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作为一个领土广袤、资源富足的庞大帝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却又在短时间内迅速跌至深渊，在各个朝代中实属罕见。可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清帝国的灭亡与以往封建王朝相比，蕴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而开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却是看似并不起眼的棉花与茶叶。
自从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从美洲获取了大量金银，但欧洲本土的市场又无法容纳如此巨额的财富，这些美洲的廉价金银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享受，但也在悄无声息之间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它们流入欧洲后引起了广泛的金银贬值和物价上涨，即所谓的“价格革命”。巨额财富让欧洲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能有效地将这些意外之财花出去，从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也就是中国进口物资，也就成了必要的选择。例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东方产品，都成为欧洲上流阶级所青睐的对象。
而中国方面，从明朝开始，政府就开始以银结算税收，地方需要更多白银纳税，国库也需要更多白银来维持国家运转，所以对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但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盛产银的国家，自产银远不足以应付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这样一来，美洲的白银，尤其是来自秘鲁和墨西哥两地的银，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18世纪初，中国首要出口产品从原先的丝绸变成了茶叶，在当时那个没有国际通行的世界性货币的年代，就只能使用金银等贵金属进行结算，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先后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这些白花花的银两如同血液一般滋养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机体运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洲银产量一直贡献着世界银总产量的8至9成，无论是中国，还是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的西方国家，都从中得到了莫大好处。
但好景不长，到l8世纪末，因长时间的过度开采，美洲银矿近乎枯竭，美洲银产量的锐减导致世界银量的下降。19世纪初，美洲大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一系列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不愿意继续屈辱地提供白银给昔日的欧洲宗主国。
这时，一向出手阔绰的欧洲老牌强国不知不觉间已是囊中羞涩，因为无法拿出足够的白银与中国继续进行交易活动，各国的对华贸易额都开始下跌，此时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新任霸主——英国，却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中国宛如一块巨大的、令人垂涎的蛋糕，现在食客都已离场，自己的用餐时间已到。1715年，英国人在广州设立了商馆，以此为始，英国竭力扩展对华贸易，中英贸易额在之后的时间内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幅增长。到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总和。18世纪末时，英国对华输入商品总值甚至已达到所有西方国家对华输入商品总值的90%，可以说独揽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
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大快朵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就是印度的棉花。在此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别的商品种类，比如毛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之类，不过这些商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高昂的生产成本加上长途运输费用肯定要作用在价格上。中国的广大普通老百姓哪里能消费得起？不管是市场定位，还是目标受众，都与设想的相差甚远，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国家水土不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能是血本无归。而印度作为“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使之能够种植出质地优良的棉花，这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的需要。印度为中国带来了物美价廉的棉花，也为英国人带来了绝好的白银替代品。1775年左右，英国人开始尝试将印度棉花出口到中国进行交易。自此，棉花的交易开启了两个古老国家大规模交易货物的历史。到19世纪初，英国商人每年运进中国的棉花价值达到400多万两。直至被鸦片取代以前，印棉一直都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品。
英国人之所以要费尽功夫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换取茶叶。世界步入近代之后，茶叶和棉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交换物品，中国在这场空前的国际大交换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输出商品的主力为农副产品，例如优质茶叶、精美丝绸和坚密土布等，都是外贸商品的明星种类，西方人对其十分青睐，其中又以茶叶出口量为最。英国人对红茶的热爱大大拉升了其消费量，18世纪初，英商购买的中国茶叶仅仅只有500担，到18世纪中叶的5万担，再到l9世纪初的20万担，其增长率何止百倍。英国商人对于生丝和土布也十分偏爱，购买量不断增加。英商购买生丝数量从19世纪初的不到1200担，增至19世纪30年代的8000担以上，几乎翻了7倍。
在以前那个交通闭塞、人员交流往来极为不便的年代，商人真是要赌上身家性命去做国际贸易，面对着远方的惊涛骇浪，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丧生于浩瀚大洋之中，还是载着满船财宝荣耀而归，只有少数极有勇气之人才敢于赌一把。这使得远渡重洋的外贸商品价格奇高，只有财力充足的上流人士才能享用国际贸易商品。在地理大发现到来以后，随着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平民才有可能消费得起原本价格昂贵的国际贸易品，外贸商品多元化的时代从此到来。
中国出口的茶叶装点了英国人的下午时光，大量的印棉进口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外来原料输入，无形之间改造着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这些外来原料从东南沿海口岸输入之后，就立即由各级商人用车马船只等交通工具运抵内陆，直接到达大批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手中。数量庞大的棉花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土纱纺业，中国的小农家庭开始不再将植棉、纺纱、织布的整套流程集于一家一户来完成，而是有了分解。种棉、纺纱、织布这三大环节的分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专业协作化的过程。
来自印度的原棉和来自英国的机纱在中国织工的手中成为质地优良、手感细腻的布匹，再转而出口卖给欧洲消费者。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数量众多的中西方劳动者和消费者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的分工链条中来，原本身处世界两端，毫无交集的二者，就因此而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这种在今日看来司空见惯的情形，在当时那个仍处于封闭状态的世界里仍属罕见。身处其中的人们并不能意识到他们不仅开启了世界近代史的大门，也打开了一条新的经济体系，奏响了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前奏。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在东方形成，英国将商品卖到印度，再把印度棉花卖到中国，用以进口中国的茶叶。
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链条中来，也是第一次与西方人发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统治者在享受着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没有想到自己已无法从全球化的浪潮中脱身。而尝到了贸易甜头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允许一个拥有着庞大潜在市场的远东大国抱着闭关锁国的陈旧祖训孤悬于世界岛之外。中英贸易形势看似良好，但背地里却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冲突与矛盾，甚至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棉花与茶叶的贸易仍属于正常贸易的范畴，中国居于出超地位，获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好景不长，从19世纪上半叶起，棉花贸易就不断萎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并不是很缺棉花，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纺织大国和棉花种植大国，进口印棉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种补充作用，中国的棉花生产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另一方面是英国科技进步神速，“珍妮纺纱机”、水力纺机、机械织机、轧棉机、蒸汽动力织机等一大批新型纺织机器陆续出现，机械大大方便了纺织过程，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使得棉花的需求量节节上涨，自家的印度棉花自然不能再便宜中国人。到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普鲁士、法国、瑞典、瑞士等与中国有传统贸易的欧洲大陆国家都只能黯然退场，没有了竞争者，英国人用一种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作为对华输出的主力，它就是鸦片。1820年，英国输华的棉花和鸦片份额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逆转，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成为对华出口第一大商品，中英的贸易蜜月期也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场规模浩大的棉花贸易深远地改变了历史，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市场中东方产品比西方产品更受欢迎。按照当时中国唯一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统计，1817至1833年间，东方产品的货值是西方产品的3倍多。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视为商业组织，以盈利为目标进行经营，从中攫取资源再与中国交易，从而获得大量的钱财，产品出自东方，赢利却在西方，英国人可谓收获颇丰。当然殖民者自然不会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随着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与日俱增，印度人遭受的压迫只会越来越深，而没有进入工业化的中国也开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参考文献
熊昌锟：《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
赵毅、卜照晶：《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处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郭卫东：《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27 02: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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