回到广西老家报了个平安,就又出门到东莞打工,几年后在河北结婚并生下一儿一女。这一次,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但生活却再度陷入窘迫。为了养育一双儿女,三十多岁时,赵六妹第三次外出打工。


2010年,赵六妹在打工途中遇到了云南人赵琴。赵琴劝她:“你帮我抱小孩吧,那个小孩是被人家扔掉的,你不可怜吗?”接着又说:“我给你钱,没事的,这不犯法。”


所谓的“抱小孩”,是指让赵六妹到云南花一笔钱,买下人贩子“抱来”的婴儿,再抱到东部平原省份的农村,找下线出手。女婴带到河北,卖两万多块;男婴带到河南,卖四五万。


“这钱这么好挣,去就去吧。”赵六妹被说动了。被拐卖的经历,似乎没有在她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痛苦,也没能让她对同处困境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


一年的时间里,她南北往返了十六次,买卖了二十六个孩子,银行账户上有二十万进账,还有大笔的现金没存。


往来得频繁了,赵六妹跟赵琴成了结拜的姐妹,而她也在路途中认识了更多的人贩子,有云南的,也有河南的。


最终,警方通过赵六妹抓住参与拐卖儿童的人,有八百多个。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她说,自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了,不知道买卖孩子犯法。


但买卖、转运孩子的几千公里中,她总是小心地藏住自己的真实姓名,对每个人说,自己的名字叫“李梅”或“周梅”。


人口市场


侯恩琢和“李梅”的丈夫是同乡,她从没怀疑过“李梅”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名。


她第一次卖“李梅”抱来的小孩,是在2010年的秋天。之前,她给了西南口音浓重的“李梅”直白的暗示:南方人重男轻女,云南那边卖女孩子的比较多,如果能够找来卖到这里,挺挣钱的。


后来“李梅”果然就把一个十来天的女婴抱到侯恩琢家里,让她帮忙找买家。侯恩琢找到了邻村相熟的红娘。听说有卖女婴的,红娘一拍大腿:两三天前,正巧有人来找她打听哪能买,而且要刚出生的,“好养熟”。


女婴很快“脱手”了,没过几天却因为检查出了心脏病被买家退回。侯恩琢把患心脏病的女婴还给了“李梅”,至于女婴后来去了哪,她并不清楚。


买家还在等着“换货”。过了两个月,“李梅”又抱来了一个女婴。交易在妇幼医院附近的红绿灯下进行。暮色遮掩下,两个女人从侯恩琢手里接过婴儿,抱去医院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一个人逗着怀里的孩子,另一个数给侯恩琢两万四千块现金,而后又送了五包香烟、两瓶酒、一盒点心。这些钱,侯恩琢给了“李梅”两万块,余下的,和中间做媒的人分了。


侯恩琢就这样在“李梅”和河北的红娘之间当起了掮客。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她牵线搭桥卖出的女婴,足足有二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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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侯恩琢抽泣着说:“咱们没有什么能力弄来男孩,就光是小闺女。”


在福建、河南、河北、山东等省“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农村,男孩一直是“市场需求”旺盛的“大货”。河北的不同之处在于,“小闺女”也有“市场”。当地人看来,儿子不顾家,女孩贴心,能随身照顾养老。因此,都乐意再抱个女儿。


在红娘们的走动下,“抱个孩子”的想法就着闲话家常,流通在田埂、集市和电话线上。


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省份,是拐卖儿童的主要“货源”地。在云南的广南县,一度出现了龙乜村这样的“贩婴专业村”。2012年前的5年间,这里有立案记录的被拐婴幼儿就有近600名,其中只有十多个找到了父母。一部分孩子,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因为贫困,不愿相认。


与常人的设想不同,比起暴力掳掠,全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人卖掉的。在山东,被拐卖的儿童中,72%是被亲人亲手交到人贩子手中的,而被偷被抢的,仅占1%。


“养猪娃不如养孩娃”,这在九十年代的云南某些农村是一种广泛的共识。村民们算计着,猪要花钱饲养、花精力照看,孩子一生下来就能卖。女孩两千到八千元,男孩两三万元。厚厚的一叠钞票,握在手里,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年的收入。


一些“亲生亲卖”的妇女,以为孩子被送到了好人家,不必跟着自己受穷受苦。然而她们不知道,婴儿在人贩子手里不过是“货”。在转运“货物”的漫长路途中,为了不引人注目,人贩子往往会给婴儿灌下安定,也有不少婴儿被遗弃在了被拐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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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婴儿免疫脆弱,在漫长的路途中缺乏照料,很容易患病,而安定等药物更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赵六妹的同伙就这样做过。那次,她准备将一个女婴从云南卖到河北,女婴却在半途生了重病。同伙感觉救不活了,就直接把女婴遗弃在了长沙火车站附近,任婴儿在距离人群不到百米的角落里慢慢死去。


在看守所里,赵六妹仍然坚持说,自己“抱走”的是家长不愿意要的孩子,“帮忙”找个好人家,是在做好事。


隐身的梅姨


仅用一年时间,“李梅”赵六妹就伙同八百多个人贩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农村人口贩卖关系网,最终,只有181个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


尽管警方已将这一案件破获,但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我们的身边,还隐藏着更多“梅姨”。


广州增城十车队路口附近,一道绵长的斜坡通向依山而建的村庄。这里是另一个“梅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寻子15年的父亲申军良,曾在这里日夜徘徊了四个多月。而那时,长大了的申聪,几乎每天都骑着电动车到附近买东西。重聚前,他们就在这条斜坡上无数次地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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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回儿子,申军良曾无数次从济南乘火车到广州。近30个小时的车程,他几乎每次都只买站票 / 视觉中国 / 南方日报 张迪


2005年的冬天,梅姨从这道斜坡上走下来与人贩子张维平汇合。他们抱着当时只有一岁的申聪,顺着密集的人流走向了百米开外的增城汽车站,准备乘大巴去往紫金县,跟事先找好的买主交易。


在那之前,张维平与梅姨的合作已经持续了两年。被介绍认识的时候,梅姨是红娘,而张维平则因为拐卖儿童坐了六年牢,刚刚出狱。


红娘与人贩子,好像一对固定搭配。张维平在打工者聚居的出租房附近踩点,等找到适合下手的男孩,就与梅姨联系。梅姨物色好买家,他就动手。有时梅姨还会主动问他有没有小孩:“你尽管把孩子弄过来,男孩女孩都行。”


周边县城“延续香火”的观念格外浓重,找到想要“收养”男孩的买家也就格外轻松。包括申聪在内,九名张维平抢来偷来的男孩,都被带到这道斜坡下,被梅姨卖了出去,其中还有3个孩子至今没有任何下落。


今年4月底,申军良在新闻上看到张维平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又乘上熟悉的绿皮火车前往广州,并给张维平和另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人贩子周容平手写了一封信:“我想最后一次请求你们,被你们带走的钟彬、欧阳佳豪和另外一个小朋友,跪求告诉他们的下落。因为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


然而他最终未能如愿。


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还不足以定位梅姨,也没找到其它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梅姨”存在。他的死,让三个孩子回家的希望,黯淡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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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彬和欧阳佳豪都是“梅姨案”中还没有被找回的孩子,被拐时分别只有一岁半和两岁半


寻亲的家长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线索人物身上。他是梅姨曾经的情人,生活在她交易孩子的紫金县黄砂村。面对寻子心切的家长们,老人叉着腰,用急促的客家话重复着那些模糊的信息。


据老人说,梅姨和他交往的时候,称自己叫“潘冬梅”。她当时50岁上下,身高不到一米六,微胖,短发,脸型有点方,脸部颧骨微凸。她说一口客家话,“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也会说粤语。


周边与“潘冬梅”有过交集的村民,都没有听她提起过自己的名字和老家,只记得她有段时间曾经背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那孩子的客家话口音,紫金没有人能听得懂。没过几周,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孩。


“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最长也就住了三天。”在老人的描述中,“潘冬梅”来去无踪,每次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从来不说。十年前,“潘冬梅”离开了黄砂村,再没出现过,也没有联系。


“潘冬梅”只是一个假名,最关键的身份信息,仍然是一片空白。那张根据张维平描述画出的人像,成了寻找梅姨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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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梅姨的画像,左边的是根据张伟平的描述画出来的,右边的则是申军良找人重新绘制的


自2017年起,当地的公安局接到了来自国内各地的梅姨线索,经过核查后,都排除了。


画像上的妇女,看上去如此平常、如此普通,直到最近再次引发关注,仍有不少人会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在前一天刚刚与梅姨擦肩而过。


这或许正是它真正的恐怖之处。


她们不是梅姨,一念之差,她们都有可能成为“梅姨”。就像赵六妹成为“李梅”那样,一个假名,几次迁移, 就足以让她们将自己隐入茫茫人海。


直到现在,这条自西部流向东部的儿童贩卖管道依然存在。腐坏的习俗沤出恶的养分,供给“梅姨”生长的土壤一直存续着,这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中式恐怖。








参考资料 -----------------------------


[1]  龚龙飞 . (2017). “村里的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了“ |“7.14”特大贩婴案追踪.  中国新闻周刊. 

[2]  韩景玮. (2014). 团伙两年贩卖20多名女婴 首犯二审被判无期. 大河报.

[3]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 侯恩琢等拐卖儿童二审刑事裁定书.

[4]  今日说法. (2011). 221特大拐卖儿童案纪实

[5]  今日说法. (2012). 特大拐卖婴幼儿案

[6]  李春雷, 任韧, 张晓旭. (2013). 我国被拐卖儿童救助保护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7]  李钢, 谭然, 王会娟, 颜祥, 邵琰. (2017).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地理科学 37(7): 1049-1058.

[8]  王金玲. (2014). 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王锡章. (2015). 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与遏制对策:以F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10]  朱远祥. (2021).“梅姨”之谜:被供出4年身份未明,9名被拐儿童4人仍未找到 . 澎湃新闻.




作者  Yashin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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