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坎。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分布：
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
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
在中国，2000多个县级单位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
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
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生源，相应地，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
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本文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
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小镇废物”。
“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迈进大学的校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
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A县里，一共有四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
“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 他表述不假。
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
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七八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
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
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文庙，也是当地家长为子女祈求学运的风水宝地 / 图虫创意
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
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西北某省会下辖的B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
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
“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路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教育期望。
在晋北C县，璐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
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
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
璐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璐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
“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
璐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
璐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璐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县一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
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
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中悄无声息地上演 / 视觉中国
魏巍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
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
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三千多块钱的“耐克詹10”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帮运动少年。
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璐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璐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家里有条件的县城父母，会努力培养孩子进市重点、省重点高中，避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 / 视觉中国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
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
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四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
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三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二本线（510分），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
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一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河南省滑县的一所中学，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晨练 / 视觉中国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
魏巍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魏巍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
“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魏巍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
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璐子。2012年报大学，璐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
璐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璐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
“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璐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
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根据教育局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70%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
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
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万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数他最穷。
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
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地，大强决定回家。
珠海与澳门隔江相望，那些富家子弟们过着大强想象不到的奢侈生活 / 视觉中国
璐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也学。”
从县一中考上大学，璐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璐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期。
“我以前只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
参加了工作之后，璐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
读了5年法医专业，璐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3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最终，璐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到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
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礼”蒙迪欧来上班，璐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
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
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出头。
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两三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
魏巍就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
就是当年他在县一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璐子早在10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
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璐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生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A、B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1/5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3倍还多。如今，像璐子表舅还有魏巍这样，考出县一中、跳出精英循环的，都已经成为了传说。
研究生毕业后，魏巍在泰国落了脚，是少有的实现了阶层跃升的“县中学子”
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
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上个好高中。
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挂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
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漂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三十多，她后面的第三名则和她差了五十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两百分。
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
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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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望红.(2021).我国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与振兴道路.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06),14-21. doi:10.19503/j.cnki.1671-6124.2021.06.003.
[3]林小英,杨蕊辰 & 范杰.(2019).被抽空的县级中学——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与突破. 文化纵横(06),100-108+143.
[4]齐燕.(2019).“县中模式”:农村高中教育的运作与形成机制. 求索(06),118-125.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9.06.015.
[5]郭丛斌 & 王家齐.(2018).我国精英大学的生源究竟在何方——以A大学和B大学2013级生源为例. 教育研究(12),99-108.
[6]习勇生.(2014).“超级中学”:普通高中校际差距的催化剂. 中国教育学刊(06),15-18.
[7]青年志.(2023).“高考之外，县城中学里“被剩下的孩子”.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7-19 11: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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