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相位的姚崇已经年近七旬，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在此期间，姚崇推荐另一名大臣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开元元年改名，五年复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自己的助手。
与雷厉风行的姚崇相比，卢怀慎平时唯唯诺诺，很多大事都由姚崇定夺，时人称为“伴食宰相”。
卢怀慎为人老实，却与姚崇配合默契，一同维护了中枢机构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开元初年政策的推行，而且他是个清廉的好官，后来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个老仆人卖身为奴，给他办丧事。
卢怀慎对姚崇惟命是从，可能也因为他亲眼见识了姚崇过人的执政能力。
姚崇有个儿子不幸早逝，为了给儿子办丧事，姚崇请了十多天假。
卢怀慎独自一人面对纷至沓来的政事，忙得天昏地暗，怎么都做不完，实在hold不住，只好去向唐玄宗请罪。
唐玄宗倒是个好老板，安慰老卢说：“朕把天下事托付给姚崇，你只需要坐镇即可。”
过了十几天，姚崇总算回来了。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姚崇没费多少工夫，全部解决。
老宰相不禁要叉会儿腰得瑟一下，他问一旁的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齐浣：“我的才能，比管仲、晏婴如何？”管仲、晏婴，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名臣。
齐浣说：“管、晏之法，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其执政时期能够一直保持。公所制法令则需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不及二人，但不失为‘救时之相’。”
姚崇将笔投掷到一边，大喜道：“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这就是，姚崇“救时宰相”之称的由来。
姚崇为唐玄宗制定治国大纲，奠定了治世的基础，至此已完成他的政治使命。
尽管唐玄宗赋予宰相特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但作为一代雄主，他一定不会让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当唐玄宗发现姚崇已经实现他的价值后，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姚崇主持朝政4年后，发生了两件事：
先是有人告发姚崇的两个儿子收受贿赂，豢养宾客，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接着又有人弹劾姚崇的亲信赵诲收受胡人贿赂，玄宗派人对赵诲进行审讯，判处死罪，由于姚崇尽力营救，才改为杖责一百，发配岭南。
姚崇明白，皇帝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他一改平时的直率作风，变得惶恐不安。
齐浣看出上司的忧虑，暗示他该辞去相职，安度晚年。
开元四年（716年），在姚崇多次请辞之后，唐玄宗罢免其相位，改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官。
此后，姚崇过上了退休生活，5年后寿终正寝，生前享尽荣华，死后追赠荣誉，谥号“文献”。
姚崇能在武则天、唐玄宗这样猜忌多疑的君主手下享尽荣宠，并全身而退，可见其过人的政治头脑，就连他的逝世，也颇有智者的风采。
开元年间，姚崇最大的政敌之一是张说，后者是李隆基为太子时的侍读，地位很高，也当过宰相，曾反对唐玄宗任命姚崇为相。
72岁的姚崇临终前，想要算计一下张说，就对儿子们说：“我去世后，你们去请张说来为我写碑文。张说平日与我不和，一定不会答应，但出于同僚关系，他必定会来家中吊唁，到那时，你们就把我平生收藏的古玩、珍宝摆出来。
张说最喜爱这些器物，倘若他看了不为所动，你们就要提防他报复，做好面对灭族之灾的准备；要是他左顾右盼，爱不释手，你们便把这些宝物送给他，请他为我撰写碑文，他很难拒绝。
等他把碑文写好后，你们即可呈送陛下过目，再迅速刻到石碑上。老张遇事没我这么机敏，几天后他觉得事情有问题，后悔为我写碑文，一定会来讨回，你们就跟他说碑文已经报请皇帝批准，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姚崇去世后，张说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们依计行事，张说的反应果然和姚崇预料的一样，他接受姚家的礼物，撰写了碑文，文中称颂姚崇的功绩。
几天后，张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派人去向姚家要回碑文，说是要做修改。结果，姚崇的儿子回复道，已经上奏皇帝，碑都刻好了。
张说终于看出来这是姚崇的计谋，感慨道：“死姚崇犹能算计活张说，现在才知道我和姚崇相比还是差得远了。”
姚崇辞去宰相之职时，推荐了一个继任者，他便是宋璟。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如此评价姚崇让贤：“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宋璟比姚崇小13岁，喜欢犯颜直谏，早年怼过武则天、唐中宗、太平公主，因此多次被贬为地方官。
当唐玄宗派人前去征召时，宋璟正在广州都督任上。
唐玄宗派来迎接宋璟入京的宦官叫杨思勖。此人是唐玄宗的心腹，曾追随其发动政变，在开元年间地位一度超过高力士，一般的官员都拼命地想要巴结他。
然而，宋璟表现出了秉公任直的性格，一路上连正眼都没有看杨思勖几眼，也没说几句话，与皇帝的亲信宦官保持距离。
杨思勖感到很纳闷，可能觉得自己受到轻视，进京后找唐玄宗告状，可唐玄宗反而对宋璟刮目相看。
姚崇有一个“救时宰相”的名号，而宋璟在当时也有个外号，叫“有脚阳春”。意思是说，宋璟每到一个地方为官，都爱民恤物，受到朝野上下的赞美，说他如阳春一样温暖万物。
在广州期间，宋璟克己奉公，政绩出色，比如他见当地人以竹茅为屋，容易引发火灾，于是教人烧瓦建房，减少火灾的隐患。
宋璟入朝后，广州人为宋璟立碑，称颂他为官时的功德，以为宋璟会为此感到欣喜。
没想到，宋璟知道这事儿后，专门上书唐玄宗说：“立碑称颂是为了传德载功，臣治理广州的成绩还不足以立碑，广州人因为臣作了宰相，所以作过度溢美的言辞，徒然变成谄媚之词。陛下如果要厘正这种风气，请从臣开始。”
之后，宋璟亲自说服当地吏民，请他们砸毁了为自己立的碑。
不同于姚崇临机应变的风格，宋璟为官，更侧重于“守法持正”，即严格执法、坚持公正。
《资治通鉴》将姚崇、宋璟与贞观年间的“房谋杜断”并称，认为姚、宋二人志向节操不同，却先后为相，齐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盛世：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玄宗同意让宋璟接替姚崇，正是看重他恪守法度的执政特点。
开元初年，姚崇善于应变，故能理顺天下事务，依据《十事要说》推行一系列措施。后继者宋璟只要按照其既定方针，坚持天下正道，就能让大唐帝国继续走在上升的道路上。
这可说是，唐朝版的“萧规曹随”。
宋璟不仅延续了姚崇的政策，也把自己的正直作风带到了朝堂。
宋璟为相时知人善任，举荐的都是具有务实精神的官员，而且对阿谀奉承之辈深恶痛绝。
当时，有人向宋璟引荐了隐士范知睿，并转呈其文章《良宰论》。
宋璟为人“好学，工文辞”，他拿起范知睿的文章认真阅读，起初觉得其文理通顺，议论深刻，写得不错。
可是读到后半部分，宋璟发现文中有很多奉承的话，譬如范知睿吹捧宋璟，说他胜过古代的晏子、张良，以及太宗朝的魏征、房玄龄，说天下一片太平，都是宋璟的功劳。
看到这里，宋璟不禁皱起眉头，当即在上面写了一段批语：“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这是说，范知睿以隐士自居，更应该直言相谏，不可溜须拍马，既然他文章作得好，就去参加科举考试，不该私自献文，以希望得到我的特殊任命。
为官正直的宋璟，提倡开明的政治风气。
作为唐玄宗信赖的宰相，宋璟却不愿独享君臣密议的权利，他上书提出几项改善措施：
恢复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开明制度，大臣奏事时，谏官和史官必须在场，以作记录，匡正过失；
各部门长官奏事，御史弹劾百官，应该公开其文，避免有小人进谗言，也表明皇帝虚心纳谏的态度。
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从此规定，除了特别的机密要事外，其余都按宋璟拟定的规章办事。
史书称赞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就连唐玄宗都佩服他刚毅正直的品格。
在一次宴会上，唐玄宗要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宋璟。金箸，也就是金筷子，是皇家御用之物，一般不会轻易赏赐他人，这让宋璟感到惊讶，一时不知所措。
唐玄宗见宋璟迟迟不敢接受，就说：“我所赐之物，并非赐金于爱卿，而是赐箸于卿，以表彰你为人正直啊！”
帝王之言，虚实难辨。
唐玄宗任用宋璟为相时，赞赏其忠直，可等到宋璟罢相，却下了另一番定论，说：“彼卖直以取名耳。”
宋璟的宰相生涯，面临着与姚崇同样的问题。
作为姚崇政策的继任者和执行者，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过度集权的宰相，无论怎样谨慎，都摆脱不了皇帝的猜忌，更何况宋璟不会拍马屁，为人比较正派，难以亲近唐玄宗。
开元八年（720年），宋璟及其属下处理天下泛滥的“恶钱”（指民间流通的质料低劣的钱币），政策失当，遭到抨击。
为了平息舆论，居相位四年的宋璟引咎辞去相职。
此后，宋璟逐渐退居二线，以元老的身份得到唐玄宗的尊敬，每次他上书进言，唐玄宗都表示接受，将其“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
此次罢相的17年后，宋璟在洛阳的私宅中驾鹤西去，追赠太尉，谥号“文贞”。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先后为相执政，时间加起来不到8年，却让曾经政治动荡的大唐王朝，走向了通往巅峰之路。
唐玄宗也知道，盛世即将到来，早年虚心纳谏的他，逐渐变得好大喜功。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昔日的政敌张说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
张说作为开元年间名臣，在政治上也有很多贡献，但他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
唐玄宗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
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唐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唐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如此，容易造成宰相独裁，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滋生弊端。
唐玄宗时期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一个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为官清正的张九龄担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他把持相位十几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另一个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他小人得志，才能平庸。
开元盛世，逐渐演变为天宝时期的重重危机。
中唐以后，有中兴之志的唐宪宗对开元盛世向往不已，曾经问大臣：“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
对此，大臣回答道，唐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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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作者丨南朝子云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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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7 09: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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