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而雨荷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什么是当下最应当被关注和记录的？这是每个写作者都在追问、并用自己的书写回答的问题。
2011年，丁燕从新疆乌鲁木齐南迁到广东东莞后，她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求职，开启了自己卧底工厂打工的生活。
进入音像带盒厂后，她是啤工118号。她和所有的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她是装袋打胶的普工；在音像带盒厂，她是啤工；在注塑车间，她每天用钳子剪掉衣架上的凸起物。她将被褥搬进女工宿舍，穿上土黄色的工装，让自己成为流水线上一个机械的螺丝钉。她跟女工们同吃同住，在经历了200天最真实的工厂生活后，她写下了《工厂女孩》。2014年至2015年，她继续在东莞的工厂采访，这两年的经历被她写进了《工厂男孩》。
2023年4月，为完善“工厂三部曲”系列作品，丁燕重返东莞工厂进行采访。她发现，此刻的工厂已和十年前大相径庭。现在，不仅工人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一切都变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同时，现在工人的情感诉求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强烈：和薪水相比，他们更看重尊严和自由。
在她的采访对象里，既有凭一股不服输的劲从女工进阶为女主管的传奇女性，也有因热爱写作完成精神蜕变的女工作家，还有从愣头青成长为具有工匠精神的男厂长，以及已成为技术能手但却迷恋农事的工程师……这些新时代里涌现出的新工人，对生活充满热情，对职业充满热爱。直至今天，在作家丁燕看来，工人和农民，依旧是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话题。
本文节选自《工厂女孩》第九章，讲述了一个女孩从女工成为女文员再成为女学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打工二代”把握机会“上升”的缩影。相较于第一代打工者，“二代们”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疏松，他们更强烈地希望离开家乡。然而，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踏上赴黑龙江的火车之前，雨荷在皮箱里塞进新买的绒线帽、厚毛衣、羽绒服、棉手套、羊毛袜……她认为自己已将寒冷想象得十分具体，然而，当她从鸡西外国语学院的澡堂出来，路过操场，一捋头发，发现发梢上结着冰碴儿，不觉愣怔。
那是2012年11月27日。那一天，雨荷十九岁。身高一米七，肤白，两腿瘦长，长发披肩，五官小巧，虽然不是大美女，却也青春时尚。
这年八月，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雨荷渐渐将东莞、电子厂、办公室，皆置之脑后，朝中国最寒冷的地方进发。潮腥的海风吹起她的刘海，令她不禁做了个深呼吸。她知道，她一定会再次返回这岭南，这香蕉园，这密密麻麻的厂房……当她成为另一个自已，她要真正回观这个辉煌之地。
雨荷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2010年9月1日，这个学校开学的日子，高中毕业生雨荷背着塞满腊肉的双肩包，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驶来。
和爷爷奶奶告别时，这个孙女并不感伤，反而有种投奔新生活的亢奋。雨荷和父母的关系，谈不上亲昵，也谈不上怨憎，算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遇到和父母有冲突的情况，她会下意识地选择撒谎，懒得详细解释。说到底，她和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还是不同。
雨荷的父母在她两岁时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回老家团聚一个月，平时皆靠电话联系。高一时，女生搬到寄宿制学校，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在宿舍帮忙搬行李，而独独自己落了单，对父母的怨恨之情在那时油然而生。这时，再听到爷爷奶奶抱怨自己不听话、常去网吧时父母大吼“狠狠打”，越发反感。
“既然我做得再好你们也看不到，不如，就做得不好。”
雨荷开始逃课，去网吧、看电影、滑早冰、逛公园……只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和闺蜜一起进行的。她还不敢放纵自己去交男朋友。
对此，雨荷的父亲曾发出严厉警告：“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高三毕业，雨荷甚至没有参加高考，理由是——“考也考不上。即便考上了，出来还要自己找工作，不如现在就出去……”雨荷早就想“出去”——因为父母已“出去”多年。而在家乡，像她这样的学生，大多数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本钱和经验去创业。考完试，她收拾好行李，便踏上南下的火车。
十七岁的雨荷，并不喜欢书本——那些印刻在纸张上的知识，对她而言是个封闭王国，但她却很懂得向生活本身学习。她虽然一无所有，却又无处不有；虽然混沌懵懂，却又笃定坚信。当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传说中的大城市就要出现在眼前时，这一段旅程，在女孩心里，变得非同凡响。
雨荷的旅途在广州终结。走下火车，环顾四周，女孩惊诧地发现，这些长途旅行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独自拎着包，迫不及待地朝前冲。而她，是幸运的——有人专门来接她。
雨荷的父亲四十出头，大块头，大嗓门，红脸膛，额头攒聚着深浅皱纹。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像一幅油画，模样是原来的，但颜色逐渐衰败，丧失了鲜活。他朝雨荷微笑，喊她的名字，接过双肩包，拽过拉杆箱，领着女儿，朝公交车站走去。那里每过十分钟，就有一趟发往东莞的车。
进入车厢，一股汗腥、脚气与潮热混杂的臭味扑面而来，熏得女孩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孔。在以后的东莞生活中，这股特味的味道，一直都存在。去往任何一个镇的任何一辆公交车，那味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像条湿漉漉的蛇，始终爬行在鼻尖下。
车窗外闪出各种招牌：车床、塑胶、模具、油漆、玩具、手袋、成衣。一间间毫无特色的楼房，阳台上晾晒着衣服，密密麻麻；一片杂草丛生处，挺立出一栋金碧辉煌的酒店；高速公路之下，是一片片稻田、鱼池、养鸭场。公交车慢慢靠近樟木头镇区，在工业园路口，戛然停止。
对雨荷来说，坐在公交车上的这一路似乎不是在清点门面，而是在参观一条蜿蜒流淌的工业之河。她为此恍惚、晕眩、亢奋⋯⋯从此之后，她将楔入这个城市的深处，再也拔不出来。
雨荷的父亲在厚街镇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当普工，月收入两千五。父亲虽老相，但还健壮；而母亲，因长期受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逼迫，已熬成人干，精瘦枯槁，让女儿看着骇然，但好在没有病……好在，终于盼到一家人团圆⋯⋯
为了迎接女儿的到来，母亲在工厂旁的贫民区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屋子，月租三百元。楼道铺着粗糙瓷砖，昏暗狭窄，屋内设施简单—卧室里一张双人床，窄门衣柜，木凳上放着台电风扇；阳台连着个水池，三种不同颜色的塑料刷牙缸；客厅里拉起一道布帘，在原本摆沙发的地方，塞进了张单人床。
雨荷在珠三角吃的第一顿晚餐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清炒生菜、蛋花汤。
当雨荷在电子厂的女生宿舍公布这个菜谱时，引来哗然一片。
除了周六、周日不加班的时候雨荷返回出租屋和父母团聚，平时她都住在宿舍里，睡我的上铺。那时，我在这家电子厂打工已三个多月，一直于的是拉线上的普工，而雨荷进厂后，只干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 QC（Quality Controller，质检员）。
雨荷的求职经历毫不曲折。她还和父母达成协议，每月留下一千元零花钱。
作为进厂第一代打工者，父母反复向女儿诉说当年求职如何艰难，诉说如何在人才市场排队、占位、递简历，未能获得聘用后，在立交桥下的涵洞里凑合一夜，吃一个饼抵挡一天。为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咬牙忍受；无论多么不堪的嘲讽，都忍辱负重。然而，这些到底不是雨荷亲历，再怎么描述，对她来说，父母的经历也不过是“以前的事”。
雨荷不喜欢父亲所在的珠宝厂——她曾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觉得那里人少，不好玩，而且“没有更多上升空间”。母亲所在的纸箱厂，她去了一次，总结出一个字——“臭”。她不让父母帮忙（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出门找工作。看到这家日资电子厂拉着横幅在招女工，便到门卫室，递上身份证……
然而，母亲劝雨荷不要去：这个厂有两千人，虽然发薪准时，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可女儿却下定决心，要进就进大厂，即便从普工干起，机会也比别处多。
“你可以通过女工受雇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如何。”
雨荷告诉我，如果那些二十几岁的女孩—打工族的精英分子，大量会聚在某个厂，就说明这个厂不错。
第二天上午八点报到，填写个人信息表后，雨荷被面试者问询：会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又给出一排简单的英文单词，问是什么意思；再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卡片，让她辨认。诸事毕，她去医院验血，做视力检查、心电图。第三天上午，她先去医院拿检查单，下午重返电子厂，被分配至拉线当普工。
女孩如此之快就获得了工作机会，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年轻女孩更受企业欢迎。据说在东莞的工厂里，70%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同时还分布在办公室文员、人力资源部职员、售货员、推销员、保姆等各个职位。在老板眼中，年轻女性既勤劳，又聪明，更重要的是—比男性更易管理。
雨荷进厂后第一件不能适应的事，是被本地人称作“农民工”。
下班后，来不及换下工装，我们便冲进食堂吃饭，挤出时间去逛厂外便利店。几个主妇从市场走出，手里拎着菜兜与我们擦肩而过，雨荷愣住，迈不开步。她们用粤话嘲讽我们：“农民工。”
在父亲上班的厂做暑期工时，这个聪明的女孩跟着一群茂名人，囫囵吞枣地学习过粤话。
和父母不同，雨荷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会上网，对城市生活并不是一无所知。雨荷父母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而雨荷这个“90后”女孩，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便不再打算回老家。
现在，即便女工雨荷还是农村户口，还被称作“农民工”，然而，当她离开家，进入东莞工厂，她便投身中国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现在她被陌生的本地女人教作“农民工”，使她心头微微一震。
我们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空间局促，没有插座，阳台上是卫生间，没有灯。食堂的饭菜一成不变，总是米饭、肉丝炒某个青菜、某个全素青菜、淡而无味的汤。为鼓励员工加班，每逢周一、三、五，厂里加餐，供应鸡翅和牛奶。
起初，在雨荷看来，工厂和学校没太大差别，加班就像去上晚自习。然而即便是雨荷那么年轻的躯体，每天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也累得要崩溃。那种机械的工作，常会伴随强烈的饥饿感——即便中午在饭堂吃了两大碗，只要一拿起产品，就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噜叫唤。
置身于有毒空气、高强度噪声、巨大生产压力中的重复劳作，让我们对车间充满反感。
环顾四周，女工们大多衣冠不整，油垢满面。大多数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有的将袖子卷起来，露着臂膀，有的将领口敞开。因为总是不能大声聊天，女工们对说话有股奇怪的热情。一旦下班，便开始说脏话俚语，随后肆无忌惮地大笑。
普工雨荷渐渐知道了工厂的阶级之分，认清了自己处在最底层。她年轻，总会分到最脏最累的活儿，还不能表现出丝毫不满。表面上，她勤勉工作，可一下班，她便开始盘算—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岗位？这个想法，她从没和父母交流过。她父母来东莞十八年，居然还操着一口浓郁地道的四川话。她父母没有什么朋友，周末边看电视边吃饭，对他们来说已是最大的享受。
我预感到雨荷在这个脏污之地干不长久，可没想到，幸运女神那么快就眷顾了她——有个女孩跳槽，空出了个QC的职位。
雨荷已经上岗了，还不知道“QC”这字母组合的意思。很快，她在网上查了出来：这是英文单词“质量”和“检查”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她的工作，就是检查电器连接线的方向、位置、多少，把不良品放进红箱，大货在高台上站着查，小货在低台上坐着查。
仅一天，女工雨荷便已全面掌握这项技能。
这个工作显然好得多，底薪和加班费加起来，有两千五百多，而啤工工资的上限也就一千八百元。雨荷很想介绍我也去干这个活儿，然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QC。
这个车间的QC有十二个人，年龄全都集中在十七岁至二十一岁。
雨荷的幸运不在其他，只在她的年龄。
渐渐地，工作的严酷性显现了出来。一整天在车间，人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每过两个小时，雨荷必定要去上一趟厕所，只是为了凝立窗口眺望那亚热带山坡黑绿的树林。
很快，雨荷就明白了，QC这个活儿，真不好干。在晦暗不明的车间里，要进行精致细微的检查，并且习以为常，是件可怕的事。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不觉陡然一惊：在车间，女工们不断制造着产品，检查着产品，而她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产品。
发薪日是每个月最快乐也最糟糕的一天。工作了那么久，又那么卖力，女工们发现自己因为迟到、请假、不良品太多而被扣了很多钱。这一天，很多人会挤到邮局，排起长队，赶着把钱寄回老家；或者冲进商场，买唇膏、手袋、高跟鞋；或者一咬牙，干脆买款新式手机。但雨荷却说：“钱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
从车间回到宿舍，雨荷二十分钟就搞掂冲凉和洗衣，爬上高床后，放下蚊帐，戴上耳机，听起音乐。她不喜欢逛商场乱花钱，至于睡懒觉、玩手机游戏、绣十字绣、不断打电话……这些她通通也不喜欢。
雨荷报了名学跳街舞。
在集体生活中，女工们很容易失去自我，到处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穷的人，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更出众，否则便会很快被湮没成为百万分之一。
在车间，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雨荷的工装，便能判断她是做什么的。然而，一旦脱下工装，开始跳舞，一股暗火便在女孩心里燃烧。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城市为女人提供的一切，将会让她更出色，总有一天，她会变得更幸福。
旋转，旋转，旋转……
元旦，厂里搞迎新年文艺晚会，雨荷跳了支现代舞，一举夺得二等奖。几乎所有的人，因此认识了这个女孩：黑色长简靴，黑皮短裤，银色紧身上衣，扭臀，摆手，踢腿，像机器人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律动，然而，又像刮台风般狂暴旋转。
一夜间，雨荷成了电子厂名人。
这家电子厂的总部在樟木头镇，但在东莞其他三个镇还有分厂。2012年初，老板在湖南郴州建起新厂后，似乎拉响了这样一个警报：曾汹涌无比的打工狂潮，在珠三角地区已呈衰退趋势。
令雨荷大为吃惊的是，有一天她蓦然发现这栋楼的三楼、四楼和五楼，居然变得空空荡荡，只剩底下两层还亮着灯；另一件事随之发生——这个曾有两千人的大厂，员工缩水至五百人。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现在只住两三人。
她向杜经理提出辞职，理由是——“我想回老家”。显然，她撒了谎。
杜经理是个平头整脸的男子，四十九岁，脸颊姜黄，穿戴干净，右手上总是拎着个公文包。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杜经理根本不信。
“没有，”雨荷回答，“家里有些事需要回去处理。”
“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他对她这么客气，令她心里一惊。
“你回到老家能做什么？”他的话在女工心里唤起了她所抛弃的家乡那死气沉沉的景象，“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女工沉默着，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看着那张鲜荔枝般的清水脸，男人的精神活跃起来。她真的很可爱，还携带着乡土世界里的淳朴。同样来自乡间的他，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嗅到那股泥土的味道。她不像一般的女工。她没有那种混沌的傻气。她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有更高的趣味，所以，她更敏感，更能感受到消沉、孤独无依，因为她的头脑比别人更精细。
“你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你想干的任何工作，”他说，“但你要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杜经理拒绝批准女工的辞职报告，反而让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辞工后，专门去学门技术。眼瞅着经济不景气，那么多人离厂，而自己并无一技之长，若年龄再大，便会陷入无以谋生的困境。
男人睁大眼睛：她还不到十八岁，已在思考“年龄再大怎么办”！
许多男人的天性是寻欢作乐，他们像蜜蜂一样飞舞在女人身旁，劫掠她们身上的花蜜，为自己取乐。某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杜经理，让他愿意去亲近这朵小小的米兰花。他闻得到那股柔顺的香味，而她的局促和惊诧，更令那香味变得清新。
杜经理的家庭虽不十分令人满意，但也风平浪静。他的经济收入不大受妻子束缚，有自己的私人账户。每年，他带着家人到国外休假。他有一帮清华校友，组成一个坚实的小圈子。他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孩的态度，一直处于节制状态。他从不对她们表现出过分热忱，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帮助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会让他获得一定程度的尊敬，那是他在他的家庭、他的阶层、他的社交圈里无法获得的东西。现在，他的态度格外诚恳：“如果你有机会去做文员呢？”
杜经理的话像火焰，把金属碎片熔接成一块坚实的固体，过去曾在女孩心头飘过的幻影，正在变成一缕希望。和大多数工友一样，这个女孩，也有她的虚荣心。只要有上升的机会，她就会抓住它，并努力做好，让大家承认她的能力。
雨荷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杜经理温和地笑了。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二十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到办公室的女工。
从生产线到办公室，从用手工作到用脑工作，这几乎是一道阶层鸿沟。回宿舍搬行李的女孩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除非你是厂领导的亲戚，除非你做得很好，除非你很出名…”她艰难地诉说着，眼睛盯着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鲤鱼跃龙门。
雨荷的工作是“营业”，主要处理接单业务—收到订单后，经过这个部门的规划，将任务下达到各个分厂。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她基本完成了从女工到文员的转变。但是，她却无法让自己在新工作中特别亮丽地凸显出来，因为她只能做国内项目，无法做国外项目——她不会日语。
到了办公室，雨荷的世界并非一下子丰富起来，反而更加孤单。在办公室，她没有一个熟人，全靠自己领悟。这里和车间不同：在车间，QC的行动很不自由，组长管得很严，如果有事请假，就要求别人帮忙做自己那份活儿；但在办公室，没人盯着你去做事，一切只能靠自己，但却更不自由，那些工作，不能堆在那里。
下班后，办公室的同事们不是回家就是找朋友玩，只有雨荷一个人落单。她和父母的临时之家，已经散伙。父母同时辞职，返回老家盖房子。这对夫妻打工十八年，共积攒存款三十三万元，又问亲戚借款七万元，准备盖一座三层小楼。等房子盖好后，他们会再次出门打工，将欠账还完，再返乡养老。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的农民房里租了个单间，月租一百八。屋里放一张单人床，小矮桌靠在窗下，桌上放着电饭煲，窄小的卫生间，阳台是粗重的阔条水泥栏杆，筑得很高，没有护栏，能一下望到头顶一片天，空空荡荡的灰白色，高高悬挂。屋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沿上。
雨荷也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以前她总喜欢穿休闲装，现在学会了用花边和小领饰来增加妩媚。直发经过陶瓷烫，显得格外蓬松。新款圆头皮鞋，带着点坡跟，既舒适又漂亮。从外表看，这个女孩已不再是女工模样，那一缕现在还保持的局促劲儿，不过是温婉天性的自然流露。她适应了新环境，对自己进行了适度调整。
当我们俩靠着床沿坐下后，雨荷的手机接收到一条短信，两个字：“加油。”而她即刻回复：“感谢。”
和杜经理的这种联系，实在是一场冒险的情感对决赛。她小心翼翼地处理“大哥”和“小妹”的关系，却很清楚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距离遥不可及。杜经理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戴上博士帽后返回国内来到珠三角，进入电子厂，成为高管。妻子是一起留学的女同学，给他生了个女儿，听说，妻子比他还能干⋯
雨荷坦言：“我怕见他。”当那个男人提出来出租屋看她时，她婉言拒绝了。
女孩侧过脸来看我：“我不想在没有凳子的屋子里接待他。”
随后，她又笑起来：“这个单间像学生宿舍，倒也罢了，要是他去对面那片瓦房看看，真的会让我感觉丢脸。”
雨荷不愿和杜经理在一起。他是她的恩主，总让她感觉有所亏欠，而这是一种多么不好的感觉！于是，他和她的关系，仅限于手机短信。
到了办公室，不仅要处理新工作，还要处理新关系。
雨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她曾经的女工身份，她和新同事相处起来极力复杂。
在中国农村，人际来往通常源自亲属关系。而在工厂的生产线，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卑微背景，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将会打破这种平衡。这种变迁会让新同事深感不安，因原本被他们看不起的女工，有可能因为表现突出而成为自己的上司，这会让他们觉得很羞耻，于是整个办公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排斥氛围。
每当雨荷推门而进，原本在聊天的人们便安静下来。遇到琐碎的活计，他们也自然都推到新职员这里。雨荷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同时惊诧地发现——“那些表面上很友善的人，也许是背后说你坏话最多的人。”中年女同事尤其不喜欢她，说她们靠的是实力，而不像有些人，靠脸蛋，靠关系。
无意间听到的这些话，让雨荷内心五味杂陈。即便她到了办公室，却依旧无法抹去女工印记——那工业大厦中最为低贱的味道。她知道自己正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强烈的羞耻和被侮辱，可是，她能有什么办法堵住别人嘴巴呢？只要一想起这些事，她便会暗自落泪。
但是到了下班，雨荷依旧会主动和女工们打招呼，而不像办公室的其他人，沉默着与她们擦肩而过。
“我是从车间里出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现在的雨荷，已经不用做那些辛苦的活计，但她知道，常年劳作的女工，身心疲惫，宛若秋日枯叶。她眼看着母亲加班回来，不愿多说一句话，倒在床上就睡，像死去一般。这种身心疲惫，是那些从未在车间待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
就在雨荷努力适应新生活时，另一个男人强行挤入她的生活空间。
不是别人，正是办公室的罗组长。
女职员像生物学家对待标本般研究着这个顶头上司——罗组长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流利，带着股四川味，下达任务时，总是紧张得双手发抖。一旦说起日语，却像鱼儿入海，异常从容。这个二十七岁的男子，初中毕业即进入国际日语学校学习，十七岁进厂做营业，经过十年历练，业务能力超强。
罗组长面颊饱满红润，衣着惹眼，手戴炫目戒指，领口处常闪出金链光芒。对上司，他会婉转巧妙地恭维；对下属，他会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吹嘘、炫耀；对女人，他总能发现对方的兴趣所在，然后，熟练地顺着话题谈下去。在人群中周旋，他有一股子特别的热情，说不上“有才能”，也没有能称作“高尚”的思想，更没有坚持不懈的热情，不过是口气更热烈，态度更亲昵而已。他不是富翁，甚至还没有踏人中产阶层，却活得兴冲冲，一心追求他所向往的优越生活。
打雨荷踏进办公室的第一天，罗组长便动了心：这个女孩实在美丽。
罗组长并没有怎么揣度，便冒冒失失地向女下属示爱，没承想竟遭到明确拒绝。
在雨荷看来，这个家伙并无邪气，也算善良，但却像没有思考能力的飞蛾。他会很快倾心女性，因为他年富力强，情欲炽烈。追逐女性，是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乐趣。
罗组长有股蛮横劲，硬挤硬闯，像艘大机轮，在污泥浊水中鼓浪前进。他并不觉得雨荷能与自己并驾齐驱，他像要在船尾拖着条小船那般，试图帮助这个女孩，这种得意扬扬的神情，令雨荷非常反感。同时，他的生猛，让雨荷感觉他像一头洗刷得很干净的动物——虽然人本来都是动物，但是没有谁会像这个男人这样，肯定的是一只动物。于是，罗组长和女下属之间的情势，并未随着相处时间的推移逐渐火炽，相反，时间越长，雨荷越将他看得清晰。
那一天下班，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人。
罗组长掐灭烟头起身要走，雨荷也拎起包到了门口，将门拉开半扇。突然，罗组长将门关上，将她挤到墙角，低头，试图吻她，嘴里喃喃呼唤道：“雨荷雨荷，嫁给我？我是真心的……”男人的喘息声陡然变大、变重，鼻息咻咻，令雨荷感觉整个天空中的雨水全都扑到脸上。她像田野里的小松鼠，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要赶快奔逃。她伸出双手，将那个发烫的躯体用力一推，那一刻她迸发出的力量大得可怕，令男人一阵颤麻。
雨荷并非聪慧绝顶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可靠，只是这种赤裸表白，根本没有前奏，激发起她本能的自卫。她瞪着眼，像看一件石灰浮雕般盯着他。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还小，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
罗组长有些惊诧。他知道她从车间来，在那个腌臜之地，再美的人待久了，也会变呆变傻。他不明白，这个女下属如此决绝的神情，来自何方。
办公室的门轰然打开，暑天热烘烘的气息冲进来，门又被狠狠关上，砰的一声。女职员又好气又好笑。“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喜欢他？”雨荷向我复述这个场景时，嘴唇直哆嗦。
这个雄心勃勃的女孩坦言道：“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雨荷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拥有更多机会。她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能很快接受服饰、发型和说话语气的改变，而男性则相对显得自我封闭。同时，传统农业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更高。父母希望儿子在外地打工，赚到钱后，带着老婆孩子返乡，顶门立户过日子；而对女儿的态度，则更宽松。女子一旦离家，回不回去都可以。如此思维下，离家的女子，反而会获得更深层次的自由。
雨荷反复思考自己的处境，觉得形势大大不妙。她是个能动脑筋的人，总要想出个办法来。她不能赤手空拳漂浮大海，要抓住浮木、舢板、树枝……任何可以让自己依附上去的事物。她想到两个字：语言。
在厚街打暑期工时，雨荷学会了粤话；在樟木头女生宿舍，她跟着梅州来的客家女，学会了客家话；同时，电子厂的工作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掌握一门语言，不单是学会使用某些词语，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电子厂，日语是第一语言——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高管都说日语。而普通话是日常工作交流语言。厂里的员工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并没有哪个省份的人占上风，交流一律用普通话；而粤话和客家话，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走出工厂，去市场，到超市，如果能交替使用这两种语言，沟通起来将根本不费力。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雨荷脑中慢慢成形——精通日语。
雨荷思忖：虽然她打小就喜欢画画，能将靓女的衣服褶皱都画得细致入微，然而，对自己去学服装设计专业的设想，她很快采取否定态度。她当然喜欢跳舞，在舞蹈班时总被老师夸奖，然而，和专业人士比，却相差甚远。于是，“日语”这个词，越发凸显，几乎变成夜空中的一轮圆月。
于是，她报了外语培训中心的初级日语课，学习《新日语基础教程》，四个月，一百零六个课时，一千八百元。从标准发音开始学，可掌握一千四百个单词，以及口语交流。
培训中心在镇中心一幢三层小楼上，日语教室有十几平方米，白色的塑料桌凳，白色的日光灯，白色的书写板……这种环境，正是雨荷希望看到的。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就是一片白色，现在她往上画出的颜色是红还是绿，尚未可知。
雨荷辗转反侧，在父母借款盖房的节骨眼上，打去电话。
“到哪里上学？”
“黑龙江鸡西……”
父亲问，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雨荷介绍，这个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要从零基础开始学，只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过了十二门，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但是，她用力地咽了口唾沫，然后告知父亲：学费是三万元。
她觉得自己真该死。明知道父母已借债七万元，居然，还要增加他们的负担。
十分钟后，父亲打来电话，将商量的结果告诉她：既然要去学，就好好学。
临出发的前一天，雨荷得了闲。辞了职，吃过饭，托运了行李，剩下的就是拎着箱子去火车站。
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
男人说，不要去，哪里都一样。她带笑轻声说：“那边会下雪的哦。”又补充道：“我好喜欢下雪啊。”男人没接话，停顿了一阵，突然说：“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女孩好像头上开了个烟囱，直通通，冒出团团热气。她不懂——不离婚怎么结婚？而她，根本不想和他谈论离婚的事。她知道，没有一大笔钱，这件事根本办不到。现在，眼瞅着厂子不景气，老板都难做，更何况他这个管理人员。
然而，一个四十九岁、已有了严重惰性的男人说出这种表白，确实需要勇气。显然，他是动了真情的。所以雨荷要走，他便怨恨起来。他们的关系在变。打他举荐她到办公室，他便亲手挖出了一道鸿沟：他将比此前更难掌控她。
他需要她，甚至更甚于她需要他——这样的红颜知己，让他感觉自己尚且强大，尚能被人需要，尚有爱的能力。当青春逝去，岁月蹉跎，他认清自己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永远成不了大富翁，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发展，来自年轻女孩的敬仰，是撑起他精神桅杆的暖风。
而现在，她却要选择逃脱。她是在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吗？
电话里，男人突然厉声道：“你要是去了，我就真的不爱你了。”她感到心里微微发冷。这个男人曾像一层保护膜，覆盖在她的精神上，现在，她要亲手将它撕去。这个男人和罗组长一样——不相信女人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她想要的生活。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以去帮她，而这种帮，总要连本带息地偿还。
挂断电话，女孩凝立阳台，仰头看白色云朵高悬上空，一朵一朵。没有任何男人抛弃她，她想，她是自己的。她要仰仗的，就是这小小的躯体。
打开笔记本电脑，播放她喜爱的那首歌曲，随着强劲的节奏，女孩舞蹈起来。
歌声真浓烈啊。可是，她就喜欢这浓烈。
鸡西下雪了。
雪落在平坦的操场上，平坦的屋顶上，平坦的道路上。整个黑龙江，整个中国北部，皆被白雪笼罩。白雪遮蔽了这世上一切的脏污和幽暗，让晶莹之光闪烁。天地苍茫，通透辽阔。
女生雨荷从澡堂走出，穿过操场时，捋了把头发，发现发梢里居然结着细碎的冰碴儿，不觉愣怔。
女生活得像机器人，不能生病，不能请假，不能旷课，不能看电视，不能跳舞，不能躺在床铺上，直接睡到天亮。女生如闹钟，嘀嘀嗒嗒，分秒不差：洗漱、上课、抄笔记、背诵、吃饭、睡觉、早读、晚自习。女生让自己成为时针、分针、秒针，卡在表盘上，紧凑有序，分毫不差。
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往事凝结成铺天盖地的白雪，将她冻结。女生蓦然想起，今天，是她十九岁生日。可是，她还从来没有恋爱过，若给同学们知道，定会遭到耻笑。环顾四周，雪野寂寥。女生逐渐明白：这样，岂不更好？就让男人们以为，自己是因为喜欢雪，才来到这远离珠三角的学校吧。
泪滚滚而落。
像苹果在枝丫上撑不住，要扑通扑通掉下来。
一阵寒风吹过，女生像从梦里醒来，摇摇脑袋，继续朝前走。
雪地上出现一行轻轻浅浅的脚印。
（本文选自《工厂女孩》）
| 丁燕 著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2023年8月
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
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提名奖、
文津图书奖、《亚洲周刊》
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4 12: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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