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屈原爱国”这一观念似乎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观点，但其实不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中，屈原的形象其实十分复杂，“爱国”并非人们对屈原的主流印象。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屈原爱国”这一说法才固定下来。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是楚武王的后代，在楚国可以说是典型的公子王孙。公元前329年，楚怀王即位，这位新君起初胸怀壮志，对屈原赞赏有加，屈原也被予以重任，担任国君的“左徒”与“三闾大夫”，可谓是进入到了楚国朝廷最核心的圈子当中。当时的时代正是战国晚期，各国纷纷采取变法之举，像秦国在经历商鞅变法之后已经十分强大，屈原应时而动，采取种种变法举措，与陈腐的楚国旧贵族进行对抗，这自然引起了朝内诸多王公大臣的不满。
公元前299年，早已没了雄心的怀王竟接受了虎狼之秦的建议，孤身一人赶赴秦国参加秦国举办的“秦、楚友善会议”，随即怀王被扣押，至死再也没有返回楚国。力主怀王不要赴会的屈原再次遭朝内小人进谗，被放逐烟瘴之地，也正是在流放之际，屈原写下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这样的流传千古的诗句，用以感怀行将就木的楚国与自己的命运。公元前278年，当屈原听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世间了，于是选择了投江自尽。这就是屈原的事迹和形象。
自西汉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对屈原的人物形象进行阐述。但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是，当时对屈原的评价存在十分明显的两极分化，“忠君”与“怨君”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都出现在屈原一个人身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之后，“忠”压倒了“怨”，成为评价屈原的主流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忠”固然有屈原爱国的意味，但更主要的是表达屈原对君王的“忠心”，这与现代社会中的爱国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末清初，由于王朝更迭，许多学者在怀念大明的同时，对屈原的忠君与忠臣形象进一步阐发。像黄文焕便说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王夫之也将屈原看作“千古独绝之忠”，即使在清代完全稳固统治之后，清代学者依旧将屈原的“忠”视作所有大臣都应该学习的对象。
总而言之，在20世纪之前，屈原的形象总逃不出帝制时代的“忠君主义”色彩，这里的忠更多的是对皇帝、君主的忠诚，而非对现代意义上的由全体国民组建的国家的忠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走向近代化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梁启超借助西方传来的反传统的风气与新式学问，对屈原的形象进行重新阐述。在1902年刊发的一篇文章当中，梁启超不再以“忠臣”二字阐述屈原，而改之以“文豪”的评价，屈原的忠也开始具有现代色彩。换言之，在梁启超的新式阐述下，屈原“忠心”的对象开始被悄然替换，由君主、朝廷改换为国家与民族。自梁启超开始，一场对屈原形象的再阐释运动由此开启，屈原的人物形象于是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梁启超发表文章之后，由他创办的《新民丛报》陆续发表了若干篇提及屈原的文章，其中除原创文章外，还有一些自国外翻译过来的译文。其中有一篇翻译自日本《哲学大观》中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屈原，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意思却相差甚远，这种在翻译人员看来十分不应该的错误，却反映出译者对日本学者有关屈原论述的不理解与反对态度。
具体来说，《哲学大观》原文作者说屈原是一位“孤忠”之人，因遭小人谗言而被贬斥，最终投身汨罗江。这样的说法，其实与中国古代社会对屈原的看法相差不多，即将屈原视为“忠君之臣”。但在译文中，作者却将“孤忠”二字替换为“爱国主义”，这里的“爱国主义”其实已经与今天的爱国主义意思无比接近。换言之，译者对古代社会中对屈原的评价十分不满，在接受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后，他开始尝试改写屈原的人物形象。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开始，对屈原的人物形象进行全新塑造的尝试已经开启，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在国内盛行。而且这一时期对屈原的阐述，除像梁启超等人开始强调其“爱国”色彩外，还出现了其他的阐述方式。例如王国维便有意淡化屈原的政治色彩，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着重强调屈原的诗人身份与文学水准，他特地用“诗人、文学家、文豪”等词语来形容屈原，而放弃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忠君”、“爱国”等字眼。
影视剧中的屈原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帝制被废，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建设道路，而学界对屈原的再阐述进入一个全新阶段。1910年代，胡适开始就盛行千余年的屈原“忠君”形象与阐述进行批判，他认为以往人们对屈原的阐述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君臣大义”的理念使屈原成为了一个伦理的“靶子”，屈原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成为了一个“虚假”的“忠臣教科书”般的人物。胡适的批评可以说一针见血且十分毒辣，其他如伍庄、谢无量等学者同样对屈原的“忠君”形象进行严厉批判。在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下，胡适等学者的批评使屈原原有的“忠君”形象日趋于瓦解。
既然屈原“忠君”形象被逐渐打倒，这就意味着学界要对屈原的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而在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影响之下，屈原的形象愈发从“愚忠”向现代意义上的“爱国”进行转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于日本之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这一危机的影响之下，学界对屈原的研究更加深入与集中，屈原自身的悲剧性结局让学界意识到通过研究屈原，可以让自己对当下的中国危局更能感同身受。
这一时期除了胡适之外，郭沫若也加入到对屈原的再阐述当中。郭沫若开始将屈原描述成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他的自杀不再是以往论述中带有负面意义的“厌世情绪”，而是在“崇高的殉国精神”影响下的“从容就义”。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的死与近代以来革命者的牺牲具有了共通之处，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从容赴死，不惧牺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更加集中深入，他撰写出大量有关屈原的文章，在郭沫若的带动下，抗战时期以屈原与楚辞为核心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为危急的时刻，正如屈原投身汨罗江前的楚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郭沫若创造性地以“伟大的民族诗人”形容屈原，将屈原描述成为为国家牺牲的崇高诗人，这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爱国心与民族主义情绪。
郭沫若
在屈原形象发生改变的同时，端午节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1940年，国民政府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于重庆嘉陵江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这其实意味着中央政府对端午节的重视在不断提升。
在这场比赛的开幕词中，行政院长孔祥熙直言纪念端午就是纪念屈原。在学界与国难的影响下，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端午节在之前不仅是单纯纪念屈原的节日，民间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但自国民政府定下基调之后，端午节开始成为单独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是屈原形象发生彻底变化的关键时期，原有的带有浓厚儒家伦理色彩的“忠君”形象被学界逐渐消解，在现代国家与民族危机影响下，屈原从愚忠变成了爱国，直至今天，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这一说法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一种文化常识了。
屈原的形象变化历程鲜明地印证了观念具有复合性这一说法，任何观念都不是不变的常数，相反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复数。从较长时段来看，屈原的人物形象在发生不断变化，不同人对其进行了不同阐述，但最终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爱国这一形象压倒了其他一切，成为直至今天都为人们所铭记的屈原形象。
参考文献
王余辉：《解构·建构·实现 ———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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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3 06: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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