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讲述了我如何逃离黑暗的焦虑和抑郁，重新站稳脚跟；讲述我如何从工作和生活中、所见的人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找到前路。
常言道，医者不自医，渡人难渡己。可历经创伤、崩溃、乃至死亡后，我们终将学会如何同悲伤相处，重新感受生命的丰盈和强大。
《一千日的疗愈之路》讲述了凡妮莎·摩尔生命中一段痛彻心扉的经历，那时她仿佛被整个世界背叛了。作为一位执业心理治疗专家，丈夫离世后，她突然间成了需要心理治疗的人；作为一个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她却在探索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时成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经理，她却几乎无法安排好自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本文选取自书中第二章“海啸之后”，讲述了作者经受丧夫之痛后又接连坠入丧母的至暗时刻。
关于保罗的葬礼，我能回忆起的不多：拥挤的教堂里，我站在小讲坛上，举起不到三周前我送给他的情人节贺卡。卡片平淡无奇，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一颗大红心就会一闪一闪地发亮，说“你是我的生命之光”。我告诉悼念者们，贺卡上的灯这回是永远熄灭了，变得暗淡无比。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在那么多人面前强撑着保持镇定的。也许是震惊，也许是肾上腺素的刺激，不论是什么因素，它支撑着我完成了整场葬礼、火化、下午茶，以及无数来自他人的悼念和宽慰。我回头看时，几乎不记得到场的都有谁。我感到我的意识有很大一部分被剥离了，并没有体会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葬礼结束，悼念者们陆续离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就这样被打开。
自保罗去世后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严重焦虑爆发了，成了让我难以动弹的恐惧感。我不知道该如何过没有他的生活。我要做些什么？我的生活现在变成了什么？我的未来去了哪里？C.S.刘易斯在他的妻子去世后写道：“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失去亲人的悲痛跟恐惧是那么相似。”这就是我的感受。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扑通直跳，不论做什么都无法让它平静。
我试着看报纸，试着喝茶，试着打开收音机……这些全部没有用。我就是无法坐定。我踱步，哭泣，再踱步。我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孩子们，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始工作。这些想法让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
我沉迷于弄清楚保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当时不在场，所以我怎么能确定他死了呢？他有没有痛苦？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吗？他想到我了吗？他说什么了吗？
我深爱的男人生命结束的地方，是一家老旧的休闲中心里一个平淡无奇的更衣室隔间。我没跟他说再见，他也没跟我说再见，是这样吧？我永远都无法确定了，这些缺失的元素会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困扰着我。
不过在这一刻，我被一种孤独感包围。
回到家，我的心情在强烈的痛苦和疯狂的恐慌之间来回摇摆。
房子里摆满了鲜花，还有人不停地送花来。大家都是好意，但是我讨厌鲜花甜腻的味道和它们占领了每件家具的鲜艳色彩，它们让房子变得不自然，不停地提醒我这个家不正常。我早就用光了所有花瓶，开始把花插进果酱罐和各种丑陋的容器里，它们都是从花园棚屋里翻出来的，上面还粘着蜘蛛网。我不喜欢这些，我只想让一切回到从前。邮递员抱着一个大纸箱出现在后门——又是鲜花，这次是浅黄色的兰花。
我尖叫着把箱子扔向厨房的另一面墙。“我不想要这些该死的花了！我想要保罗！”
我的儿子威尔原本在餐桌旁安静地坐着，正吃着一碗麦片。他被吓得猛地抬起头来。收拾葬礼残局的我的妹妹则很冷静、克制，我怀疑她留在这里也是为了看着我。
“这是当然的。”她说，“我们喝杯咖啡吧。”她煮上水，把掉在狗碗旁边的兰花捡起来放在工作台上一瓶小苍兰和一盆紫罗兰之间。装兰花的箱子里还有一张卡片，她把它递给我。这是阿米拉的监护人送的，阿米拉是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十岁小女孩。
当一个孩子被同时介绍给两个儿科专家时，这介绍背后肯定有不少焦虑。实习期一结束，我就确定了儿童和家庭专业领域，进入本地一家大医院的儿童发展中心工作。阿米拉两岁的时候来看儿科专家，因为她有喂食障碍。这本身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她不长的人生经历却让人绝望。阿米拉还是个婴儿时，她的妈妈就用菜刀捅了她的腹部，因为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告诉她的妈妈，阿米拉是邪恶的。阿米拉幸存下来，而且是从紧急手术台上活下来的。
这一次治疗后，我、阿米拉和她的养父母就开始了长期的联系。我们经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试图理解阿米拉问题的根源。
回到此刻，我在家里的厨房，从被我扔掉的兰花中拿起阿米拉养母手写的卡片，这花是从我的办公室转寄过来的。卡片上写着：“为什么最可怕的事总是发生在最善良的人身上呢？”我很感动，又为我的自私行为感到彻彻底底的羞愧。她面对自己的问题那样镇定从容，我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大发脾气呢？
最终，我的妹妹离开了，孩子们去上学了，我还是不停地哭。然后，我还是吃了安眠药入眠，却在刚醒来没多久就哭了起来。每次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突然记起保罗死了，然后我就会哭一整天。
我的哭泣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我会安静地、单调地呜咽，可当我无意中打开壁橱，看到保罗的衣服或者他在咖啡里放的甜味剂时，就会无助地开始大声啜泣，甚至严重到抽搐。
一天早晨，我一起床就发现家里的座机坏了，完全没有反应。这让我恐慌起来，我用手机给远在德文郡的父亲打电话，冲他歇斯底里地大吼。他是个冷静克制的人，很少宣泄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对其他人的情绪有所反应。但是他听出了我的急迫，提出马上开车来我家里，帮我处理这个问题。这让我稍稍冷静了一些，但我还是得等几个小时他才能过来。
这期间，我咬着自己的指甲，像笼中困兽一样在厨房里来回踱步。他一到，我们就去了家电商场，买了一台新座机回家插上。问题解决了，这太容易了。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那时候，我只是感谢爸爸来帮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我眼里，“坏掉的电话”就意味着我跟外界突然断了联系。
之后爸爸回德文郡了，我在厨房里做午餐，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水流进了壁炉腔。我们住在一栋老房子里，经常需要维修，这在以前从来不是问题，因为保罗的动手能力很强。
新的紧急情况一出现，我的恐慌又汹涌而来，让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只能站在天花板下水流如注的地方冲它尖叫。
孩子们跑过来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妈妈？”
我只能指着天花板继续尖叫。他们见状去拿了水桶和大碗来接水。他们给他们的父亲——我的前夫打了电话，他不到五分钟就给水管工打完了电话。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知道孩子们明白我会难过，可他们见到平时能干又稳定的妈妈突然间变成了这副模样，眼里写满了警惕和恐惧。我决定只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哭，通常是我在车里的时候。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我很难注意到行人和交通状况。在差点把一个走人行横道的女人撞倒之后，我放弃了开车，执着于到哪儿都走路。我需要远离家和一切让我痛苦的东西，而我们家门口就有一条通往开阔郊外的马道。
保罗七年前送我的边境牧羊犬杰西成了我的固定散步伙伴。我散步时总是大声跟保罗说话，好像他还跟我们在一起似的。
“你在哪儿啊，保罗？”
“你能看到我们吗？”
“求你了，求你了，给我一个暗示吧，让我知道你还好。”
我伸出手。“拜托，拜托，保罗，请握住我的手，就一下，这样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了。”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我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
这时已是春天。草丛里点缀着盛开的黄水仙。虽然天气很暖，天空却被灰云覆盖，清晨的雾还未散去。杰西和我沿着我们家的小路走向马道和郊外的自由之地。我又惆怅起来，泪流满面。
“你在哪儿啊，保罗？”
“你为什么要死啊？”
“拜托，拜托，给我一个暗示吧。”
我抬头望天，即使视线被泪水模糊，我还是看到一根白色羽毛轻柔地飘在空中，缓缓在我面前下落。它左右摇晃着，无声地落在我的脚上。我惊呆了。
“真的是你吗，保罗？”
我捡起羽毛，把它放进口袋里。杰西和我继续往森林走。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摆弄着羽毛。但是很快，我又开始怀疑。
“如果真的是你，保罗，再给我一根羽毛吧，这样我才能确定。”
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根白色羽毛，藏在我面前路上的松针间。之后，我再跟杰西去散步的时候总能看到白色羽毛，有时候它们过好久才会出现，但是每次都能看到。
几天后的周日，保罗的四个孩子来吃午餐。我在厨房里等着菜熟，跟保罗的其中一个儿子聊天。那天很冷，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关着。我们靠着厨房中间的岛台，聊起保罗。“你有没有过他一直在你身边的感觉？”我问他。
“没有，从来没有。”
“我也没有过，不过我最近总看到一些白色羽毛，都是在我想他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出现的。”
“这很奇怪啊。”他说。
“是啊，我知道。我在想，它们会不会是他的什么暗号，或者什么交流方式呢？”
就在这一刻，一根小小的白色羽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突然出现在天花板上，轻柔地飘落在岛台上。
保罗的儿子倒吸一口气，吓得往后一跳，还撞倒了一个凳子。
我也被吓了一跳，可同时我注意到，它给我带来些许冷静。保罗是不是知道我们在一起吃午餐？他能感觉到我们的难过吗？他是在安慰我们吗？
我读到过这样的说法，伴侣去世是一个人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事，根据这种事件压力的打分标准，它的得分是一百分，满分也是一百分。不过白色羽毛的出现给我一种奇异的安慰，可单单看见这些羽毛，不足以支撑我走下去。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想跟保罗一起走——去死。我到处寻找救命稻草。
我的前夫也担心我，为我预约了一个精神科医生。我开车去了那家私人诊所，它开在荒地中的群居房里，坐落在没有灵魂的郊区住宅小镇。这位精神科医生和善、平易近人，虽然有些秃头、面色苍白，但人还是挺有魅力的，他用一支老式墨水钢笔写字。
他问了我的性生活史，我不知道这跟要咨询的事有什么关系。他问我当前最让我焦虑的是什么，我告诉他是那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保罗不在我做不到。他告诉我他就挺会用工具的，提出可以去帮我。说完，他立刻就后悔了，收回了他的提议。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做一个中年遗孀的感觉。他诊断我有中度抑郁，给我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说他觉得心理治疗应该对我有所帮助。他给我的全科医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开始吃药，可那种几乎不间断的哭泣并没有减少。
我跟从前那个理性、有自制力的人判若两人，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担心自己要崩溃了。也许精神科医生说得对，跟别人谈谈我有多难过会让我好受一些。我把这个想法当成了救命稻草，使劲抓住它，于是我去找了珍妮弗，她总是能帮我，在每周同一个时间。
一开始跟珍妮弗见面时，我偶尔还会哭整整五十分钟，说的话少之又少。她在一旁倾听，总是表露关切。她问我跟保罗是怎么认识的，一点点，我开始从恐慌的迷雾中走出来，有了一些清晰的想法。
——回想跟保罗的第一次见面还挺有趣的，在那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两个会在一起。他身上的两个特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他很矮——呃，是有点矮吧——而且他超重，与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认识他的妻子，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我还以为她的丈夫也会同样好看；第二，保罗出人意料的善良。我们被邀请去他家参加一次晚餐派对。我当时还在哺乳期，赛门刚刚三个月大。我需要给他喂奶，哄他睡觉。保罗去了楼上，帮我找了一把舒服的椅子，还在床中间给赛门做了一个“小窝”，用枕头把它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滚下去了。
——所以，你注意到了他很细心，他明白你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
——是啊，我真的很感动。那天傍晚，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派对上有一个人是公共医疗部门的高管，一个自傲的男人。他不停地讲他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对此大肆炫耀。保罗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他法国房子的照片。所有人都看了这本相册，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感兴趣。保罗看到我感兴趣似乎很高兴。我记得我们看相册的时候，他在我这边桌子坐下，看着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相册。
——所以，你也正好对他在乎的事敏感？
——是啊，我当时没有那么想，但大概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情绪上的联结，或者说敏感度肯定让我们对彼此印象深刻。五年后，我们都跟自己的伴侣离婚了，然后跟彼此结婚。
我跟她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陈年的愧疚感再次浮上心头。
我本以为她会像其他人那样为此另眼看我，但她没有。
几周过去了，我给她讲了很多我跟保罗的故事，讲他离开后我的孤独和焦虑。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说话，她说得不多，即使说话的时候，用词也很简洁——去除杂乱的东西之后呈现的精华，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都在里面，她给我无法名状的那种恐惧定了性。
——你怀念有一个能跟你分享各种经历的人，一个你能依靠的人。
——保罗让你在危机中感到安全。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依靠他。现在你又遇到了危机，你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感到安全，谁能让你依靠，是这样吗？
这是个好问题，可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很清楚，跟她谈话确实让我好受了些，她说的都是些细小的点，却能让我感觉到有人聆听，有人懂我。我在她面前哭，她一点也没有退却。
这太重要了，我不想在孩子们面前哭，担心吓到他们。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让我能发泄。她从来不批判我，既不回避话题，也不转移话题。她从不会给我建议，或者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
最重要的事实似乎就是，她永远都在，永远那么可靠，每周同一个时间，她总是准备好聆听、真正聆听我想告诉她的话。她给了我她的电子邮箱，征求我的允许后才给我的全科医生写信，告诉他我的状态有多不好。我被她的温暖和关切所包围。在这场席卷了我全部生活的暴风雨中，她是我坚定的锚。就连她楼下的衣帽间都是一个平静的天堂，薰衣草味的香皂、软软的白色擦手巾。
我喜欢跟她谈保罗，她不像我生活中的其他人那样刻意避开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害怕让我伤心，或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其实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每时每刻，我只想谈他。
羽毛也成了不停出现在我生活背景中的一个元素，它给我带来平静。有时候，我会在路上看到一根羽毛挂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有时候，会有一根羽毛挂在我汽车的天线上，或者我的雨刮器上；有时候，我发现几天前就放进包里的羽毛重新出现。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它们。我只是有种模糊的直觉，觉得它们跟保罗有某种联系。
我没有告诉珍妮弗我一直看到白色羽毛的事，也许是因为我不希望这种幻觉被打破。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我不想让它们消失。这好像很疯狂，可它们给我带来一种距离感——保罗很近，还能稍微安抚我几乎无法摆脱的焦虑感。
那之后的一周，我到珍妮弗家的时候发现她的门铃坏了。门上的一张纸条说，来访者要去后门按另一个门铃。朝着后门走去，我注意到花园里有一张蹦床，原来她有孩子啊！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想到这儿，我感到一种尖锐的情绪，是什么呢？羡慕吗？
羡慕她的孩子有一个温柔和蔼的妈妈？嫉妒吗？嫉妒她的生命中还有比我更重要的人？可是知道了这一点后，她的身份在我心里多了一种给人安慰的感觉。我知道她也是位母亲，她的蹦床款式甚至跟我们家的一样。
我没有跟珍妮弗提起蹦床的事，但它好像让我们之间的联结更强，我注意到自己开始期待每周跟她的见面。她从来不跟我提话题。谈什么都是我决定，可是不管我决定说什么，她都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将谈话的内容跟我当前的焦虑联系起来，而且说的话都很有用。
比如，我跟她提起我的西班牙朋友玛丽，她住在巴塞罗那，每年会来这儿住一个月。她的丈夫佩佩在保罗去世的十八个月前死于车祸。保罗和我还有儿子们当时在西班牙，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件事太让人震惊了，但保罗以他一贯的冷静掌控了局面，照顾玛丽和我们，以最有秩序的方式处理所有人的难过。
——保罗帮了玛丽很多。他特别在意她。我们都是。
——所以你在想，这时候有谁来帮你呢？保罗去世了，谁在乎你呢？
——玛丽人特别好。她一听说保罗去世的消息，马上飞来英国。
我们都没想过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才过了十八个月啊。
——那玛丽现在有陪你吗？
——嗯，有的。
——但她人还在西班牙。
珍妮弗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不过之后我意识到，当然了，她肯定在陪着我啊，在我遭遇最严重危机的时候。
不久后，我做了个梦，这个梦我也告诉了珍妮弗。
我坐在她的诊室里，两个女孩走进来，坐在地上开始玩，我想这应该是她的女儿。她们十分可爱，虽然我坐下来跟她们一起玩，心里却很烦。
珍妮弗问我是不是因为其他人占用了她和我的时间而烦躁，也许是她的家人，也许是其他来诊室的来访者。确实是这样，在她跟我的谈话时间里完全占有她的注意力能给我一些宽慰，我不想跟其他人分享她。我意识到，我开始依赖她。
在很多方面，我太过于依赖保罗，而现在我开始依赖珍妮弗帮我厘清过去发生的一切并克服它们。保罗去世后第一次生日的前几天，我又开始抓狂，像是被丢回了绝望之海。你一生的挚爱突然去世，你还怎么继续呢？他就那样被抹去了，完全不存在了。
无条件相信你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在了，不会再支持你了。这种痛苦到底该怎么承受？
我知道还有家人、朋友、珍妮弗。但这些真的足够吗？情绪的跷跷板在绝望和脆弱的希望之间摇摆不停，让人心力交瘁。我告诉珍妮弗，保罗的最后一个生日是2005年7月7日，那天也是恐怖分子在伦敦引爆炸弹的一天。那天保罗在西区工作，听到了爆炸声。他没受伤，但这场灾难是否预示了他七个月后的遭遇呢？
等待我的还有另一场灾难，只是我当时还浑然不知。
保罗去世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我跟他一起去看了我的女儿艾米丽，她当时在上大一。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廉价酒店，房间在四楼。
半夜里，消防警报响了。我们还以为要撤退，我慌张地从床上跳起来，把隔层床单裹在身上，我记得保罗说“这还挺适合你的”。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大笑着。幸运的是，警报是虚假的，现在它在我心里成了另一个预兆。消防警报的事不说，我们跟艾米丽和她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还是挺愉快的，逛一逛古董店和旧货店，在学生餐厅里吃饭，在公园里散步。
保罗走后几周，艾米丽和我又在学校的一家餐厅吃饭。餐厅里满是年轻人，窗户上起了雾，聚成水珠落了下来。我忍不住想起，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保罗也在，可现在他不在了，他再也不会来了。我放弃了在孩子们面前强忍泪水的决心，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们离开餐厅时，排山倒海的悲痛依然没有退去。回艾米丽宿舍楼的路上，我们一路走到尽头，进了一个公园。我们一起踩在草坪上，我低头一看，发现草坪完全被白色羽毛覆盖，就像地毯一样。
我被吓了一跳。这个地方现在在我心里和不祥的预感关联上了，保罗是感受到了我的难过吗？他是在安慰我吗？在他刚去世的那几周，羽毛的出现非常频繁，他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试图跟我交流吗？
现在保罗已经去世七个月了，但那种不祥的预感几乎如影随形。我坐在餐桌前，跟他的两个儿子一起点着蜡烛吃晚餐。这是十月初，傍晚刚刚来临。这个傍晚并不安宁，他们是特意来谈保罗的遗产的——这个话题对重组家庭来说总是很困难——所以气氛已经很紧张了。
电话响了。
“嗨，是我。”是我的妹妹，但是我们姐妹几个声音都很像， 我也弄不清究竟是谁。我猜这是安妮，正在车里给我打电话。爸爸在开车送她和妈妈去医院，这是计划好的。
“妈妈在我旁边。”她说，“她去看了咳嗽的毛病。她有话跟你说。”
我的心怦怦直跳，这太反常了。妈妈从来不在车里打电话， 她讨厌用手机打电话。“嗨，凡妮莎。”她总是叫我的大名，从不叫小名，总是用那种略带指责的语气。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刚刚确诊了肺癌。”妈妈说，“晚期了，要是去治疗，还能多活几周，但我不想治疗，我要回家。”妈妈说话向来不拐弯抹角。她八十八岁了，还是位医生，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说的话经常让周围的人震惊不已。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多年，而此刻我不知道该作何回应。
我听到自己说：“哦，不，太可怕了。你确定吗？有多糟糕？”
她肯定是听出了我的紧张，于是开始安慰我。她说她是个老太太了，这辈子过得很好，不想经历癌症治疗的痛苦，被剥夺自尊。她毫不怀疑，她的决定没错。
我说我周末就开车去看她。我一放下电话，就大哭起来。我很震惊，为我们多年不合而感到遗憾，渐渐意识到我即将又失去一个亲人。保罗的儿子很尴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很快就找借口离开了。
他们走了对我来说是好事，这样我就能毫无拘束地哭了。
谢天谢地，关于钱的尴尬谈话提前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母亲在病危的最后时光像是变了一个人。她没了从前的坏脾气，不再因为爸爸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而不断埋怨他。一开始，她坐在房间的一把椅子上，但是不久后，大部分时间她就得卧床了，仿佛在卧室里“执掌朝政”。
她靠在枕头上微笑着，甚至可以说心情愉快地看着人来人往。她确实一向很爱成为焦点的感觉，好多人——邻居、德文郡的朋友、老同事、几个童年好友——来跟她道别，而她的狗不停地在她身边上蹿下跳。我们躺在她的床上， 一起喝葡萄酒、听电台、计划她的葬礼。
她越来越虚弱，我们帮她洗澡、梳头发、用冷水帮她润唇。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她想自己走到卫生间，结果摔倒了。我们在厨房里听到一声巨响，跑过去就看到她身穿睡衣趴在地上。我被她那一刻的样子震惊到了，那么弱小、那么虚弱，而她平时是那么气愤、有力量。
她告诉我们不想让我们在最后的日子里难过，我们必须给她足量的止痛药。我的几个姐妹都同意，时候到了，我们就向片区护士申请止痛泵。这对我们三个来说是非常私密的一刻，我们在厨房里站着，三人紧紧相拥，一起做了这个决定。我们都觉得爸爸不应该参与这个决策。那天晚上我们开车离开时，布莱欧妮和我都知道这是我们跟妈妈见的最后一面了。
三天后，早晨六点半电话来了。爸爸说妈妈在凌晨去世了，他等到合适的时间才给我们打了电话。布莱欧妮和我在点完咖啡之后就回家了。卧室门开着，妈妈躺在床上，她的狗依然在她身旁上蹿下跳。
我走进去摸了摸她的脸，已经冷了。她的容颜看起来多了几分棱角，显得更加凌厉。安妮在她床边点了一根蜡烛。妈妈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片区护士过来帮她梳洗完成重新让她躺下。安妮也帮了忙，但我做不到。整整一天，我们出去吃饭喝咖啡，还去遛狗，她就那样躺在敞着门的卧室里，谁都可以看到。
到了傍晚，太阳落山了，送葬人来了。他们开着一辆普通的客货两用车，操着浓重的西部口音，像是附近的农夫。他们把妈妈装进黑色的塑料尸袋里，拉上拉链，把她抬到停在外面的车上。我觉得这太可怕了，就像把一个大垃圾袋拿出去等待回收。
我站在昏暗老旧的厨房里啜泣着。妈妈是带着自尊去世的，这是她给我们几个女儿的一份礼物，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次白色羽毛并没有出现，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再为她的去世哭泣。
妈妈在圣诞节前去世，这也是保罗走后我的第一个圣诞节，而我有三周不能进行心理治疗了。我感到珍妮弗有些紧张，她要去度假，不过她告诉我，要是感觉不好就给她发邮件。我给她发了一份邮件，只是告诉她我圣诞节过得还好。
有时候我感觉还不错，更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了。
我想，我的好转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我明白有人会接受我的一切——所有骇人的悲伤、痛苦，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是个容器，我能把所有裸露的情绪倒进去，让它们远离我的孩子们、朋友们。他们不懂得该如何面对我的情绪，这也可以理解。她对我的意义不在于她说什么，因为她不怎么说话，而在于她在那儿，每周都在，不论我对她说些什么。我想谈保罗多久就谈多久。
谈起保罗，我还是有一种强烈的需求，知道有人愿意倾听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不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而是帮我回忆我对保罗的感觉，不知为何，这个过程让人安心。
新的一年开始得并不好。
赛门和我被他同学的母亲邀请去参加一个派对。我决定挑战自己，一定要去，即使派对上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派对上孩子们很快去了楼上。这个夜晚还好，跟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厨房里聊天，但是一到午夜，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跟别人接吻、拥抱。我感觉孤独极了，开始在这群陌生人面前哭泣。我忍不住，我无法承受。我就是不懂，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抱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终于再跟珍妮弗见面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我不能拥抱她，但我很确定她在乎我。
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跟布莱欧妮一起坐火车。我们好像是去牛津，我很激动。但是火车没有在我们要去的车站停下，很快我开始担忧，因为我不认识经过的车站名了。最终，我们到了德比郡，我知道我们坐过站了，而且过了很远。我的行李全都消失了，就连手包也消失了，当时我慌了，告诉布莱欧妮我要去找保安。当我走到火车最后一个车厢时，却意识到我走不出去。这车厢就像一个无底洞，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我给珍妮弗讲了这个梦。
——这个梦吓到我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会不会是对你人生的某种隐喻呢？你踏上一段旅行，心怀希冀，可是路上，你丢掉了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我陷入了恐慌。
——也许你是在担心自己的死亡。毕竟保罗死后不久，你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梦中，你感到自己无法逃离死亡。
是啊，这样就讲得通了。经历过这些事之后，死亡对我来说突然有了真实感。
随着春天的到来，保罗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一个朋友提议，我可以试试网恋。她本意不坏，只是觉得我要是有了新恋情就能分分心，也会快乐一些。
我向珍妮弗提起这件事，她没有直接告诉我她的想法，只是说保罗去世还没有那么久，“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感到她言语间有种小心和保护欲。多年后，我还记得她当时的用词。
圣诞节之后，珍妮弗好像变了。她又要请假，这次是意料之外。她告诉我她得出国，回到她的祖国。这让我意想不到，因为心理治疗师通常不会透露自己的私生活。这让我很焦虑，但我还有她的电子邮箱，而且我现在慢慢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了，离开她一周没有那么可怕——直到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她总是需要出国却从不告诉我为什么，但我的大脑开始超速运转，想象她年迈的父母垂危或者患了阿尔兹海默症。这样拉拉扯扯持续了几周，对她是身体上的折磨，对我是精神上的折磨。她终于丢下了炸弹。
“我们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得搬回祖国，关掉我的诊所。但在你找到新的治疗医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我震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刚刚觉得自己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回了这个世界，却要连珍妮弗也失去了。所以，这就是凯莉被我抛弃后的感觉啊！怪不得她那时候无话可说，怪不得她又开始暴食了。先是保罗，然后是妈妈，现在珍妮弗也要离开——这对我来说太难以承受了。
我也无话可说，完全被恐慌袭击。我几乎无法集中精力听珍妮弗在说什么，但她告诉我，她会给我一些其他治疗师的名字。她说我应该多见几个，直到找到我觉得合适的那一个。然后她写下几个治疗师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即使我当时很想把纸条扔在她脸上，我还是一言不发地接了过来，开始找新的心理医生。
我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保罗去世时我在休闲中心里那种灵魂离开身体的感觉又回来了，提醒我无法相信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这件事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于是我咬紧牙关，去寻找新的心理医生。
（本文选自猴面包树工作室 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千日的疗愈之路》，略有节选）
| [ 英 ] 凡妮莎 · 摩尔 著 / 王思宁 译 / 猴面包树工作室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23年3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4 09: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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