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黄轩合作的《陌生人》才刚刚杀青。
他还在朋友圈祝贺和鼓励年轻电影人。
以悼念万玛才旦导演。
编辑：刘亚萌
万玛才旦电影里的藏地风貌
我生在青海安多藏区的昨那村，是半农半牧的一个地区。我从小就接触传统藏文化，这种文化确实有一些神秘和魔幻的地方。
比如我爷爷，坚信我是他的舅舅的转世。他的舅舅是个宁玛巴僧人，有很多经书，算是有学识的人。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些跟爷爷的这个舅舅有关的事情，就被爷爷认定是他的转世了。所以我在家族里的地位也相对比较特殊，从小就给我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去学习。
我身边也有“神授”的真事。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字的放羊娃，突然有一天昏睡过去，睡了七天七夜之后，醒来就能滔滔不绝地讲《格萨尔王传》，词汇量很大，情绪很优美，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识水平。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男性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女性，传统与现代
走上电影之路，我觉得也挺魔幻的。我本来读的是一个师范类的中专，相当于高中，毕业之后就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工资99块钱。那是1987年，其实是挺多钱了，工作也稳定，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职业吧。这个学校就那么两三个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都得教，每天的作业堆得就跟个小山似的。白天学生们吵吵嚷嚷的，很热闹，你不会感到寂寞，你也没有时间去孤独。可是到了晚上，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批改完那堆作业本，一个人闲下来，内心就会时常被一种排遣不掉的孤独和寂寞包围。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惟一的消遣就是看看书，然后写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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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青年时期
写作是从这里开始，没发表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当时写处女作《人与狗》，就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人的认识全部呈现出来。
当了四年小学老师以后，就觉得心里不安分，想要出去，到更大的环境里去。
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但是单位不让考，让我写保证书，说如果考不上的话，公职也放弃。我二话没说就写了保证书，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引起了轰动，等于是自己放弃了铁饭碗。
后来就去了兰州上大学，读藏语言文学，毕业以后去机关做公务员。后来又去读硕士，藏汉文学互译专业，其实一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直到碰上一个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专门赞助藏族的学生去学习一些比较新的专业。那个时候很少藏人学电影，我申请说我特别想学电影。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我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撞死了一只羊》在威尼斯电影节获最佳剧本奖
《静静的嘛呢石》剧照
学生时期，我花了五千块，拍了作业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在国际上拿了一个奖，奖金几万块。我拿这个奖金买了一台DV，然后又把这个短片的故事扩充成我的第一个长片，片名还是《静静的嘛呢石》。
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参加金鸡奖，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一年也正好是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
看到电视里播获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藏族人都非常高兴。有人告诉我说，他甚至高兴得把电视机都砸了。
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一种他者的目光在讲述藏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农奴》，1980年代《盗马贼》，1990年代的《红河谷》，都不是藏人的思维方式。直到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才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藏人的电影。
之后，我又继续拍摄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这三部片子，有人说是我的“故乡三部曲”。
《塔洛》剧照
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羊，大白天见不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在开阔荒凉的地方行走，你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孤独，强烈到有了具体的形状。
《塔洛》的故事就来源于这种孤独。这部电影改编自我2013年的同名小说。当时，一个留小辫子的男人形象突然进入了我的脑海里，“塔洛平时都留着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
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白天放羊出圈，到井边打水，喂狗，收集羊圈里的羊粪，晾晒羊粪。晚上把羊赶回羊圈，喝着白酒，抽自己卷的烟，点上篝火，听广播，放二踢脚吓唬狼，学唱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
可以说，塔洛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的身上也有塔洛的影子。它是在我的家乡昨那村一带拍摄，电影中，塔洛在山上的部分，16分钟没有台词，需要依靠动作和画面去塑造他孤独的生活状态，而我对这些生活细节很熟悉。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撞死了一只羊》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司机和杀手，都是常年在路上独自行走，心中带着一股强大的执念。
这种孤独的情绪，我觉得适合在一个开阔、荒凉的地方拍摄。我们从西宁一路找，最后在可可西里找到那样一段荒凉的路。
可可西里无人区海拔5500米，我坚持在冬天拍摄，冬天的温度低于零下20℃，给影片的肃杀氛围定下了整体基调。
可可西里有很多的藏羚羊、野牦牛，但这些动物都是神出鬼没，常常长时间看不到任何活物。
片中，司机开车到了一个湖边，没有看到任何动物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就撞死了一只羊，是一种突然袭来的荒诞感。
《气球》的灵感是偶然间诞生的。那是2010年的秋末冬初，我要去中央民族大学见朋友，路过中关村，突然在天空中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飘。当时已经有很多以气球意象为主题的经典电影。我的电影，怎么才能跟藏地的当下发生关联？我马上就想到了“白气球”，避孕套。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藏地也不例外。卓嘎家有3个孩子，两个儿子把她藏起来的避孕套偷走当玩具，她也因此意外怀孕了。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上师认定是家里长辈的转世，这下所有人都逼她把孩子生下来。但卓嘎却非常纠结，因为她不想生。这部片子是讲生育的，很多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女性主义的东西。比如女医生对卓嘎说“我们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及最后卓嘎对妹妹说，有点羡慕她出家当尼姑，无牵无挂。
影片是一个开放式结尾：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卓嘎跟着妹妹去了寺庙，她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甚至于她会不会出家，我们不知道她最后是如何决定的。我没办法帮她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后我让气球飘走了。越飞越高，几乎要消失不见了。气球本身就有一点象征含义，象征着生命或者希望。
我早期的电影风格比较平实，《撞死了一只羊》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我的电影开始变得有些魔幻了。比如有一场戏是“梦中捉痣”，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很轻易地拿下来，给哥哥看，然后他们嬉笑着在沙漠上奔跑，跑向蓝色的青海湖水。
还有卓嘎姐妹的“窗前谈话”。年轻的妹妹（未出家时留着长发）缓缓走来，她美丽地笑了一下，停在姐姐的身后，而姐姐的表情有点恍惚。这里表现出，姐姐和当年的妹妹的命运产生了某种重叠。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刻意地转型。我的小说里很早就有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在《乌金的牙齿》和《嘛呢石，静静地敲》里，现实与梦境、此时和彼时完全是没有界限的。只能说早期拍电影，会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局限，那时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
《气球》拍摄期间，在家乡勘景
我坚持拍藏语电影，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被一位名叫端智嘉的藏语作家影响。他可以说是藏语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启蒙的意义。他的作品一登在刊物上，我们都抢着去看，把他的散文集整本地背下来。他也是我读中专时的老师，我们经常听他的课。他跟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留着长发，穿很长的风衣，戴着一副眼镜，不要求学生脱帽行礼，一边上课一边抽烟。讲《罗摩衍那》，他可以随口背诵，4行诗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节课，完全不需要讲义。一天早上，我们听说他因为煤气中毒而死，是自杀，留下了遗书，死的时候才32岁。据说他自杀是为了唤醒那个时期的藏民相对封闭的思想。他有点像藏族人的鲁迅，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直到现在，他写的歌现在还在青海湖传唱，每到忌日学生们还是会自发地念他的诗。
到了我做电影，更多地希望纠正外界对藏人固有的看法，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创作，去呈现更加真实的藏地、藏人。其实，我希望自己电影的主创都是藏人。因为很多细节，不熟悉藏地的话是很难用心捕捉到的。比如拍摄《老狗》的时候，有一场在草丛中行走的戏，录音师德格才让要求工作人员都光着脚，把裤子也脱了，避免发出摩擦声，这样才能录下这片草原的干净声音。
一种以往没有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肯定是很难的。有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来了三个免学费的拉萨学生。松太加和我在黄亭子请他们吃饭，作为长辈告诉他们，你们要好好学习，珍惜这个机会。一个月以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学习压力太大了，他们已经回拉萨了。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藏族年轻人都加入进来，形成了所谓“藏地电影新浪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自己也鼓励这些年轻人。我的朋友松太加，原本是画画的，我鼓动他去北京学摄影，以后一起搭档拍电影。松太加做了我几部电影的摄影、美术之后，拍出了自己的《河》、《阿拉姜色》。2018年，我的副导演拉华加拍出处女作《旺扎的雨靴》，获得当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录音师和配乐师德格才让，原本是搞摇滚音乐的，也是在我的鼓动下来了北京。现在他自己也拍片，后来就有了《他与罗耶戴尔》。
藏地一直在改变。《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很多生活细节，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我老家的那个村子，大概只剩山坡顶上还没变。 我觉得比起物质上，其实藏族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更剧烈。我的电影很多都在表达这样的变化。接下来，我的题材可能会做一些改变，以往，我拍的都是生活在“故土”的藏族人，之后我可能会去拍生活在城市里的藏族人，去拍汉语电影。从本质上看，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是只给藏人拍片，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和更多的人发生联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5-28 10: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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