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群码头工人的受苦，我在想一件事情，被卷入这样集体的苦难的，只是1980年代基隆那一群遥远的码头工人吗？是因为他们很边缘，很底层，很没有生活技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大家好，我是魏明毅，我是一位心理师。在大家的想象当中，可能心理师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很温馨、很温暖的小房间里。的确，我大部分的工作地点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
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师，因为我也会到城市，到乡村，到滨海，到各种地方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我会在各种地方遇到各种人，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特性和类型，老人有老人的议题，小孩有小孩的议题。
工作十年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我不太安心的地方：不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职业类别或是哪一个年龄，进到这个小小会谈室的人，他们来谈的议题，都有一个是跟寻短见有关系的。
假设只是一位位来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往前走，那大概也可以说，他的个人或是家庭遇到了很特殊的困境。但是当我不论在哪一个地方，听到的话都是类似的时候，我觉得这太不正常了。
我尝试去问这些来会谈的人，但我发现无论怎样去问，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蛮片面的。在这个温馨的会谈室，我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段的人，我没有办法去知道答案。
所以我停掉了我的工作，离开了会谈室，又回到学校念了人类学研究所，蹲进了一个田野。我想要留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而不是仅做一次两次的访问。我想要知道，在会谈室打开之后，这一群人，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选择了一个地方，它是台湾最北端的城市，叫基隆。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是台湾连年以来自杀率最高的城市。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基隆，无论是坐车还是搭火车，一进到基隆站，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港市合一”。也就是你在市中心的同时，也能看到海港。
▲ 图片来源：魏明毅
在台湾，除了南投之外，每个县市都临海，但没有一个县市像基隆一样，它的市街就在海港的旁边。
当然，这跟基隆是一个丘陵地势有关系，它只有5%的平地，也就是说所有的店铺、交通运输的集合点，大概都会集合在小小的5%的平地上。
基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台湾的雨都，《港都夜雨》这首歌就是唱的基隆。我曾经听我的报道人说，在他们小时候，大概1960年代或是1950年代，一年只有10天左右天晴。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大概是因为气候整个大变迁，所以也不再有这个情况。
我想要说，很多人听到我说基隆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几乎100%会回答我说，那很简单，应该就是多雨吧，下雨就容易忧愁，就容易抑郁，就容易寻短。
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法说服我。我认为我需要经过更多的理解跟仔细的抽丝剥茧，才可以知道这样连年的高自杀率是怎么来的，所以我抱着这样的心情进到了基隆。
还没有跑田野之前，我没有去过基隆，所以基隆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怎么办？后来通过我朋友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叫阿华。
阿华是一个吊车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吊车司机的工作大概就是驾驶一个机械设备，它上面有一个很深的勺，把船舱底下的沙跟石舀起来再移动到岸上。
我第一天遇到的当地人，除了吊车司机阿华之外，还有我的房东，他也在码头工作，他是装卸工，负责装卸货柜。
装卸工分为两类，徒手装卸或者是用机器操作。机器有大有小，最小的机器大概是一人半高，最大的话大概有10层楼高。
一开始我还觉得蛮巧的，第一天认识的两个当地人，他们都是码头工人，后来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恰巧。
因为之后我遇到的当地男性，比如说阿华的朋友、房东的儿子，或者是我在小吃摊吃东西时遇到的陌生人、我去问路搭话的人，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在码头工作。
除了吊车司机、装卸工，货柜车司机也是码头工人的一种。李正德就是一个货柜车司机，他是我之后田野的一个主要报道人，负责开大型车子进到货柜船旁边装卸。
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他们的工作都跟码头相关，比如市街上面卖小吃的摊主可能是码头工人的太太，这种产业也是应着码头而生的。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虽然在这里工作，可是他们都是异乡人，很少有基隆当地人。在我认识的码头工人里面，除了像李正德这类货柜车司机之外，其他几乎全部是外乡人。这是为什么呢？
码头工作其实很辛苦，不论刮风、下雨或是天热，你都要进码头，所以当地人在找得到其他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不太愿意进码头的，虽然收入是相对丰厚的。
而这群码头工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台湾东北部的宜兰、中部的鹿港、还有更靠海的清水。因为基隆码头是国际货港，比起他们在家乡务农也好，还是在宜兰港、台中港也好，收入都要好很多。所以那时一大批壮丁跟少年就被吸引到基隆码头上。
这个异乡人的身份是重要的，他们在刚进到基隆的时候，和我一样也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他们最先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就都会是相同背景的异乡人。
我在跟这群人谈话聊天的时候，很意外地发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会连接到某一个时代，而且在连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说话的神情跟语气，会跟平常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他们的音调会变高，下巴会微微抬高10度、15度，看上去意气风发。
他们称那个时代为“红透半边天”。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在1984年，基隆是全世界第七大港口。各位可以想象，那时整个基隆港口是24小时开放营运的，它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没有除夕夜，没有新年，因为有非常多的国际货柜船要进来，每次停泊都是有费用的。
船进来之后，必须马上有码头工人进行装卸，所以它不只是白天有着络绎不绝的货船，到了晚上，那个巨型的探照灯，照着不间断进出港口的货柜船，整个码头上空都被照得红彤彤的。
因此谈起那个年代，码头工人就会是一个很骄傲的口气。
这个红透半边天，不是只在码头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基隆是“港市合一”，当码头上面是红彤彤的时候，码头之外的那些市街上，到了夜间同样是一个热闹闹不夜城。
码头工人告诉，那时候他们的世界大概切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上工，这跟国际贸易船非常频繁的进出是有关系的。
我讲一个例子各位可能就会明白。在1980年代，一个码头工人或者是货柜车司机，他们一个月的本薪加外快有时候可以到20万台币，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为进出的货柜非常多，每一个货柜主都要抢时间，都希望快。比如他本来排队排在第十个，希望自己挪到第一个，就会给码头工人塞红包，但是排在第十一个的也希望排在第一个，他就会再给更多的红包。
这群码头工人的本薪也许是不多，但是那个外快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
李正德就跟我讲过说，当时他很容易和老板有冲突，但是跟老板吵架没有关系，我车钥匙交还给他就好了，因为还有一大串的车钥匙在等着他去挑选。所以那是一个事求人的年代，码头工人的上工时间也就非常地长。
小吃摊的报道人也告诉我说，在1980年或者是1970年代，“做一摊苦力，胜过做三摊海三厂”。意思是说，做一桌码头工人赚的钱，可能胜过做三摊的公务人员。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红透半边天在市街上面的景象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上工之后就回家吗？没有，还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候工。为什么要候工？因为在1980年代、1970年代，科技发展还不像现在，不是大家都有手机，也不是大家都有车。
船随时会进来，随时需要有工人能够马上上岸，所以你不能走远，你要在岸边，能够随时被工头叫得到，这就形成了一个候工的文化。
当码头工人下工了，他们会想要休息一下，想要去找个地方跟同事坐一会，聊个天，那么就不太可能吃个饭就结束，它是长时间的。
茶市是候工的重要场所之一，因为这里有很舒服的沙发，灯光是昏黄的，会有KTV，会有热炒，会有酒，会有女性服务员。在这个地方，大家会围在一起聊天，可以久坐。
为什么要有女性服务员，为什么要有酒？其中一个报道人跟我说，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干坐着，不知道要怎么聊天，当有酒的时候，男人讲话才会自然，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整个气氛也会柔和一些。
整个茶市的文化在当时是非常鼎盛的，在一个小小的大概两三公里的范围里，就有上千家类似的茶室。
长时间的上工，长时间的候工，但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当你的时间被国际货船、国际码头给绑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的时候，那就代表你被带离了家庭。
这群码头工人在家里的时间非常短暂，通常就是回去就睡了，醒了就再来候工——变成了一个缺席的丈夫和缺席的父亲。
李正德有三任老婆，这在当时的基隆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访问的主要报道人，他们几乎都有两任或是三四任女朋友。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在亲密关系里，大大小小的冲突大概会经常出现。
像李正德这样的，我跟老板吵架，车钥匙交出去就好了，我跟老婆吵架，她要离婚，好，那就离婚，因为他觉得他总能有其他女朋友。所以在那个时候，基隆港的离婚率也是全台湾第一高的。
但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在男性观点里，孩子没有办法离，孩子对这群码头工人来讲是血脉、是亲缘，所以他们会把孩子留在身边，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这一点我待会详细讲。
在跟这群码头工人聊天的时候，他们接着讲的第二个很明显的关键字就是“死港”，也就是在聊“红透半边天”时，大概几分钟之后他们就会说，可是现在基隆港死掉了，它现在就是一座死港。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21 08: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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