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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文史知识|白一瑾 :王铎的南明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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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09: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史知识丨​​白一瑾 :王铎的南明仕途

 白一瑾 文史知识 2023-11-09 18:18        

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九日,王铎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是时王铎因故里孟津遭遇战火,于是在是年二月举家南下,漂泊流寓于苏杭一带,未及赴任,而明朝已经灭亡。是年五月三日,福王称监国于南京,创立南明政权。初七日,王铎与姜曰广共同被拜为东阁大学士。不过,当时王铎并不在南京,《明史·姜曰广传》:“及再推词臣,以王铎、陈子壮、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广。乃改曰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铎并命,铎未至。”直到六月十三日,王铎方到达南京,面见弘光帝,入阁办事。
就任南明次辅,是王铎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也为他后半生那尴尬苦涩、骂名累累的人生悲剧拉开了序幕。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波谲云诡,从一开始就潜藏着祸乱乃至失败的危机:福王的即位,本身就是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武臣实力派为一己私利,大搞政治投机的产物,立朝以后,武臣势力和清流士人势同水火,“各执成心,日寻水火,文既与武不和,而文又与文不和”(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在清人武力窥伺的危险下仍然党争频仍、争斗不休。而王铎居然得以成为次辅,卷入这个政权的中心,更像是一场各种政治势力作用下演出的历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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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自画像
当时,王铎只是一位中规中矩的普通官僚,人望并不算很高。谈迁《上冢宰张藐山先生书》云:“近闻道路之言,孟津未协人望。”他在南明朝廷的两大政治派系—武人实力派和清流派中,都毫无根基,能够得到东阁大学士的位置,纯粹是由于弘光帝本人出于私情而破格提拔:“张冢宰再推词林于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谈迁《枣林杂俎》)在洛阳城破,福王朱常洵被杀后,世子朱由崧避难孟津,王铎一家曾给予他倾力援助:“上之避敌孟津也,铎父子兄弟及爊皆尝在左右。上登极推旧恩,以铎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明四朝成仁录》)而且,王铎虽然并非上述两派中人,但与两派关系均尚可:他与身属清流的黄道周、钱谦益等,俱有往来,交情颇好,而和马士英的关系也不错,因而,弘光帝提拔他,武人与清流双方至少都可以接受。于是,身为一介平庸词臣的王铎,就这样在南明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中,近乎懵懵懂懂地被推上了东阁大学士的显赫高位。
对于这一从天而降的特大号“馅饼”,王铎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对于南明朝廷和曾与他有过一段因缘际会的弘光帝,寄予了相当高的希望,期盼弘光帝能够成为复兴明朝的中兴之主,而自己也能成为辅佐中兴的名臣:“明旦光赫,衾影烛临,诚欲雪先帝之血仇,恢数省之封疆,麟凤勿令铩羽,疮痍使得康身,协恭和衷,献馘行赏,天下复见二祖列宗土寓之旧。”(王铎《誓关帝文》)他对这一破格提拔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甚至指天誓日、祭告关帝,信誓旦旦地以历史上的名相庄严自誓:“每指其文集语诸同志曰:‘吾铮铮自树,则此集传;不则覆瓿耳。誓不学周、温辈,以贪奸贻唾也。’”(《南渡录》)“夫子其启翼铎,令铎为千古房、杜诸人,不令铎为章惇、王珪一途人。”(王铎《誓关帝文》)
不过,在兴奋之馀,王铎也很清楚,自己以不通政事、立朝又无根基的书生之身,在南明朝野内外危机重重的状态下入阁,必然会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所以他颇有些如履薄冰的心境:“误蒙圣主特达之知,俾参密勿之政,若在梦中,被此异宠,惊悚之神,自知不堪。夫兵食艰难之时,戈甲顿蓄,积小田畴,芜鼓噪多,强宼窥伺于外,此何等责任?”(王铎《奏为感激天恩恭陈谢悃事》)更重要的是,他畏惧乱世,对当时南明的政治也不乐观,认为自己并无扭转乾坤的力量,所以他非常担心在历史的漩涡中毁掉自己的清白名声,成为牺牲品:“臣恐不偿平生之志,有心无才,倔强终不谐世,臣惟有蚤为辞退,庶不至误兵农礼乐之治功,为天下苍生笑也。”(王铎《奏为三辞成命以全恬退事》)令人心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一如他所预计。
王铎在南明的宰辅生涯,既不像后世某些史书所说的与马士英、阮大铖辈狼狈为奸、作恶多端——“士英乃与王铎尽翻钦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隳边防,天下闻之,无不知其不能旦夕延矣”(《永历实录》),也不似张缙彦《觉斯先生家庙碑记》把他吹嘘成“股肱师保,借献同仇,相机辅导之力,毅然自任”的能臣良相。他在这个显赫的位置上,更多的是勉力称职乃至如坐针毡的艰难尴尬之状。他本是一介文士词臣,对官场事务并不热衷,也没有多少处理实际政务的经验:“铎本文士,处非其任。”(谈迁《枣林杂俎》)所以,虽然他拼命努力履行宰辅之责,却因能力实在有限,还是不免捉襟见肘的狼狈相。谈迁《枣林杂俎》:

张冢宰再推词林于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迁时对冢宰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铎将入朝,冢宰书规以约束子弟家人,毋辄通宾客。铎过冢宰曰:“我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始直阁,适胶东、新建、贵阳并引疾,铎票拟颇中綮,如夺乌程(温体仁)赠谥,人亦称之。自以不习吏事,请益同官,已渐自讳处分舛误,贵阳侮之。法司奏大辟,辄除其罪。尝作奏,误书“皇下”,再被诘。胶东滨行,嘱以渐退,骇问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则去,毋俟人弹文也。”


即使是在内阁成员所必备的能力——票拟方面,王铎也颇有扞格乃至闹笑话之处。李清《三垣笔记》:

王辅铎工于诗,然票拟非长。拟旨或四字,止曰烦聒可厌。或单句,止曰入监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纶疏陈文体,票有“鬼语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汉人胡语”等句,皆笑柄也。


更令人难堪的是,由于王铎在南明政治格局中,没有任何背景靠山,他入阁以后,诸事极其小心恭谦,不得不时常戴着“乐易可亲”的人格面具,努力讨好所有的人。《三垣笔记》:“王辅铎初入阁,为誓文告关圣,守颇介。然其后稍稍易也。……与后进札,辄自称弟,为刘东平泽清作序,呼其母为老伯母,人谓谦而失体。”以宰相之尊,而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讨好军阀刘泽清,其屈辱辛酸,可想而知。
虽然王铎以词臣入阁,对政务并不娴熟,但他在南明从政的一年里,确是一有为之相。其政绩颇多,其中很有刚直敢言、风骨凛然的义行,也不乏以权谋私之举。王铎值得称道的政绩有:
为忠正之士挺身请命。王铎曾力谏禁革御史祁彪佳,“同官王铎言: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明季遗闻》)。并力推徐石麒接任吏部尚书,反对阉党杨维垣一系的张捷接任。
力主禁止厂卫弊政。就在王铎入阁办事仅仅两个月后,即有《揭为再恳圣意坚定勿立东厂事》。《明季遗闻》:“铎又疏言:国家新造,人心易涣,当以安静为主,厂卫应行禁止。不听。”甚至因争谏厂卫问题,几乎和高弘图一起乞休。
对弘光帝征敛民财、沉湎酒色等问题的直言进谏。甲申七月,高弘图就止催金花银、召唤史可法等事与弘光帝抗辩,王铎亦曾相助。且有《揭为国赋万不可再加急宜停止事》《揭为收令不可借贷事》《揭为用兵时急富官富士富户富民富商万万不可借贷事》等,皆切中时弊。其馀劝谏弘光帝不可大兴土木、不可沉湎酒色的疏文,还颇有不少。《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若夫饮酒孔嘉,酒载于诰,沉湎生疾,阍寺抵隙以窃威福,惟饮之有节。卜夜烧炬,且梨园弟子鼓声夜冬冬,大非所以恸北都先帝之灵,而存哀悼之心也。”《揭为民饥不堪乞恩煮粥赈救事》:“闻太监争购扬州女以进,簪玳瑁,饰珠玑,作长夜饮,谁引皇上以宴安般乐之渐乎?臣恐精气日耗,政事日弛,非养皇上圣体之道也。”甚至是直言指斥弘光帝忘怀国仇家难,沉湎酒色,其言颇有胆识。
不过,王铎利用辅臣职权,也有不少借机营私的行为,最突出的就是大力照拂自己的河南同乡。他在任期间推荐了不少河南籍人士,若升李永茂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皆谓阁臣铎以同乡私之”(《南渡录》)。甚至不惜为此破坏常例,招惹物议。《三垣笔记》:“旧例,铨曹一缺,必用部属及推知之无议者。自武枢曹备以谪处旧令陪推,反蒙钦点,而此例遂破。同乡王辅铎始也。”
王铎在南明最受人诟病之举,莫过于他在“东宫案”问题上与马士英站在一起,宣布北来“太子”为假。乙酉(1645)正月,有少年自称崇祯太子,由北方逃亡到南京,此事在南明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及前东宫讲官中允刘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审视太子,问答多不符,大学士王铎叱为假。”(《南疆逸史》)王铎在此事件中的态度非常坚决,力主此“太子”为假冒。《爝火录》:“王铎前曰:‘千假万假总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认,不必再审。’叱送还狱。”次日“王铎再加质问,使之供吐姓名”。南京至有“若要太子强,擒贼先擒王”之谚。弘光帝遂执此“太子”下狱。这一事件让王铎在南明政权中骂名远扬,在弘光帝逃离南京后,王铎甚至还遭到不明真相的南京百姓围殴:“百姓千馀人,擒王铎至中城狱,令认太子,即群殴之,骂曰:‘若伪太子,辜先帝恩。’”
然而,如果排除掉某些本来就对福王即位不满、百般求证其“得位不正”的东林人士的偏见,仅从历史事实出发,就可以知道,王铎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完全是履行职责、实事求是。王铎本人的《奏为奸人假冒可恨大干法纪恳乞皇上乾断事》举出此人与太子相貌不合、不识讲官等种种情事,证实北来“太子”确系假冒。《南渡录》对此记载更详:“时诸讲官刘正宗、李景濂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而北使兵部侍郎左懋第密疏至,亦言虏中有一太子,不知真伪。询之西宫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至是验之无一合。继问讲读何所,则误指端敬殿为文华殿。问讲读先后,则误以先读为先讲。问讲读既完所写何字,则误以《孝经》为《诗》句。”以史实来看,这位北来“太子”,纯系假冒,学界已有公认。此人之所以在南明人望甚高,搅得朝野流言四起,只不过是迎合了时人不满弘光政权的心理:“先是太子之至也,都人皆喜,以为上未有子,且以为嗣。至是人情益惧。民间流言指马士英、王铎共谋戕害太子。”(《南疆逸史》)而后来的地方实力派左良玉借此兴兵,纯粹是借伪太子事件兴风作浪、争权夺利。王铎在《为伪太子与左师核文》中愤而直言:“若从将军之计,绌心拥戴为真太子,狡然兴兵犯阙,危社稷宗庙,蹈吴王濞、淮南王安故辙。奚必介介然拨尔遄怒,必欲付之棘木,使后世谓皇上与九卿科道大小臣,有杀先帝之子之名耶?”分析得一针见血。在“东宫案”中,王铎按实情处理,并未有半分藏私,却因南明政坛的种种混乱复杂状况,而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实在是相当冤枉的。
与此同时,王铎与马士英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王铎过多地引进同乡私人,在请恤等问题上也向同乡私人倾斜,因而引起马士英不满。《三垣笔记》:“往例,阁中票拟,必请裁首辅,故鲜矛盾。马辅士英为首相,终不晓此制。如诸旧臣子孙纷请赠谥,王辅铎以为杜其荫则自绝,故多驳,乃士英又票允。”更重要的是,王铎虽不属武人实力派和清流士人这两大政治派系,但他一向是主张弥合双方矛盾,保护清流的。这就不免招致马士英的忌恨。甲申十二月的“妖僧大悲案”中,王铎即曾上书《奏为妖僧癫疯当诛速焚帖单诸谤书以绝滋蔓事》,急请诛妖僧大悲以绝后患,可见王铎是绝不欲将事情闹大,希望保护朝廷正人的。他还直言当时有人欲借此兴大狱迫害清流:“推其为此者,其设心不过欲借大逆不道之题,诬害夙仇,鼓兴大狱,钩连如东汉之党锢。”因此与马士英意见颇有龃龉:“辅臣士英未协此心,略有异议。”
王铎与马士英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南明“从贼案”的审定上。乙酉正月,王铎曾对属于清流的刑部尚书解学龙施以援手,救援因“从贼案”论死的周钟等人,因而触怒了马士英。事见《明纪》:“学龙欲缓其死,谋之大学士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
对于北来众臣“从贼案”的处理,王铎一向比较宽容。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私心考虑,他与不少“从贼”官员,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张缙彦就是其中一例。《明季甲乙汇编》:“十月初五日己未,降贼故尚书张缙彦自言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大学士王铎保之,命以原官总兵北直、山西、河南军务。”另一方面,他也委实不愿因此在南明朝野再兴政治波澜,引发不稳定因素,“朝堂之上,日纷日扰,举朝谁不自危自惧,鹿骇鱼讶,不东蹈海,必北走燕,西投寇,一折而入虎豹之窟。大乱煽炽,先朝贻凶,人民心解,不可为炯鉴乎”(王铎《奏为行仁先及缙绅事》)。且马士英一干人借此兴大狱迫害清流,更引起他的警觉与反感。《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近日狱中不尽出于公道,私仇旧恨,巧文之以新事。”在这一问题上,王铎彻底得罪了马士英,“臣昧拙冒死,知无不言,首辅马士英不同此议”(王铎《奏为行仁先及缙绅事》),因而遭到他公开的打击报复,“臣数救武愫、周钟等,繇是兴谤逐臣,凶锋阴布,更欲杀臣”(王铎《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
由于与马士英的矛盾龃龉,王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常生出告归之念。早在甲申十二月大悲下镇抚司狱之后不久,“寻大学士王铎疏请视师江北,以复国仇,不许”(《小腆纪年附考》)。在票拟“从逆”事件后,王铎更是频频遭到攻击指摘,“至是以票拟从逆为公疏指摘,御史刘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三往见,兼调停于内,疏方留中”(《南渡录》)。此后,他连续六上疏文,请求告归,在《奏为急求罢斥以谢浮议事》中,他凄然叹息:“惜夫臣之孤弱无侣,皇上知之;臣之拙笨忍诟,臣独知之。……如平日有爪牙角距,素性猛鸷毒狠,方且畏惧逡巡,噤口而不言,且蝇附佝偻之不暇,何至下逐客令,别为拥戴,以臣为奇货,以弹文为买契阁中,奕棋然哉?”在他遭受排挤的背后,实在不难看到马士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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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铎草书临王羲之帖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受人欺压、忍无可忍的状态下,本系一介书生的王铎,也不得不勉力反击。他曾上《揭为吏兵二部用人不可先白于首辅急当列名蚤进皇上以凭宸断事》,直指马士英身为首辅,把持朝政用人之权,且大肆收受贿赂:“今吏部尚书张捷、兵部司官某等,凡有员缺,先夜入首辅某宅,高下取舍,惟首辅意中。……专用私人,惟图金宝,市人皆羞言之。”乙酉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对王铎等五人,王铎请领兵视师江上遏左良玉,马士英不肯。十六日又上疏请求,直指马士英隐瞒敌情、邀宠误国,因此事与马士英矛盾日趋激化。《为江上防兵最急疏》:“本月十四日,皇上召对臣等五人,臣已上疏请领兵视师上江,以遏左兵重敌,士英不肯谢此兵柄,迟之,又二日矣。臣知其虚为报捷以欺皇上,左右又相翼蔽。……臣察得金山一带西至龙潭,兵不满七百,枢臣饰以为数十万,此何时,尚以此固宠诳君欤!士伍单稀转糗不继,枢臣昼夜以兵环卫其私宅,控弦被铠,厢房书室中,暗为衷甲,意欲何为?……臣数请视师不行,必有权奸内谮者,共误国家,不可恸哭乎?”然当时南明小朝廷已处于灭亡边缘,王铎的请求自然也未获准许。
总体来讲,王铎在南明政权的东阁大学士生涯,虽尴尬勉强之处颇多,但尚属一中规中矩的正派官僚。他政治经验短浅,处理政务能力也较有限,却也是尽力在任上有所作为。而他与南明权臣马士英集团的关系,也并不如何融洽。因其降清失节之故,后世史书多指摘其在南明时依附马阮、献媚取容,这些是并不符合史实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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