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逃跑，就是为了在外面游荡一个月、一个星期，有些人只要逛上一天就行。虽然只有一天，可这是自由的一天啊！
1890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启程来到萨哈林岛（库页岛）——位于俄罗斯最东极的流放关押犯人的苦役之地。
为了了解当地的生活和当地人的命运，他在萨哈林岛做了详细的人口调查，获知了当地居民的家庭、劳动、思想等等情况。归来后，他写出了一生中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萨哈林旅行记》，于1895年出版。
这本书融汇了描写、议论、抒情多种笔法，包罗了丰富的一手和二手材料，并塑造了许多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看见同时代人避而不见的真实，表达了作家对当地普通民众艰辛生活的深切同情。不仅如此，萨哈林岛的经历，也治愈着契诃夫精神上的危机，为他和更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对于社会和生命的看法。这次旅行后，契诃夫决定“生活在人民中间”。
本文节选书中第二十二章，讲述了萨哈林囚犯们的逃亡与求生群像。
著名的1868年委员会曾强调指出，萨哈林的地理位置是一个主要的和特别重要的优点。该岛同大陆之间阻隔着滔滔的大海，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建成一座巨大的海上牢狱。可谓“周围是水，插翅难飞”，完全可以实现罗马式的荒岛流放，犯人休想从那里逃跑。
其实，萨哈林流放地自建立之初，就已经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海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冬季里完全结冻，夏季可以成为监狱围墙的海面，这时变得又平又光，像田野一样平展，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徒步或乘狗爬犁横越过去。即使是在夏季，海峡也不是完全不可逾越。
波哥比和拉扎列夫两峡之间的最窄处，只有六七俄里。而在无风的晴朗日子里，即使乘基里亚克人（编者注：当地土著居民）的简易小船，也可以顺当地航行上百俄里。即使是在海峡的宽处，从萨哈林岸边也可以相当清晰地看见大陆彼岸。雾气笼罩的大陆，连同它那美丽的起伏山峦，日日夜夜引诱着流放犯：那里有自由，那里有祖国。
除了上述的自然条件以外，另一个问题也被当时的委员会忽略了，或者干脆没有预见到。那就是，可以不向大陆，而向岛上腹地逃跑。这和向大陆逃跑一样，产生许多麻烦。所以，萨哈林的岛屿位置，根本不能产生委员会预期的效果。
但是岛屿的地理位置，毕竟还有其优越之处。从萨哈林逃跑并不容易。流窜犯本来都是越狱潜逃的能手，可也都坦率地承认，从萨哈林逃跑，比从卡利亚或涅尔琴斯克苦役地逃跑要难得多。
萨哈林监狱管理松弛，防范不严，还完全是旧式的管理体制，尽管如此，监狱仍然满员。逃跑的犯人，仍然不像典狱长们希望的那么多。犯人逃跑，是典狱长捞取“外快”的最好机会之一。官员们都明白，若不是犯人惧怕自然障碍，那么由于苦役地点分散和防范不严，岛上恐怕只剩下喜欢在这里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都不剩。
在阻碍人们逃跑的诸因素中，海洋绝不占主要地位。不可逾越的萨哈林原始森林、山脉、常年的潮湿、浓雾、荒无人烟、熊罴、饥饿、蚊蚋以及冬季的酷寒和暴风雪——这些，才是看守人员的良友。
在萨哈林的老林里，攀越倒木纵横的山峦异常艰难，粗硬的藤蔓和竹林使人难以举步，沼泽和溪流深及腰际，蚊蚋逞凶——即使是吃得饱饱的自由人，一昼夜的行程也不会超过八俄里，而被监狱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犯人，在密林里只能以腐败的食物加盐果腹，并且不辨东南西北，一昼夜的行程不会超过三五俄里。除此之外，他不能走直路，只能东躲西藏地兜圈子，免得落入巡丁之手。
通常，逃亡在外一两周，很少能过一个月，逃犯就会被饥饿、腹疾和寒热病糟蹋得骨瘦如柴，被蚊蚋叮得体无完肤，腿脚浮肿带伤，穿着湿漉漉的破烂衣服死在森林里，或者强撑着向回挣扎，祈求上帝大发慈悲，让他碰上士兵或基里亚克人，押送他回监狱。
罪犯逃跑，而不是从劳动和悔改中寻求生路，主要是心中的生存意识尚未熄灭。如果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能生活得很好，那么要他不想逃跑，既不可能也不应当。
首先，使流放犯急于从萨哈林脱身，是他对祖国仍存炽热的爱恋。只要听听苦役犯的谈话，就会知道，生活在祖国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欢乐！谈着萨哈林，谈着这里的土地、人、树木、气候，谁都免不了带着轻蔑的嘲笑、反感和懊丧。
在俄国，什么都是美好的，令人陶醉的。简直不能想象俄国还会有不幸的人，只要能够住在土拉省或库尔斯克省，天天看见农舍，呼吸俄国的空气，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上帝啊，让我们受穷、生病、又聋又哑、被人凌辱，但是让我们死在老家吧。
有个苦役犯老太婆，曾给我当过一个时期的用人。她对我的箱子、书籍、被褥一直赞不绝口。不为别的，就为这些东西不是萨哈林的，是来自祖国的。神甫到我这里做客的时候，老太婆不愿去求他们为她祝福——萨哈林怎会有真正的神甫呢？！思乡之情，表现为不断的追忆往事。这种时候，他们会流露出悲伤的、令人感动的深情，并且常常伴之以怨恨和泪水。有时他们会表现出不可实现的近乎癫狂的期望，其荒诞不经叫人大为诧异。有时干脆就是精神失常。
流放犯急于从萨哈林脱身的第二个原因，是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人人都有的，在正常条件下构成最高尚的品格之一的特征。如果流放犯年轻力壮，他总要尽可能逃得远些，到西伯利亚或俄国去。
一般的情况是，他会给抓住，送去受审，解回原苦役地，但是这都不能使他望而却步。在缓慢的徒步穿越西伯利亚的历程中，在监狱、难友和押解士兵的经常变换里，和在沿途的风险中，自有一种特殊的诗意。比起在沃耶沃达监狱或筑路工地，这种生活多少有些近于自由。
随着年老体衰，他会丧失对两条腿的信心，不再跑那么远了。他会逃到较近的阿穆尔，或者钻进老林子，或者逃到山上。只要看不见令人嫌恶的牢墙和狱友，只要听不见镣铐的叮当声响和苦役犯的谈话就行。
科尔萨科夫哨所有个流放苦役犯阿耳图霍夫，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逃跑方式是这样的：带上一块面包，锁起房舍，逃到离哨所不超过半俄里的山上。在那里坐下来，看林子，看大海，看天空。坐上三天之后，回到家里拿了食物再跑回山上……开始时，为此责罚过他。
现在呢，人们都在嘲笑他。有些人逃跑，就是为了在外面游荡一个月、一个星期，有些人只要逛上一天就行。虽然只有一天，可这是自由的一天啊！自由病，对某些人来说，具有周期性，倒很像酗酒癖和癫痫狂。听说，到一定的季节或一定的月份，就会发作。有些老老实实的苦役犯，觉得病期渐近，就赶快通知官长。凡是逃犯，通常不问情由，都要遭受鞭刑或树条抽打。
在萨哈林，医生们能够操纵惩处大权。他们可以决定是惩处还是赦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面对的不是什么罪行，而是一种病态。因此，他们必须注意，许多逃跑行为从头到尾都具有惊人的不合理性和不可思议性。常常有一些神志清醒的、朴实的、有家口的人忽然出逃。他们出逃时不带衣服食物，没有目的，没有计划，明知会给抓住，会丧失健康，丧失官长的信任和自己相对的自由，有的还会丧失薪俸，甚至可能冻死在外，或者被枪打死。
终身惩罚，也是逃跑的普遍原因，例如，我国苦役犯最终只能取得定居西伯利亚的权利。被判苦役的人，离开熟知的人群后，毫无希望重返故乡。就是说，对他生长其中的社会来说，他好像是死掉了一样。苦役犯私下也正是这样说的：“一进坟墓，就再也别想回老家了。”正是这种毫无出路和绝望的心情，使得流放犯决心孤注一掷：逃出去，碰碰运气——反正死活都是那么回事！
如果他跑掉了，人们就会议论说：“他跑去碰运气去了。”如果他被抓回，人们会说：他不走运，没交好运啊。只要存在终身流放，逃跑和流窜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甚至还像安全阀门那样不可缺少。如果迫使流放犯完全丧失逃跑的希望，使他完全没有可能改变一下命运，从坟墓逃回老家，那么他的绝望心情就会因为无处发泄，而用另外的，当然比逃跑更残忍、更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
引起逃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侥幸心理，以为不会受惩，甚至以为逃跑是合法的，尽管实际上逃跑很难成功，会招致严厉惩处，并被认为是重大的刑事犯罪。这种侥幸心理由来已久，渊源于早年的较为宽大的时期。那时，逃跑确实轻而易举，甚至受到长官鼓励。如果犯人不纷纷逃跑，长官或典狱长就会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只有当犯人成批逃跑的时候，他们才高兴。如果能在发放冬装的10月1日以前逃掉三四十人，那就意味着典狱长可以多得三四十件短皮大衣。据雅得林采夫说，那时的官长在接收新的犯人时，总要高声吆喝：“谁想留下，就领衣服，谁想逃跑，就别领啦！”官长的行为似乎使逃跑合法化了。这种风气感染了整个西伯利亚的居民。至今居民仍不认为逃跑是犯罪行为，流放犯谈起自己的逃跑经过时，免不了要哈哈大笑，再不就是因为未能成功而高叫遗憾。想看到他们为逃跑行为感到悔恨或受良心的责备，那是不可能的事。在我与之交谈的逃跑过的犯人中，只有一个病弱的老头为自己的多次逃跑后悔不迭。他因为屡犯不改，被判加戴连车重镣。但他也不认为逃跑是罪行，而只认为是干了糊涂事。他说：“年轻的时候真糊涂啊，现在只好受罪了。”
至于逃跑的个别原因，更是五花八门。例如，有的因为对监狱秩序和恶劣的伙食不满，有的对某官长的残暴不仁不满，有的因为懒惰，不会干活，有病，意志薄弱，受别人唆弄，或者为了追求冒险……有些成批的犯人逃跑，仅仅为了在岛上“逛逛”。
他们在游逛的时候，免不了要杀人越货，骚扰居民，激起公愤。有的人逃跑是为了复仇。例如，士兵别洛夫在追捕逃犯克利缅科时打伤了后者，并把后者押解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克利缅科痊愈之后，再次逃掉。这次只有一个目的——找到别洛夫报仇。他故意落入巡丁之手。
别洛夫的同伴对别洛夫说：“你的人啦，算你走运，还是你去押解吧。”别洛夫照办了。一路上，别洛夫和犯人边走边唠。时值秋天，吹着冷风……他们停下来吸袋烟。趁士兵掀起衣领，点燃烟斗的机会，克利缅科夺下士兵的枪，当场结果了对方。接着，他若无其事地回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他回来后被捕，不久被处以绞刑。
也有的人是为了爱情。流放苦役犯阿尔焦姆（这是他的名字，姓氏我已记不得了）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原在纳伊布齐当更夫。他爱上了一个爱奴女人（编者注：当地土著居民）。女人住在纳伊布河上的一个屯落里。听说是两厢情愿。忽然，阿尔焦姆被怀疑有偷盗行为。为示薄惩，他调转到科尔萨科夫监狱。这样一来，他离爱奴女人就有九十俄里之遥。为了同情人相会，也从哨所出逃，直奔纳伊布齐。他径直跑着，直到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腿部。
逃犯有时还是诈骗的对象。这种勾当，既表现了对金钱的贪欲，又表现了最龌龊的叛卖行为。有些老流窜犯，一生就是在逃跑和冒险中度过的。如今已经头发斑白。他们在新来的犯人中窥伺着，物色那些有钱的犯人（新犯人一般都带着钱），接着开始勾引他们逃跑。要做到这点并不难。新犯人跑了，老流窜犯在老林子里将他杀掉，然后返回监狱。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诈骗勾当，目的是得到捕捉逃犯的3个卢布赏金。这要和士兵或基里亚克人勾通一气。几个苦役犯逃出监狱，到了约定地点，在老林子里或海边上，同押解兵相遇。押解兵把他们当作捕到的逃犯，送回监狱。于是，按捕到的人数领到赏金。当然，这笔赏金要大家分享。当你看到一个矮小瘦弱的基里亚克人，手持木棍押来六七个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这种情景当然会使你感到好笑。我还见过一个身体并不健壮的士兵，一次押来十一名逃犯。
前不久，监狱统计工作几乎没有注意逃犯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那些老家和萨哈林在气候方面差别特大的流放犯，逃跑的最多。例如，高加索人、克里米亚人、比萨拉比亚人和小俄罗斯人。
此外，毫无疑问，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犯人，比第三类犯人逃跑的要多。住在监狱里面的，比住在监狱外面的，逃跑的也要多。年轻的和新来的犯人逃跑的也较多。女犯比男犯逃跑的要少得多。
对女人来说除了逃跑的困难实在太大之外，还因为她们在苦役地很快就会形成牢固的家庭羁绊。对妻子和子女的责任感，一般会使男犯人放弃逃跑的念头。但是也不尽然。合法夫妻比同居者逃跑的要少。我有时到农舍里去，问那些女苦役犯，同居男人到哪里去了。她们常常回答说：“谁知道啊？无影无踪。”
除了平民出身的流放犯外，特权阶层的犯人也有逃跑的。我在科尔萨科夫警察局翻阅犯人名单时，发现有个前贵族犯人，因为在逃亡途中犯有凶杀罪，被判八十或九十皮鞭。杀害梯比里斯文科中学校长的赫赫有名的凶手拉吉耶夫，流放来此之后，在科尔萨科夫当教员。他在1890年复活节之夜，伙同神甫的儿子——苦役犯尼科耳斯基以及另外三名流窜犯一起出逃。复活节后不久，传说有人看到三个身着“文明”服的流窜犯沿海岸向穆拉维约夫哨所方向逃去。但是却没有看到拉吉耶夫和尼科耳斯基。估计可能是流窜犯们串通年轻的拉吉耶夫他们二人逃跑，行至途中杀害了他们。目的是得到二人的金钱和衣物。某大司祭的儿子因凶杀罪流放来岛，后逃回俄国。在那里又犯杀人罪，并被遣回萨哈林。有一天清晨，我在某矿场附近的犯人群里看到了他：骨瘦如柴，佝偻着腰，两眼无神，一身破旧的夏季大衣和褴褛的裤子。他大概刚刚睡醒，清晨的寒意使他瑟瑟发抖。他走到我身旁的典狱长跟前，摘掉制帽，露出秃头，开始请求什么。
我举一些我搜集到的数字，说明逃跑行为在什么季节最多。1877、1878、1885、1887和1889年，共有一千五百零一名流放犯逃跑。
按月份计算，上述数字的分布情况是：1月——117名，2月——64名，3月——20名，4月——20名，5月——147名，6月——290名，7月——283名，8月——231名，9月——150名，10月——44名，11月——35名，12月——100名。
如果画成浪线，高潮在夏季月份和最寒冷的冬季月份。显然，最适于逃跑的时刻是在暖和的天气里，监外役作季节，鱼群洄游期，老林子里野果成熟期，以及移民栽种的马铃薯成熟期，再就是海面结冻，萨哈林不再是岛屿的季节。春秋两季有大批的新犯人到来，也是造成夏冬两季逃跑高潮的原因之一。3、4两月逃跑者最少。因为这两个月河流解冻，不论是老林子里还是移民那里，都找不到吃的东西。移民自己在春天也得挨饿。
1889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的逃亡数占年收容量的15.33%。同年，杜厄和沃耶沃达监狱的逃亡数占6.4%。这两座监狱看押犯人，除看守之外，还有带枪卫兵。特姆区占9%。这些数字只是一年的统计数。如果从岛上全部服刑的苦役犯来看，逃跑过的犯人可占60%以上。就是说，您在狱中或街上看到的每五个犯人中，就有三个人是逃跑过的。我同流放犯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是：大家都跑过，很少有人在自己的苦役期里没出去度过“假期”。
通常，在来萨哈林的途中，即在轮船统舱里或在阿穆河上的驳船上，苦役犯就开始考虑逃跑了。那些从苦役地逃跑过的老流窜犯向年轻的犯人介绍着岛上地理、萨哈林制度、监狱管理情况以及从萨哈林逃跑可能尝到的酸甜苦辣滋味。
如果在中转羁押监狱里和在船上，把那些流窜犯和新犯人分别监管，可能新犯人就不会那么急着要逃跑了。新犯人通常很快就开始逃跑。甚至下船后，刚刚办完交接手续，就逃掉了。1879年来到的一批犯人，头几天就有六十人打死了士兵，出逃了。
逃跑虽遭严令禁止，并且不再被官长纵容，但是当地的监狱生活、管理和苦役条件，以及那里的地势特点，都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防止逃跑。如果今天没能从监狱敞开的大门里跑出去，那么第二天，混在仅有一名士兵看押的二三十人里，在老林子里逃跑也还是可以的。在老林子里没能跑掉，那么不妨再等上一两个月，趁派他伺候某个官员，或者到移民那里当帮工的机会再逃，也不为晚。
事先充分准备，蒙骗官长，撬窗子，挖地洞等等，只是少数人才需要做，即那些戴重镣的、坐暗牢的和沃耶沃达监狱的犯人才要这么干。也许还包括在矿井里干活的犯人，因为从沃耶沃达监狱直到杜厄，沿线岗哨和巡丁遍布。从那里逃跑会遇到危险，但是仍然几乎每天都有可乘之机。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必乔装，只有那些有冒险兴趣的人才爱这么干。
多数逃犯都向北跑。奔向波哥比和拉扎列夫两岬之间的狭窄海面。或者再向北，那里人迹罕至，很易躲避巡逻队。还可以得到基里亚克人的小船，或自己动手造筏，渡过海去。如果是冬季好天气，两小时就足够跑到对岸。渡海位置越靠北，就越接近阿穆尔河口。就是说，冻饿而死的危险就越小。
阿穆尔河口处，有许多基里亚克人村落，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近在咫尺，往上还有马林斯克、索菲斯克和哥萨克军屯。到了那里，可以打一冬天的零工，甚至在官员中间也有人愿意向不幸者提供安身之地。也有些逃犯因为不辨东南西北，只是在原地兜圈子，结果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原出发地点。
不少逃犯企图在监狱附近横渡海峡。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特别幸运的机会。尤其是要积累多次经验，痛切知道向北穿越原始森林路途的艰难和危险。从沃耶沃达和杜厄监狱逃跑的老流窜犯，都是在离开监狱后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就立即下海峡横渡。他们根本不考虑海上是否有风暴；即使是淹死，也总是死在自由的天地里。通常，他们在杜厄以南的五—十俄里地方，朝阿格尼沃渡海。他们在那里造成木筏，毫不犹豫地向浓雾漫漫的对岸划去。
此处海面宽六七十海里，波涛汹涌，海水寒冷。也有乘平底小驳船或小船逃跑的。但是无情的大海，不是把小船击碎，就是把它们抛回岸上。有一回，苦役犯偷乘属于矿业部门的快艇渡海。还有的苦役犯干脆潜入他们往上装货的大船逃走。1883年，苦役犯弗兰茨·基茨藏在凯旋号轮船的煤仓里。当发现他时，把他从煤仓里拖了出来。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只是回答：“给我水，水，五天滴水没进了。”
逃犯们勉强到达大陆之后，都要继续西逃。一路上，或乞讨为生，或受雇于人，或偷窃一切可能到手的东西。他们偷牲畜，偷蔬菜、衣服，一句话，偷一切可吃可穿可卖的东西。抓住他们以后，总要关押上很长时间，经过审讯，带上罪行记录，被遣回原苦役地。也有许多人能够到达莫斯科，并在那里鬼混，甚至跑回老家。在巴列沃屯，面包师戈亚奇对我讲过他怎样回到老家的事。他是一个天真坦率的人，看样子很是善良。他讲了在家里怎样见到妻子和孩子，又怎样被遣回萨哈林。现在他的第二次刑期也快满了。人们传说，报上也登过，说是美国捕鲸船收容俄国逃犯，带回美国。当然，这是可能的，不过我没有听见过实例。美国捕鲸船通常在鄂霍次克海作业，很少靠近萨哈林。它们在荒凉的岛子东岸碰上逃犯的机会是很少的。按库尔布斯基先生的说法，在密西西比河右岸的印第安区有成伙的前萨哈林苦役犯。这些人如果实际上是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是乘捕鲸船到美国的。很可能是经日本转道去那里的。另外，还有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俄国逃亡。有少数人会逃往国外，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早在20年代，我国的苦役犯已从鄂霍次克煮盐场逃往“暖和的地方”，即散得维齿群岛（译者著：即夏威夷群岛）。
（本文选自《萨哈林旅游记》，略有删减）
| [俄] 契诃夫 著 | 刁绍华 / 姜长斌 译
|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2年1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25 07: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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