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写作养活自己是许多人的梦想。袁凌41岁成为作家,46岁从职场抽身、全职写作。
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写作,是他支撑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业的萎靡让他更明显地感受到自由职业的艰难。他感觉生存根基正在动摇,日常生活中,他愈发频繁地与不安全感对峙。
51岁这年,袁凌考虑重新开始找工作。
一个作家的生存忧虑
2024年7月的北京浸在高温和雨水中。一个周四清晨,51岁的袁凌早起,牵着小狗“滚滚”到温榆河畔散步。回到家还不到9点,妻子罗兰还没醒,“滚滚”进门后默默在客厅一角趴了下来。袁凌则坐到长桌前,打开了电脑。
他又一次置身忧虑的炙烤之中。安静的客厅里,袁凌脑袋空空,一如面前空白的文档迟迟挤不出一句话。两个月前,袁凌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出版,这本书聚焦于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的人生故事。此后这几个月,袁凌一边忙着配合书店和出版社宣发,一边着手新题材的写作。开头总是最难的,但是,灵感缺失的茫然和挫败,还是很快翻出了袁凌内心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袁凌想起,前两天罗兰听相熟的出版行业人员说,“按照书的口碑、认可度,如果(一本书)放在头一年可以卖五本,今年只能卖一本。”《我的皮村兄妹》的销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本书即便接连入选各类图书榜单,蝉联豆瓣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门榜,却销量低迷——前两年,同样声量和口碑的书,两个月能卖到一万多册,今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售出了千册。这是袁凌全职写作的第五年。出版行业的萎靡,正动摇着他的生存根基。写作出版,是袁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年,靠着往年签的出版合同、杂志刊发稿费,加上一些讲座、活动的费用,他起码能有十多万元收入。但按照如今的市场走势,他不确定明年是否还会有出版社和他签合同,即便有,他猜测合同金额也不会太大。袁凌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决定未雨绸缪。他拿起桌上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出版市场极度萎缩,对于没有体制养的本人来说,意味着持续了数年的‘职业’码字生涯难以为继,寻找一份生计成为必须。想找一份时间自由些的兼职编辑工作,不知哪家媒体需要。”当晚,袁凌又发了一条同样的动态在豆瓣上,只是多了一句,“心头竟然涌起莫名的失败感,虽然知道这是不必要的。” 之后的一个多星期,袁凌的豆瓣账号新增了七百多个粉丝。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评论区有人说:“来美国跟我开货车。”袁凌觉得有趣,还留言询问了需要满足的资质条件。
图 | 袁凌跟着皮村的王海军去打零工
袁凌不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曾评价他是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大师”。不过,“非虚构写作”和其他文学品类相比,在中国相对小众,近两年才收获更多关注。袁凌的书时常关注“被忽视的群体”,像是一个隐喻,很多时候,他的作品和他书中关注的群体一样,大部分时间被置于角落,难以畅销。卖得最好的,是2017年出版的《青苔不会消失》,但也未突破5万册。他也不是那种早早得到出版界青睐的作家。1999年,袁凌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在新京报、财新等多家媒体做了十几年记者、编辑。期间,他坚持写作,作品一直没能得到发表。2014年,袁凌41岁,才迎来第一部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问世,2015年,他凭借此书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奖项,头衔也逐渐从“媒体人”转变为“作家”。成为一名作家,不意味着步入体面的生存处境,甚至跻身上流社会,衣食无忧。生存的忧虑始终缠绕着他。袁凌在2023年出版的作品《冷淡》的序言中写道:“我时常担心自己的生存凭据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像开春的残雪流入下水道。”作为一名北漂,他形容自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单位社保、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房子的外人”。在《我的皮村兄妹》里,袁凌记录的几位作家,没有因为写作彻底走出生存的困境。范雨素走红后,名气没能真正改善她的经济。陈年喜在写作出版外,也在靠销售农产品改善生活。曝光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改造。和范雨素、陈年喜一样,袁凌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终于成为作家而一跃千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仍旧租住在北京边缘,窝在没有书架的狭小房间里。2014年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时,理想国曾邀请袁凌和作家蒋方舟在中国人民大学以“真实,文学,语言”为主题开展一场对谈。至今,袁凌仍记得,活动结束后,蒋方舟面前大排长龙,几百名读者拿着书找她签名,自己面前只有零星几个人。在现场时,他还庆幸“好歹还有几个人”,可活动结束后,他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大意是,这个人看起来也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影响力,为什么要把他和蒋方舟放在一起。”袁凌明白,不能把这种评论放在心上,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感到郁闷。2018年,首部中篇小说集《世界》出版后,销售成绩不好,但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笃定地说:“袁老师,这本书两百年后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作品。”袁凌嘴上调侃:“你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心里,他却思索出了一个想法:“可能生前我享受不了什么好处,但作品本身有它的生命,这也算是一个好事。”他评价自己,不是一个多伟大的作家,但起码每一个作品都是认真写出来的,“比我靠坑蒙拐骗弄个大奖,还是要强一点。”始终没有“爆款书”,出版社的压力有时也会传导到他身上,“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总差口气,怎么总是没有爆的”。袁凌深知什么样的书才能在当下卖出好成绩。“一个是重大的议题,一个就是心灵按摩”,但他排斥这两者。他不想让一个个具体的人,变成议题里的一个代码,“爆款背后,其实是对人的个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越来越粗暴、简单的认识。”他也不愿意提供无意义的“鸡汤”。书写人类个体的真实处境,丰富对人性的理解,才是袁凌认为自己该努力去做的事。
图 | 袁凌在皮村做现场签售
无法依靠一本书持久获利,袁凌便以几乎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平衡着内心和生活的安稳。朋友圈发出的当天,就有一些人联系上他,推介工作机会。大部分是出版社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也有小部分媒体公司的邀约。聊过一圈,袁凌觉得,还不到做决定的时候。完全理想的工作不好找,他不希望兼职占用过多的时间,耽搁写作的进度。不过,他仍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至少,他了解到了市场的情况,“你还会不会被需要,或者说需要你的方向在哪里。”
拧紧的螺丝
今年从北京东四环搬到五环外,51岁的袁凌才终于在北京拥有了占据一面墙的书架。从前一本叠一本挤在箱子里的书,第一次伸展着将脊背上的名字露出来,竖立在架子上。
与多数人对作家的想象不同,袁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他时常坐在不同场景不同大小的桌子前写作。过去十余年,他不断地更换住所,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箱箱书也跟着流转、离散,有的寄存在朋友那儿,有的不知流落何处。沈从文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集,他买过很多次,因为在搬家过程中,这几本书多次失踪。前两年,袁凌和妻子罗兰带着小狗“滚滚”住在东四环的十里堡附近,一套由一居室改造的小两居。房屋结构弯绕紧凑,阳光没法绕过曲折的墙体,照进客厅。到了冬天,阴冷的房间里,暖气聊胜于无,只能再放上一台取暖器。住到后期,墙皮不断剥落,下水道也老化,许多小虫从隐秘的缝隙里钻进来,四处留下它们的尸体。头顶的灯摇摇欲坠,衣柜的门也濒临崩溃,似乎随时会倒下。长期流连在城中村的袁凌,已经习惯了住所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考虑到妻子的舒适,袁凌还是决定搬去一个面积更大、采光更好的房子。像无数北漂一族一样,为了升级房屋条件、节省预算,他只能往更靠近城郊的方向寻找。今年,在通州,他找到了现在这套一百平方米的正规两居室。对于没车、没房,也不打算要孩子的袁凌来说,搬家要考虑的因素不多。没有固定资产要处理,也不用考虑学区,唯一难以割舍和处理的就是一箱箱书籍。因此,在看到陈列在客厅的书架时,他已经对这套房子满意。这是袁凌第一次租这么大的房子。刚搬来时,他还觉得不习惯。住在十里堡时,客厅放不下“滚滚”的狗窝,就只能把狗窝摆在卧室床侧。袁凌每晚要踩着狗窝才能上床,睡前也时常摸摸“滚滚”的头。新的房子有充裕的空间,却拉远了他和“滚滚”以及妻子的关系,也削弱了他的存在。
图 | 袁凌和小狗“滚滚”
在物质稀缺的时代长大,他秉持着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不应该占有太多”的伦理观念。早些年,即使是月薪过万的时候,袁凌出差也只住30元以下的宾馆。有一次去城里找同学玩,同学帮忙订了一间100元的宾馆,他觉得震惊,“我怎么可以住这样的。”他习惯性地让自己过较为艰苦的生活,有时也是为写作做积累。他曾遗憾没在北京住过地下室,就和朋友在城中村合租了一段时间,感受那里的烟火气。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小孩,不给生活增加杠杆,袁凌夫妻选择过一种轻体量的生活。袁凌清楚地知道,自己追求的人生路径“没有那么靠谱,没有那么正常、主流”,收入也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你可能有一天挣不到很多钱,享受不了很好的待遇,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习惯了很浮华的生活,你可能就因为落差太大适应不了,不得不放弃写作,换别的容易挣钱的工作来干。”他希望能够通过降低预期的方式,换取自己长久地走在写作这条路上。2016年,结束在多家媒体间的辗转,袁凌进入非虚构内容平台“真实故事计划”担任总主笔。之后三年,他在稳定的收入之外,也拥有了自由创作的时间。像是一段天赐的过渡期。除了担任“真实故事大赛”评委,其余时间他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划写作,只偶尔将作品发布在“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上。那是袁凌少有的一段平静、安稳的时期。2019年冬天,袁凌在隐隐的不安预感里,接到了CEO雷磊的电话。由于经营上的压力,真故没法再和他继续签约,袁凌的创作失去了稳固收入的支持。又一次失业,袁凌感觉到,“时代好像变了,以后机会会越来越少,生活会越来越不容易。”想到无处挂靠、断缴的社保,和以后只能依赖市场、卖字为生的不稳定收入,他感到不安。当天,他写下了一首诗:“又到岁末叙飘零,三度失业愧世情,两肘清风华盖运,一生辗转驿马星。斯人自古唯寂寞,儒冠从来多误身。虚名实惠复何计,穷文败笔安此心。”“穷文败笔安此心”成为袁凌此后几年的生活写照。当时他已46岁,没再找工作。失去安全口岸的他,将写作当作安放自己的礁石。他始终游走在社会的角落,去关注、记录那些被人忽视的群体,写一些难以被关注到的故事。当时,袁凌才重新步入婚姻不到半年,和妻子罗兰住在西安。罗兰曾经是一名公务员,那时也因不喜欢一直以来的工作,刚辞职没几个月。夫妻二人同时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刚结婚时,袁凌在岳母看来,是一个完全飘着、没有保障的人,没什么钱、没房子、也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袁凌听说,岳母曾对罗兰说,“袁凌快50岁的人了,还一无所有。”作家的“虚名”,难以让岳母放下心来。在当地,有许多人自己花钱出书,有的追求名利,有的则是骗术的一环。当岳母听说袁凌靠写书赚取收入时,还很惊讶:“写书还能挣钱的?写书不是要花钱吗?”岳母后来才知道罗兰辞了职。她经常问罗兰,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去考个公。罗兰回答:“我已经超龄了。”辞职时,罗兰刚好36岁。2019年冬天,西安的雾霾很大,浓重地笼罩着城市。家中的氛围也陷入低沉。时隔十几年重新找工作的罗兰,在脱离熟悉的环境后陷入了茫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尝试过和朋友一起做音乐节目,也先后找到两家媒体,还给一个小公司写过一些软稿,但都离她最初预想的“自己想要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相去甚远。袁凌安抚罗兰低落的情绪,也支持罗兰做不同的尝试,“一个人没事干,整个人都会很颓废。”他清楚地意识到罗兰有文字上的天赋,“我很少遇到和我对飞花令,能对到十几句的人。”恰巧有杂志的编辑找他约稿,正在写长篇的袁凌便推荐了罗兰。稿件成功发表后,罗兰开始做自由撰稿人,为各类媒体供稿。2021年,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袁凌和罗兰一起搬回了北京。
图 | 袁凌在温榆河里游泳
长久地在生活的浪潮中扑腾,袁凌逐渐习惯了生活在危机状态中。他靠不断写作来克服时不时冒头的不安全感。有事可干能让他觉得“实在”,躺平休息令他心虚,他尽量不让自己处在无事可做的状态里。出第一本书时,他还体会过短暂的喜悦,等到后来,写完一本书让他精疲力尽,没过多久就会感到空虚。紧绷的姿态是自幼年起形成的惯性。袁凌在山里成长,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争气,不能吃干饭,躺平是邪恶的。大人在种的地旁边,辟了一小块田给他,他要学着种庄稼。冬天粮食不够吃,就到田里把可能残留的土豆挖出来。“一直是要劳动的,劳动像天职一样。”袁凌回忆。走出大山后,他仍喜欢攀越山岭的感觉,“(山)随时有变化,它会有一些困难需要你去走,有很多变化是你可以参与的。”他不习惯海,不习惯无所事事地躺在沙滩上,也想不到在海边可以做些什么。他觉得深不可测、带有咸味的海是拒斥人的,少数人可能可以潜入其中,但他不熟悉也无法探索它的变化。年过五十,除了额头和眼角日渐明显的纹路,袁凌的身躯在规律的日常中保持精瘦挺拔。每天早晚在固定的时间点遛狗,和罗兰分工做饭、做家务,剩余的空闲时间,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依据自己的状态进行写作。偶尔,他应邀去外地参加活动,他会多待两天,在当地逛一逛。他也会不定期自费出差,做社会调研。那些曾经激荡的情绪、长久的执念渐渐平复。他不太做梦了。曾令他惶惑的、与故乡有关的梦很少再出现。他渐渐接受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写出的文字也较过去更松弛。这种松弛一直持续到两年前。那年他49岁,临时挂靠社保的机构通知他,超过49岁之后,机构不能再接受他挂靠在那里自费交社保了。那之后,袁凌不得不开始忧心社保和养老的问题。自己交社保,每个月的费用都很高,户口不在北京交不了居民险,他也担心自己交了多年的社保,最后却不能正常退休。从那时起,他考虑过要不要再找一份工作。罗兰也劝过他,找份工作可以多与社会接触,也能分摊生存的压力,写作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后,或许也能变得轻松些。不过,袁凌手头上总有急切要写作的题材,找工作的想法被搁置至今。有时候,袁凌觉得过度忧虑未来也没什么意义。社会瞬息万变,“说不定到时候退休延迟到65岁了,我们也活不了几年了。”他觉得靠劳动活到死也没什么关系,他见过这样的老去方式,家乡的老人没有社保,就一直在田里劳作。“可能有一天你发现他不在田里了,不到一周,他就已经死了。”老人们总会干到干不动为止。他赞许这种生活方式。“人的老年都是没有质量的,这是任何人都逃不了。”与其没有尊严地等待死亡,他希望能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在七十多岁、还不至于成为家人负担的时候,适时离去。他将自己的生存状态比喻为“无脚鸟”,因为没有脚,所以只能一直在空中飞,始终缺少一个可以长久坐卧之地,没有一刻安闲。
自由的价码
知道袁凌成为自由作家后,曾有同学评价,“你走上了卖文为生的可悲道路。”但这条路,袁凌从初中时就开始梦想。
袁凌出生在陕西南部一个叫筲箕凹的村子。回忆起童年,秦岭、巴山起伏的山脉似乎就是世界的边际。袁凌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密封的瓮中,离外面的世界很远。在他目之所及的生活里,是始终弯着腰在劳作、为生计发愁的母亲,和吞噬掉同乡人的黑色矿洞。他还记得有一年发课本,他将封面鲜艳的语文书抱在手里,兴奋地小跑着回家,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他硬撑着用手肘着地。语文书仍然鲜亮,他的两条手臂沾满了地上黑色的煤渣。父亲是小镇医院的医生。袁凌在小学三四年级过后,下山搬到了医院里和父亲一起生活。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医院里好几个青年都订了一线的文学杂志,新的旧的杂志叠在一起,堆成高高一垛。放学了,袁凌就从书堆里抽一本,躲在窗台和树下面看。在吸收营养、拔高个子的年纪,袁凌身形清瘦,大量摄取的是文学上的养料。“那几年使劲填鸭似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就囫囵吞枣,但是是有作用的。”袁凌说。曾有文学梦的初中语文老师,将期望寄托在了袁凌身上。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如线串珠”“如珠落玉盘”的评语,还嘱咐袁凌的父亲,一定要让他去读北大中文系。文学的梦,在十几岁的袁凌心里生根,始终缠绕着他的心志,将他引向一条偏离世俗成功标准的路。袁凌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1990年进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就读,1996年又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虽然在研究生导师的帮助下,他曾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他知道,仅凭这样的成绩当不了作家,因此去当了记者:“至少能生活,至少也是写作。”想要记录,想要写作的冲动,推着袁凌做了一个又一个与主流浪潮相悖的决定。2003年,袁凌考上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同年,加入正在筹办阶段的《新京报》,在两头奔忙了半年,无法继续兼顾之际,他选择了退学。几年间,从新京报创刊号核心报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的成功到北京新闻部副主编,袁凌职位迅速攀升,似乎印证了所做决定的正确性。随着门户网站出现、发展,袁凌作为第一批进入“大厂”工作的媒体人,在32岁这年晋升管理层,成为新浪网新闻中心的副总监。但是,不过七八个月后,2006年,袁凌就放弃了高薪、股票期权和去美国的机会,辞职回了老家写作。对袁凌来说,这是在一次短暂的出神过后,重新回归自己的轨道。在新浪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他少有的“上班”体验。记者时期,凌晨电话一响,就要起身奔赴现场,没有上下班的时间。但在新浪,他需要每天按时到办公室,却不一定能准点下班。他不再需要前往现场和采访对象交流,也很少抬头和同事沟通,只坐在座位上盯着电脑屏幕排列代码,抓取最新的资讯。晚上回家也难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他需要将一丝心神始终挂在手机上,及时接收消息,调整出现乱码的页面、更新突发新闻。一行行无趣的代码,和日复一日重复的打卡声,丝丝缕缕结成茧,紧紧裹着袁凌的生活。时间久了,袁凌感到憋闷,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变得臃肿而迟钝,身体也随之膨胀。他胖到了140斤,肚子慢慢鼓了起来,头发也渐渐稀疏。“思维变得不敏锐,没什么语言感觉,自己觉得自己很可耻,变得很腐朽,行尸走肉一样挣钱。”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早在2004年11月,袁凌就想从新京报离开,回老家写作。一次偶然的回乡探亲,他发现老家正在断裂衰落。以前农民住的土房子消失不见,没什么装饰、冷硬的水泥楼房,像是卡夫卡的城堡矗立在农田。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从前承载着不少童年记忆的河流正逐渐干涸。他迫切地想要记录下乡村的剧变。可在新机会到来后,这个想法前前后后耽搁了一年多的时间,2006年,他才再度回到家乡。“我始终不愿意走那种正规的,就是大家主流的道路,但是我却也没有说很坚决地走上我自己的道路。”袁凌有时候会想,如果2004年秋天就回老家,乡村的变化还没有开始太久,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融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图 | 2017年,袁凌在老家的山野里
回到老家的袁凌,仍旧像一个寄居此地的外乡人,与周遭格格不入。起初,他住在废弃的粮管所,和一个老道士同住。那是一栋瓦顶长着狗尾巴草的老屋,腐朽的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咚咚”的空响。没有空调、热水器这类现代设施,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大部分时间,袁凌都躲在房间里写作,偶尔遇上有人来找道士算命,他也会凑上去听一听。有时写累了还会跟着道士出去看坟地和风水,在乡间转一转。
没有经济来源、成日在乡间游荡的袁凌,被异样的眼光和议论包围。当地人不理解袁凌年纪轻轻为什么不做事,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从大城市回到闭塞的农村,觉得他一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人看不下去,劝袁凌:“你住在粮管所里,成天和阴阳先生混在一起,你不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几个月后,袁凌搬进了当时的岳母开的商店,在商店二层的房间里写作。议论声不停歇地钻进袁凌的耳朵。有人会问岳母:“你女婿老待在这儿干什么?”听到他是在搞写作,他们更加疑惑:“也没见发什么。”比他人的眼光更让袁凌感到压力的,是作品不见天日。他不断地写作和投稿,却一直没有发表的机会。“哪怕你发表一篇都会对你有很大的鼓励,但那时候就完全发不了。”挫败感和社会压力压垮了袁凌。多年后再回看那时的相片,袁凌发现三十多岁的自己憔悴到像有五十岁,当时写的诗也都极度黑暗。在家乡前后待了两年,无望之下,他又一次离开家乡,回到了北京。结束的不仅是一段失败的全职写作尝试,还有一段破裂的婚姻关系。他孑然一身,剩下的只有一个背包和4000元积蓄。他将对自己的期望降到了最低——以后再也不做管理,哪怕就做普通的编辑、记者,只要是跟文字打交道就行。
反复地脱轨,不断地归零。赶不上社会时钟的进度,袁凌沦为社会评价体系里的失败者。在老家,“成功”有直观的标志:驶进乡镇街道的小轿车、麻将桌上百元一把的赌注和宴席“上位”的座椅。袁凌沾不上边。他搭乘公交回家,打不了百元一把的麻将,还总坐在宴席桌的边缘。赚不来钱的袁凌,在同乡人眼中不如学修车的表哥。有一次他和表哥一起搭煤车,司机让表哥坐驾驶厢,袁凌只能坐到货厢,遇到下雨,袁凌被染成了黑色。还有亲戚当着父亲的面说:“别看你让你儿子上了那么多学,还研究生,这个没用,啥戏也没有,他就不会成器。”哥哥也劝过袁凌:“别干这个了,再干一辈子都要投在里面了。”袁凌只沉默地听着,不多辩解。最给他带来打击的是父亲对他的放弃。36岁那年,袁凌回乡和父亲见了一面。在袁凌住的宾馆里,父亲宣布了他的三大失败:“婚姻失败、经济失败、工作失败。”说完这句话,两人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袁凌送父亲出了宾馆。像咂摸一口烈酒,挫败和悲痛是在回味中涌上来的。他不断地品味父亲的语气和情绪,从中解读出父亲的失望:“可能以前对你愤怒、斥责你的时候,他都对你还有希望。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平静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认为你这一辈子不会有希望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凌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不会发表一篇作品,没有好的家,没有名声,没有好的收入,什么都不会有。他强迫自己消化掉这样的情绪,决定即使一辈子没有作品发表,也要一直写下去。下了决定,就得回避其他人的目光和评判,“这些东西必然会误导你,(让你觉得自己)没有按正路走,没有按大家合适的道路走,没有在合适的时间点站到大家觉得应该站到的位置。”2011年,在凤凰周刊做了两年编辑的袁凌,觉得编辑的工作始终和文字隔了一层,决定辞职重新寻找记者的工作。接近40岁重新投入就业市场,年龄成为门槛。他联系过一些以前熟悉的媒体,但给出的待遇都不高。在年龄的顾虑面前,以前的工作经验好像被清空了。市场总是更需要年轻力强,能适应高强度节奏、不断奔波在现场的记者。有半年的时间,袁凌都处于失业状态。自我怀疑的时候,袁凌只有凭本能生活下去。无事的时候,他就靠写长散文度日,回忆自己的漂泊历程,记录下与故乡深刻相关的梦。最后是新京报的前同事,为袁凌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进了财经杂志做记者,以前带过的记者成了他的主管编辑。角色倒转也曾挫伤袁凌的自尊心,但抱着一定要写出来的念头,他决定忽视内心难免的不平衡,“在写作的前提下,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发了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后,袁凌陆陆续续有了自己的成名作,接连获得腾讯网“年度特稿写作奖”和“年度调查报道奖”。出版的机会也找上门来,袁凌逐渐走上自己盼望已久的道路。如今,随着作品不断出版,袁凌在老家有了一些声名,加上2019年他重新步入婚姻,妻子罗兰当时还是公务员,在老乡们眼里,他的生活终于重新回归正轨。但这句话,已经让袁凌时隔多年如释重负:“虽然这不是盖棺定论,但至少意味着他对你的看法有了改变,当初那个话的阴影才算消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