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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交子”诞生1000年:中国古代为何没能形成信用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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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5 09: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交子”诞生1000年:中国古代为何没能形成信用货币制度?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9-15 01:11 
本 文 约 7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8 分钟

2023年,北宋纸币“交子”诞生已有1000年。中国造纸印刷术和纸币的发明都领先西欧几百年,但中国却未因此出现信用货币制度。16世纪以来南美白银大量涌入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在东西方“大分流”背后,最被人忽视的其实是一个金融视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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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厮仓钞版印样(宋钞版印样)。来源/交子金融博物馆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第一卷第一章序言),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疑问:在公元1-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但当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时,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却停滞了呢?这一疑问扩展到经济领域就是:为什么在16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领先于欧洲,而自此之后就落后于欧洲,甚至不断衰落以至于鸦片战争后彻底沦落为半殖民地了呢?

自李约瑟提出那个著名的疑问之后,学术界探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美国加州的几所大学里,甚至还兴起了研究东西方“大分流”的加州历史学派。纵观这些文献和学派,对于李约瑟之谜或者大分流,大体有文化哲学说、政治体制说、经济模式说、气候地理环境说等几类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些解释都存在一个无法绕开的结:古代中国的文化哲学、政经体制和气候地理环境并没有在16世纪前后发生重大转折,为什么这些条件在16世纪前对应的是繁荣,在16世纪后对应的却是衰落?

同样的“钱荒”,不同的应对办法

无论东西方,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国家的兴衰都受制于一个根本的问题:“钱荒”。在和平时期,经济繁荣,但币材的匮乏使得货币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因而总有通货紧缩之虞;在战争年代,筹措战争经费的急需使得“钱荒”更加严重。

在西欧,铸币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城邦时代,这大体与中国春秋战国出现政府铸币的时间相同。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繁荣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经济,到以后的希腊化诸国,都是分散的城邦和王国,币制混乱,但也使得钱币兑换业格外兴隆。公元前450年罗马共和国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开始铸造银币和铜币。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扩张,并最终在公元前27年演化为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罗马帝国,铸币才得以统一。

罗马帝国时期就有“钱荒”之虞。除了币材缺乏导致帝国内部的铸币不足之外,特别是在通过“丝绸之路”与东方的贸易中,罗马帝国一直是逆差,金银的外流据说还引起了罗马皇帝的忧虑。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钱荒”问题得到极大缓解,甚至一度被彻底解决。在公元5世纪至公元15世纪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期间,西欧盛行的是封土封臣的封建制度和以农奴为主要劳动力的庄园经济,这种制度比自秦以降中国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此前罗马帝国的行省制都是极大的退步,以至于商业活动大幅度萎缩。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早期,由于只有农业,完全没有商业,货币甚至消失了。所以,恩格斯说:“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

到了13-14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在封建庄园经济之外,诞生了大批独立于封建领主的自治城市。这些由商人统治的城市颁布了要求人身自由、土地自由、财政和贸易自由的城市宪章,甚至组成城市同盟(如著名的汉萨同盟),对抗封建领主,推动商业发展。特别是在13世纪末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相继诞生,在文艺复兴的感召下,封建领主和宗教势力被极大削弱。欧洲的商业再次步入繁荣,甚至被称作“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唤醒了一千年前的“钱荒”幽灵,并且,问题更加严重。虽然造纸和印刷术在15世纪晚期已经普及,并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但并未如中国北宋时期那样产生纸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分裂的欧洲,不具备发行纸币的基础条件:统一的政府和财政。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今财政分散、货币统一的欧元区还能维持多久?

如罗马帝国前的希腊城邦一样,欧洲各国均各自铸造金币、银币和铜币。铜币携带不便,如瑞典曾经铸造过重达20公斤的铜“盘币”,只能在内部贸易中使用,对外贸易用银和金。与罗马帝国一样,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在与东方的贸易中一直是大量的逆差,金银流失,加之硬币磨损,在15世纪造成了严重的“钱荒”。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曾说:“我们西班牙人人都受着一种心病的折磨,这种病只有黄金才能治愈。”

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钱荒”导致了重商主义的兴起。无论是15至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还是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的晚期重商主义,都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重商主义不仅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流派别,也变成了具体的国家政策。奥地利法官在1684年发布的重商主义宣言中总结了9项国家政策,包括尽可能减少进口以节约金银、尽可能出口以获得金银以及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等。重商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国家主义,这一政策在后来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的德国乃至二战后新兴东亚经济体中,都得到广泛使用。

最终解决“钱荒”问题的是大航海。大航海的目的非常单纯,除了寻找丝绸、香料这些传统的奢侈品之外,就是到据说遍地金银的东方寻找金银。大航海始自15世纪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1487年葡萄牙国王资助的迪亚士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了印度洋航线。在明代皇帝下达禁海令的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向西出发,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此,历史开始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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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肖像》(传)。作者/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5世纪的大航海为西方带来了巨量的金银,西欧的货币制度得以从白银本位、金银复本位逐渐过渡到币值稳定的金本位。不过,无论币材为何物,货币都不是全社会真正的财富,资本才是。大航海对西欧的根本影响在于现代财政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使得政府信用和私人部门信用得以同时扩张,信用扩张又推动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进而在原本是技术落后的欧洲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

在古代中国,自殷商之后,就是以官方铸币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以铜为原料,各自铸造本国货币,如楚国的布币,齐国、燕国和赵国的刀币,秦国的圜钱等。秦灭六国后统一币制,以黄金为上币,并统一铸造外圆内方的铜币——半两钱。在金银匮乏的情况下,自秦以降,铸币的币材都是铜铁等数量较多的贱金属。但即使如此, “钱荒”也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

“钱荒”有两种原因:第一,经济发展导致的“钱荒”。尤其是在长达千年的汉、唐、宋代,经济都曾非常繁荣。然而,由于币材匮乏,铸币数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以至于常常有通货紧缩之虞;其二,战争导致的“钱荒”,即政府筹措战争经费的迫切需求。一般以为,秦之后的中国就是以大一统、和平、集权为主要特征,但实际上,战争贯穿了中国历史。除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400余年的分裂时期,即使在汉、唐这样相对统一、经济繁荣的朝代,战争也是家常便饭。例如,在汉代425年时间里发生了501次战争,平均每年至少要打一次仗。至于南北分裂的宋代,更是战争频仍: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到1279年南宋灭于凄惨的崖山海战,在319年时间里总共发生了549次战争。

对于经济发展导致的“钱荒”,官方应对的方法是允许私人铸币。古代中国对于金银、布帛这些少量用于大额交易的货币一般没有规制。即使是私人铸币,在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时期,官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在汉初高祖到景帝的50多年间,信奉的是无为而治的老子学说,官方不干预经济活动,甚至连铸币权都让与私人部门。在盛唐,私人铸造货币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唐玄宗时期(公元734年),由于官方铸币不足,宰相张九龄曾经建议不禁私铸,但未获许可。不过,由于唐代经济繁荣以至于朝廷开支完全可以依靠税收,唐代对于私人铸币长期采取默许的政策,至多只是对质量过于低劣的铸币予以限制。

对于经济发展导致的“钱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使用。首先是官方放弃以铸币来征税。宋以前,实物纳税非常普遍,但也有推行货币纳税的经历。例如,公元780年唐德宗时期实施了两税法,要求用钱币缴纳税款,这加剧了货币的供不应求,物价水平急剧下跌。至公元821年的40年间,一斗米由200文跌至50文,一匹绢价格从4000文跌至800文,终于不得已废除钱币纳税。减少货币使用的一个较极端的做法是禁止民间用货币作为价值储藏工具。在唐后期,为了应对货币供应的不足,曾经出台了“禁蓄钱”政策,规定民间不得储藏货币,持有货币超过一定时间就必须花费掉,否则就没收定罪。这一举措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职能相悖,自然以失败告终。

与上述做法相比,对于战争导致的“钱荒”,官方的举措就没有那么平和了。首先是降低官方铸币的成色,搜刮铸币税。例如,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在8年间4次更改币制,导致货币制度极大混乱。尽管王莽用严刑峻法禁止私人铸币,甚至禁止民间持有铸币的铜碳,仍无济于事。在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官方货币的滥铸极其过分,对那时官方铸币的形容是“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而官方的滥铸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质量更加低劣、“薄甚榆荚”乃至能够漂浮在水上的私人铸币。

纸币的一千年与白银的枷锁

造纸和印刷术一直被认为是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传播,但都忽略了这两大发明对于货币制度的影响。正是因为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在公元1000年就进入到兑现的纸币制度时代,在货币制度上领先西欧至少500年。

宋代是汉唐以后又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同时,与北方的辽、金、蒙古战争频仍。所以,宋代的“钱荒”问题也极其严重。北宋时期,金银储量极少,铜钱又大量流失到周边的契丹、女真、日本、安南等地。为解决铜钱短缺问题,官方遂铸造铁钱。铁钱携带不便,在四川诞生了代表铁钱流通的纸币交子。民间的交子便利了市场交易,但发生了多起交子无法兑现的案子。官府在审理了几起案子后,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司交子的发行,同时禁止民间印制。

刚开始,官方交子的发行是有序的。以铸币为准备金,每三年为一“界”发行交子,每过一界,以新交子兑换旧交子。但是至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因筹措战争经费的需要,交子发行量大增。公元1107年,交子发行额超过原定发行额的20倍。这一年交子改称为“钱引”,换界发行时,规定钱引一换交子四。以后又规定以往交子不予收兑,遂成为废纸。

在纸币发行46年后,公元1069年,北宋开启了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变法之前的宋代本来就是官营制度最盛的朝代,不仅延续了秦汉的盐铁专营制度,各种生活生产必需品,如酒、醋、茶、矾、碱等,均禁止民间经营。变法则进一步强化了官营体制。均输即垄断重要物资的购买,市易即垄断商品销售。青苗法即国家统一为农户放贷以资助春耕播种。然而均输和市易打击了工商业者,而青苗法也没有让农户得益。

南宋时期继续沿用纸币,纸币被称作“关子”“会子”等,由户部负责发行。与北宋时期一样,纸币的发行在和平时期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面临的“钱荒”问题,但在战争时期依然便利了官方的滥发。在南宋庆元元年(1195),为应对与金战争的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南宋多次尝试用金银收兑会子以稳定币值(称作“称提”),但始终“称提无策”。有趣的是,在与宋交战的金,同样依靠纸币的发行(称作“交钞”)筹措战争经费,也同样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

短命的元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代的纸币制度。元代的纸币制度主要包括:第一,规定纸币的发行准备,“以金银为本”,其中又以银为主,发行被称作“中统元宝交钞”的纸币;第二,设立专门的纸币管理机构,由户部统领;第三,颁布纸币管理制度,严禁民间印钞;第四,规定金银不得在市场流通;第五,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由此可见,与18世纪才出现的金本位相比,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当然,遗憾的是,元代还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财政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管理依然是户部管理。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来管理,货币发行的数量就取决于财政的需要了。在元代的后期,由于战乱,纸币的发行不断突破准备金的限制。至元末,甚至出现了“人吃人,钞买钞”的局面。

明代初期实施铸币与纸币同时使用的货币制度。公元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规定税收缴纳十分之三用钱币,十分之七用钞,禁止金银使用。以后很快又禁止钱币通行,实行纯粹的纸币制度。但随着发行量不断上升,宝钞急剧贬值。公元1375年、即宝钞提举司成立的第二年,钞1贯值铜钱1000文,到1432年贬值200倍,只值铜钱5文。纸币贬值,加上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大量白银开始输入中国,民间除了继续用铜钱外,更是加速以白银取代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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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壹贯)。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1581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90年后,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规定一切赋税和徭役均用银缴纳,至此纸币退出流通,明代正式进入白银本位时代。由于官方铸造的铜钱在小额交易中依然使用,对当时货币制度的更准确描述应该是银铜复本位。无论如何,从纸币制度转到白银本位是货币制度的倒退。而且,明代并未统一铸造白银铸币,而是任由大大小小的银锭或银块流通,流通时需要称量和评估成色。因此,这一转变实则为信用货币直接倒退到2000年前殷商、西周时代的私人实物货币。

“一条鞭法”推行顺畅,并没有像唐代“两税法”那样引发“钱荒”和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一则在于国内白银产量的增加和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二则更是因为欧洲地理大发现后从美洲输入到中国的巨量白银。有记载称,16世纪美洲平均每年的白银产量达到170吨,17世纪上升到平均每年420吨。18世纪进一步上升到平均每年740吨。美洲白银中的70%输入到欧洲,然后,其中40%又通过贸易输入到中国,也即差不多每年有200吨左右的白银输入。有一数据比较可以说明当时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之巨大:与15世纪相比,现在中国的GDP大约为当时的1000倍,而中国的白银产量(每年几千吨)只相当于当时输入数量的30倍而已。

在白银本位时代,中国经济即被纳入一个由欧洲一手操盘的全球货币贸易网络中。欧洲从非洲掳掠奴隶,运至美洲挖掘金银,再将白银输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又部分地取代了白银)。输入到中国的白银一方面是为了购买中国长期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如丝绸、陶器、茶叶等;另一方面,中国的银价与金价之比在实施白银本位之后就高于欧洲,欧洲向中国输出白银也是为了换取黄金套利。这些黄金的一部分被用于与其他地区(如印度)的贸易,另一部分则为欧洲后来建立金本位做出了贡献。

对白银的依赖意味着明代放弃了自秦以来就拥有的货币控制权,而任由外部输入的白银主宰着经济运行乃至王朝更替。以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亚洲的白银为例,从1602-1629年,每十年输入量从7吨纯银上升到13吨纯银,但1630年开始突然下降至9吨以下。明末白银输入的减少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加速了明代的灭亡。据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前几个月,秀才蒋臣向明代最后一任崇祯皇帝建议行钞(发行纸币),但为时已晚,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自缢。

回顾中国长达近五百年的白银本位时代,先是明清换代,然后是“银贵钱贱”导致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再然后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一场没有金融革命支撑的工业化运动,直至甲午战争后清王朝彻底一蹶不振。1935年,美国的《白银法案》再次引发了白银大量外流的危机,民国政府最终放弃白银本位,中国的币制又回到五百年前的纸币制度。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世界为了锁定地球的科技水平,派来了阻挠人类物理学研究的智子。大航海时代后西欧向中国输入的白银,就是锁定产业升级转型进而使得近代前的中国滞留于农耕文明的智子。经济学中有一个描述产业结构蜕化的词汇——“荷兰病”(Dutch Disease)。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荷兰发现了大量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带来了巨额收入。然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蓬勃发展却挤压了其他制造业,产业结构向石油天然气行业转移的结果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技术进步停滞。

输入到古代中国的白银就造成了严重的荷兰病。据记载,在16世纪末,中国每年在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中都能获得巨量白银,但是,“他们(中国)出售商品但不购买任何东西,因此,白银一旦进入到他们手中,就永无离开之日。”17世纪中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也是同样结果,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贵金属始终占到2/3,在1680-1689年(即“康乾盛世”初)甚至高达87%。从西方输入的白银购买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于是,如同发现了石油天然气的荷兰一样,在出口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就可以轻松换来白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变得因循守旧,经济结构不再升级。

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诸如西班牙帝国这样欧洲列强的崛起,因为西班牙乃至后续的大英帝国都是依靠向中国输出白银而发家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一直坚持纸币制度,谁还会要欧洲人辛苦找来的白银呢?

本文摘编自《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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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

作者:殷剑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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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詹茜卉 张田阳(实习)
校对 | 古月 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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