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277年，中国东南沿海倭患不断。其中，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对东南沿海的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安全损失甚大。在抗倭战争中，涌现了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等名将，但实际上，嘉靖朝首任治倭长官是不为人熟知的朱纨。朱纨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以个人悲剧收场，湮没在故纸堆中。明朝建立初期，中国东南海上有较多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这些残余势力与原统治区有着千丝万缕万缕的关系，不断对东南沿海进行侵袭。元末以来,来自日本的倭寇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地区形势较为紧张。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对东南沿海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与人民对海洋的依赖认识不足，面对这样的局势，于洪武七年将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裁撤，并于洪武十四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正式开始了海禁。此后，明政府又多次下令严厉海禁。洪武二十七年，为彻底取消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为了严格海禁政策的执行，明政府于洪武二十年将舟山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至内陆，废弃了这些土地。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尽。”
与海禁政策同步的是设立东南沿海卫所。为了防备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在东南沿海整顿海防“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信国公汤和往浙江整饬海防，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设立了大量的卫所。洪武十九年又命信国公汤和于至江浙一带筑城五十九座以庇护百姓。海禁政策初期对保障东南沿海不受倭寇侵扰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抗倭与东南地区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大多依靠海洋，海禁使得闽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许多百姓铤而走险出海贸易以资生存，在受到官府追捕时被迫加入倭寇的行列。而对沿海地区岛屿的弃置，又给海盗提供了栖身之所。海禁政策并不能完全禁绝海上贸易，走私商贩为谋取暴利活跃于东南沿海。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法商贩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勾结海盗，与沿海势家大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嘉靖年间，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群体日益庞大，走私活动猖獗。此时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前夜，国内战乱不断，越来越多的破产武士难以生存，来到富饶的中国东南沿海劫掠。而中国承平多年，东南地区武备废弛，“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对东南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坏“吴粤之民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释耒，红女寝机。甚則族类离散，逃竄别邑。或父子老弱系虏相隨於路，其死伤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县几为丘墟，其祸惨于正統时矣”。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倭患，明政府于嘉靖二十六年命右副都御使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负责起东南沿海的抗倭事宜。朱纨是正德十六年进士，在各地任职多年，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正直清廉，并有指挥军事作战的经历。朱纨到任后，发现当地局势很复杂。当初太祖下令“片板不许入海”，之后走私贸易猖獗“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在此时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机构“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庞大的走私团伙背后是闽浙地方豪强“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之通婚。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在贸易中，中国走私商人“颇抑勒其值”，在无法偿还时便以报官恐吓以求拖延。由于始终无法兑现，倭人大怒，勾结中国海盗杀人取偿“内地奸豪往往与为市，不偿直。夷索逋急，则哃喝官府以纵寇为词，共出则阴泄之倭，速其去，且树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挟王资而來，不得直，何以归报？因盘踞岛中，亡命无赖及小民迫於贪酷，饥寒困苦者咸相率从乱”。在报复的过程中，倭寇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于是便放弃走私贸易转而进行无本万利的武力劫掠。面对这样的状况，“淸强峭直，勇于任事”的朱纨采纳了佥事项高和部分士民的意见，认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朝廷要求再次严厉海禁，以求杜绝倭患。朱纨在此次禁海中做的极为出色“视事日悉扫一切应酬，早夜申约束通海内地奸民”，在最高长官以身作则下，闽浙地方海禁执行严格“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在这样的高压下，走私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但是，闽浙大族与普通百姓都靠海为生，如此严厉的海禁政策截断了其收入主要来源，招致了地方上下的一致反对“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势家大族想要拉朱纨下水，从金钱和仕途上对朱纨威逼利诱“宁波赵文华啖以南京侍郎，挟以身后之祸，说以市舶之利，与屠侨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力”。但是朱纨一心以海禁除倭报国为重，不为所动，厉行海禁“公有文武才略，清强峭直，深恶墨吏大猾如仇雠，前后所操切，黄墨以下多望风解印绶去”。在严格海禁的同时，朱纨还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军事措施，有效地打击了沿海倭寇“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抚岛夷六百人；移镇定海，屡破贼馀皇，又大破贼于温、盘、南麂诸洋”，并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擒获贼首许栋，填塞了海盗的重要根据地双屿岛。但是在朝中闽浙籍官员的左右下，朱纨仅仅得到一次封赏。由于利益上的不可调和，朱纨与闽浙大族的矛盾愈演愈烈。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仅仅在填塞双屿岛的后一个月，日本贡使未按期来贡，朱纨请求朝廷允许。夜晚有人以书信投到贡使居住的驿馆，挑拨贡使袭杀朱纨，闽籍官员得知此事但并未告诉朱纨。所幸这次挑拨未能得逞，而朱纨的请求在阻挠下也未得允许。与此同时，闽浙大族借口朱纨擒获的“皆良民，非贼党”，并且“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为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朱纨上疏申辩，“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并使用手中的权力便宜行戮。闽浙士大夫对此惊恐痛恨，“于是诸不便者大哗诋诬，惑乱视听”，发动在朝为官的闽浙籍言官周亮、叶镗弹劾朱纨。世宗受到蛊惑发生动摇，将朱纨由原任提督闽浙军务、巡抚浙江改为浙江巡视，“仍改巡视，事宁回京。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此次落职对朱纨影响极大，他手中的权力大大缩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有效贯彻自己的政策。面对这种情况，朱纨数次上疏朝廷申辩，在奏折中“语多激愤”，触怒了当时朝中的首辅严嵩“因而有侵执政语，执政闻之亦不善也”。在落职之前，朱纨击败了劫掠诏安的佛郎机人，抓住了另一个重要贼首李光头，将之处死，并以此为契机弹劾世家大族“复以便宜戮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这一次，言官陈久德弹劾朱纨擅杀，朝廷“落纨职，命兵科给事中杜汝祯按问”。朱纨自知因为自己行事清廉刚果，得罪了朝廷大员与闽浙势族，又无钱贿赂前来调查的官员，不愿对簿，于是饮毒药自杀“公居恒叹吾贫无贿赂不任狱，病痔不任狱，负气不忍诟不任狱。纵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粤之人必死我。我死自决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鸩以卒。年仅五十有八”。果然，朱纨死后按问官员回复朝廷，坐朱纨擅杀。朝廷下令逮捕朱纨，朱纨已死，便把朱纨的两个得力副手海道副使柯乔、都指挥卢镗问成死罪关押。朱纨死后，朝廷罢免巡视大臣数年不设，海禁再度松弛，朱纨整顿的武备也再度废弛。“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遣散之，撤备弛禁”。此后未有多久，东南沿海倭患大作。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势力最大的正是在闽浙势家庇护下逃走的大盗许栋的手下汪直“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穴其中者以内地不得逞，悉逸出海岛中为倭谋主，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倭患日剧”。卷土重来的倭寇遇上再度废弛的东南军备，直将大明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搅得一片狼藉，明政府动员了极大的力量方才重新将满目疮痍的东南安定下来。朱纨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朱纨个人为官清廉敢于任事，在具体执行中，他才兼文武，从政策贯彻和军事手段上双管齐下，有效的打击了东南地区已成规模的倭寇，是难得一见的优秀官吏。但由于他所有效维护的是一条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政策，海禁在当时已经成为阻碍东南地区发展的障碍，所以他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在朱纨自杀后的17年，即隆庆元年（1567）年，大明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商人远贩东西二洋。东南各地的民间贸易走向繁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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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7-30 1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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