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凯恩斯还活着 (zt)

卜丁

历史上充斥着著名的学术论战。在自然科学领域，结果通常是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优秀的科学取代愚昧的科学。如今，没有几个天文学家信奉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会有人相信燃素说。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就不同了：著名的论战比比皆是，但不存在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这是社会科学的特征之一：这一领域的论战往往旷日持久，暂时失败的一方会重新集结力量，发起新的攻势。

经济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经济学史上不时发生毫无结果的论战。一百年前，古典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它“证明”，自由市场会自动自我调整到充分就业状态。市场会持续地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即使一时受到外部冲击而发生偏离，也会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唯一能够破坏市场“无形之手”运转的，只有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

后来，随着1929-32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到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登上了历史舞台。凯恩斯“证明”，市场不具备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倾向。“无形之手”的失败，为政府实施旨在维持充分就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及经济政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哈佛称王，芝加哥毫无地位。但芝加哥只不过是在卧薪尝胆。上世纪60年代，它发起了反攻。担任统帅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批聪明杰出的年轻门徒追随着他。他们所要做的，是恢复古典理论的地位。他们“证明”，市场会瞬间（或近乎瞬间）地自我调整到充分就业状态。由于采用数学形式来表述，他们的证明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它们全都出自芝加哥学派，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则摘取了诺贝尔奖。

政策制定者并不懂数学，但他们抓住了要领：市场是好的，政府是不好的。凯恩斯主义者败退了。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之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充分就业政策遭到摒弃，市场监管逐步放宽。随后到来的，就是当前这场可与“大萧条”相提并论的经济危机，学术论战也再次打响。

博客圈的常客们肯定知道，当前这场论战主要围绕“刺激措施”的效果展开。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们，会隐隐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5月30日撰写的专栏文章——《给执着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上历史课》——里闻到一丝硝烟味*。早在4月30日于纽约举行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弗格森就与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展开了争论。历史学家弗格森断言，巨额财政赤字会推高长期利率。这意味着，巨额赤字不会带来任何刺激效果：公共支出只会“挤出”私人支出。被激怒的克鲁格曼在博客上回应道，凯恩斯早已证明，这种挤出效应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才会发生：如果存在闲置资源，财政赤字就不会在不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推高利率。弗格森教授的无知言论只能证明，“我们生活在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得来不易的知识已被彻底抛在脑后”。

然而，这不是一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战争，而是经济学专业领域内的战争——交战双方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它几乎就是1929-30年凯恩斯与英国财政部那场争论的重演。英国财政部当时的观点是，依靠发债融资的公共支出，势必挤出等量的私人支出。凯恩斯回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加大私人支出的举措也会具有同样的效果。“简而言之，认为绝对无法增加就业的宿命论观点是毫无依据的。”

后来，英国财政部退而采取了一种更具防守性的立场。它辩称，增加政府支出的危险，不在于“实际”挤出资源，而在于“从心理上”挤出。如果人们对政府的偿付能力产生怀疑——克鲁格曼承认存在这种隐忧——就可能导致资本外逃，从而推高政府的举债成本。

我们一定要将同样的论据反复列举吗？在这场特定的争论中，我站在克鲁格曼一边，但我不认为弗格森的立场是倒退到了经济学的燃素说。这等于是将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看待。凯恩斯从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探讨的对象总是在不断变化。

凯恩斯的观点是，在不同时期，我们需要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之所以精妙，就是因为包罗了种种适用于不同条件的模型。市场可能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方式运转的，但并非必须如此。因此，重要的是采取措施预防不良行为。最后要说的是，凯恩斯革命并不是优秀的科学战胜了愚昧的科学，而是良好的判断战胜了糟糕的判断。


本文作者斯基德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