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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古代深宫中的秘闻,一般是怎么泄漏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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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7 07: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代深宫中的秘闻,一般是怎么泄漏出去的?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9-16 22:27 
本 文 约 8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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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链条


宫廷政治惯常黑箱作业,貌似密不透风,实则四面漏风;百般遮掩,却漏洞百出。对皇帝来说,虽然置身壁垒森严的高墙深宫,依然有无数的渠道向外播散着他的各种消息。每个官员都像一个自带播放功能的肉喇叭。夏侯胜“出道上语”;京房初见元帝,“出为御史大夫郑君言之,又为张博道其语。”至于王章与成帝“论王凤之罪,亦以王音侧听闻之耳”。相对这种自带干粮且处于潜伏状态的泄密行为,还有一种公布于众的合法泄密方式。尤其宫廷政变后,朝廷主动披露出来的一些禁中秘闻和宫闱内幕。比如,霍光废刘贺,制造了一篇大文章,在公卿百官的联名上书中,举证了一系列刘贺的劣迹和罪过。其中有两条提及禁中语和对漏泄省中事的警告。刘贺“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这是由官方正式曝光的禁中语和省中事。这是由胜利者用于打击政敌的杀手锏。可见,在宫廷政治的翻云覆雨中,那些原本想永远秘而不宣的宫廷丑闻也会不经意地春光乍泄,令世人惊叹莫名,大开眼界。由衷叹曰:皇上真会玩。


不能说皇帝不重视保密,比如,创设专奏机密事宜的封事制度,鼓励百官封事进言;又如,东汉尚书成为行政中枢,被视为机密之地。司徒刘恺举荐陈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为防止泄密,“尚书但厚加赏赐,希得外补,是以机事周密,莫有漏泄。”尽管如此,泄密的大门永远敞开。究其实,宫廷政治既是一种事事保密的政治,也是一种处处泄密的政治。二者互因互果。结果是,泄密现象无处不在。比如,宦官透露皇帝行踪给大臣,大臣透露皇帝消息给亲信,亲信透露皇帝秘闻给家人,与此同时,结伴而行的还有一条发端于后宫的路线,嫔妃透露皇帝嗜好给外戚,外戚透露皇帝言行给家臣,家臣传播皇帝好恶给家奴。其实,并非只有这两条泄密路线,这两条泄密路径亦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叉,彼此重合,汇集成一股贯通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汹涌澎湃的传言浪潮。它看不见,却响彻耳边。它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直至社会上出现铺天盖地的宫中八卦和官场谣言,由此构成一条隐秘而无形的泄密链。它和话语链、禁忌链一同成为皇权帝国隐约存在的三条基本政治链条。在皇权政治的泄密链中,宦官、近臣和权贵无疑是最大的泄密源。就像傅太后堂侄傅迁被控“漏泄不忠,国之贼”,宦官泄露奏章内容,直接威胁谏主人身安全,更是国之贼。蔡邕章奏,灵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总之,漏泄省中事语防不胜防。


更始以赵萌女为夫人,有宠,委政于萌。更始日在后宫,与妇女饮酒。诸将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见,请者数来,不得已,令侍中于帷中与语。诸将又识非更始声,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见不得!”而韩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谓常侍曰:“帝方对我乐饮,间时多,正用饮时即事来为!”起,抵书按破之。议郎有谏者言“萌放纵,县官但用赵氏家语署耳”,更始怒,拔剑斫议郎。时御史大夫隗嚣在旁,起谓左右曰:“无漏泄省中事。”


如果不是漏泄省中事,更始帝政权的这种荒唐场面和疯狂举止又怎能进入史书?就此而言,它仿佛“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另一种表述。朝廷泄密成全了史书精彩。


显然,有秘密才有机会泄密。诡异的是,无论秘密还是泄密,往往牵涉阴谋,有时它本身就是一种阴谋。比如,张博是淮阳王刘钦的舅舅,又是京房的岳父。“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数召见言事。……博常欲诳耀淮阳王,即具记房诸所说灾异及召见密语,持予淮阳王以为信验。”严格说,这属于口头泄密。其实,文字泄密或许更为常见。汉律规定严禁刺探“祕事而私写之”。有意播散主政大臣行踪及过失即是其一。比如,上官桀父子“记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奏书乃至诏书外传亦是其一。比如,“迎立灵帝,道路流言(勃海王刘)悝恨不得立,欲钞征书。”此外,“写祕书”和“泄祕书”亦是其一。霍山“坐写祕书,(霍)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太常苏昌“坐籍霍山书泄祕书免”。师古云“以祕书借霍山”。顾炎武驳之,“苏昌盖籍没霍山之书中有祕记,当密奏之,而辄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若山之祕书从昌借之,昌之罪不止于免官。”可见,无论“写祕书”还是“泄祕书”,近似私藏诏书,属于泄密罪的广义范畴。因为祕书乃省中书,属皇家秘录,有皇室禁物性质。“写祕书”是偷偷抄写省中书,“泄祕书”是擅自泄露省中书。自然最严重的当属“漏泄省中语”。新朝颁布了六条“国之纲纪”。其中,第五条“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显示王莽对泄密的恐惧和警惕。


“汉法以漏泄省中语为大罪。”向来为朝廷严禁严惩,其处罚力度自然最大。当然,这也与泄密者的官职、身份以及皇帝秉性有关。谏大夫夏侯胜“出道上语”,宣帝责之而已,不予追究和惩罚,可算绝无仅有之例外。至于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司空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至于张俊,因漏泄事,“输作左校。俊上书谢恩,遂以转徙。”太尉郑弘奏劾尚书张林阿附窦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章)帝诘让弘,收上印绶。”中郎将赵卬和御史中丞陈咸也都被劾奏漏泄省中语,后果是一死一废。辛武贤因为罢归酒泉太守而嫉恨赵充国,就上书告发自己在“闲宴时”听到的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卬说的私密之语,说宣帝因张安世“所为行不可上意”而想杀掉他,被赵充国劝谏而止。据此作为攻讦政敌泄密的证据。于是,赵卬便被下狱。“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下吏,自杀。”朱云被丞相弹劾,元帝“未下其章”,即尚未下诏批复,朱云已从御史中丞陈咸那里“刺探伺候事之轻重”,陈咸“教令上书”,告诉朱云赶紧上书申诉。这事很快又被石显探悉。“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石显趁机报复,奏报陈咸泄露宫中机密。泄露禁中语向来是指控官员的一项重罪,几乎屡试不爽。“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咸颇言显短,显等恨之。时槐里令朱云残酷杀不辜,有司举奏,未下。咸素善云,云从刺候,教令上书自讼。于是石显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减死,髡为城旦,因废。”此外,还有一例尤能说明问题。京房将自己和元帝有关灾异的多次密谈内容都告诉了既是丈人又是弟子的张博,张博又说给外甥淮阳王刘钦。这事被石显窥知,奏报元帝,于是,漏泄省中语直接引发出“诖误诸侯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的罪名,随之导致京房和张博弃市。可见“漏泄省中语”和“诽谤政治”之间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漏泄省中语”往往意味着不臣之心甚至谋逆之念。


正因“漏泄省中语”的后果如此严重,老谋深算的朝臣都会尽力避免被人弹劾“漏泄省中语”而引来不测之祸。应该说,像阴识这种“入则极言正谏,至与宾客语不及国事”,也就是居家不言宫闱的人不少。但能把“默谏帷幄,言不宣外”做到极致,堪称典型者恐怕不多。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地步,往往是在自觉践行着一套观念。比如,大司马张安世“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张安世上书皇帝,参与大政,绝不使外人所知,而且刻意制造出一种远离朝政的假象,似乎一切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出台都和他无关。每当闻讯皇帝颁布新诏书,张安世都要赶紧派人到丞相府询问详情。这使百官几乎无人知晓他在其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以至于张安世在政策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像一个从未存在的隐身人。因为他总是在颁诏之际准时生病。所谓“移书言病”,即向朝廷请病假。这种精明伪装显得意味深长。既是保密,也是保身,二者本是一回事。但它已从保密奏议内容,扩大到了奏议过程和奏议者身份。一方面,张安世这种做法凸显了皇帝在国家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在无形中造成了奏诏模式的复杂化。又如,光禄勋孔光典枢机十余年,“时有所言,辄削草槁,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孔光作为并非随意,而是有其深层的政治思想逻辑。所谓“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如果留下草稿,或草稿不慎外泄,奏谏内容就会被人知晓,臣子虽获忠直美名,却有损皇帝清誉。诽君扬己,非人臣所为。可见孔光削除草稿,实乃尊君抑臣理念之体现。基于此,孔光才会爱屋及乌地保持对皇帝和有关皇帝事务的足够尊敬,并尽其所能地回避对皇帝事务的无谓闲谈。连温室一棵树都不愿多说,何况其他。不言木,更何人!此可谓燕语不及政事之极致。史家叹曰:“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与之类似的还有尚书陈宠。“性周密,时有所表荐,手书削草,人不得知。”陈宠同样有自己的观念逻辑。“尝称人臣之义,苦不能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


泄密之虞


顺帝永建二年,朝廷爆发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官场泄密案。涉案人员不仅有九卿,还牵涉整个尚书台官员,就连宫中宦官和边地州郡牧守也都卷入其中。原因不明,细节不清,整个案情近乎空白。结果却很明确,两个尚书被杀,其余八名官员判刑。“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巿,梵、防、酺、芝、敦、凤、就、国皆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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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宫廷剪影。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奏诏模式中的一个常识就是保密。它直接影响到每一次官场博弈的结局,以及每个相关官员的命运。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二人擢刘更生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左右。他们患苦外戚放纵、宦官弄权,准备上奏元帝将其罢退。“未白而语泄”,后果很严重。二人下狱,二人免官。后来,刘更生“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他特别提醒元帝注意给自己的奏疏保密。“窃推《春秋》灾异,以效)(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结果,封事内容还是泄露。“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官员奏疏内容外泄,便会有生命之虞。比如,成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京兆尹王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后死廷尉狱。又如,梁冀专朝,“尚书陈霸上疏言其罪,请诛之。上不省。霸知为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是可知,奏书不能保密,谏主随时会被权臣陷害。


如果皇帝无意泄露官员奏疏,官员也是难逃一劫。“蔡邕对诏,王甫、曹节窃观之,乃宣布于外,而邕下狱也。”吕强批评灵帝泄露蔡邕封事,给蔡邕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进而造成朝臣噤口失声。“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


《后汉书·宦者列传》,李贤注。蔡邕奏疏需要保密,灵帝却有意无意地泄露了奏书内容,致使蔡邕遭群起攻之,流放边陲。于是,官员们都以此为戒,不再上书直言。可见,奏诏模式中官员奏疏的保密,既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提升皇帝素质。否则,一旦泄露官员封事内容,官员的地位乃至人身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伤害。更重要的是,它将致命破坏奏诏模式的正常运作和权威性。


在官场游戏中,尚书具有近水楼台的独特作用。尚书因在奏诏模式中位居中枢,既掌管官员奏疏,还给皇帝草诏,无疑是掌握朝廷信息最多的人。这使得尚书在官场博弈中往往拥有主动权。这种权力的延伸往往使得尚书能够左右权力游戏的过程和结果。比如,太尉郑弘“奏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而素行臧秽,又上洛阳令杨光,宪之宾客,在官贪残,并不宜处位。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尚书官员向被弹劾者私下泄露了奏书内容,直接影响了官场内斗的结局。窦宪借此诬陷郑弘泄密禁中事,于是章帝收回其印绶。这次泄密显然责任不在郑弘,却受到章帝追究。在这件事上,章帝关心的不是奏书内容,而是泄密本身。可见即便大臣也不能泄露自己上书的内容。于是,“弘自诣廷尉,诏敕出之。”


宫中管理奏诏的官员把窦武奏书内容泄露给宦官,直接导致一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最后,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被杀。典中书者把窦武上奏一事,告诉了长乐五官史朱瑀。朱瑀是太后宫女尚书的顶头上司。可谓掌控宫中奏诏的机要中枢。军国大事乃至官场密谋都要通过朱瑀呈递太后。朱瑀的态度直接左右着这场宫廷政治的最终结局。


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窦)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


毫无疑问,典中书者盗窃奏书是这场宫廷政变的关键。“窦氏之败,但坐语言漏泄。”可见,奏书内容的严格保密确实有着客观的政治需要,即为了预防不可测的政变危机,必须严禁奏书内容的泄露和扩散。正因如此,对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或政治嗅觉敏感的人来说,窃取官员奏书,及时掌握奏书内容,是未雨绸缪或防患未然的必要之举。


士大夫谋事不密,被宦官探知,上奏皇帝,士大夫的命运由此注定。官场游戏的关键是言动皇帝,并取信皇帝。这等于替皇帝拟诏,拥有了把控诏书的决定权。永乐少府陈球潜与司徒刘合谋诛宦官。二人谋划,“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亦深劝于合。”刘合担心,“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结果一语成谶。陈球和刘合结谋阳球。阳球小妾是宦官程璜之女。“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于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合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数称永乐声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策免合,合与球及刘纳、阳球皆下狱死。”


师丹案


大司空师丹成也奏疏,败也奏疏。师丹因奏疏失宠,仕途便急转直下,被人指控奏疏泄密,遭到哀帝的严饬。先是罢官降爵,随后又遭人落井下石,直至削爵为民。随着哀帝死亡,师丹又时来运转,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师丹人生的每一步,都和奏疏有关。不是自己的奏疏,就是他人的奏疏。总之,来自不同方向、基于不同目的的奏书在某一点上似乎形成了某种历史合力,推动着哀帝颁下诏书,一锤定音,决定了师丹的命运。


哀帝即位,“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高昌侯董宏上书,秦庄襄王生母和华阳夫人“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师丹与大司马王莽一起劾奏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哀帝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一心要称尊号,哀帝便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人复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蕃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哀帝复下其议,有司一致赞成“宜如褒、犹言”。师丹独持异议,“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今欲立庙于京师,而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众臣的奏议就此搁置,师丹也由是“浸不合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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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图》局部。作者/[唐]阎立本,来源/波士顿美术馆


围绕罢黜师丹,发生了两件相关事件。这两件事都和奏疏有关,也就是和奏诏模式相关。第一件事,“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后从公卿议。”第二件事,“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臣不密则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这件事的动静很大,引发朝廷争议。“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尚书劾咸、钦:‘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议罪处罚,国之所慎,咸、钦初傅经义以为当治,事以暴列,乃复上书妄称誉丹,前后相违,不敬。’”显然,哀帝已经相当震怒,不仅立刻“贬咸、钦秩各二等”,更是直接赦免师丹。哀帝在诏书中主要依据这两件事严厉斥责师丹。


乃者以挺力田议改币章示君,君内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众雷同,外以为不便,令观听者归非于朕。朕隐忍不宣,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伪坏化,寖以成俗,故屡以书饬君,几君省过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后言。及君奏封事,传于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获虚采名,谤讥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谓疏者何?殆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将何以率示群下,附亲远方?


这里有三处很吃紧。“朕隐忍不宣,为君受愆。”意思是,你欺君,我还替你背锅。“屡以书饬君,几君省过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后言。”我屡次斥责你的虚伪,你非但不改过,反而背后怨君。“君奏封事,传于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奏事泄密,是为大奸不忠。哀帝最后表示出一种宽大的高姿态。“朕惟君位尊任重,虑不周密,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意。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尚书令唐林上疏,对哀帝诏书提出异议,劝谏他收回成命。“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邑爵,使奉朝请,四方所瞻卬也。惟陛下财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哀帝接受了唐林建议,“下诏赐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这个处置是降爵,而非削爵,显然是给了师丹面子,没有将其赶尽杀绝。过了数月,哀帝采用朱博奏议,“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仪如孝元皇帝。”朱博因此奏书迁为丞相,又与御史大夫赵玄共同奏劾师丹。“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师丹终于“废归乡里”。 


平帝即位,王莽奏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更以民葬之。……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交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太皇太后下诏褒奖师丹。“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


本文摘自《简在帝心照汗青:早期帝国的真理史与权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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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在帝心照汗青

作者:雷戈

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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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詹茜卉 陈麒伊(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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