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注意到这个收容所的预算是900万美元，它的上级机构掌管的资金更是收容所预算的百倍以上。而在这个收容所里，修水管要靠一个11岁的女孩。
《看不见的孩子》是《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历时8年追踪记录写就的非虚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名叫达萨尼的少女曲折的成长经历。
达萨尼成长于纽约无家可归危机爆发，贫富差距加剧的年代。她和她的家人面临的贫困、歧视、阶层固化和原生家庭问题是美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在没有稳定生存环境的情况下，达萨尼必须引导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对一个充满饥饿、暴力、种族主义、毒品泛滥的世界。他们从一个收容所流浪到另一个收容所的同时，达萨尼也在寻找跳脱这种宿命的途径。
达萨尼站在新学校的台阶上一动不动。别的孩子从她身边走过，保安在人行道上巡逻，打量着新生们的面孔。苏珊·S.麦金尼医生艺术中学共有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500多名学生。每个班都有班霸和受霸凌的学生。
达萨尼和她妈妈一样，打起架来谁也不怕，但是她也容易成为被针对的靶子。没有什么能像“收容所鼻涕虫”这个称呼更扎她的心。糊满鼻涕的鼻子是潦倒的表现——不光是没有纸巾，而且没有父母愿意给孩子擦鼻涕；或者是家里肮脏不堪，流鼻涕算不得事。达萨尼和弟弟妹妹们有时饿得精神无法集中，但他们的鼻子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
听到“收容所鼻涕虫”这个称呼时，达萨尼能够想到的回答是她母亲总爱说的：奥本收容所只是个“歇脚站”。达萨尼不过是暂时的过客，公房却永远在那里。在走过沃尔特·惠特曼公房区时，达萨尼会说出声来：“你们会永远住在公房里，还有你们孩子的孩子，和你们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达萨尼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人们住在公房区的原因和目前公房候补名单上的25万纽约人等待的原因一样：政府给予低收入家庭高额房租补贴。达萨尼的父母上过6次候补名单。即使他们运气不错，在奥本收容所旁边的惠特曼公房区或达萨尼的外祖母长大的英格索尔公房区分得了住房，每个月也仍旧得付租金。
公共住房也许痼疾难解，但住进奥本收容所等于承认彻底失败，说明自己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片瓦遮头。当了“收容所鼻涕虫”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达萨尼能做的顶多是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来处。
今天，她的脸蛋用润肤霜擦得发亮。这是香奈儿的杰作，她天还没亮就起来打扮几个孩子了。在香奈儿看来，在学校吃得开有3个办法：穿得飒。学习好。能打架。
香奈儿知道达萨尼能打架，但是为什么不试试头两个办法呢？上新学校正好是个全新的出场机会。达萨尼必须打扮得时髦新潮。让学生穿校服的本意是不让学生把心思放在打扮上，而且精心打扮反而突出了达萨尼缺少的东西——美甲、手机、耳环，但香奈儿不管这些。
香奈儿挺起胸膛，达萨尼小声说：“妈妈，我不想进去。”
香奈儿没有办法，只能一把将女儿推上台阶，看着她消失在学校里。
走廊里学生们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聊着传言，互相拥抱。许多学生的家长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在他们口中，学校只有一个名字：麦金尼。
麦金尼坐落在布鲁克林—皇后高速公路的路桥旁边，是一大片砖结构建筑。这个学校是那一带怀有明星梦的人的聚集地，和拉瓜迪亚艺术高中一样，不过没有那么光鲜。拉瓜迪亚艺术高中位于曼哈顿，是一所精英公立学校，1980年上映的电影《名扬四海》（Fame）的灵感就来自这所学校。
麦金尼学校剧场的幕布已经有些破旧，道具是从学校附近的垃圾箱里捡来的。学校的仪仗队用的是捐赠的乐器，舞蹈班拥挤不堪，学生们只能轮班练习。麦金尼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奋斗。保安贾米恩·安德鲁斯业余时间是说唱歌曲的词作者，舞蹈老师扎基亚·哈里斯另外管理着一家舞蹈学校，戏剧老师戴尔·史密斯出版过剧本，英语老师费丝·赫斯特写过一本题为《创造你热爱的生活》的励志书。
麦金尼的学生们也很努力。有个学生是花腔女高音，时常在学校唱响歌剧《蝴蝶夫人》的某一首咏叹调。每当她的歌声响起，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名叫茉莉的高二学生在校长保拉·霍姆斯的办公室里清唱。女校长闭上眼睛，这也许是她一天中唯一安宁的时刻。
60岁的霍姆斯小姐身材高大，有时严厉，有时温柔。她喜欢穿西服套装，耳朵上总是挂着蓝牙耳机，好似永远不会摘下的耳环。她在麦金尼当校长已有15年，像指挥军舰一样管理着学校。她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学校的走廊，仿佛在搜寻海面上敌船的踪迹。
学生们见到霍姆斯小姐时，紧张得话都说不利落。她办公室的门总是大敞着，如同一只一眨不眨的巨大眼睛。优秀学生榜就贴在她的办公室外，挨着一张海报，海报上一个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的男人站在白宫前面，对面是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海报上写着：“要住在这个地方，你得像那个样子。”
霍姆斯小姐不容忍松垮，无论是在服装上、态度上，还是其他方面。她只接受“百分之百”。
麦金尼校史悠久。20世纪60年代，达萨尼的外祖母乔安妮就在这里上学。这所中学的大部分学生和她一样是黑人，住在公房区，家境贫穷，符合吃免费餐或降费餐的标准。学生们在学校地下室的食堂里轮班吃饭，负责维持秩序的是慈祥的弗兰克·海沃德。他用一架手提录音机播放老歌，对学生们说：“我的鞋都比你们岁数大。”
麦金尼虽然生机勃勃，却也负担沉重。过去6年里，市政府把学校的预算砍了1/4，入校学生人数也不断下降。学校的课外资源大为收缩，学生的需求却并未减少。学生们经常要面对枪支暴力、家庭虐待和谋杀事件，老师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在学校安排一位帮学生化解悲痛的辅导员。
现在，一所特许学校想要搬进来。计划成立的格林堡成功学院想占据麦金尼的宝地——校舍顶层，那里是学校戏剧班、舞蹈教室和艺术实验室的所在地。这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全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公校私办运动的指导理念是“选择”——给人选择学校的权利，而不必受制于缺陷比比皆是的教育制度和力量强大的教师工会。（由公共出资、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的倡导者认为，特许学校是穷人孩子的救星，是缩小成就差距的办法，这是许多公立学校无法做到的。
但在麦金尼这样的地方，特许学校与公立学校“共处一地”感觉像是与选择恰恰相反。众所周知，特许学校不接受有学习障碍或行为问题的孩子，可麦金尼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属于这两种类型。
如果成功学院落户麦金尼，它的学生会走另外的门，吃不同的饭，校服也比麦金尼的好。这所计划成立的学校的网站上说，家长“不必到布鲁克林的其他地区或花费超过3万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就能让孩子获得卓越严谨的教育”。
麦金尼准备打一场硬仗。它分发传单，警告说会出现“种族隔离”和白人“入侵”。半个世纪之前，达萨尼的外祖母在麦金尼上学时，白人“入侵”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白人都在忙着逃离。
纽约市的学校体系现在是全美最庞大的，种族隔离也最严重。麦金尼的学生中只有1%是白人。的确，成功学院的大多数学生（它的14所学校招收了7000名学生）是黑人或拉美裔，但与达萨尼相比，他们有一个优势：他们是靠抽签赢得入学机会的，而抽签需要大人的帮助，这个大人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电子邮件账户，或至少有一部不会关掉的手机。
达萨尼没有这个条件。她属于另一边。
达萨尼走在麦金尼的走廊里，上课铃马上就要响了。她想找到舞蹈教室。达萨尼从来没穿过舞蹈紧身衣，也从来没在舞场上跳跃过。她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不过，达萨尼首先必须向班主任报到。她幸运地分到了费丝·赫斯特的班上。
形容赫斯特小姐最合适的词是“通电”。她在教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手臂在空中挥舞，声音响彻麦金尼的走廊。在很早以前放弃了演员梦之后，教室就成了她的舞台，学生是全神贯注的观众。
有时，赫斯特小姐顶着蜂窝头，戴着长长的假睫毛来上课。有时，她身穿塞内加尔色彩鲜艳的印花衣服，那是她在“了解我祖国的真相”的旅行中买的。赫斯特小姐说的话学生们毕业后很久都还记得，比如“哦我的天哪天哪！”，还有“好嘞嘞嘞！”。
如果哪个孩子听不懂，赫斯特就会唱起临时现编的歌，很快全班都会跟着唱起来。48岁的赫斯特小姐知道，学生们兴奋的时候学东西最容易。她自己就是这样。她在布鲁克林的马西公房区长大，那是由27栋砖楼组成的一片单调乏味的住宅区，说唱歌手Jay-Z小时候也住在那里。赫斯特小姐永远做不到对自己看到的暴力习以为常。
即使在今天，赫斯特小姐的许多学生过了20岁后也不指望能再活多久。在她以前的学生中，已经有两人被杀。其中一人是个叫安吉尔的男孩，他过去每年夏天都会回到麦金尼帮赫斯特小姐为新学期布置教室。
最近，赫斯特小姐在试一个冒险的法子：她要学生们写自己的讣告。在选择自己的寿命时，学生们多数都选择了以70岁为目标。然后，他们必须想象自己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
“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她说。
1977年，她和第一批黑人学生一起乘校车从公房区到布鲁克林一所主要由白人学生组成的学校上学。一群当地的男孩追着她喊：“滚出我们的地方！”赫斯特提前从高中毕业，上了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31年（其间她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过去了，如今赫斯特小姐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离麦金尼开车仅有很短的距离。哪里都比不上家好。
赫斯特小姐环顾教室，看到的是年轻的自己。她希望她的学生能反过来在她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未来。
达萨尼仔细观察着赫斯特小姐。她的睫毛是达萨尼见过的最长的，像精致的扇子一样伸展着，表现着她的情绪。赫斯特耍宝的时候，睫毛忽闪忽闪的。她着恼的时候，睫毛半垂下来。
达萨尼觉得这个老师既“奇怪”又熟悉。赫斯特小姐出生在贝德福德—斯代文森。达萨尼对那里的每一条街都了如指掌，达萨尼自己的母亲香奈儿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然而，香奈儿与赫斯特小姐截然不同，赫斯特小姐文雅的谈吐让达萨尼心生敬佩。赫斯特把每个辅音都发得清清楚楚，偶尔说一个ain’t——几乎像是对学生们致意。赫斯特小姐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如果我能和你们一样讲话，反过来你们也能和我一样讲话。
在讲“背景线索”的那堂课上，赫斯特小姐开始时平铺直叙。
“你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字，”赫斯特小姐在课上说，“你看看上下文的字句和意思，就解开了那个字。”
然后表演开始了。
“目瞪口呆（flabbergasted），”赫斯特小姐说，“当我发现钱包里有100万美元时，我目瞪口呆。”
达萨尼笑出声来。
“100万美元啊！”赫斯特小姐大笑。“我知道那是很多钱。可它在我的钱包里，而我应该是一文不名，”她长长的睫毛忽闪着，“‘目瞪口呆’的意思是‘又惊又喜’。”
老师是达萨尼所认识的最快乐的大人。被问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的时候，她和弟弟妹妹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当老师。”
在班上，达萨尼高高举手，大声回答问题。她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个子矮，全身散发出强大的信心，这种信心也表现在操场上。
学校里吃得开的那些女孩特别喜欢达萨尼，叫她“矮子”。不过，谁要是说错了话，达萨尼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不出几天的工夫，达萨尼就在学校四处宣扬自己是“终结者”。
9月还没过完，达萨尼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这里没有终结者。”霍姆斯小姐说。
“求您别给我妈妈打电话。”达萨尼嗫嚅着说。
霍姆斯小姐坐的带轮人造革椅子是用胶条绑在一起的。她细细打量着达萨尼。每次听到一个孩子说“求您别给我妈妈打电话”时，霍姆斯小姐就会马上进入“雷达模式”。她在麦金尼待的时间足够长，知道学生若是在学校犯了错，回家可能会挨一顿打。
校长慢慢地转动着椅子来到达萨尼面前，凑到离达萨尼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好吧，”她柔声说，“咱们做个交易。”从这天起，达萨尼同意好好表现。不能再骂人，不能再在洗手间恶作剧，也不能再自称终结者。校长这边不把发生在学校的事情告诉她的家长。
达萨尼的表情轻松起来。说好了以后，霍姆斯小姐挥手让达萨尼离开，尽量不露出微笑。她忍不住对这个小女孩生出了喜爱之情。
在10个人当中睡觉好比一门艺术。你得学会听不到某些声音，闻不到某些气味。但还有别的东西影响着达萨尼的睡眠。锈蚀的水槽不停地滴水，老鼠跑来跑去。家里安了捕鼠器，把食物装在塑料袋里挂在天花板上，全都无济于事。奥本收容所的老鼠总是卷土重来，和公房区那些寻觅中式炸鸡残渣的松鼠一样顽强，香奈儿叫它们“贫民窟松鼠”。
达萨尼和她最亲密的妹妹阿维亚娜同睡一个单人床垫。阿维亚娜名字的灵感来自价格更贵的依云牌（Evian）矿泉水。她们的房间乱得插不下脚：一堆堆的脏衣服、塞在床垫下的鞋子、堆得高高的自行车和外套。窗户上钉着金属栅栏，像监狱的窗栏一样阻挡着视线。头上吊着一张黏黏的捕蝇纸，上面粘满了死掉的昆虫。
开灯后，房间被日光灯照得一片惨白。达萨尼和弟弟妹妹们想尽办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爬上衣柜把顶灯的塑料灯罩拿下来，用蜡笔涂成彩虹的颜色。做作业是最难的。没有桌椅，只有横七竖八的床垫，孩子们只能蹲在印着“无家可归者服务局所有”字样的床单上做作业。
“你的床就是你的地方，”达萨尼说，“你进了门，放下东西，整理一下，从冰箱里拿一包零食，然后就在床上做作业。或者做别的需要做的事。你就待在那个地方—坐下就不起来。”
关了灯后，449室呈现出一种灰色的光晕。有时孩子们会听到声音，5岁的帕帕认为自己看到过一个鬼。天黑后谁也不肯出去上厕所，大家都在达萨尼口中的“尿桶”里解决。
保护隐私是件奢侈的事。达萨尼给自己划了一些小小的圣地：窗户旁一个底朝上的木箱、吃饭时地板上一块特定的地方、吓人的公共卫生间里的一个隔间。达萨尼在隔间里独自坐在马桶盖上，有时看书，或者干脆闭着眼睛。在别的地方她觉得心里堵得慌。
“就好像10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呼吸，但只有5个窗户。”达萨尼说。
孩子们在长大，但房间没有变大。什么都乱糟糟的。什么都瞒不住人——夫妻吵架、破了的内裤、青春期的到来。“无上”踱来踱去，香奈儿压不住火。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
达萨尼太小了，不记得9年前她母亲在哈勒姆区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初遇无上的时候。那时，香奈儿正在戒除“快克”毒瘾，带着两个小女孩——蹒跚学步的达萨尼和还是婴儿的阿维亚娜。无上是一名理发师，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心脏病，留下了两个小孩：有语言障碍的哈利克和有视力障碍的娜娜。
这两个单身家长和他们的4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家庭。香奈儿和无上结婚后又生了4个孩子，这样他们就有了8个孩子。光是这么一大家子就足以让陌生人侧目而视了。
香奈儿想象得到他们心中的念头：她是“福利妈妈”，生孩子是为了占制度的便宜；她不知检点，滥交还不避孕；她没有财务头脑，生得起养不起。对所有这些评判，香奈儿都有话顶回去。她倒是想看看有哪个母亲愿意忍受6次生产的痛苦，只是为了多得几张食品券，“勉强才够一个月使用”。她可不是“管生不管养的妈妈”。她是个一心一意的好妻子，对和她一起养活一家人的男人忠贞不渝——不像许多地位高、皮肤白的女人。
香奈儿生这些孩子不是意外，而是有意怀孕的。她计划生一大堆孩子，认为孩子们之间的纽带是他们的力量。“这是个残酷的世界，”香奈儿对我说，“我不想他们受到伤害。我想让他们互相依靠。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依靠家人以外的人。那些外人口口声声‘姐妹’‘兄弟’，其实不是真正的姐妹和兄弟。”
无论是香奈儿自己还是无上，童年时都有很长时间与生身父母及兄弟姐妹分开。她说：“我们没有家人。”虽然香奈儿有个疼爱她的教母，但是她在成长期间一直渴望和生母在一起，“渴望得到爱”。
“所以我们把街头当成家，”香奈儿说，“我不想让街头也成为孩子们的家。”
达萨尼有时可以看出，街头仍然是家，至少对她父母来说，他们借以谋生的网络依然在街头。无上叫卖DVD光盘，有时在收容所里给人理发。香奈儿从商店里偷衣服，然后拿到街上去卖。
他们的生活也依靠公共援助，每个月数额都不一样。2012年10月，达萨尼一家每个月能领182美元福利现金、1103美元的食品券，还有给无上自己两个孩子的724美元幸存者福利金（因为他们的妈妈、无上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了）。这些钱分到每一天大约65美元，等于家里10口人每人6.5美元——够买1张地铁票和1加仑牛奶。
不过这已经比很多人拿到的多了。所有无家可归者家庭中，领取幸存者福利金的不到2%。在一些人看来，达萨尼的父母是“在钻制度的空子”。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不过是“努力把日子过下去”。无论如何，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一个8个孩子的贫穷家庭靠没有大学文凭的父母来养，日子很是艰难。
香奈儿经常觉得纽约不是穷人待的地方。她一家人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收容所里，不用交房租，还有一日三餐。
“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说。
过去几年，香奈儿和无上偶尔进过监狱，大多是轻罪，或者是偷食品，或者是在地铁站逃票。最严重的指控是打架或者与毒品相关的行为。每一次，他们都信誓旦旦地要改过自新。他们说要找真正的工作，但障碍重重：他们有犯罪前科；他们不时会故态复萌；他们必须每天去戒毒所接受治疗，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对子女的监护权。香奈儿曾在一家杜安里德店里当保安，但那是6个月前的事了。几年前，她在斯塔滕岛当过公园清洁工，那时无上也在斯塔滕岛的一家理发店工作。他们只要觉得别人对自己有丝毫不敬就会勃然大怒。香奈儿听治疗师说，受轻视的感觉通常是引爆像她这样的人的“扳机”，使他们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创痛，那些靠吸毒来麻痹的创痛。
“别人不能支使她，”达萨尼在谈到她母亲时说，“她要自己说了算。”
无上近来对家里的福利收入把得很严，现在连洗衣服的钱都不给香奈儿，两人因此时常吵架。这种时候，达萨尼对无上感到说不出来的愤怒。她狠狠地瞪着他，心里揪成一团。她的继父从来都喜怒无常，刚刚还是慈爱的父亲，下一刻就是暴君。家人永远不知道无上会以什么面目出现。有时他干脆不见踪影。
如果香奈儿因为洗衣钱的事逼得太紧，无上完全可能一走了之。于是香奈儿只能息事宁人。很快，达萨尼的校服带了污渍。她的头发也不再编成辫子，被别人嘲笑为“尿布”。达萨尼最怕人家这么说她。
在学校，关于达萨尼住处的流言开始传播。在中学部的157名学生中，只有6人住在收容所里。最终，达萨尼无家可归的身份还是暴露了，她索性做到名副其实。她是个骄傲的女孩。对于自己无家可归的真相——正如对其他意想不到的灾难那样—她必须想办法把它变得对自己有利。
达萨尼开始自称“街头”。她挑战男孩，和他们比赛掰手腕。看着达萨尼在攀爬架上做引体向上练出来的发达的肱二头肌，男孩们都傻眼了。
老师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看到达萨尼不再穿校服了，以为她是为了显得强横。其实恰恰相反：达萨尼显得强横，因为她已经无法穿得飒了。达萨尼认识的白人用4根手指就数得过来：一个法院指定的律师、一个在人行道上布道的传教士、一个做社工的修女和一个电脑科学老师。除了他们之外，偶尔还能遇到白人社工、白人片警或白人市级检查员。
白人分两类。一类人的工作是监督达萨尼一家的情况，另一类是被派来提供帮助的。有时，同样的人身兼这两类职能。达萨尼一家并不信任他们。这些人进入达萨尼的生活，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2012年10月4日下午，这一小群白人中又加上了身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我。
我站在奥本收容所前面，试图和无家可归的母亲们交谈。我已经花了几天的时间想办法进入这个严格规定公众与媒体不得入内的收容所。据说里面的条件很差。当地一位大名鼎鼎的修女告诉我，一个10口之家挤在一个房间里。
那些无家可归的母亲上下打量着我。我穿的是所有街头新闻记者都穿的旧牛仔裤。后来我发现，社工也穿这类服装。更糟糕的是，密探也这么穿。外面的每个人都努力显得和这里的人一样。
“你该去和她谈。”一位母亲指向朝这边走来的一个满脸雀斑的高大女人。那女人步伐坚定，像个操练教官，身后跟着7个孩子。香奈儿停下脚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她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显示力量）。我做了自我介绍，把我的名片递给她。香奈儿后来承认，她看得出我不是密探，因为我戴着一顶软塌塌的不合适的毛线帽，而且经常把笔掉到地上。我太引人注意了，不可能是缉毒队的。
很快，我们开始在附近的公园会面，我的笔记本记满了香奈儿的生活经历。然而，我每写下几行字，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声音来自香奈儿身边那个胆大淘气的11岁女孩。达萨尼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有时她给我表演侧手翻和后下腰，有时她给我讲述她和奥本收容所内杀不完的老鼠的最新战况。
达萨尼虽然活泼好动，但也是个细心的聆听者。她像是有一台录音机一样，记住了我生活中的各种事实：我39岁，有两个小女儿；我是《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我从曼哈顿上西区坐2号地铁上班，喝那种让达萨尼伸出舌头做出作呕状的绿色果蔬汁。
关于我的每一件事都会引出达萨尼的一串新问题。她想知道我打电话为什么说西班牙语。她想知道我的星座和我最喜欢的歌手。她想知道我旅行到过什么地方。
达萨尼和香奈儿没有理由信任我。最终，香奈儿实话告诉我，假如我不是个母亲，她决不会让我接近她的孩子。另一个对我有利的因素是——用她的话说——我并非“全白”，而是“拉美裔”。达萨尼知道我的族裔后非常开心，因为她的亲生父亲有一半多米尼加血统。但是对香奈儿来说，种族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不过是个有研究生学位的白皮肤拉美裔，但我却因此能够享受某种特权。后来几年中，香奈儿一直在观察并仔细研究这种特权。
除此之外，我能引起她们好感的唯一因素是我使用的数码录音笔，达萨尼说那是我的“间谍笔”。事实上，她们一家想让我刺探奥本收容所的情况，而我做这件事需要她们一家人的帮助。收容所防范严密，我只能从外面报道，于是我请达萨尼的家人用《纽约时报》提供的摄影机记录他们房间的状况。我们还给了香奈儿一部手机以确保我们与她联系畅通，因为无上总是把他的“生命线”手机（由联邦政府免费提供）每月的分钟数用光。
很快我就看到了他们录下的老鼠、蟑螂和墙上霉斑的影像。奥本收容所的衰败对市级和州级检查员来说不是什么秘密。自从达萨尼一家住进他们的房间后，检查员发现了那个房间有13处违规，包括使用了含铅油漆。在任的官员和市政府行政人员多年前就知道这个收容所的问题，乔治亚娜修女主持的当地非营利组织“格林堡SNAP”一直就此对他们紧追不舍。
每次奥本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来到449室时，似乎都不是来提供帮助，而是来斥责的。他们专挑达萨尼家的刺，说房间“太乱”，不够干净。对于没有隔断来保护隐私，老鼠蟑螂到处都是这些奥本收容所自身的明显失职，他们却视若无睹。
最近达萨尼家的水槽出了毛病，但奥本收容所没有派人来修。水槽整夜滴滴答答地漏水，吵得达萨尼睡不着觉。她知道她妈妈恳求过工作人员，让他们来修水槽。最后，达萨尼实在受不了了。她蹲低身子，检查水管。
“谁也没想过把它推进去拧紧。”她说。她很快地拉扯了几下就修好了。弟弟妹妹们高兴得尖叫起来。
没人注意到这个收容所的预算是900万美元，它的上级机构掌管的资金更是收容所预算的百倍以上。而在这个收容所里，修水管要靠一个11岁的女孩。（本文选自中信出版集团 · 新思文化《看不见的孩子》，略有删减）[美] 安德里亚·埃利奥特 著 / 林华 译 / 中信出版集团 · 新思文化 / 2023年4月《纽约时报》调查记者，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获
普利策新闻奖及图书奖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7-12 09:22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