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以为我是孙少安，后来我觉得我是孙少平，现在我才发现我连王满银都不如。”
“你哥这次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这有什么丢人的？谁规定不能回自己家乡了！”
2019年盛夏，在哥哥决定从南方大城市返回我们这个十八线小县城后，我和丈夫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虽然反驳时自己表现得气势逼人，实际上，我内心也不免有些担忧。
至于要回来的原因，哥哥说是因为父母哭哭啼啼，以死相逼，怕自己年纪大了儿女不在身边，无人尽孝道。父母则说是哥哥在南方，自从有了二胎后，生活负担沉重，离家又远，不能伸予援手。
但真实原因，或许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或者不言自明。
2006年，23岁的哥哥大学一毕业，便只身背上行囊，揣着父母给的800块钱路费去了南方大城市闯荡。他那时像大多数刚走上社会的有志青年一样，怀揣梦想，斗志昂扬，也曾在心中暗暗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但学电子商务专业的他，却并未抓住那几年电商经济快速崛起的机遇，从门店销售，室内装修，到自己承包工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番，结果却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苦尽甘来、飞黄腾达。
“我这十来年算是白折腾了，到头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哥哥如是总结。
2012年，侄女欣欣出生后，母亲便去了南方帮哥嫂照看孩子，闲不住的父亲在老家一个人承包了十几亩地，常常忙得吃了上顿顾不上下顿，积劳成疾，母亲只能将侄女带回老家照看。哥嫂对于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深感自责，欣欣3岁时，迫不及待地又将孩子接到南方上了幼儿园。但母亲不能随行，侄女的接送就成了问题，本来就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的嫂子干脆辞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哥哥当时和朋友合伙开的装修公司还处在起步阶段，不仅赚不了什么钱，还要不停地垫付资金。
侄女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哥嫂在当地没房没户口，只能东奔西走托人找关系把她送进了邻市一所不错的私立小学。学校虽远，胜在是双语教学，还有校车接送，只不过一学期4万多的学费，对哥哥来说并不轻松。面对别人对女儿学费太贵的质疑，嫂子总是心有不甘地反驳：“我小时候没上过啥好学校，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哥哥在一旁则不作声。
2018年哥嫂又有了二宝。侄子不满百天，哥哥承包的工程出了问题，赔了钱，又与合伙人产生间隙。跟朋友分道扬镳后，哥哥索性在家照顾起嫂子和二宝，但坐吃山空使家庭矛盾急剧上升。吵吵闹闹中，哥哥腹痛难忍，去医院，医生诊断说他阑尾发炎，拖的时间太长，已出现严重感染，建议住院，待消炎后手术。父母闻讯，带着5万元积蓄火速前往。
到了南方后，父亲每天守在医院，面对病床上面色苍白、腹痛难忍的儿子，着急地跪在地板上喃喃自语，祈求神灵的保佑。
“唉，你哥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去了不到一周，母亲便跟我抱怨，“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这一天光吃饭上就得200多，加上房租，还有两个孩子的花销，这样下去可不得要了你哥的命！”
电话那头母亲又是一阵无奈的叹息——其实她说的情况，我是略知一二的。
6年前侄女出生时正值春节，趁着休假我去了趟南方，一则看望嫂子和侄女，二则待嫂子出了月子好送母亲回趟老家。那时候高铁还未开通，火车单程就要耗用近30个小时，考虑到路费，又舟车劳顿，哥嫂一年也回不了一次老家。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南方，火车过了郴州，窗外的树木明显绿了起来，天气并不是想象中的温暖如春，身着羽绒服也不能阻挡那股子沁人的阴冷。在出站口，我远远就看到了已经微微发福的哥哥。他说话的口音像个当地人，说今年的冷是个例外，往年这个时候是可以穿短袖的。
哥嫂那时租住的是两居室，楼下是商场，四楼有个悬空的公园。房子挺大，显得家具少得可怜，我在的半个月里，几乎没见到太阳，天气阴冷得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屋里地面经常是薄薄一层水，像刚拖完地的状态，晾晒的衣服好几天都没有干的意思。倒是街边清新如洗的棕榈树让人耳目一新。
哥哥那时在一家建材公司上班，十天半个月都基本在外出差，聊起 “走南闯北”的工作状态，他语气里尽是厌烦：“我现在闻到方便面味都想吐！”许是入乡随俗，哥嫂家和当地人一样，每餐都得有肉、有汤，一只鸡一顿饭就没了，像榴莲这种昂贵的水果也是隔三差五往家里买。母亲看到，总忍不住嚷嚷：“以后日子还长着哩，钱要省着花！”哥哥却不以为然：“钱财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吃进肚子的才算是自己的。”
半个月后，哥哥出了院，父母逃也似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北方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对南方潮湿的天气极不适应，当地的方言又听不懂。他有智能手机，但掌握的功能仅限于打电话，出了门就两眼一抹黑。他每天只能困在几十平的出租房里，忍受孩子们的吵闹及小两口频繁的口舌之争，切身体验了十几天“水深火热”的生活后，就此打消了和母亲一起帮哥哥照看孙辈的念头。他几次三番劝说哥嫂回老家生活，以便在需要时有个照应，可已经在南方生活了十几年的哥哥，无法想象一家人回去要怎么融入阔别已久的故乡。
父亲见劝说无果，便在电话里下了最后通牒：“你们不回来就是把我往死里逼！”
一贯主张“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母亲也禁不住感慨：“只要娃儿们日子能过好，他想在哪儿随他自己，可现在他这日子咋过嘛？”
2019年7月中旬，哥哥一家四口风尘仆仆地抵达我所在的城市，随之而来的还有堆积如山的行李。父亲和母亲也早已来家等着帮忙，电视机，衣服，被褥，儿童自行车……一箱箱的行李挤满了阳台。
“怎么这么多东西？”我知道有孩子，东西不会少，但还是不免有些惊讶。
哥哥一边吃力地搬着行李，一边喘着气说：“我在那边十几年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积攒了不少，这次回来，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已经精简了很多。”
1岁3个月的小侄子正是蹒跚学步的时候，咿咿呀呀扑闪着大眼睛四处好奇地打量。7岁的侄女飞舞着衣裙，不知疲倦地在行李中穿梭，确认自己的芭比娃娃安全到达后，一阵雀跃。
“你要不在我们小区租个房子，然后找个工作，这里毕竟是省会，机会多，离咱老家也近。”晚饭后我收拾着碗筷，想着怎么能让让哥哥快点安顿下来。
哥哥坐在餐桌前双手托头，一筹莫展。父母坐在旁边也不言语，似乎默契地等待哥哥的答案。房间里静悄悄的，过了许久，哥哥沉沉地抬了抬眼皮，喃喃道：“我累了，想睡会儿。”随后便缓缓俯下身子，将头埋在双臂里。
“那你去床上好好睡会吧。”望着哥哥猩红的双眼，我才意识到——那么多行李需要收拾托运，离别时一堆的事情要处理，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他定是好些时日没怎么好好休息过了。
蜷缩在椅子里的哥哥，瘦小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哥哥大我不到两岁，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常年在外找活计，母亲怀我时，挺着大肚子，要照顾哥哥，要养猪，要干庄稼地里的活，时不时还要应付生产队分配的任务。哥哥在小侄子这么大时，母亲迫不得已，已将他送到外婆家抚养。她后来每次提起，总是忍不住要抹眼泪：“那时候太可怜了，军娃没奶粉吃，只能吃些黑面糊糊，长得像个大头娃娃，1岁多了，连门口那台阶都爬不上去。”
外婆家在县城，条件比我家好不少，但离我家有30多里路，路非常不好走，翻山越岭，遇河趟水，在交通不便的年月，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父亲只在逢年过节才会挤出一天时间，带上点钱和母亲特意积攒的“好吃的”，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外婆家匆匆探望一眼哥哥。那时候去县城打个来回，一天时间也是紧紧巴巴的，中间过河还要扛着自行车，这种匆忙又磕巴的行程，父亲很少会带上年纪尚小的我。
我快7岁时才对哥哥有了具体的印象，那时他到了上学的年纪，从县城回到了我们的小山村。他站在满是青苔的院子里，白皙又消瘦，天蓝色的短袖干干净净，领口最上面的扣子也扣得一丝不苟，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夕阳的光线透过梧桐树叶落在他的笑脸上，像初春刚探出头的嫩芽。与我黑得令人称奇的头发不同，哥哥有一头棕咖色的头发，日后也成了他调侃自己小时候营养不良的佐证。父母那天匆忙得连个潦草的介绍环节也没有，便直奔主题：“快，叫哥哥！”但我死活叫不出口。哥哥似乎并不介意，该跟我一起玩还是一起玩。
我一时不太适应这种兄妹关系。一次母亲让我喊在河边玩耍的哥哥回家吃饭，走到他身后，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思虑再三，蹦出一句：“你妈让你回去吃饭呢！”只听噗嗤一声，桥上路过的邻居姐姐笑道：“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妈！”我一溜烟窜回了家，生硬愚笨，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
哥哥在学校高我一个年级，他属于嘴甜的小孩，胆子也大，在村里别的小孩还在流鼻涕，他已经能保持一贯的干净整洁了。学校里表演节目或体操比赛，老师们总喜欢让哥哥站在最前面，村里人也常在我母亲面前道：“你沃娃子（方言：指男孩）长得排场，哪里像是咱山里娃哟！”
小时候，村里的小孩都比较能干，哥哥也不例外，每次放学后，他要么自己做饭，要么去寻猪草，有时候也帮父亲上山砍柴。
上了初中后，我和哥哥都得住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偶尔在学校打饭时碰到，他总是往我的碗里塞个包子，叮嘱我要吃好。那时候学校食堂最贵的饭是卤面，满满一大洋瓷碗，要5毛钱，包子、豆腐脑之类只要2毛钱，但我从没有买过，我每周从家里的炕席底下拿走2块5毛钱，尽可能使用饭票，延长这些钱在自己手里时间，我想象着整日忙碌的母亲看到炕席下的钱还有剩余，也许会稍微不用那么焦虑。但哥哥似乎并不像我这么想，他给我的感觉是花钱大手大脚，穿梭在卤面、包子、豆腐脑中，选择起来似乎随心所欲。直到我工作后，碰到哥哥的一个初中同学，她闲聊道：“听你哥说初中那会儿他每周伙食费不到5块钱，经常都吃不饱，我那会儿家里一周给20，根本就花不完，早知道，给他分点儿。”
考入高中后，我和哥哥都借住在外婆家，有时一个月回一次家，有时更久。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哥哥的个性也开始凸显。活跃的他很快和城里的同学打成一片，任贤齐和周渝民的海报相继出现在外婆家的墙上，用来学英语的复读机里时常出现流行歌曲的磁带。初中时那套过于成人化打扮的西服被扔到一边——他喜欢黑色的毛衣，洁白的衬衣领往外一翻，一条恰到好处的淡蓝色牛仔裤，一双白色乔丹运动鞋，胳膊底下时常夹个篮球，意气风发。
从学校到外婆家会经过一道长长的巷子，哥哥上下学总喜欢哼唱着歌，有时是流行歌曲，“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着我的爱，你快回来……”有时是信天游，“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我那有名的二妹妹……”狭长的巷子是天然的扩音器，歌声在里面流转，时常逗得同行的学生们哈哈大笑。每当此时，我要么放慢脚步，要么加快步伐，恨不得离他几里远，而哥哥则沉醉在自己的歌声里，走得春意盎然。
2002年高考结束，哥哥的分数刚好压上二本线，现在看来并没有多么优秀，但本地高中一个班50多个学生，能跨上二本线的最多不超过5个。母亲本想让哥哥复读一年，考个更好的大学，但哥哥坚决不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的思绪从回忆里拉回——如今，历尽千帆之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消失了，现在的哥哥更像是一个陀螺，被生活不断抽打，却快要奄奄一息。
嫂子到我家后一直在旁边默默地照顾小侄子，也是一脸愁容。跟哥哥回乡这个决定，她是百分百不同意的，这不仅意味着她要适应新的气候、融入新的人际关系，还意味着从此远离亲朋好友，放弃那好不容易踮起脚才碰到的绚丽和繁华。最要命的是，孩子们也失去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第二天，哥哥便叫来了搬家公司，马不停蹄地将行李运回了老家。
临别时，他说：“要不你也辞了工作，咱俩一起干个啥。”
“你先回去安顿好，再想想干些什么。”我回答道。
其实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两个人一起总归有个照应，但我当时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丈夫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我只能每天白天把孩子交给婆婆，晚上下班再跟婆婆换手，生活像打仗一样。我的身体快要到了极限，稍微久坐就感觉头晕目眩，抬不起头，也睁不开眼，为了保持清醒，我经常在单位的卫生间用凉水洗脸，大冬天时不时需要在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吹冷风，脖子后面时刻都贴着颈椎贴。面对每天做不完的报表，辞职的念头不是没有过，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8年多了，快逼近35岁这个职业门槛了，领导刚找我谈了升职加薪的事，另外，每个月近5000的房贷，也不能全推给丈夫一人去承担。
何况，还有身后父母的期许。
我有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不能在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但和哥哥一起返乡，且不说村里人异样的眼光，我也实在承担不起后果。身体固然重要，但从贫寒中走过的人，最容易牺牲的就是健康。说到底，我们都是在泥沼中艰难求生的鱼虾罢了。
哥哥最初返回家乡，父母的脸面在村里确实是有些挂不住的。
村子夹在秦岭山里，村里人的思想也像是被叠嶂起伏的山脉阻塞了一般封闭落后。他们对“干部”有着无限的崇拜甚至敬畏。七八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在外婆家，常常听她唠叨：“你们两个好好念书，将来长大当了干部，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喽！”那时候，一道川几百户人家，谁家要是出个大学生，家喻户晓，“成龙成凤”的人从村里走过，人家都得高看你几眼。经历了那个上了大学就有“铁饭碗”的时代，父母更是将我和哥哥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家在农村也属于贫寒的家庭，父母几十年操劳，将所有的财力和期许都倾注到儿女身上，实属不易。头些年，村里的人见到我父母，都是称赞和羡慕：“你们厉害呀，供了两个大学生，以后可享清福喽！”父母面上谦谦地笑笑，但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2006年我上大学期间暑假回村，有人问：“你现在分配到哪里工作了？”我哭笑不得，只能纠正：“国家早都不包分配了，我还在上学。”那人诧异地回头望着我，言下之意，“那你上大学干啥？”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买了排骨，父亲看到后也一脸惶恐地说：“买这干啥？这是人家干部吃的！”
村里上过大学的人，几乎都想方设法留在了城市，哥哥算是第二个返乡的大学生——第一个是后面村子的一个男生，据说大学毕业后被骗进传销组织，隔了四五年人是回来了，精神却有些不正常了，我回老家时在村口碰到过一次，看到他总是痴痴地笑，头发脏得能拧出油来。
作为家里的长子、父母的希望，在村里人的眼中，哥哥本应是顶立门户、光耀门楣的人，现如今，非但没有出人头地、衣锦还乡，连“在大城市工作”这种值得村里人夸耀和称赞的、最后的自尊和体面都被打破了，父母不由得感到颜面扫地、脸上无光。村里人问起哥哥的情况，父亲闭口不谈，母亲则是寒暄着岔开话题。
但农村的口舌就像雨后的野草，一夜之间便蔓延到了每个角落。村里没有秘密，从谁家媳妇跟人跑了到谁家母猪生了多少个崽，事无巨细，只需一个晌午，广场上的“情报局”就会将消息散布出去。
我家里时不时就有人来打探和求证：
“儿子回来了呀！回来了好，离家近……”
“军娃在县城干啥呢？咋样吗？”
“你儿子厉害呀，又能挣钱又能带娃，你咋不给人家带娃去呢？”
不过，面对现状，相较于村里人的议论和“看笑话”，父母还是更在意哥哥的日子是否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实实在在地过下去。
“马上开学了，欣欣上学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可咋办呀？”母亲在电话中着急地说。此时离9月1日正式开学就差2天了，而哥嫂一家已经回县城去1个多月了。
“咋不给娃早早办嘛！”我也跟着着急起来，急忙给哥哥去了电话。
“办事的人说名额紧张，等别的孩子开学有了剩余名额第一个就给咱。放心，他既然收了咱们的钱，肯定没多大问题。”哥哥似乎很有把握。
9月1号，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侄女上学的情况。母亲失落又无奈地说：“欣欣今天去村里的小学上学了，人家都开学了，让娃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
村小就是我和哥哥小时候上的学校，这几年生源流失严重，周围几个村小合并到一起，一个班也不到20个孩子。知道村小的老师教育方式和观念都比较落后，稍微重视孩子教育且有点办法的家长，都把孩子转到城里了，让下一代上自己小时候上过的村小，心里总有道坎过不去。
我又赶忙拨通了哥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办事的人把钱退给我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名额，人家校长亲自把我带到教室外面看，教室里黑压压一片，70多个学生，满满当当，想加个凳子进去都没地方。”
那所XX中街小学算是县城公办小学中口碑比较好的，这几年家长挤破脑袋把孩子往进送的激烈程度，哥哥未曾预料到。沉默良久，他在电话里叹着气说：“唉，总会有办法的。”但听起来更像是安慰自己。
“今天淋成了落汤鸡，心也跟着凉透了。”晚上看到嫂子发的朋友圈状态，得知她下午执意抱着小侄子冒着大雨去接侄女放学，我不免一阵心酸。但嫂子有自己的坚持，刚进入到新环境的女儿需要及时的安慰和开导，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小儿子也不忍任他在家嚎啕大哭。
一周后，欣欣终于去了县城上学——其实只是城郊的村小，离县城近些，其中求人过程的繁复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想必也是不容易的。哥哥暂时在家，每天往返3次接送侄女上下学，但不到一周时间，欣欣的上学之路便在哭闹中戛然而止。
那天，哥哥照常去接欣欣放学，等了好久才看到欣欣慢吞吞地走出来，老远就看到小小个人哭丧着脸，等走近了，才看到孩子两眼通红。
“咋了？学校有人欺负你了？”哥哥紧张地问。
侄女不作答，噘着嘴，撇过头，气鼓鼓地走得飞快。
哥哥赶忙追上去问：“到底咋回事？你倒是告诉我呀！”
“别问了，我不想说！”侄女有些不耐烦，声音里已经有了一丝哭腔。
哥哥不忍再追问，一路忐忑地和女儿回到家。进屋一见到妈妈，欣欣再也憋不住内心的委屈，开始嚎啕大哭：“我想回以前的学校，我不想在这个学校了，呜呜——”
嫂子赶忙揽过欣欣，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下午上语文课时，老师觉得欣欣写字有些慢，就批评了一句，欣欣当时不知怎么就回怼了老师，那个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哪里容得了学生顶嘴，顺手拿起书本就打在孩子手上。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待遇的欣欣在课后偷偷地抹眼泪，继而就发生放学时的那一幕。
“我娃不去这学校了，大不了我们再回南方去。”本来就对现在这个学校不太满意的嫂子拍着桌子，义愤填膺。
家人的失望和指责，女儿的抱怨和不满，让哥哥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也许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侄女不去上学的几天里，他寝食难安，又消瘦了许多，思来想去，只能继续厚着脸皮找做生意的朋友、当官的同学，辗转奔波，最终得到了县城另一所公办小学的入学名额。
但办事的人说：“你娃没有当地的学籍，只能从一年级重读。”
“那咋行呢？娃已经在南方读过一年级了，咋能再从一年级读起，女娃娃家年龄可耽误不起。”哥哥急得直摇头，但他也不明白，为啥女儿是老家的户口，入学却不能有学籍，况且当初从原来学校转出时，该办理的手续也都办完了。
哥哥又火急火燎地联系了欣欣原来的学校，说明情况后，学校在网上提交了申请，侄女的学籍档案才转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名正言顺”的二年级插班生——此时距离正式开学已经整整过去了1个月。
女儿上学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哥哥如释重负，随后便在欣欣就读的小学附近寻到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500块，没有取暖设施，没什么家具，就是足够大，一家四口足矣。房子还算干净，简单打扫一下，那些从南方颠簸而来的行李，也在某个落日的余晖中，乘坐着二姨父的三轮车，跟随着自己的主人，在坑坑洼洼的乡道上，跌跌撞撞地去了新的归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大大小小的东西，陆续进入到新的住所。
对于新家的安排，嫂子自始至终不愿参与，她依然用沉默和赌气表达对回乡的抗议。
生活兀自继续，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迎面而来。
小县城是人情社会，关系网密得能绊死人。哥哥了解了一圈，发现高中时期的同学，如今要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凭借父辈的照应混成了各种领导，级别高的也大有人在。相较之下，哥哥觉得自己在外闯荡十几年的成果简直不能直视：“这世界真是太魔幻，当年班里那些捣崽子（方言：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台长，那个副局长。”
老家没有什么支柱产业，正儿八经的企业都没有一个，上班打工的机会寥寥无几，就连收费员、保安之类的工作，也需要有熟人介绍才能干。回来不久后，朋友给哥哥介绍了一份交警的工作，一个月2500，食宿不包，五险一金更是谈不上。
“谁去干那工作，简直是糟蹋人呢！”哥哥觉得好像受到了侮辱，彻底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
思虑再三，他打算重操旧业，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建材销售。他从朋友处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走街串巷地推广宣传，加上朋友及同学的帮助和介绍，也算是有了事情可做。
“曾经我以为我是孙少安，后来我觉得我是孙少平，现在我才发现我连王满银都不如。”
2020年夏天，哥哥朋友圈的一条状态跳入眼帘，让我对他的状况不免有些担忧。
几日后，哥哥来省城办事，吃饭间，他饮下一瓶啤酒，红着脸说：“咱家那些亲戚现在都看不起我，上次鹏鹏（大舅的儿子）要去杭州找工作，大舅当着我的面说，‘跑那么远干啥，你看你军哥，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回来了’。唉！你都没见大舅那一脸的轻蔑和不屑。换成那几年，谁敢这么说？”
说完，哥哥仰起头，又一瓶啤酒下了肚。
在南方打拼的那些年，哥哥每次回老家都颇为“风光”，那时他衣着体面，头发打理得锃亮有型，说起话来也是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偶尔会冒出几句粤语，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大城市的新鲜和神秘。他对几个表弟表妹也相当阔气，每次回来都少不了给零花钱。那时候亲戚总说：“军娃人长得排场，打小就看着就是个有出息的娃娃。”几乎所有亲戚都觉得哥哥以后定居在那个大城市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安慰了哥哥几句后，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生意上的事情怎么样。他淡淡地答道：“县城的生意不好做，垫出去的货款收回的周期长，基本上是熟人介绍，不好催得太紧，挣不了什么钱，凑合着够家里的日常开销。”
饭罢，聊起最近的一些见闻，他又开心起来，给我看了一些他的同学做农产品电商的视频和图片，说自己也打算做类似的农产品项目。我劝他，目前的事情先做着，毕竟隔行如隔山，先了解着，等机会成熟了再着手干。
但哥哥还是很快注册了一家公司，并煞费苦心地组合了两个孩子的名字作为公司名。从香菇、木耳，到核桃、豆腐干，凡是家乡稍微有点名气的土特产，他都扒拉了一遍。凭借在南方积攒的人脉，一开始倒也红红火火地开了上百单，但因为没有别的销售渠道，县城里稍具规模的四五家超市，土特产供应商基本都是政府指定的，他根本没机会插足，于是生意逐渐清冷。我建议他做自媒体，或许能打开一条新的渠道，结果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媒体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小地方的建材需求并不多，需求量稍大的单子，基本都和政府基建项目沾边。找门路，托关系，幸运的情况下，可能会分到点“蛋糕渣渣”，然而回款的时候，就让人头痛不已。有段时间，哥哥反反复复奔波在去市里的路上，边哼哧哼哧地赶路，边在电话里跟我发起牢骚：“卖建材时要找关系，现在要钱还得找关系。”还未等我开口，他又自我开导：“存在的即合理，接着要吧！”
虽然回款不痛快，但有生意总比没有的强，哥哥还是在县郊租了个百十来平的场地做仓库，隔三差五和他那些“朋友们”喝喝酒，打听些生意上的消息。
“方晴（嫂子）跑了，你大（方言：爸爸）去追了。”2021年除夕夜，在外面一片爆竹声中，母亲打来电话，一改往日讲电话时的大嗓门，声音很小，但听得出来刚刚哭过。
了解了大概情况后，我赶快给哥哥拨去电话，见我已经知道了嫂子离家出走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哥哥沉默不语。
“天寒地冻的，她一个人能去哪呀？先把她找回来！”我着急地说。
“她要离婚，欣欣她要带走，小宝留下。”哥哥的声音低落又疲惫，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似乎顺着电话蔓延过来，“离就离吧，我太累了 ，几乎天天吵架，怪我回老家，怪我没买房，怪我没给她好的生活。爸妈也嫌我没本事，我在这个家压抑得要死。”
“嫂子也不容易，来到咱这儿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适应，她也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这么冷的天，先找回家再说吧！”
一番劝解之后，哥哥骑上电动车追上了去县城的路，走了三四里地，就看到了独自走在寒夜里的嫂子。嫂子执意要去县城的出租屋里待几天，哥哥便随了她的意，将她送到了县城。
大过年的，别人家都是团圆热闹，一片祥和，怕嫂子一个人在冰冷的出租房里形只影单，第二天一早，在父母的催促下，哥哥骑着自行车走了60多里山路从县城把嫂子接了回来——当时疫情正闹得凶，车辆可通行的大路都被封堵了，只能偷摸着走山路。半夜到家时，哥哥里面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但比起冰冷的衣服，嫂子嘴里“没本事”三个字更令他心寒。
导致他们这次争吵的罪魁祸首，依然是房子。
早在侄女出生后，哥嫂就有了在南方买房子的打算，但那时两人工作都没几年，一下子拿出几十万首付，着实有些困难，便寻求执意要在老家翻盖老房子的父母给予经济支援。嫂子曾劝说过我父母，将家里盖新房的钱用来在城里买房子，以后一家人都去城里生活。但父亲始终认为，落叶归根，人不管走到哪里，老了都是要回到故土的，为子孙后辈们留下一处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是他这辈子一项重要使命，世世代代的祖辈们都是这么做的，村里那些老一辈出人头地的人，最后也不是回来了嘛，在那么远的地方买房子，是多么虚无缥缈的事情。
商议未果，父亲撂下一句话：“你们以后有能力的话，自己在外面买，我得把我的任务完成喽，这世事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呢！”
小两口买房子的事情也只好作罢，嫂子心中不悦，哥哥看到父亲态度如此坚决，也只能在一旁悻悻地道：“那是人家的钱，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件事就成了日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2016年过后，房价突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绝尘而去，让哥嫂更是望尘莫及。到了2019年，连小县城的房价也从两三千一下子飙升到了五六千。哥哥彻底不再考虑买房的事了，大城市的房子买不起，县城的房子买了没多大意义——现在从村里到县城，开车也就半个小时，家里的小院更宽敞，为了小县城的房子付出大几十万，实在没有必要。
但嫂子更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的房子，她千里迢迢从南方大城市来到北方小县城，却连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每次看到朋友圈里之前认识的人晒着各自光鲜亮丽的生活，一股难以抑制的委屈和悲愤就像是要冲破喉咙，让她忍不住想要发火。
转眼到了2021年春天，嫂子在县城找到一份电器销售的工作，待遇各方面在本地还算不错。嫂子热情能干，脑子也活泛，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母亲也在县城的出租房里帮忙照看两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迎来了好的开端。
但微小的矛盾总是在鸡毛蒜皮中被无限放大。嫂子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喜食米饭、炒菜和煲汤，母亲则是典型的北方人，对于各种面食欲罢不能，对于菜品搭配不甚讲究。婆媳均不让步，日子久了，难免生出不满。嫂子觉得吃面食不顶饱，没到饭点就饿得心发慌，母亲觉得米饭太干，难以下咽，吃下去就像石头搁在胃里堵得慌。母亲习惯节俭，时常对哥嫂扔掉的饭菜和果蔬露出惋惜和不满的神情。
在一次小侄子生病时，矛盾彻底爆发了。
小侄子不知因何缘故，上吐下泻。母亲坚定地认为是嫂子给孩子吃了太多肉，消化不了，嫂子则认为是母亲不听劝告，在孩子不舒服的时候给孩子喝了奶。两人各执己见，火药味急剧升级，战火快速从孩子生病转移到了一桩桩一件件陈年旧事之中，陈谷子烂芝麻一一细数一遍，就事论事的言语争辩最终演变为恶语相向的人身攻击。母亲夺门而出，带着伤心和悲愤，晚上10点多打车回了家。
此后，哥哥一边忙于自己的营生一边带着小侄子，父母则打打零工，贴补一下哥哥。哥哥虽多次推辞，但母亲对于不能帮他带孩子多少心怀愧疚。就此，双方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平衡和默契。
2022年春天，哥哥“自己弄个啥”的念头又蠢蠢欲动。
他陆续联系了老家的同学：“人情社会嘛，脸皮就得厚，以后说不定还得找人家帮忙呢！”
其中，有个在高速路口开面馆的同学，一次酒后透露，说自己的面馆一年能轻轻松松赚20万。哥哥听闻，很受鼓舞——那面馆他去过，地方不大，味道也一般。
思虑了几日后，哥哥郑重宣布，要开个餐馆，但这个提议立马遭到家人否决。
“你会做吗？专门请个厨师成本有多高？”
“做餐饮都是起早贪黑的，你能受得了那苦吗？”
“现在疫情反复，你没看多少店都关门了，你这纯粹是给房东送钱！”
被家人泼了一圈冷水之后，哥哥心中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但也并未就此甘心。2个月后，他打来电话，有些神秘地说：“告诉你件事情，我开了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从来没听你说过呀！”我惊讶不已。
“我早都有这打算了，只是不想像上次一样，商量完总是这不行那不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所以这次我索性自作主张了。” 电话里，哥哥声音轻快，“等你下次回来，亲自给你做个蛋糕尝尝。”
“你会做吗？”我打趣道。
“咋不会？我天天看师傅做，怎么着也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后来过了大概有2个月时间，哥哥也没再打电话来，我忙于家里的琐事，也无暇问及蛋糕店的事情。
经过上次母亲和嫂子吵架的事情，哥哥觉得母亲给自己带孩子，劳力又劳心，宁愿自己辛苦点，也不想让母亲受这个罪。母亲对不能帮到哥哥始终不能释怀，一日和我电话中闲聊，又说：“你哥现在忙得很，要接送两个娃上下学，晚上还要给欣欣辅导功课，还要照看店里的事情。你嫂子上那班也累人得很，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咱给娃辅导不了功课么，也做不了人家的饭，唉！”
聊到后面，母亲又神秘兮兮地说：“你哥给你说了没？他的店被偷了。”
“被偷了？”我心里一惊。
“听你哥说，那人拿了店里的电脑，当天收的现金，还有做蛋糕的原辅料，不知道这人啥目的嘛，偷材料这些干啥？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钱财而已嘛！要是有别的目的就不会只拿这些了，拿材料可能纯属好奇吧！”我赶紧打消母亲的猜疑。
放下电话，我本来想给哥哥打个电话问下情况，但想想自己好像也不能帮上什么忙，还给人徒增烦恼，便作罢了。
但没过几天，哥哥便打来了电话，说起蛋糕店被偷的事情：“已经报警了，沿街的几家店都被偷了，调到当晚的监控，那人蒙着脸，大晚上也看不清楚，估计是抓不到人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听起来哥哥的情绪并没有很低落，而且小偷也没有针对性，我也稍稍安心点。
“店里的生意还凑合吧，维持个家里日常开销倒是没问题的，但是地方小嘛，人都没有预定的意识，总是需要的时候当场就要拿走，着急的时候也做不出来。上次有个顾客，芒果过敏来闹事，还给人赔了300块钱。”
“这不是都要提前问顾客的嘛？”我说。
“咱这儿的人有的之前没吃过芒果，你问他过敏不，他说不过敏，结果吃了才知道过敏，也只能认栽，不过是个经验教训，以后这块要让顾客签字。”
2022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了趟老家，出了车站，便看到在站外等待的哥哥，差点没认出来。他整个人好像被充了气一样，眼睛快挤成了两条缝，并不近视的他，竟然戴上了眼镜。
“咋了嘛？这是！”我问道。
“鬼知道呢！你看看，全身都长满了，痒得人觉都睡不成。”哥哥边说边抬起胳膊，凑近了让我看——我这才发现他的胳膊、脖子、脸上都布满了小丘状的红疹子，连头皮都未能幸免，整个人都浮肿起来。“医生说我可能是水土不服，你说搞笑不搞笑，我就是这儿长大的人，这水土还不认得我了！”
“要不换大医院再看看吧？”
“先不看了，已经开了一堆的药，内服的，外涂的，试一段时间再看。”
应哥哥的邀请，我去了他的蛋糕店，不大，却明净整洁，蛋糕师，店员，加上哥哥，3个人。
“咱这都是非常好的动物奶油，健康好吃又不腻。”哥哥拿出亲手做的蛋糕，热情地邀请我品尝。品味着他做的蛋糕，望着他忙碌的背影，我心中不免感慨万千，那个当初缩卷在我家椅子里茫然无措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
在蛋糕店待了会儿，便去了哥哥的住处，嫂子难得忙里抽闲请了半日假。闲聊间，她突然问我道：“我想买个房子，你说买到哪里好？”
“我也不清楚，我离开这儿都十几年了，这里我也早已不熟悉了。都说房价要回落了，你要不再等等看？”我说。
“不等了，不等了，前几年就说房价要降，最后还不是上去了，唉！”嫂子利索地削着苹果，似乎打定主意，这次一定要买房。
下午，我同哥哥一起回了村里，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闹，哥哥坐在沙发上，不时翻着手机页面，忧心忡忡。
“咋了？”我问。
“干啥都不容易哩！”哥哥一声轻叹。
再三追问，我才得知，最近有两三个人经常来蛋糕店门口闹事，说是蛋糕吃坏了人，又要泼油漆，又要打人，蛋糕师吓得两天没敢来上班。开始哥哥对他们好言相劝，建议坐下好好谈，后来发现他们只是耍横，并不是真心索赔，便报了警。可警察一到，他们便一哄而散，警察一走，他们又蜂拥而来，好几天生意没办法做。我建议找到当时买蛋糕的顾客，哥哥说来闹事的几个人里面根本没人来买过蛋糕，但他加了其中一个人的微信，微信头像显示的是县城另一家连锁蛋糕店的名字。
“没事，警察说了，闹事的人再来了，立马给他们打电话。”看我比较担心，哥哥宽慰道。他提醒我不要告诉父母，免得他们担心。
去年中秋节过后，母亲打来电话：“你哥想在大转盘那儿开个超市，一天能折腾得很……”
我听出母亲的言语间有一丝丝不易觉察的欣喜，附和道：“不知道能行不？”
“眼怕怕，手叉叉（母亲的口头语，形容事情看起来不好干，但只要上手慢慢干，就能干成），咱先干起来再说！”母亲扯着嗓子喊，如她一贯打电话时的状态，似乎总担心电话那头的人听不见。
今年年初，历时3年的疫情算是告一段落，嫂子依旧早出晚归，为了心中那个“房子梦”，努力着，独自坚守着。哥哥闲了下来，时不时在电话里疑惑道：“疫情的时候总觉得生意难做，现在疫情过去了，反而更难做了，街道上的人都不知道跑哪里了。”所以，开超市的事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眼见着小县城的房价回落，我便问哥哥是否要着手买房子的事情，他的回答，态度坚定：“我有这钱干啥不好？买房子就是个大坑！”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9 09: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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