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一块挂在床头上方，印着“LIVE”“LAUGH”“LOVE”的装饰画，忽然精辟地抛出一句：“这三个你一个都没有。”
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写？情绪化的只言片语在好几个月时间里不断冒出，但直到动笔前我都没想明白。
我给它预设了一个叠buff般的标题，就叫《5个月1个人，是怎么在漏雨房间里患着癌症边打劳动仲裁边举报保险公司的》，耸人听闻，刺激点击欲。
这是耗时最久的单篇，不间断自我折磨足有半个月，不断本能脱离又强行进入。我算个以写谋生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
3月的一天，公司毫无预兆地群发全员邮件，内容是“晋升季”。想到自己入职已有2年多，不是没业绩，该了解下怎么晋升了。
这是我在职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工作内容可以简洁概括为在文娱产业号“毒X”上写稿。该公号只是“X好戏”公司旗下的众多矩阵号之一，公司还有以“毒X电影”为代表的一系列面向C端读者的电影、娱乐、时尚号，号称“国内最大的泛文娱内容IP孵化阵地”。
在邮件的最后一个PDF附件里，我找到了“晋升路径表”，文档内还十分贴心地用图示指引了如何查看自己现在的“职级”——那是个在软件“钉钉”上操作四步才能进入的隐蔽界面，操作逻辑也和日常使用不同。后来经过询问，我发现绝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如何查看，还包括几名分管内容的主管。大家更熟悉的还是在部门架构里直观显示于名字下方的“职位”，职位也会标注“高级”、“资深”等字样，2年多时间里，我的职位并无异常。
而当我进入那个“隐藏界面”，发现自己的“职级”显示为“J1”时，浑身骤起一阵酸麻——在晋升路径表里，清晰列出了对应关系：J1=实习编辑。（这家公司在职级设计上没有复杂的十几级，每一级都有明确的对应职位，刚入职时叫“记者”，后为规避某些要求，统一改成了“编辑”。）
为排除误会，我“教”会了同事们去看自己的，确认了正常正式员工应从J2起（也就是“普通”级），J3则为“高级编辑/运营/剪辑”，依此类推。
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哪弄错了，比如转正时没及时修改。询问北京分公司HR，得到信息：“职级是入职时领导定的”，但不会告知员工；找部门领导即主编，借报名晋升询问职级是否有bug，得到一句阴阳怪气：“那你返回当时，问问当时的自己。”
我确实去问了问从前的自己，继而发现公司每年春秋两次“晋升季”，只有春季会发全员邮件、允许自荐。2021年春，我还在试用期，也就是说我的错误在于，漏看了2022年春那封邮件，不然，可以更早“发现”。
这个错误的另一端是——人近三十，得到个“实习两年半”的嘲讽，顶着侮辱性的“职级”，透支写了许多稿，表象上的“状态总算相对稳定”揭开一看，内里是一层“小丑竟是我自己”的致命玩笑。
我汇总自己核实到的所有信息，给主编发了份千字word文档表达困惑，得到了还算有基本尊重的微信回复，但也不乏“入职时选择接收了你”这种刺目字眼。至于“为什么是实习级”，大意则是不清楚、刚知道。这种“要讨个说法”式的沟通，注定不会让过去的既定事实产生任何改变，已经把“失败”两大字贴自己脑门上了，能怎么办呢？
部门当年入职的8名“记者”，自我入职起从未变动，不算其实没有付诸离职行动的我，这次晋升往后半年内，因各自原因集中离职一半，拉满曲终人散感。
3月底，我在收纳箱底看到了《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那栏，数字和我一直实发的有1000多差额——又一件“长期没发现”的事，藏在湖面之下。
入职面试时，双方主要谈稿费标准——每月实际收入80％以上是浮动稿费，稿费按流量效果每篇都不同，这才是这里每名“记者”真正会关注的，平日里“基本工资”的性质，相当于添头。
和《竞业协议》《工作规范》等四五份文件一起签署的《劳动合同》，搁在同一个文件袋中吃了2年零4个月的箱底灰。那阵子，我还整理了不少与公司有关的东西，这2年多，这份工作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我想着挑选简历作品、扔掉从不用的工牌、处理掉年会等活动送的日历杯子……没料到在庸常的纪念中能挖出一发地雷。
显然，和属于内部问题的“职级”截然不同，这是一个足以发起劳动仲裁的法律问题。这一次我懒得再东问西问自讨没趣了，谁知道偏差的源头又是哪，反正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行动障碍似乎都源自情感层面，人们常将工作和恋爱类比，那如果有意分手又追讨前任总归不合适。可另一方面，这种节点上，过往的所有不满和不快、摩擦和郁结，都会一股脑全出现，最终大概是“龃龉已经产生，部门也有裂隙，对自己又没损失，正当维权为何不做”的理性层面取得了胜利。
“朝阳仲裁庭案件数量常年居全国之首”，立案前还要在网上预立案，中间隔1个多月。记得去线下窗口拿回执单的那趟，全程晕乎乎，谈不上是做出一个艰难决定，等待之后得到了阶段性落实的放松。
线上立案完成后那个月里，又遇到了一件事。
我想到，得趁有医保的时候排除身体隐患。几乎不休节假日的这两年多里，我的身体有过几次明显异常，最初能记起的一次是国庆写稿到凌晨，心脏开始剧痛，但挺挺也就过去了。后来慢慢地，平时也会觉得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力度超出感知水平。另一次发生在早上，通宵以后我灌了杯咖啡，结果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法坐下的亢奋状态，血压肯定不对劲，太阳穴血管突突欲炸，还伴随头晕目眩、神志不清之类的症状，用“濒死体验”毫不夸张。
身体不适就怕真查出什么，便抢在公司体检前买了份保险。体检报告上已提示甲状腺结节，但结节本身过于常见无可担心，我看到心血管方面有好几项异常指标后，2022年年底，我去医院做了各项和心脏有关的器质性检查，没有发现不良征兆。医生便怀疑是内分泌或神经系统引起，让我再换科室挂号。一拖过了小半年，内分泌科给我查出了个超声分级为5级的甲状腺结节。可笑的是，它和困扰我许久的心脏不适居然没有任何关系，纯属“意外惊喜”。
而，在那个29岁生日刚过一周，被给予超声分级的下午，我才知道我搞错了重点。
做完彩超，医院立刻就给我开了造影检查。检查诊室在走廊尽头，时间临近黄昏，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墙角的钢制长椅上等候结果。年轻的医生拿着纸笔推门而出，来我身边坐下、边画边给我解释，我的结节为什么在造影图像上看起来恶性概率高。
说了半天，他确保我终于理解了结论：癌。
说实话，尽管那个场景极像电视剧里会拍的，但那个时刻乃至随后几天，我心里都没有震惊、难过、崩溃等负面情绪，最真切的感受是一股巨大黏稠的不真实感。兴许还有几丝反向的如释重负。
倒是想起另一个场景。春节期间，我3年来第一次回家乡小城过年，和朋友在家门前的湖边散步聊天。夜晚呼入的空气冷冽，湖上的木头栈道竟刷了厚漆、亮得能映出人影。互相交换了些年龄和工作上的焦虑，以及我忧心过的身体问题，我忽然说：“预感明年会是个坎。”
朋友说：“工作和身体，你总要保一样吧。”
4月最后一周，我按期写完了预排的最后一篇稿，五一开始请病假。
关于“甲状腺癌”本身，引述漫长经历中两位医生对我说的话，就可以准确理解：
医生A：“我们自己开玩笑时都会说，如果一辈子一定要得一种癌症，那就它。”
医生B：“你觉得医学界为什么不把它改个名，还叫它癌呢？”
5月初，我只进行了些粗浅查询，一个带着赌博性质的“计划”就浮露出来——即，采用对身体短期损伤最小的保守治疗，拿到去年买的那份重疾险理赔（甲癌现在在保险概念里算“恶性肿瘤－轻度”，数额根本没多少），以此作为“过渡资金”，彻底换一种生活方式。
甲状腺结节的治疗方式，国内存在“传统手术”和“微创消融”的争议，外科提倡前者，超声科可能会推荐后者。前者指切掉器官、终生服药，后者愈发流行，但没有足够研究表明能治愈，且易造成组织粘连，增加“二把刀”的难度，以至有“恶性不能消融”的说法。
我对疾病本身的认知，也是通过更多问诊、更多查阅、加上看相对权威的诊治“指南”、“共识”、论文等，在后面几个月慢慢加深的。比如传统手术也从不保证治愈，术后就有可能视情况采取放疗，“半切”也未必终生服药；微创消融则有很多严苛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但医疗实践中却可能被放宽，不同医院尺度都不一样……我的“文献研究”，兜兜转转有点“看山还是山”的味道，知道越多反而越自我怀疑，用某位超声医生的话作结：“你别看了。国内指南没用。你又没有临床经验。”
“听医生的”有时并不奏效，现在医生普遍重视患者意愿。我第一次转外科复查，还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便是：“你想怎么处理呢？”
| 医生问我，我问ChatGPT。它前面在解释治疗方式时就已犯了不少低级错误。“赛博问诊”，也许下个时代才可以。
在“计划”的初期，一些更感性的因素其实很轻易就占了上风——
我不太能接受缺少部分器官，长期后遗症和“从此就是病人”；
我经历过活得毫无保障的时期，当下也没什么对变故的抗风险能力；
我甚至不想接受住院、缺失哪怕几天的自理能力，只能靠自己一个人解决；
不论什么病，“身体报警”已太过明显，所以我还需要一个能迅速搞定的方案。
把“消融”运用于治癌的医院，在北京也不过寥寥几家三甲，“医学没有确定，只有概率”——我还将有很多机会体会这句话。
大方向敲定，有个“小麻烦”，出现在“计划”的关键一环——保险理赔需要“组织学病理报告”，而组织学报告一般通过传统手术切除才会有，“穿刺”一般用“细针”，对应的是“细胞学报告”——“粗针”倒也有，对应组织学，风险更高。
这种风险被我忽略不计。5月中旬，人生第一次，我独自躺上了手术台。
从等待区走向手术区的通道，仿佛走过时空隧道。昏暗顶灯，肮脏器械，绿白墙面，被扼住脖子的感觉和嗡鸣的仪器。闭眼是雪花屏，睁眼能看到电子屏上移动的针更骇人。
按理说，穿刺只是个非常小的门诊手术，或许是因为从未体验过再加上部位在敏感的喉脖处，我也没预料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四肢和身躯应该是僵直不动的，但整个人应该是进入了某种精神重压状态。术者几次暂停，威吓我：
“是怎么了？配合点！别动了！”
“本来一条线，你再动就一道口子了！”
中途，我有半边身子仿佛被用力锤击了一下，半身麻痹感一直持续到当夜。术后我问护士，她们却面面相觑，医生好像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只说“可能碰到了神经”，但“没事，可以走了”。
我忍着剧烈头痛走出医院，像又一次的时空变换，第一件事是点了支烟。
大约半个月后，病理报告出了，良性。
反转了？劫后余生？
并没有。
不过确实进入了一段滑稽的困惑期。不专业如我也知道，穿刺有“没穿到”的概率，那家医院（三甲）的外科大夫也坦言过他们医院穿刺技术一般。但病理在医学上的优先级就是高于超声，我又专门挂号去问了给我做手术的超声医生，他表示“不可能没穿到”，让我“观察”。
一时间难有定论，我额外在某App上进行了几次线上专家问诊，询问良恶性前后矛盾是否常见，没得到建设性回复。
同事兼好友帮忙，挂好另一家医院的消融专家号，就当是再复查了。那家医院建自苏援时期，诊室的“门”全是挂起的绿帘子，帘外围满嘈杂的等候者。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专家看病会火爆如此，一个不太好的联想是“像菜市场”。
我从进去到出来，一共不到3分钟。专家大约几十秒就给我下了判决：“临床看这就是恶性。不信我下午再给你穿一次。”
但他们医院没有粗针穿刺。我好像也没工夫考虑穿刺间隔太短对身体的影响。
接下来是又一家富有国际色彩的医院，特需号，又一名消融专家，却对良恶性问题给出了相反解释，并阐明了他的推断理由。他对我用粗针的想法嗤之以鼻，强调风险会高非常多，还“吓唬”道：“消融没经验也能做死人。”进而训斥我“最烦你们这些有保险的”，并进行了一通“保险公司都是交钱容易掏钱难，最后打官司都有”的说教。他对我想开诊断证明用于公司请假的需求也数次驳回：“我就不信哪个公司不给请。”
气氛极不愉快，差点在诊室里对吵起来。但就结果而言，他还是给我开了粗针穿刺（不由他做；次日执行者们向我反复确认）。
第二次手术，我在手术区门内、手术室门外，等了超乎寻常的时间。当天上午的一台手术疑似出了事故，是其他科临时转来的病人。只言片语里听见，似乎是回病房后恶化濒危，我看到医生、护士们急促地来回走动，主刀医生在给主任打电话汇报，护士长模样的人在跟护士们交代不要声张、和他们科无关。
手术区里一共有两间手术室，可能由于外面已有大门隔开，内门就不再关严。等待时我看到一间里面，有位来做透析的年迈男性，身侧吊着偌大的透明方形袋，不记得里面盛满的液体是红还是黄。另一间里面，床上躺着一位年老女性，看不清具体做什么，尽管医生不住地安抚，她时不时就不受自控地大喊：“好痛啊！好痛啊！”
听到看到这些，并没有激起我更大的紧张，心里反而有个奇怪的“物极必反”想法：也许这些预示着，我等下手术会顺利呢？
临近下班，最后一台手术是我，过程的确顺利，当夜疼得睡不着则难免。我上次穿刺，就知道了“辗转反侧”“翻来覆去”这些词，都涉及脖子发力。真正的新体验是，影视作品里，那些观摩手术过程的医务人员通常都站在二楼，隔着横贯房间的玻璃从上往下看。原来现实里，他们就围在手术台旁边看着你。结束后，有围观者称赞医生手法又快又好。我也附和着，说：“上次我好像很不配合，这次好多了。”围观者说：“你也有经验了嘛。”
一周后，我专门去家附近找了个公园，擦擦手汗查询病理结果。可这次竟然什么也没写清，诊断内容是：“建议做免疫组化及分子病理进一步分析。”
也就在同一个公园里，公司HR又给我打电话了。
其实从5月到7月，公司的存在感一直很强，他们在另一个层面上，从未缺席我前半段的寻医过程。
请长假远比想象中难。公司不算大型企业，广州北京两地员工一共不到200人，但每次提申请病假要经6道审批，总会有人跳出来提一些奇怪的证明材料要求。虽然多费些口舌多争取几个来回，最后也能过，但过程一定不干脆。糟糕的是，我每次耗费的时间都比预估长，这种无聊戏码就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拿我第一次请假一个月举例：人事审批的逻辑是，去几天医院就请几天假，有入院证明再谈长假。这不符合工作实际，还纠结起我没请假的时候怎么也去过医院（本来不坐班，也无节假日），所以显得毫无人情味。但客观上，这好像是合规的，拿情理标准去要求“公司”，本就是不该有的奢求。
好笑的是，“公司”有多么守规守法呢？法定医疗期为3到24个月，某些特殊疾病（如癌症等等）24个月不能痊愈应适当延长。6月，我惊讶地发现到账工资才600多元，一看原来是在按病假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80％”的基础上，还扣掉了五险一金。而人社局有明文规定：如发最低工资，社保另缴。
当然，房间里还有头大象——那桩已立案的劳动仲裁。
不管仲裁还是诉讼，调解都是必经环节。当调解员介入时，我积极表示有调解意向。那时还只担心，“同时处理两件事太麻烦”。
于是，我与公司进入了繁冗、烦躁、内耗、拖沓的调解过程。偶尔文字，更多电话，电话短则半小时长则两个半小时，最后还有一次视频和一次面谈。不算调解员的从中转达，直接沟通的总次数也有近10次。一开始是公司问我，发现对方意愿不强后调解员暂时退出，变成我主动找公司，再后来又变成公司找我。这些回合几乎均匀分布在看诊、检查、手术的时间里。
有次我和HR面对面坐着，她说了句：“我都有点疲了。”
我接了句：“我也有点疲了。”
除最后的两次，我的沟通对象都是北京分公司HR及主编，也是我比较熟悉和能直接联系到的人。但前者的日常工作更接近行政，并没有什么决定权，后者按其表述，似乎也没有什么决定权。
我向主编提过“把我开了算了，在职仲裁太尴尬”，但医疗期涉及“2N”，公司或许不想“违法”？从支出角度简单想，给我发法定最低工资可比把我开了便宜多了。
我没理由做了又撤，肯定会嬴，但也不想真耗到开庭，所以金额可以谈。得到的信息是，公司抗拒被仲裁定性成“欠薪公司”。但“未按合同足额发放”和一般口头表达上的“欠薪”有明显区别，调解员还专门告知我“调解不定性”，我百思不得其解，公司为何反而不愿在调解阶段就解决此事？
第一轮交涉时（一轮可以几个来回、不限一人次），公司的重点，居然是万分不解我“为什么要发起仲裁”。第二轮还是第三轮时，我灵光乍现一般，就把那个“职级bug”说成是唯一的原因——它本来也能算导火索，把法律问题转化成内部问题，那不就完美规避了对公司声誉的影响嘛，剩下的无非是找个账目出处而已。
带着这些铺垫在公园里又一次电话，我被告知要和广州总公司的HR约次视频会谈。我问公司意愿，回答很含混，只说“解决问题”。后来在公司的楼梯间，我又问了一次“这次到底想不想调解”，得到了几下点头。
这倒数第二次调解，也正是我依然没拿到明确病理诊断的时候。视频接通，广州HR先像模像样地问了一通我身体情况，继而“以公司立场”发表了一番“严正声明”，称“公司从未少发工资”云云。我很惊讶，一些拉扯后，愤怒上涨，问：“那叫我来是要聊什么？”对方回答说，是为了提醒我，要请假就快请，不请假就上班，并紧接说了些“你占着HC（雇佣名额）我们也没法再招人；给你买社保公积金那些都是公司成本；你现在请假时间又长”之类口吻道貌岸然、内容却本该理所当然的鬼话。
我以为是不是前面的沟通反馈在层层传递下出了问题，又把话题拉回仲裁调解，重复阐述着我已经表达过的想法。对方却真像首次听说一般，频繁抛给我一些让人本能不舒服的诱导性问题。
很久后不欢而散，说去找领导。
随后的视频对象，是公司高管之一的HRVP。这场谈话经事后消化，我终于窥见一丝公司态度，关键词可以概括成：掩饰的傲慢。
相关发言包括，在知道我既不撤诉、也想避免庭上对峙后，她问：
“你是不是有点骑虎难下？”
“是不是误会了发起仲裁就能赢啊？如果你没有资源我可以给你推荐律师咨询。”
大部分时间，都是对方在一边试图摆出平等姿态，一边灌输大段内容，这场冗长的视频交流的声音大部分被我左耳进右耳出了，也根本插不上嘴。但我应该领略到了核心思想，这位高管她是想告诉我：仲裁公司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加项病理分析没让我久等。6月下旬，我拿到了“补充报告”。
诊断栏最下面一行有“备注”写道：此病理结果为全科疑难病例会诊讨论意见。
最上面则写着“XXXXXX癌”，前面还有四个字，“高度怀疑”。
窗口外貌凶横的光头医生原来挺温和，他抬眼先问了问我的年龄，说：“还是做手术吧。”
我心情复杂。一方面当然是结论本身。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确定结论——我查过些保险理赔分享，报告描述不肯定，约等于拒赔。但也有不少分享称，类似情况加上明确的《诊断证明书》，是可以的。
取出书面报告，我立刻就去科室找手术医生问这么写的含义。他也挠头，给我讲了讲医学和概率学的关系。他略加思考就给我开出了《诊断证明书》——即便单看分子病理的阳性结果，也能构成“确诊”了。
一段时间后，我拨通了出具报告的病理科的电话，得到了很耐心的原理解答。省略背后的专业术语，总之落到纸面上：这么写科学严谨、不可强求。
其实不止病理报告，很多医疗文书都只用“考虑为”、“怀疑”、“不除外”等等字眼，写不写成100％，对医患双方的后续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实际考量的是，不断绝“不是”的理论可能，减少医院的责任成本。
从医疗角度，行业规范也好职业道德也好，都能理解。那就看我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能不能理解了。
答案是：不能，滚。
我是从某国民级App的“XX保”板块——应该也就是国内最大的保险销售平台，买的“健康福·重疾险”。也许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基于平台的品牌效应，就抹消了对具体保司资质、口碑上的疑虑——比如我这份保单的承保公司是“X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可要到很久后我才知道，原来“XX保”有很多合作保司，而即便是“健康福”、“好医保”这种统一系列，不同产品的名字就差括号里几个字——比如“保1年”、“保20年”，可能都由不同保司承保。我买的那款，如今在推荐列表里，还标识着“热销榜排名第一”。
投保流程至少在我购买时，便捷到只需要回答AI提出的几个“是”或“否”的问题。但出险后，除了第一次提交资料，就都需要直接和X泰对接了。想主动联系他们，请通过全国统一热线，然后客服会让你重复描述，再转交你的留言，再然后，就每天守着电话等吧。理赔业务员跟进？做梦。
这种“互联网保险”的一切前置销售阶段和实际需要理赔的阶段，受理主体完全不一样。常规情况下，保司承保前的麻烦，都后置、转交给了报案后的用户。十几张检查报告和病历，手头已有充足医疗材料，我误以为，不至于非得抠字眼吧？毕竟每个人“都是人”，“用保险行业的标准去要求医院”，超出了人能理解的范畴。
然而，我和理赔人员发生过大意如下的电话对话：
“我们要明确病理诊断。你这是‘高度怀疑’。”
“你有看到我一起提交的诊断证明吗？是直接不认还是什么意思？”
“我们合同规定了，要‘明确病理诊断’。你没确诊。”
“不是，你是怎么说出‘没确诊’这种话的？我超声、造影、分子、穿刺2次……”
“我们要明确诊断。”
“那，到底什么才算‘明确’？既然那些用词都不绝对，报告要怎么写，你们才认定为‘明确’？”
“我们要明确的。”
我忘记了自己有没有对着电话提高音量生气威胁，但我永远会记得，我说完后对面针对我的情绪那更加不耐烦的语气。
我也无数次联系了销售平台，而平台每次“反馈给保险公司核实”，保司会多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曾误以为，对刁难式故意拒赔的情况，销售平台会更倾向中立判断、协助用户。事实上，在拒赔通知下达后，蓝色App上还真弹出了个“协赔专家”服务。进线交谈后，我一度怀疑对面的“专家”是否同为保险公司出身，因为“协赔”的真相，更接近“协拒赔”。对理赔问题本身，对面则与无数次的客服回答没有区别：“理赔结论只能以保司为准。无法更改。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反馈过去核实。”
| 关于吃饭的“探讨”。进线半小时后，对方消失一小时再继续
有意思的是，某一通回访，口气从开始就不太一样，来电显示也并非全国热线，而是杭州座机。对方告诉我“你应该是第一个和领导对话的用户”，原因多半是我连这款产品带“协赔专家”一起投诉了。他跟我说：“难道他们还没给你理赔吗？一般也就用基本的人性化考虑啊。”
但后来我再遇到困难时，无论联系多少次、要求客服转交多少次，甚至翻出通话详单告知具体号码（也不能回拨）和来电时间，都无法再有“同级别”的回访了。
我还曾误以为，平台作为第三方没有更大权限，似乎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然而可笑的是，用“天眼查”查询发现，X泰的性质是——蓝色App所属的MY集团持股50％以上；X泰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即MY集团CFO；在X泰官网上，还写着“MY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MY金服旗下成员”。
在“举证及证据交换”日的2天前，我去公司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
新转机的起因，是定居北美的合伙人恰好回国。身份上，他是北京分公司一把手，用其原话说，“给公司擦屁股”。
HR同时在我面前摆出的，是一份“撤诉承诺”和一份“慰问决定”，签字，就能拿钱。“慰问金”数额1万，是仲裁金额的1/3。
氛围里的逼迫感实在太强，我本能一口回绝。
很快我发现，自己至少对合伙人是有点误解的。原本两份文件的内容是合在一起的，而他并不赞成用胁迫形式。但不通过第三方“调解书”进行一定约束，走“纯私了”，本身就不让我放心。我想到，如果拿不到保险理赔作为生活过渡，还得硬头皮复岗。
随后的协商里，我一度离开公司又被叫了回去，最后终于达成了双方都认可的形式与金额。但合伙人还需和总部若干人员“临时拉个会”，老板点头，才能最终敲定。
我在门外回避时，却隐约听到对面应该是问了：“他是不是想留一手？”
不知为何，脑中冒出一个联想，觉得那场景就像某时期的热点新闻里，某社区人员在讨论“他的软肋是什么”。紧接着苦笑，什么尽量换位思考、什么几次主动让步、什么转化成内部问题，真是天真地自作多情，公司似乎不觉得我也算个老员工，而是只作为陌生的“敌人”。
末了，合伙人在桌对面对我摇了摇头。
我叹了口气：“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总算看到一个能当场解决的机会，结果又没了。”
他却真正给我上了一课，说我以为的机会窗口其实从来没出现过，为调解做的努力压根是徒劳——依照合同的仲裁，是法务的工作，而职级，涉及的是人事的责任。我忽视了职场利益和立场区别，而那俩部门，都在总部。
他说，他曾对某些我也没见过的“大人物”们抱怨：“我们是家融过几轮资的公司，那是一个人，还是个癌症病人，你们还非要和他打官司？”
7月上旬，去仲裁庭交证据。头天深夜，我才堪堪整理完材料，不过区区20多页。也是这次，才知道原来庭审前1个月，双方就会完成证据交换。
几句寒暄，就让我诧异地发现，调解过程中公司方自诩“保证能赢”的法务并未出现，和我在同一时段挤向同一个窗口的人，是名律师。
公司的证据册又厚又沉，A4纸，100多页。首页还别着一张光盘。光盘对应的，是公司所罗织的证据链中的“证据10”——倒数第二次调解里，与总部HR视频通话的录音。“证明内容”上写：“申请人明知不存在漏发欠发工资情况，其提起劳动仲裁的真实原因，是不认可公司对其职级的评价……”
我自己递过去一把刀，本意是一起砍掉，拦住“解决问题”的荆棘，反手就捅我身上了？这算什么？泼脏水？动机审判？“就怕流氓有文化”？还是应该怪我自己防范心不足？犯蠢？这一次我突然连基本录音意识都没了？如果没有前面那七八次和比较信任的人的反复沟通，我怎么会采取那种“错误”思路？还有，无论如何，怎么能把双方坐下来基于“信任”前提进行调解、沟通的内容，去当证据？
等等，为什么那场谈话，发起目的模糊？为什么对方要在视频里，刻意进行声明？为什么多次歪曲总结我的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那次视频，本来就是个设置好的圈套？
我血压飙涨，无比头疼，在仲裁院外的马路边蹲下来干呕想吐。如果要形容，应该是：被塞了一肚子苍蝇。
除了“证据10”，公司其他用来解释《劳动合同》上基本工资数额的核心论点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笔误。
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文化传媒公司/MCN机构对公关话术的路径依赖，与之相近的描述还有：“确有历史原因”“成立初期工作人员笔误”“恰逢较为忙乱的时期”……这些描述摘自一份叫《签署情况说明》的“证据”，它是以“给仲裁委的信”的格式写的，有抬头称呼、有“此致”落款，最后盖了两个公司章。
“承认是笔误”，还出现在了我没签的“撤诉承诺”和另一份证据里——公司让与我同期入职且仍在职的同事们所签署的《劳动合同更正协议》。这份协议签在公司得知劳动仲裁后不久，目的显然是亡羊补牢。
开庭前，我托同事也帮我签了份书面说明，表明《协议》为“半强制签署”。后得知，公司的相关人士居然不解“怎么半强制了”。我想起那位合伙人对要求大家集体签《协议》一事的那句“锐评”：“国内HR是不是都被同一套东西洗脑了？你们那叫PUA。”
在我从零开始，用不少碎片时间，大致搞懂了，庭审流程是什么、什么叫“质证”、什么叫“证据的三性”，才第一次完整翻阅起公司的证据册。录音的文字版里，公司还细致地把很多我说过的、似乎对他们有利的话，用“加粗+底纹”的双重强调标记了出来。尽管“明知且认可”是被夸大的谎言，尽管有些话紧跟的下一句就能证明是在断章取义，但那些被标记出的刺眼句子，还是像蛆虫一样在我眼前爬。
客观上，“证据10”其实没在后来的裁决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只是恶心。
在拿回公司证据的那天，仲裁院门口有很多发律所小卡片的大爷大妈，我收了几张，但还是没尝试委托律师：都只差最后一个环节了，何况仲裁额也没多少。我意识到一个有点悲哀的事实：也许2年存的钱，不工作的话，只够“无忧无虑”花3个月。
回家后，从中午到晚上，我都躺在床上，不停地搜公开庭审视频，大多是稀奇古怪的无关案件，看到天色全黑、两眼发黑。我真正要面对的是共计11项证据，是被聘请的专业律师。我起床把公司的证据册挪到架子底，决定先去解决保险理赔的事。
气象新闻里说，今年是史上最热夏天，北京也出现了70年来首次连续破40°C的高温。
每次出门的确都汗流浃背，就算静止坐在路边，汗也会从头发、额头上不停滴落，让面前的地面濡湿一片。我也不太能分清只是天气原因，还是真开始体虚。
“病理会诊”——指找原医院把自己的组织切片借出来，找其他医院的病理科再次诊断。如果得到“明确诊断”，或许能满足保险公司的要求。
在多劳累和直接诉讼之间，我还是倾向前者。有朋友问：“同时打两个官司你遭得住吗？”我嘴硬：“遭不住又能咋办你说？”但显然，如果会诊顺利，各方面成本，尤其时间成本，还是能节省不少。
能直接挂病理科的医院不多。
第一家医院：“挂错号了。”原来，公开号源也不都是用于会诊的，还是得专门找专家。
第二家医院：“不擅长甲状腺诊断。”原来，就算挂资深专家的号，也不能见到医生本人，和病理科的沟通，还是只限窗口。窗口人员和实习医生们提供的信息有限，更无法做稍有保障的承诺。我在那磨了半天，期间有三拨来取报告的、两拨来借切片的。最后对方进工作区问了问，还是给了我拒绝答复。
第三家医院提上了日程，第四家医院提前挂好了号……
有天深夜，我和一名相隔千里的朋友聊起近况，得知她还在公司加班，我提议我用外卖软件跨城买些酒给她送去，边喝边聊。估计她以为我疯了。
“也就是说，医院告诉你病了，但你现在要证明自己病了？”
我说是。
“如果证明不了，你确定你下一步是找律师，不是找法师？”
我没笑。
在第三家医院的病理科窗口，在我强烈要求下，总算“面对面”见到了特需号的专家。她的说辞还是很模糊，“可以接，但结果很可能一样”“不能多提要求”“你再想想吧”，她把我的切片和原报告从窗口里推出来，直接就起身走了。
我仅剩的想法是“来都来了”。
几天后，我真的拿到了“明确病理报告”。穿刺医生在给我写病历时，还反问过：“不写‘考虑’，我前面这话怎么接？”看着会诊报告，我知道答案了——还能写“符合”啊。从语义上，是真不能再辩驳说“不明确”了。
那是事情推进到此的唯一一次幸运，我度过了半年来最轻松的几个小时，晚餐也变得不再嚼蜡。我甚至连要给看似冷漠的会诊医生送锦旗、锦旗上要写什么话都想好了。
7月下旬，我发起第二次理赔申请。一位新的理赔人员来电。她问了句：“结节最早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想都没想就说：“去年体检。”她说这次的报告满足理赔标准，可以走后续程序，让我补齐在投保平台上被简化的材料，她会同步通知第三方公司开展线下调查。
来电第二天凌晨约5点，本来也没睡着的我，在空调房里冒着冷汗蹭地爬起来。
就在朦朦胧胧的半睡状态里，一个词在脑中闪现：等待期。这是保险公司的另一个拒赔点。我一定是也刷到过。通俗讲，等待期就是指保单生效后的一段时间内，如确诊疾病，保司不赔。也有保险公司会在对应的合同条款上耍点花样。我打开电脑，下载电子保单，《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互联网A款）》，果然就属于耍了花样的。
上面除“等待期确诊免责”，还有一条：
等待期届满前被保险人接受医学检查或治疗，且延续至等待期后确诊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一种或多种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
单以字面看，条款本身就有歧义，比如“结节”并不是“合同约定的疾病”。但X泰已经给我留下了“凡有必拒”的印象。我再从收纳箱里翻出去年公司的体检报告，一看日期——在“等待期”内。
事实证明，我接下来以个人隐私为由，拒不提供体检报告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保险公司和调查公司都能查到。但我怕极了最后捅我的刀，又是我自己递出去的。
8月初，劳动仲裁就要开庭了。我知道自己口头表达能力远逊于文字，打算写一份“庭审草稿”。
“成稿”后，它有5700多字，涵盖了可能要注意的庭审环节、仲裁原则；庭审辩论焦点；仲裁委一般会问的问题；对方可能提的问题……占主要篇幅的，则是围绕“证据三性”的“质证意见”。当然，这是后话。
7月30日晚，我开始动笔写它。
我住在一间11平米大、位于16层顶层的合租次卧。在桌前坐着时，背对床铺。
9点多时，身后好像传来了滴水声。我还没从艰涩的“质证意见”里换过脑子，以为是偶发现象可以等下处理，就回头拍了张照，在床上铺了几层卫生纸，继续写。
接近11点时，动静越来越大。我一看，没法无视了，纸和床都湿透了。是房顶漏雨了，漏得挺厉害，不断往下滴。气象新闻里后来说，这是北京140年不遇的暴雨。
我在很短时间内，条件反射一样，做了如下事：
把床搬到一边，在漏水点正下方放了个盆；通知租房平台X如，他们说修不了，不意外；订酒店，唯一念头是：“今天不至于睡这，不至于”；打伞淌水出门，走到酒店房间，在桌子前坐下。
我的脑子很累，觉得隐隐作痛，整个头皮下都像结了层翳一样——这不是那天的特殊现象，而是我经常会有的一种体感，一般发生在耗脑过度时，或抽烟过多的时候。
我就在桌前坐着。灯关了。机械地一支又一支地抽烟，直到把新拆的一整包抽完。边抽，我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一些迸裂而出的想法：
比如，这酒店房间怎么比我租的房间还小。它没有像样的厕所空间，窗也很小。它特别像几年前，我拖着个行李箱再来北京时住过的那家快捷酒店，连房间布局都像。
再如，我刚逃离的卧室，其实承载过某些“回归正轨”、“重新开始”的希冀和象征意义，我也曾用心“装扮”过它。但它根本不具备“房”或“家”的基础功能。自欺欺人而已。
最后是一重更大的象征意义：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乃至过去几年的生活，不都跟那块漏雨的天花板一样？平时看不出来，一副虚假的正常——也许，钝感力就是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但迟早有一天，在最不该的时刻，雨会从缝隙里渗出来，滴下来，给我压上一根该死的最后稻草。
所以，我是真不该矫情地用比喻写什么：“像所有始料未及的遭遇一样。我第一反应是迅速解决，但经验又告诉我，我遇到的难题都没那么好解决。雨也没那么快会停。”
因为它又将一语成谶。
“接下来是不是必须面对一阵睡在漏雨的天花板下，床边就是接雨盆的日子？”
答案：是。
第二天回去一看，已经接满的一大盆雨水，还会溅到周围的大片地板上。天花板的破损似乎在逐渐变大，几小时就得倒掉一盆水。所以，我也不能去租“房管家”说能提供的“安置房”。微博热搜上是大灾情，我在小房间里舀水。
离仲裁开庭就还剩几天，庭审也是头一遭的体验。我确认了漏雨那天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用一个单字“乐”开头的——仲裁员宣布正式开庭前，公司方的律师就又给我气笑了。他语气急切地对仲裁员说：“他是个甲状腺癌病人，搞仲裁就是为了找公司要一笔钱！”
公司方竟共有两名律师一同出庭。在足有2小时的庭审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压制着差点激昂的语气、慢慢念我的“庭审草稿”。我不知道原来可以直接交书面质证意见。
光看场面，我似乎反而碾压了对面。
仲裁结果据仲裁员说要等3个月，而仲裁次日，就是保险公司的线下调查。我也不知道原来还有个“找本人面谈”环节。我问过形式，对方只说“签几份文件”，刻意隐瞒了实际形式——是耗时1个半小时的做笔录。
我随意把面谈地点定在了小区内的石桌石凳边。天气已经从暴雨连连恢复到烈日炎炎。我面对的是一张愈发觉得社会经验丰富的脸，依据是那些恶心的表情与眼神。下午3点炙热的斜照阳光下，我招架着这位“调查员”。尽管我有一点心理准备，却发现他比律师难对付得多。
他会用类似刑讯逼供一样的“技巧”——比如在平缓的审问语气后，突然高声质问；一边说着自己是“来提供服务”，趁我戒备减弱、进行叙说的同时，一边用肢体语言打断我并下达命令；他要求我给他手机，翻看与投保有关的电子记录，下载些保险行业的小众App，发短信收取体检机构的验证码……提问话术更是处处埋坑，会把真正想问的东西拆分成一堆小问题，在经过几个问题铺垫后，再冷不丁抛出对他重要的……
我招架不了。法庭上尚且以理性为主，而他调查的目的就是“找拒赔点”，宗旨是攻击心理。如果仲裁我给自己打8分，这场调查只能打5分——还能有5分是因为，直到送走这位“瘟神”般的人，我还是没给他提供体检报告。
其实不给也没用。只是调查的态度方式，那场酷热里的博弈与刑审本身，成了另一个刺人的梦魇。
又几天后，第二次拒赔通知。理由是“等待期”，没有一丝意外。
收到书面的《解约拒赔通知书》是8月中旬。在那之前还做了哪些事呢？
我想到保险官司还是避免不了，那还是先把病解决了，我去了之前凭超声图像就给我“下判决”的消融专家那儿，想现场排队加号，人太多失败了（初诊时说直接去即可）。然后得知那位专家刚巧要停诊1个月。
以及，通过投保平台和保险公司的客服转交，再等来电话后，哀求理赔员。这次的理赔员起码态度没有上一次那么恶劣，我说过最夸张的原话是：“你们真是要把人逼死了。‘保险’的性质，不就是应该在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提供保障的吗？”
没什么用。
这时要考虑的已经不止按我的“计划”，“能否裸辞，换种生活方式”了，还有我现实的存款余额问题，还有我漏雨的房间9月20日就要到期了……我恢复冷静，开始打12378投诉（以前叫银保监，现在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往后一系列行动的动因依然是，行政途径应该还是要比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快。
最核心的依据是，那条“耍花样”的“等待期条款”，本身就在银保监的“负面清单”里。“负面清单”的效力有可能低于法律，但起码是一种监管部门每年都发函警示保险业的行业规则，涉及等待期的原文是：
部分产品条款中约定将等待期出现的症状或体征作为在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免责依据，而症状与体征均无客观判定标准，侵害消费者利益。
函文拗口的话简单解释下：“结节”就是“癌”的前期体征，“结节”和“患癌”之间没有必然因果。扩大来说，百种重疾正式确诊前都有各种身体症状，而有那么一类等待期条款所采用的文字游戏，就是给拒赔预留的陷阱。
我也查过一些公开法院判例，别说处于“争议重灾区”的等待期问题，就算是很多在投保前就明确违反了“健康告知”的投保人，都取得了胜诉——原来，某些保险公司，就是“在法院门口才理赔”。我还有一些具体情况中对自己更有利的证据（甚至直接提供给了对方让其权衡）。但我觉得，没有时间了。
12378的处理流程，是转办至北京监管局，北京监管局再转办给保险公司的投诉部门。投诉人员告知：不改结论，你诉讼吧。
我再问12378，表明“自己处理自己的投诉怎么可能解决，能不能请求监管介入”（对方又主动转办了一次，保司态度一样），接线员说，你可以直接给监管局写信。
这不就是“信访”吗？我拨通了北京监管局官网上的信访咨询电话，但被告知“通过互联网渠道购买的产品应找总局”。总局就在北京，既然如此，不如直接跑一趟。这么想着，我复印好了所有证明材料，并用书面形式写了一份4000多字的《情况说明》（或者叫投诉信/举报信），其中列了X泰产险的4条“违规事实”，除了等待期问题，还有理赔标准不清晰、理赔结论自相矛盾、调查和承保正当性存疑等。
稍微解释下，我认为的“自相矛盾”是指：一次说“没确诊”，代表保司认为多高风险的结节都不属于理赔范围；一次又说“等待期”，代表任何结节一旦发现又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这岂不是为了拒赔随意使用对应条款？而谁又知道这种模板合同里，还有多少我没遇到的陷阱？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一条气派的大街上，往门口一瞥，是庄严石狮和晃眼的大理石幕墙。“信访接待处”在建筑绕过拐角的侧面，是一间没挂牌的小小传达室。工作人员和来访人员都顶着门外涌入的热浪，在几平米见方的地面上站桩对话。
那天下午的感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被打发走了。
也许是高温作祟，更可能是长期压抑，信访接待员似乎一直处于某种怪诞的亢奋状态里。我对事情本身表达疑惑，他会高声回：“那我们就行政复议嘛！”我就算低声平静地多问句：“你为啥这么激动？”立刻会被恫吓：“你什么意思？你想怎么样？！”
和我同在房间里的还有位从外地农村来的老妇，地上躺着她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她不会说普通话，不断拿出些文件，用手在纸上比画的模样像是有很大冤屈，连珠炮式的语言我一个字听不懂。有位乡镇工作人员有时给她充当翻译，大意是他带她上北京来的，并无奈地解释道，地方已经很重视了，已经走过了法院程序云云。
他们的涉案金额跟我不在一个量级，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在旁边沉默等了好一会儿，便对接待员说：“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清，出去等吧，您处理完这位我再问下。”接待员却突然爆发一般：“要说你就现在说！”我半条腿都迈出门了，他还在后面指着我不断吼叫：“你说不说！你不说是吧！你是不是不说！”
几十秒后，我终于无法保持冷静，用更大的声音回吼了一句：“我还没激动呢！”他回头冲着窗口里摆手，嘟囔叫着什么，可能是要找保安赶人——严格来讲，他也答复了我的问题：不归总局管，保司在上海，找上海监管局去。
然而，坐了40多分钟地铁后，脱离那环境，更强的念头压上来：刚才发生了什么？真的发生了什么吗？这几个月我又在做什么？你看，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大家都在正常忙着自己的生活啊。
我被地铁站吐出来。又是一个黄昏，这次夕阳照我脸上。我迎着它走在一条很熟悉的快速路的路边。
我觉得所有的事，彻彻底底，从头到尾，从内到外，都开始呈现出一种荒诞的气质。我甚至开始自问，“计划”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点“成年人的既要又要”之感？有没有更“顺其自然”的办法？但让我重新选一千次，那也是我特定处境下的最好选择。在硕大无朋的荒谬面前，只要有一点“危机变转机”的可能，有什么理由不试？
我还是按信访接待员的指引，把信和材料寄去了上海监管局。8月底，我收到上海监管局短信，称“已转交北京监管局处理”，北京监管局发来第三条短信，表示已转交保司。
X泰的投诉人员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又念了一遍理赔结论。这次我缠着他说了半天，在他一句极不耐烦的抱怨说到一半时，我摔着手机先把电话挂了。
8月中旬，房间漏雨也有新“进展”。物业表示已修好外墙防水，我找X如的维修师傅来刷天花板，他踩着梯子上去一摸，竟还是湿的，能做的只是把破损处周围浸泡起皮的墙面也都铲掉。
白灰落满屋子，破损处更明显地裸露出来，露出一片肉眼可见的古怪结构。天花板之所以漏水严重，是因为那里最初就有个矩形大洞，只是后期用些手段填平了。我这才想起两年前入住时，该处就有淡淡的污迹，原来那是以前的水痕。
我被告知，只能先观察着，全干了再修。而我意识到，就算再次把洞填上，也修不好了。
8月的最后一天，有位初中就认识的朋友来北京出差，饭局完毕，他坚持要来我住处坐坐。我知道他在家乡省会过得不错，婚姻完满、有车有房。早已酒过三巡，醉意惺忪间，作为金融从业者的他给了作为文字工作者的我一次词句震撼。他看着一块挂在床头上方，印着“LIVE”“LAUGH”“LOVE”的装饰画，忽然精辟地抛出一句：
“这三个你一个都没有。”
我等来了第三季《乐队的夏天》开播。这季少有感动，只在二手玫瑰出场时被惊艳了5分钟，二手玫瑰有句名句“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我对自己感慨了一下：“你搞那些，你搞它有啥用啊。”
病假伊始，我还试了一阵夜跑，能坚持跑1公里。从不明确的节点起，再也不跑，还是酒精夺去更多时间。感觉自己像个日本上班族，下班后必喝的那种。工作的时候没时间没心情体会，不工作的时候倒体会到了。
作息一直奇葩，但要配合每家机构的朝九晚五，莫名其妙变成了睡少醒多。尤其是各种各样密集的电话，有些怕漏接，有些很难打进去，有些重要的怕即时反应不过来还要提前列提纲。
离我10公里左右，有只伫立在十字路口的熊猫雕塑，时隔3年，它从抱着竹子的熊猫进化成了机甲熊猫。
看熊猫那天得到一盒安眠药，作用比预想差，但作用比我整张听完的《德云社相声精选集（365天高清伴睡版）》强。确实有365段，拉低了我对相声艺术的好感，我应该是一秒没听笑过。不过很多时候我也只是播放着它，自动定时关了又继续放。
刷墙师傅看到我天花板泛黄，问我每天抽多少烟。我从不统计，翻了翻花呗账单，刚好有两笔分别买了两条烟，间隔是两天。我跟师傅说起，一搬到这儿就买空气净化器了，看来效果一般。我在北京换租过7次，2年是最久的，住上间“老破小”的时候，端午节我用电热水壶煮公司发的粽子，热汽升腾上去，天花板竟然往下滴黄色的水珠，跟尸油一样。
写稿不止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写稿费烟”。本文写到40小时的那天早晨，终于得知我“最大烟量”的准确数据。我当天新拆了一条，一目了然。不信，看垃圾桶，里面真有5个空盒。
9月初，接到北京金融监管局来电。背景是，我花好几天分别打通了电话，问上海局为什么绕圈式转办，问北京局到底归哪里管。确认了还是该归“常居地”而非“保司注册地”，且投诉和举报并不互斥，我一封信涵盖两者并无问题。随后，我又优化了一版文字，增加了项“X泰和XX保的关系涉嫌市场混淆与不正当竞争”，又给北京局寄了一遍。
电话那头，口吻更有把握。他告诉我，跟保单合同违规有关的，可以立案调查，其他项则超出银保监管辖范围，但先诚恳问了我需不需要再找保司协调一次。
我感觉转办已被多次验证无效，官司注定，便说“同时进行”。
医院的消融专家恢复出诊，费劲守了多日，抢到9月7日的号。虽然不止一次破罐破摔地和人说：“没保险没钱治什么病？”可还是在揪着自己头发拖拽往前走。
考虑术后休养，找公司请假到十一。我的确曾以为，1个月，最多2个月，就能解决掉今年的麻烦，可公司竟然让我提供“诊断证明/入院通知”。
9月6日，去仲裁庭拿裁决书，输了。
裁决理由一共三条，原文摘录：
“依据社保缴纳基数倒推工资标准缺乏依据”；
“公司就工资支付情况按月提供了工资条，表明不存在欠发的故意”；
“现X好戏公司对《劳动合同》工资的原因做出了合理解释”；
“故对主张不予采信。”
“用社保倒推”不是我的原有主张，是辩论阶段对方主动提到，我反问了一句。这倒反而算种提醒，大约20天后，我去公积金中心举报了公司从不依法足额缴纳公积金。
以我对仲裁员本人的短暂接触，我愿意相信她是以她的视角做出了她认为公正的裁决，不论是什么我都尊重。但，就这裁决结果本身，我选择上诉。
那一天的重压来自于，我不清楚消融会对说话造成多久影响，“伤及喉返神经”是最常见的术中风险之一，不排除那家医院有上午挂号下午手术的可能，而上诉期限只有15天。这意味着，我需要在半天时间内完成律师委托。
“哎哟您这时间卡得呀。”我搜律所电话主动打去，一个接电话的律师如此评价。
如果在律图、华律等同类网站上发布需求，只要留下联系方式，3分钟能有10个电话狂轰滥炸。接了也有可能是低质量律所，上来就先用欠他钱般的高傲口气，问你月收入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付得起律师费。
在最知名的那几个移动社区，平时会发些律所排名、法律科普等内容的机构账号，本质上也一样，做的都是中介买卖。其中有家还让我先保证会委托，才能推荐律师。
还有位博主自研了大数据软件，能系统查某律师的过往“战绩”。虽然比较靠谱，但使用费就不低，而且主打刑事领域，也不得不放弃。
我在一家律所完成委托手续，是晚上十点。回到住处，继续给律师整理证据。也许最后能找到信得过的律师，还算幸运。
更幸运的是，专家给我的手术排在了第二天。手术等待区的环境设施就像战地医院，但技术绝没白等，过程非常快。这次，我除了中间闻到一股肉煳味，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从我进入手术室到度过留观期，保险公司用3个不同的号码给我打了7个电话。
回程路上，我坐在网约车副驾驶座，看会儿窗外，看会儿前方，再看会儿手机上那一屏红色的未接来电，很想笑。我打算先躺几天，再去理它是想再念一遍“我拒赔、你诉讼”，还是真有改变。
然而没有工夫躺。第二天，XX保就给我打电话。杭州某国民级企业果然最懂打工人福报之道，我曾接过他们晚9点的电话，那周末打电话当然不该意外。假如放平时，我应该会觉得这才更符合我的作息。
这通电话的背景大致是，我发现他们与保司的密切关联后，就算作为“第三方”也没那么“无辜”，而他们一直在宣传的整套“安心赔”服务，作用为0。真要“安心”，我感觉有两种途径，一是加钱，加很多钱去买其他平台的VIP级产品，二是成为一名“完美患者”，既不碰到任何医学概率，也绕开所有合同陷阱。
这是最后一通电话了。一位疑似“高级客服”的人，竟说了些和公开资料相悖的话，比如：“我们确实是合作关系，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平台上所有合作保司，都只是合作关系。”
顺带一提，我写本文时才发现，他们产品介绍页面有栏字体微小的《客户告知书》，不确定这是否为新增，因为我从未看过（投保流程里不会让读），里面就写着“本公司与X泰、X安在线、X美人寿存在关联关系”。但转念一想，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假如我去年就先知道这重关联，那选择产品时是会不信任，还是反而更加信任？
这边结束，另一边才刚开始。
我和X如的“纠纷”经过了好几次升级，我一边说着“不介意同时开3个官司”，一边笃信这种底线之事不会发生。这回我是真希望他们能“自己处理自己的投诉”。在发现天花板漏雨根本不是纯自然意外、而是本来就容易积水和漏水后，我提出能否降价续约——这是写在《民法典》里的——得到的方案是“降价100”，还能得到200“家福优惠券”。
拒绝这种打赏式的施舍后，9月20日租约到期日将近，我想着要不先短续，转而干脆主张按双方租赁合同内的条款，赔付1个月房租。可我却发现X如联系起来比保司还难，姿态比监管局还高。他们也用不能回拨的座机，而且电话如果漏接，那就不打了。
有个梗是，“质疑XX，理解XX，成为XX”，没花太久，我感觉自己似乎理解并成为了那位信访接待人员。
有天半夜2点，我又用App进线找可怜的客服发泄怒火，问投诉怎么还不处理。对面应该是名很年轻的客服，说着说着，我给她发了张“X如已陪你走过19XX天”的个人页面截图，说：“先这样吧，再继续我要破防了。”她给我回了个“哭”的表情，接了句：“X如也是不会让您失望的！”其实我只是想强调一下自己积分都到顶了的会员等级，并从天数，想到了在这城市的所有事而已。而“失望”，一直在延续。
没让人失望的，乃至让人也想双手合十感谢的，最后还是金融监管局。
这轮信访，保司态度软化，想找我“协商解决”。如买菜砍价一般，最初方案是用“协议赔付”的形式，用应得保额一半的金额来“解决本次纠纷”。我哑然，不知该做什么表情，更感受不到哪怕一丝和喜悦有关的情绪——即便是“全额赔付”，其性质也不过是我耗了极限透支的努力，穿越突破弹性的起伏，最后“得到了一开始就本该属于我的东西”而已。
租约到期前那段时间，我的“生活”节奏大致是：白天做好准备和保险公司电话协商，晚上进线找租房平台，对随机分配的不知情客服做无谓催促，持续性忍受隔壁装修的噪声，不定期和律师沟通上诉事宜。
有天上午，我是被像紧贴耳膜的钻头腾地凿起来的——即便我睡觉常年戴耳塞。房间地板竟然都在晃动，下楼电梯里，还有两名打算去找物业的居民，“什么样的装修能让整栋楼震，太夸张”。从物业处得知，是在打地暖，所以动静比通常更大，而我和装修源就隔一堵墙。无独有偶，本文写到这两部分时，装修又开始了。忍了两天我像漏雨那次一样，逃到酒店才得以继续。
18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和保司进行了第四轮协商；和律师讨论了第二天要定的新证据目录；不能处理投诉的客服先给我下了维修单，师傅来看能否姑且把内部刷好，不至于继续忍耐落灰和异味；晚上去24小时打印店弄好了“赔偿协议”和“撤诉承诺”。
同时给出的“两份文件”让我有种既视感，但这回接受了。毕竟，一系列额外咨询让我知道，法院通常至多按保额判，而律师费可能就要花去40％，“就算能嬴又如何”？
远超预期的时间成本也让我再次审视起“计划”。对我更现实的做法，居然还是继续回去上一阵班。虽然部门早就新拉了一个“编辑部群”，我不在其中。
想着想着，从9月中旬开始我投身彩票的怀抱，“物极必反定律”“运气是守恒的”“普通人的春药”，我认真拉出一组自成年起的“重要负面数字”，和今年有关的，有“发现癌症日”“住房漏水日”等，小区外新开的彩票站老板，得知我没买过，就在我离店时像打了鸡血一样在身后喊：“中奖啊！中大奖啊！”
显然，真能中那才是撞鬼，但人这辈子总有时候会成为概率的囚徒。
像对保司一样，后来我主动给X如的客诉人员整理好了破损全程照片、从工单调取的2年前照片、维修师傅的录音等等“证据”。没料到他们没有用作赔付依据，反而用作挑刺依据，硬是多和我进行了两场狗屁不通的“辩论”。后面那场，还是由12315转办的。我说：“你再这样无视事实我就想骂人了。”竟立马被回怼：“那X如会把你拉进黑名单的。”
| 自己用App看不到，专门托维修师傅找的刚入住照片。印证了“象征”
十一前一周的周末，我人生首次去看了场livehouse，本意是转换心情，结果当晚诡异地梦到和主编在法庭上对峙，庭上越说越激动，清晨直接激动醒了。
中秋前一天，通过12345转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她说：“X如拒绝了我们的协调介入。”虽然还是会被愠怒吞噬，但我尚存的理智表示，这事估计就不了了之了。1个月租金不算少，但相比我体会过的行政和法律成本，就太少了。只能祝“傲慢是毁灭的开始”了。
何况再继续，怕是要从荒诞变成魔怔了。
我移掉了手机里50余条充斥着争端声响的录音。它们远远不是全部，本希望它们发挥点“外置大脑”功能，却没有一条真想自己重听。也巧，到十一后的一周，所有那些公司或机构性质的诉求对象，都再没动静。
在同样漫长的撰写过程中，我不断回头问自己两个基础问题：
一、你真有你对外表现的或你希望做到的，那么坚忍、能抗事、冷静往下、有心理弹性吗？
并没有。我哭出来过两次。
一次是招架保险调查员那次，感觉抵御不了，预感又要被拒赔时，心里循环播放一句话：“怎么这么难？”
另一次是朋友出差喝酒那次。我用电脑播放《南方》，它当了我几年微信电话铃声，歌词里有不少切合自身回忆的描写。问起在家乡认识15年的“兄弟圈子”，朋友告诉我，不存在了。
自己早无数次察觉松散，但在酒精的强催化下，仿佛长久的虚幻寄托被霎时戳破，连带着异化成在潜意识里兜底的“归处”，也荡然无存。
两次哭，都没什么原地崩溃的工夫。调整几分钟恢复。共性无非是，和人说话，才能触发“哽咽”这个动作。
二、处理所有事项，你真不靠身边人，全靠自己一个人？
也不是。有两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仲裁证据。还有一位，不但帮我挂了初诊消融专家的号，还陪我去了第二次穿刺。当时，那家医院要求任何手术都必须有人陪同，最好由家属签字。于是他提了个再合理不过的前提：先告知父母。绞尽脑汁，我新编了一个做检查的借口给父亲打电话——半个月前，我刚郑重地拉了个视频告诉他们查出点毛病，但是良性的，不用担心。
等到有明确结果后，缺乏相应医学知识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咆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理解他。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凡，老实，逆来顺受，极其容易无端信任他人。有次自己揣着钱买大件，遇到困难，不分场合，迷茫地坐在餐馆内的楼梯上抹额头。他在上世纪下岗潮里没下岗。我推荐他看《地久天长》《钢的琴》之类的文艺电影他不太能看懂。从90年代、也就是我出生的年代往后，他没有抓住任何一次时代机遇，下海、房地产……互联网已超出他思维范畴。他终于在我大学毕业前、自己快50岁那年，被钢厂内退失业了，倚在沙发上像个孩子一样说要去把厂子炸掉。
他一辈子的生活没离开那个湖北五线城市、全国最小地级市。我读研时他去厦门，是他曾提供关键帮助、经商后飞黄腾达、儿女皆在海外的老友“接待”的他。对方喝大，对他进行嘲讽，我则被直接辱骂。事后回想，不可思议的是，我俩都没有发作打算。散场，我带他去海边，他忽然说“我跟你妈打个电话”，我看着第一次微醺的他跨在共享单车上晃晃悠悠往前踱的背影（他身体原因以往滴酒不沾），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他老了。
3年前，我处在当时我以为的“至暗时刻”里，回家第一件事，是颇有仪式感的、从未有的，面对他跪下。后又分隔两地，一通电话中，我非逼问他，就那一瞬间、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他沉默半晌，大声，质朴，俗气地说了一句：“命不好啊！”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28 10: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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