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的诞生，被先人赋予了神圣的传说。《尚书伪孔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意思是说，早在三皇之一的伏羲时期，华夏就已发明书籍，改变结绳记事的旧俗。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汉朝人认为，伏羲之所以画八卦图，是因为看见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而大禹时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洛书》。
几千年来，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从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流传至今；也是思想与知识的外化，从诸子百家、医学、科技到佛道经学，每一页都是文明的结晶。
中国人的典籍，与文字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年代为3000多年前的商朝后期，为目前已知最早定型的汉字。（此前也有大汶口文化等的象形符号）。
甲骨文本是殷人占卜留下的遗物。他们通过烧灼龟甲、兽骨占卜凶吉，并根据卜兆裂纹，刻上文字，作为卜辞。
在考古发掘中，已发现殷商甲骨文有编连成册的痕迹。考古学泰斗董作宾回忆说，有一次他在整理甲骨时，发现有几块龟甲粘在一起，揭开一看，其右角有“册六”二字，而另一端还有一个缺断的小孔。他推测，这个孔是用来贯穿编连龟甲的，这些龟甲原本应该是完整的一册。
甲骨文的内容包罗万象，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字，多则上百字，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气象及灾害等各个方面。从这些无声的文字中，可跨越时空，探寻商代先民的生活，甚至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比如其中一片龟甲上的卜辞说：“乙巳卜毂贞（壳上的纹路），王大令众人曰恊田。其受年？十一月。”这是殷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乙巳这天，根据占卜结果，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种田。他问，有好收成吗？史官记载此事时，正是这一年的十一月。
殷商尊重文字与典籍的传统被周朝继承。《尚书》记载，周武王联合其他部族战胜末代商王帝辛（即纣王）后，他的弟弟周公旦对殷商遗民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向殷人解释说，周灭商是合法地秉承天命，你们看，殷商先人的典籍上不也写着“殷革夏命”吗？
安阳殷墟甲骨文碑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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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尚文重礼，仍有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也将文字铭刻在另一种载体——青铜器上。青铜器发展到西周，铭文字数开始增多，成为继甲骨之后又一种重要的文字载体，其中，记录周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多达497字，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多。
毛公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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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险些被运往海外的西周大克鼎，其铭文290字，记载了周天子对大臣克一家的赏赐与任命。通过这段铭文，我们才知道，克铸造大鼎是为了祭祀祖父师毕父在天之灵，感激周天子对他们一家祖孙三代的的提拔。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虢季子白盘，则以111字的铭文，记述了虢国的子白战功赫赫，周王为他设宴庆祝，并赐予弓马的故事。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的西周利簋，铭文只有4行33字，却记载了一件大事，即周武王在甲子日清晨出兵伐纣，一夜之间就将殷商灭亡。这段史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牧野之战的记载。
青铜器铭文，亦是华夏典籍的原典。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被批判为“礼崩乐坏”，包括孔子在内的大咖认为，那世道坏透了。
另一方面，也有好事，东周时期，文化中心下移，以前，典籍被西周官方垄断，不能流传于民间，叫做“学在官府”，孔子之前，“惟官有书，而民无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四夷”，周王室与诸侯的藏书开始向列国贵族与学者开放。
于是，百家争鸣，著书立说，迎来典籍初兴的时代。春秋时期产生的典籍，不再局限于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的档案资料、政教典章，而更注重于表达思想、传播知识，在一个混沌的蒙昧时代，成为华夏民族的启蒙。
孔子正是当时文化名人的代表，他创立私学，门下弟子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还自己动手，对当时已有的典籍进行搜集整理，编成教材，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化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儒家的六经。
有一句话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勤读《周易》，因为反复研读，翻了很多遍，连用来编连竹简的熟皮绳子都严重磨损，断开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用。
从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可知，这一时期，竹、帛已取代金、石，成为典籍生产的主要材料，直到东汉以后逐渐被纸书取代。
竹简编排成册，有像孔子一样用皮绳的，也有用各颜色丝编成。而制竹简的方法，需将竹子火炙去汗后，刮去青色表皮，以便书写和防蠹。这一道步骤，被称为“杀青”。
“杀青”演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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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兼爱》中有个故事。有一人问墨子，我们怎么知道先贤的德行呢？墨子现身说法，说我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更未曾亲聆其声、亲见其颜，我不过是靠阅读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石盘盂上的文字记载，才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并称为“显学”。
除此之外，还有以老子等为代表的道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邹衍等为代表的阴阳家，惠施等为代表的名家，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孙子、孙膑代表的兵家，许行等代表的农家，吕不韦等代表的杂家，百家争鸣，不胜枚举。伟大的先贤们奠定了中华文化各个领域的理论基础，带来我国古代典籍的初兴，留下了大批文化遗产。
不幸的是，其中不少先秦典籍已经失传，如农家的《神农》、《野老》，名家的《惠子》、阴阳家的《邹子终始》、法家的《申子》等。从诞生到流传，典籍往往会经过无数次涅槃，能够传世至今，更是了不起的千秋功业。
大秦帝国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作为法家人物的商鞅，却主张烧毁与之相对立的儒家著作《诗》《书》等。《商君书》中说，只要百姓不在意学问之争，就会专心于农耕。这无疑是一种愚民政策。
嬴政灭六国后，将商鞅的思想付诸行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一次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后，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颁布严酷的焚书令，烧毁在民间流传的《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典籍。李斯向始皇帝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是在否定现行制度，扰乱老百姓的思想。
焚书后，秦朝官方还留存了许多诸子典籍，七年后，起义军将领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其他将士忙着庆功，随军的萧何却及时保护了秦朝藏书，使其中一部分避免了被毁的厄运。
之后，骄傲的项羽与刘邦开了场鸿门宴，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咸阳，杀死此前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放火烧毁咸阳宫室。大火烧了三个月，咸阳城中的秦朝官方所藏典籍皆化为灰烬。
当无数典籍毁于烈火中时，一位老者默默守护着他珍藏的《尚书》。在当时，私藏儒家典籍是死罪，伏生曾为秦博士，借机藏下百篇《尚书》。
兵乱马乱之中，伏生回到老家济南，将这些典籍藏于墙壁内。汉朝废除挟书令，在民间搜寻逃避秦火的珍稀典籍。汉文帝听说了伏生这批秦朝典籍的下落，征召伏生进京，但他年事已高，无法从老家山东赶往长安。
于是，汉文帝派大臣晁错前去拜见伏生，请老人家当面传授《尚书》。当时，伏生所藏《尚书》有数十篇已经亡佚，晁错从他手中得到《尚书》28篇，以汉隶书写，后世称《今文尚书》。有学者认为，伏生出生于战国末年。晁错见到他时，他已经90多岁了，早已言语不清，却始终留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将典籍传下去。
秦汉之后，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对典籍的搜集、保护。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注重儒家典籍。为保护典籍，皇帝甚至下令将其刻为石碑。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洛阳城南的太学立起了46块石碑，上书儒家六经，由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用隶书书写而成，此即“熹平石经”。书成之日，前来观赏与摹写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上千辆车堵在洛阳街道上。
蔡邕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大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藏书万卷的藏书家。东汉末年，蔡邕将部分藏书送给了时年14岁、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而更多的典籍在董卓之乱后毁于战火。
曹操是蔡邕一家的故交，他有一次问蔡邕之女蔡文姬：“我听说你家里先前有不少藏书，你还有印象吗？”蔡文姬答道：“先父的藏书大多已流离涂炭，我如今能完整背诵并记住的，不过上百篇而已。”
蔡邕的万卷藏书逃不过末世的离乱，熹平石经也在千百年间历经沧桑，仅余残石，现存8000余字。在蔡邕所书熹平石经之后，还有曹魏朝廷下令刊刻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清朝乾隆石经等。历代贤哲，也在各地摩崖刻石书写佛道经典、文书。中华典籍凝固在山石碑刻之中，至今不朽。
秦汉之后，典籍遭受的劫难更甚于始皇帝焚书坑儒。
六朝焚纬，将曾经大行其道的谶纬典籍付之一炬。所谓谶纬之书，起源于西汉，是一种附会六经经义的著作，对大自然某些偶然现象进行解释，将其视为天下兴亡的征兆，实际上是一种被人利用的政治预言。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就是假借谶纬之学，哪里有什么祥瑞之兆，他的亲信就往朝廷上报，给王莽包装一个堪比周公的贤德人设。之后，刘秀中兴汉室，也是凭借谶纬之书。到了南北朝时期，皇帝们怕臣民学王莽、刘秀，危及其统治，就下令禁毁图谶之说。
隋朝时，隋炀帝杨广在夺嫡之争中不择手段，登上帝位后，担心世人以图谶说他坏话，命官吏四处搜查天下书籍，疯狂地焚毁谶纬之书，不分官私。至此，谶纬之书基本绝迹，只有《周易乾凿度》一种流传下来。
《易经》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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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虽多为迷信内容，但也有不少古代神话、传说、科技的记载，诗、书经过秦始皇与楚霸王放的两把火后还能流传，谶纬之学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的数百年间，还有三武一宗灭佛，这是佛教典籍遭受的政治灾难。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与本土的儒学、道教形成天下三分之势。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与后周世宗，在其统治期间，为了打击佛教势力，都曾下诏禁佛，大毁佛教寺庙，焚烧佛典。
唐武宗会昌年间，佛教典籍焚毁惨烈，甚至出现无典可藏、无经可读的情况。当时，日本僧人圆仁来唐求法，却被迫还俗，在去长安的路上，他将一些典籍寄放在楚州（今淮安）翻译刘慎言处，当他再次回到楚州时，所藏佛典尽毁。昔日，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带回佛典，开拓了中原王朝的视野，
每一册典籍，都是先贤的血汗，也是文明的记忆。统治者的独断专行，依旧无法杜绝典籍的流传，民间僧侣、信众、学者不惜性命，将一部分典籍保护下来，最终捍卫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出现。雕版印刷，比原本手抄典籍更有效率，只要雕刻一套板，就可大量地印制典籍，但每套板只能印一种书，若要更新，就要另雕一套板。雕版印刷，至迟在唐初已经成型。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不幸病逝，年仅36岁，留下一代贤后的好名声。宫女将她所编纂的《女则》十篇呈献给李世民。李世民睹物生情，更加悲痛，下令“梓行之”，以纪念他们夫妻的爱情。
梓行，即雕版印行的意思。这是有史记载的宫廷最早用雕版印刷刊行的典籍，还是一部妇女著作。从此之后，关于雕版印刷的记载逐渐增多。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改良了印刷典籍的技术。中华典籍的生产，又一次发生重大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即用胶泥刻字，每字为一印，按照典籍内容排列，随时替换，而非难以修改的整块雕版。
如此一来，印刷效率更快，这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早了四百年。直到清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仍被广泛采用。
宋末，北方的蒙元崛起，横扫天下，后来参与制定元朝典章制度的汉人姚枢，在做过一阵子小官后，为弃官避祸，携一家老小隐居于河南辉县。在这个河南小城，姚枢除了开垦荒地，每日浇灌，便是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排版印制《小学》这类书，传之于民，造福四方，后来，他被元朝起用，成一代名臣。
姚枢不仅屡次劝说蒙古贵族停止屠戮，还对儒、道、释、医、卜等各类典籍进行收集、保护，使典籍不再毁于蒙古铁骑的野蛮践踏之下。蒙古军队攻下湖北德安后，俘虏了人称“江汉先生”的学者赵复，姚枢前去劝勉一心求死的赵复，告诉他，只有活下来，他的毕生所学才能传诸后世。
赵复虽不愿跟随姚枢北上，但相信姚枢的传道之心，将所藏八千卷书全部托付给了姚枢。正因为有了这些学者的守护，宋朝虽亡，文脉不绝。
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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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典籍发展达到极盛。永乐帝朱棣为彰显国威，命解缙、姚广孝等千名学者、大臣网罗天下典籍，编成《永乐大典》，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此后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只有800余卷散落于世界各地，不足原书的4%。而毁书最严重的王朝，莫过于清。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0-28 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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