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引发激烈讨论

源济

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引发激烈讨论

Original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3-07-03 18:55

今年在瑞士，

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
引发媒体和公众激烈讨论。

它形似小型太空舱，能搬到任何地方，

人躺进去关上舱门，

回答一系列评估问题，

按下按钮，

氧气就会在30秒内骤降为0，

无需他人协助，5分钟内无痛死去。

未来这个设备还可实现3D打印，

只要一个软件，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它“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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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安乐死舱（sarco)正在做最后测试（右一为设计者之一Philip Nitschke博士）

它的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

出生于澳大利亚，如今75岁。

他被外媒称为“死亡博士”，

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协助他人安乐死的医生，

1997年，

他创办了协助安乐死的公益机构，

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实践，

成了饱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

目前世界范围内，

安乐死仍然面临巨大争议，

只在荷兰、瑞士、比利时等

少数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合法化。

我们专访了Philip Nitschke，

他如何理解死亡？

安乐死舱的研发进行到了哪一步，

又在世界上面临着哪些争议？

自述：Philip Nitschke

编辑：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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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Nitschke博士

我是世界上第一位协助病人自愿安乐死的医生。从1997年帮助第一个病人安乐死至今，快过去30年了。但关于安乐死的争议，从来没间断过。

即使到今天，实现安乐死合法的地方依然不多，只有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安乐死设置的条件很多，比如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愿请求安乐死，而且要经过医生多次评估确认。

早期安乐死也都是用药物注射的方式，但大多数药物很难获得。即使找到了，普通人也很难将针头插入静脉。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安乐死始终需要人协助，而涉及他人协助，就很难避免伦理、法律问题。所以安乐死的程序一直很繁琐。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人更自由地选择安乐死？

所以这些年里，我设计了很多安乐死的方式，发明过自动注射药物的设备、降低细胞含氧量的药物，使用氮气等等。安乐死舱就是一步步发展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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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安乐死舱（Sarco)，很多人都在好奇围观

2017年，我们就设计完成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年6月，我们才开始做最后测试。

我关注了很多报道，发现欧洲的民众对安乐死舱很感兴趣，媒体的调查里，大概超过30%的人表达了支持。另外也有很多人反对，觉得这件事很恐怖。但这是安乐死一直面临的争议，我并不惊讶。

现在，安乐死舱只在瑞士开启小范围测试。自2010年以来，每年大概有1000多个外国人去瑞士进行安乐死，而且瑞士有一条独特的法律，即使这个人没生病，协助对方安乐死也不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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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安乐死舱（sarco)

安乐死舱外形像一个小型太空飞船。设备长度大概是成年人的身长。人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将它搬过去，躺进去关上舱门，回答一系列评估性的问题，按下里面的按钮。随后，整个胶囊舱里就会充满氮气，随着氮气越来越多，氧气含量会从20%快速下降。

刚开始，安乐死舱里的人不会有任何不舒适，慢慢地，可能有些头晕，类似“迷失方向”的感觉。等到氧气含量几乎降为0，人会迅速失去知觉，但整个过程里，人会感觉很放松。

除了伦理和法律问题外，我们还要考虑很多。因为安乐死一定要让人平和、无痛苦，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要做很多技术测试。

比如，要确保舱内的气体水平下降得足够快，缩短人陷入昏迷的时间。而且要检测舱内的温度，因为气体是比较冷的，在里面待太久会不舒适。我们还会安装一个虚拟现实的显示器，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舱内的样子，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躺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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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Philip Nitschke博士和参观者

在使用前，我们会反复确定对方的真实意志。要求当事人头脑清醒，精神正常。所以在使用安乐死舱之前，我们会做一个小测试，测试这个人是否心智健全。

目前我们会问3个问题。你是谁？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吗？所有的回答都会被录音。确保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

设计这3个问题，是因为瑞士法律规定，协助任何人安乐死，都要问这3个问题，而且要把整个过程录制下来。安乐死结束后，相关机构会来检查尸体，并且查看录像。

当然，仅仅问这些来测试人的心智能力是不够的。我们也会请瑞士的精神病医生过来，评估使用者的心智能力，确保他们是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的。

安乐死舱也不是固定的，它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搬运到任何地方，舱外也许就是高山、河流或者蓝天。我们还会研发3D打印功能，给想要使用的人一个软件，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打印出来使用。这些都将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也考虑到了有些身体不能自主的病人，他们要协助被放进舱内，但是开关依然由他们自己控制。我们设计了语音控制系统，只要人还能说话，就可以用语音激活系统完成安乐死。所以，“能说话”，算是基础条件了。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浪漫，它让死亡变成了一个优雅的仪式，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死去的时间，比如一个纪念日，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把它搬到风景很好的地方，叫上亲人朋友，你准备好离开的时候，就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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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Philip Nitschke 在澳大利亚北部库拉林加的办公室。图片来源：Rohan Sullivan/美联社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1972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将近40岁才开始学医，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工作时，亲眼见到很多生命垂危却对此无能为力的人。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出台了第一部安乐死合法的法律，当时大家普遍反对。

很多人都有宗教信仰，他们觉得人的生命属于上帝，人没有权利剥夺自己的生命。不过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个。还有些医生认为，放弃病人是有违医德的，只有人病到很严重的地步、医学无力回天的时候，才能帮他们解脱。我之前做医生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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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深海长眠》，讲述一个全身瘫痪的人，在26年时间里，一直争取安乐死却始终无法获准的故事。

也是在1997年，当时的法律出台不久，我就帮助了第一个病人。他当时已是前列腺癌晚期。每次去病房看他，都能感受到那眼神里的无助。但治疗不曾间断，各种管子、仪器支撑着他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安乐死。

我非常支持他，但当时执行起来很困难。根据法律，我至少要得到其他4个医生的支持。我在医院里四处游说，被拒绝了很多次。

争取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得到了4个医生的签名。在执行安乐死的前一天，那个病人还邀请我去他家里吃午饭，我们聊了很多，他丝毫不觉得第二天的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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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Philip Nitschke 和他的安乐死输送系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装有注射器的盒子，该注射器通过静脉导管连接到患者并由压缩空气驱动。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时，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简易的装置，病人按下一个按钮，药物会自动注射进去。虽然我可以直接用助推器把药推进他的静脉。但我还是希望病人能决定自己的死亡，就用了我设计的那个装置。

我还记得，那天他的妻子抱着他，机器一端连接着电脑，电脑上会显示：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死。

他和妻子告别，然后按下按钮。就这样，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之后的两年里，我在澳大利亚用这台设备帮助4个人完成了安乐死。现在这个设备收藏在伦敦的英国科学博物馆。

我之前的教育背景是科学，所以我一直挺理性。每次人们跟我说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也会非常难过，但最初几年，我一直遵循安乐死的法律流程，只帮助一些生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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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人口学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有55.2%的人赞成安乐死，有44.8%的人不赞同或保持中立，其中明确反对占7.1%

澳大利亚北部的安乐死法案仅仅持续了8个月，1997年3月又被推翻了。

那几年里，我依然能接触到很多想要安乐死的人。慢慢地，我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那是2000年，我当时在澳大利亚珀斯主持一个关于安乐死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有个女士找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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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死亡医生》剧照，电影讲述了一个帮助绝症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他面临巨大压力但始终坚信，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最大程度救助病人，也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对死的渴望。

她是个大学教授，说自己4年后就会死，想知道哪里能获得安乐死药物，希望我能给些帮助和建议。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自己很健康，但再过4年，她就80岁了，她觉得80岁就应该寿终正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肯定是得了绝症。

后来我每次去珀斯，她都来找我，问我一些关于安乐死药品的问题。3年、2年、1年，就快要到她说的那个时间了。她一直穷追不舍地问，打算什么时候回答她当时提的问题。

我总是安抚她，我说你现在身体还挺好，怎么总想着要死？为什么不去坐游轮，不去旅行，或者写一本书呢？

她回我：“你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的事情？你没权利跟我说什么时候能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只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关于药物的信息，不想听你的生死观。”

她觉得，我作为医生，一直在按自己的标准做选择，判断谁可以选择安乐死，谁不行。“你有关于安乐死的药物信息，我想要，你为什么就要把这些信息憋着，不告诉我？”她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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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受邀参加TED演讲，分享他对于安乐死的观念

我当时很震惊，这和当时大家对安乐死的认知都不一样。

那几年，也有很多夫妻来找我，他们其中一人病得很重，另一个健康，但也想和爱人同时死去。根据当时世界上已经通过的安乐死法案，这是不允许的。

直到我见到那个想80岁死去的女士，我才开始认真想这个问题。一个人身体健康但也想安乐死，为什么就不行呢？这位女士改变了我。

在她80岁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车里结束了生命。当时这件事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大家质疑，以前以为安乐死只能帮身患癌症的人死去，但我帮了一个没有生病的人，很多人觉得这样会让安乐死失控，引发新的问题。

但也有些人很支持我，他们觉得，人可以为自己的死亡作出决定。一个人只要心智健全，还有判断能力，就有权利用平和、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因为如果有选择，没人愿意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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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philip，和他的狗在一起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持续不断。困境和阻力主要来源于患者、家属、医生和社会。

普遍观点是，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人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病人的家人一方面不舍得亲人离世，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承担繁重的照护压力。

医生群体觉得，他们有“救死扶伤”的义务，社会观念上，安乐死合法化也意味着自杀的合法化，在很多文化里，这都是很负面的。

安乐死问题始终要面对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拷问。因此，当我支持安乐死并为此奔走的时候，也就会不断卷入麻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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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坚持开展关于安乐死的论坛和讲座

2014年2月，在一次安乐死论坛结束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想要得到安乐死的药物。我们当时聊了聊具体的情况，因为我还要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判断，没有当场提供关于安乐死的信息。

后来才知道，他涉嫌杀害了妻子，是警方的嫌疑人。几天之后，他自杀了。我也成了众矢之的，外界片面认为是我协助他自杀的，我的医生执照被吊销了。

我不认可这个“判决”，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后来也赢了官司。其实在推进安乐死的实践里，有很多麻烦都是不可知的。

围绕安乐死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或者医生都觉得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这就是正义的。但一旦决定权在别人自己手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这样。

慢慢地，我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当医生，2015年，我公开烧毁了我的医生执照，放弃了医生的身份。我去了荷兰，那里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1997年，我成立了一个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的组织，叫Exit International。现在，我们大概有25000个成员，他们都是7、80岁的老人。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也会为一些人提供安乐死的科普。

这么多年里，我经常和警察打交道。他们觉得我在帮别人自杀，但实际上，我没有直接给任何人药物，只是提供安乐死的科普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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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和母亲在一起

4年前，我回到澳大利亚，在很多大城市举行安乐死相关的论坛，当时有很多70岁以上的人来参加。

他们想安乐死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觉得身体衰老了，生活变得困难；有些人觉得现在挺快乐，生命停止这个节点足矣；也有些人想自己选个好日子离开。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会越来越长寿，但很多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很低，他们也面临着想安乐死却无法实现的困境。

就比如我的母亲，她94岁的时候住进了疗养院。虽然没生病，但由于身体机能退化，她必须要人扶着才能四处活动，因为消化功能不好，只能吃一些流食。她以前喜欢户外运动，后来连洗澡都成问题。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说不想再这样活着了，她想死。

但那时候我只能安慰她，因为没有身患绝症，是没资格安乐死的。我只能看着她这样煎熬到生命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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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和David Goodall，当时David选择前往瑞士安乐死，Philip一路陪同，当时引起国外各大媒体的热议和关注

2018年，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大卫·古道尔找到我，说他想要安乐死。他在大学工作了一生，一直到100岁还在工作。到了104岁，虽然身体健康，但他想结束生命了。

但他在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除非是病危，否则无法安乐死。有人建议他装病，但他很坚持，“我没病，为什么要装？为什么要跑到世界其他地方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后来我们去了瑞士，他在那里注射药物死了。他向世界展示了瑞士这个体系的重要性。

很多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觉得死亡一定是不好的、消极的、人就应该拼命活着，自己结束生命是不光彩的。

这两年，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人经受的身体折磨是能被看到的，但还有很多人在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精神分裂、躁郁症等等，他们或许也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生命。

在荷兰和比利时，目前精神病患者已经可以接受安乐死，比如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厌食症患者、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但在有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依然是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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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道别派对》：主人公为了帮助身边的人解脱，制造了一台安乐死机器，让想执行安乐死的人能按下按钮终结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在研究安乐死的“痴呆困境”，患有痴呆症的人如何提前安排自己安乐死问题，如果他们精神错乱，如何行使自己决定死亡的权利？

所以我和团队正在设计一个可植入身体的死亡开关。比如有些老年人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设置一个时间。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后某个时间死亡。

如果到了那个时间，他们确实失去了意识，体内的开关会自动开启，结束他们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可以随时决定取消这个开关。

现在荷兰也在探讨一个法案，即面对75岁以上人群的“完整生命法”，如果你已经75岁以上，认为自己已经达成生命完整，想要提前结束生命，是可以申请药物的。

关于死亡，关于生命的终结，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我能参与其中，觉得很有成就感。

在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正在缓慢推进。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样态，决定离开世界的那天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那可以成为一个浪漫的仪式，我们可以笑着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