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母亲见到在外闯荡的亲戚出手阔绰，动起了闯荡上海的念头。
之后整整20年，母亲在上海挣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各路牛鬼蛇神她遇上了，各式规矩门道她摸清了，她像是一根没有任何依仗的独枝，孤傲、倔强地活着，可在一切朝着她欣喜、她激动的方向继续时，那浓墨重彩的一笔突然戛然而止。
母亲8个月时，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生死危机。
姥姥喝农药自杀前，给母亲喂了有毒的奶水，想带她一起走。母亲被发现时周身紫红，身体蚕蛹似的扭动抽搐，大家都以为母亲活不成了，可或许真的是“没妈的孩子命硬”，母亲愣是在住院一个月后挺了过来。
母亲命硬也命苦，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辍学，成了家里家外的一把好手。洗衣做饭手到擒来，田里农活一应不在话下。
1987年，母亲18岁，经人相亲介绍认识了邻村的父亲，半年后他们结婚了。父亲是高中生，家里兄弟姐妹多，穷得揭不开锅，但合力把爱读书的父亲供到了高中，他跟没娘的母亲一样都是苦疙瘩。父亲入赘到母亲家后，我跟妹妹相继出生，父亲性格温和，家里一切大小事都是母亲张罗，母亲在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村里人都戏称父亲是“妻管严”。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跟姥爷一起操持着家里的十亩田地，父亲则在附近打零工，日子就这样艰难匍匐着。
一天，母亲在市场遇到了二爷爷，寒暄一阵后得知他在上海做生意，说话间母亲注意到二爷爷穿着的确良白衬衫，口袋里鼓鼓囊囊映出纸票，俨然一派有钱人的架势。
二爷爷到肉铺要了两斤猪肉，从衬衫口袋拿出一沓花花绿绿的票子，有五元、十元、五十元的。母亲看着眼都直了。
母亲买完豆腐后匆匆回了家。“我在市场碰到二伯了，你猜怎么着？他发了，在上海做生意刚回来，过阵还得走。”见父亲没搭话，母亲接着说道：“我们也去上海闯闯吧，二伯大字不识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现在都能花花绿绿有一打票子，我们也能行。”
“你能去干什么呢？七八十斤重，啥也干不了！”父亲扒拉着碗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
可母亲不管父亲的态度，隔天就东拼西凑了300元，跟姥爷交代一通后，拉着父亲奔赴大上海了。
母亲去上海那年，我五岁妹妹三岁，母亲临走那天，我不停哭喊挣扎着去追母亲，母亲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头也不回地跟父亲消失在了人群中。
母亲是1991年去的上海，正逢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是民工叩响城市大门的高热期。
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外来妹》，把打工热潮吹到了乡村的角角落落，二爷爷是那个时代热潮下的第一批，而母亲搭上的是末班车。
在上海，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废品站打包员，五块一天，包一顿白饭。在勤勤恳恳做着打包活的同时，母亲心里火热的种子在发芽，“是不是自己还能做点啥？”
一天下班时，母亲路过一个公园，看到三三两两的摊贩卖甘蔗、水果，她定住脚步看了半天，觉得这活她能行。
母亲做事带着一股麻溜劲，第二天她就辞掉了废品站的工作，置办齐了卖水果的整套家当。
开始卖水果后，母亲这一路的艰难随之而来。初入生意场，人气惨淡，其他摊贩那人来人往，忙活不停，母亲这边空旷清冷，于是母亲决定先偷师再继续。
此后半个月，母亲一早便猫在公园对面角落蹲守，每天盯守其他摊贩怎么做生意，而后，她像开了挂一样，神气抖擞地重返“战场”，见人路过就打招呼，露着甜甜的两个梨涡。
母亲说：“一次不买、两次不买、三次不买都没事，总有一天她会买的！”
当然，光热情也没用，要有实实在在的优惠，一般小的零头母亲都会给抹掉，遇到既买了苹果又买甘蔗的，母亲不仅会把零头抹掉还会挑个小的果赠送。
客人买完后，母亲总不忘最后加一句：“常来啊。”
此外，母亲也有自己的创新：母亲卖甘蔗每次都将甘蔗结的部分去掉，再一节节地剁开给客户，方便她们啃嚼；打包时，还会毫不吝啬地多套一个水果袋给他们，这样可以回去做垃圾袋。这样的热情和心思，让母亲的水果摊渐渐有了人气。
水果摊生意好转后，我和妹妹陆续收到了母亲邮寄的新书包、花裙子，每每邮递员送来包裹，姥爷总是哼着小曲迈着轻快的脚步赶忙接过包裹，而那天也是我们最开心的，因为姥爷会做上一盘香喷喷、油滋滋的红烧肉。
这时我已经八岁了，母亲离开我整整三年了，我渐渐明白母亲为了生计和父亲一起去了上海，虽然新裙子、新书包暂时缓解了我对母亲的思念，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在收到新衣服的满足后，我会觉得母亲不在身边也挺好的，但是每当放学回家看到其他同学飞奔回家大叫“妈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心酸流泪。
新书包和花裙子抵不上那些同学母亲梳的好看的辫子，可口的饭菜，和牵手嬉闹的温情。
不久后，上海人开启了吃笋热潮，母亲果断停掉了水果摊，紧跟市场风向卖起了竹笋。
卖笋摊贩基本是浙江一带的，资历老、生意精。流动摊，一般都是先来先得，但遇上泼皮无赖那就无济于事了，母亲一般是夜里三点去占位，父亲需要两点出发骑自行车去贩笋。
因为身材瘦小，自行车爬坡时压不住车头，笋又太沉，父亲有过好几次人、车、笋一起从坡上翻滚下去的经历，他总是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就从地上爬起来，赶忙捡笋继续爬坡，他知道母亲在等着他的笋卖，家里的一家老小也等着笋卖。
可生意的好坏不会因为谁更辛苦而有所偏向。浙江摊贩一天能卖一千多斤笋，母亲拼了命一天下来只能卖出几十斤。
卖笋的前半年，母亲嘴角总是起火泡，消瘦了一圈，但她也摸索出了卖笋的门道。一般浙江摊贩上午就能把贩的笋卖完，下午是他们娱乐消遣的时间，那些在下午需要买笋的零星客户就会流失到像母亲这样的小摊贩这。
母亲对这些客户十分珍惜，热情和优惠全都奉上：多送点小笋、多加个袋子，甚至会把客户买的其他东西也用自己的大袋子一并装好。
母亲对个别浙江摊贩的老客户更是尤为“关照”，本着不赚钱也要撬来的强大意念，母亲热情招呼，保本卖笋，久而久之这些客户在上午买笋时也会光顾母亲的摊位了，接着他们慢慢成了老客户，而新客户也越来越多，笋摊就这样缓缓有了起色。
一年后，父亲也要每天贩一千多斤笋了，浙江摊贩的老客户大多成了母亲的常客。
两年后，浙江摊贩被母亲挤走了，母亲成了那一带的卖笋霸王。
在母亲卖笋打拼的这几年，家里也发生了点变化，姥爷找了个搭子，那人有自己家庭，但他们不顾村里老少的言语还是肆无忌惮地交往。我和妹妹对姥爷和那个女人怨恨交加，再后来姥爷花在我跟妹妹身上的心思就更少了，而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路边，电闪雷鸣的夜晚里，我和妹妹因为姥爷不在家被吓得鬼哭狼嚎，大喊“妈妈”。
那些孤独黑暗的夜里，我一直祈求着母亲能快点回来。
后来，我走到邻村借了小卖部的电话，给母亲打了长途电话，声泪俱下地述说着思念和姥爷的变化。母亲在电话那头也不停哭泣，告诉我她会多寄些钱回家，并装一部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联系，姥爷也会收敛些。
母亲真的给家里装了电话，那是一部红色底座的大按键电话，它是我们村安装的第一部电话，也是我和母亲沟通的红色桥梁。
我们开始隔三岔五地给母亲去电话，思念随着电话，从家乡的这头传递到上海的那头。
1996年暑假，我十岁妹妹七岁时，母亲让姥爷将我和妹妹送到上海。我欣喜万分，距离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母亲很少回家，我们把爱和思念都存在那根红色电话线里。如今我们终于要见到母亲了。
那时去上海没有高铁，我们坐长途客运车和轮渡，一天一夜才到。
因为晕车，一路上我和妹妹吐得七荤八素，然而这些都抵不住要见到母亲的兴奋。见到母亲后我们都激动地跳脚欢呼，一路飞奔抱着母亲，妹妹更是一直挂在母亲身上不愿下来。
姥爷只待了三天就回去了。母亲把我们安置在出租屋里，她依旧天不亮就出去卖笋，但中途会给我们带回早饭，有糍粑、蟹粉小笼、豆浆这些馋死人的小吃，晚上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给我们洗澡、做饭，她的拿手菜是用糟卤卤鸡爪、鸡胗、大虾，还有椒盐鸡大腿，她想把她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光用食物填满。
一切忙完后，母亲还会收拾家里，我看着她忙忙碌碌的身影和鬓间湿漉的头发，忍不住跑去抱住了她，依偎在她怀里。
睡觉时，我跟母亲说不想离开上海，不想离开母亲。
母亲搂着我，眼角慢慢浸湿了，说：“妈妈现在还没有能力将你们接来上海，回老家的话又挣不到钱，你俩总是吃得瘦瘪瘪的，等妈妈再熬个几年，乖啊，燕。”
我生气地背着母亲默默流泪。
晃眼间，暑假就结束了，姥爷赶来接我们。我和妹妹泪眼婆娑地抱着母亲买的大包小包的零食和衣服，我趴在大巴的车窗边四处搜寻母亲的身影，车站拐角处一个瘦弱的身影直逼眼底，那是母亲。
风吹动她凌乱的发丝，她不时地抹着眼泪！
随着我从小学升到初中，母亲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转战到了桃浦海鲜市场。
母亲租了个门面房，分上下两层，下面摆摊卖货，上面可以睡觉，上下层间架着木梯。因为积蓄不多，母亲租的铺面最靠后，这里清冷、寡淡，几乎没什么客人，和前面摊位的热火朝天，客人扎堆挤着买，形成鲜明的反差。于是，不管母亲使出多大的热情吆喝也无济于事，母亲急得茶饭不思。
寒假时，母亲照例将我和妹妹接到了上海，夜里两三点，我总会被一阵窸窣声吵醒，我未曾在意，只是在迷糊中裹上被子翻身继续睡。
后来，我陆续发现摊位有了不小改变：上方支了亮堂的灯泡、灯泡下方摆了两排深棕色凳子，凳子上放了两泡沫箱的基围虾，每个泡沫箱边上摆放了深蓝色的面盆。母亲会将基围虾抓起在面盆中上下抖落，虾在灯光照耀下色泽鲜亮，四处蹦跶。母亲还准备了一大兜翠绿鲜嫩的小葱，这是买虾后母亲要赠送的“伴手礼”。
在母亲的这番装饰下和她的热情吆喝下，摊位总算慢慢吸引了一些客人。
母亲更厉害的巧思是：她将摊位前拖得干干净净，客人到我们摊前不用担心鞋子会湿，也不用担心衣裤会被甩一身水。有时，人们会为了躲一两滩水而挤到母亲这，母亲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长凳让她们歇脚。这样一来二去后，母亲摊位的客人就越来越多了，她愣是把最后一个摊位做成了靠前的样子。
只是，她光顾着生意，终究忽视了身体，她每日忙碌着，饭有一顿没一顿地吃，饿得不行就着开水泡饭对付下。
一次，母亲刚做完胃镜就急忙张罗摊位的生意，当人群渐渐散去才发现天已暗沉得彻底，一阵饿意袭来，她照例扒了碗水泡饭吃，两分钟不到，母亲的脸开始抽搐，随后她的身体渐渐缩小，母亲疼得蜷缩起来，而后她变成疼得翻滚，汗水和泪水交织而下，整个人湿漉漉的，汗一阵泪一阵地流。
我们赶忙将母亲送去急诊，大夫了解情况后，将母亲好一顿臭骂，说是不要命了，见母亲疼得直冒汗却一声没出，急诊大夫直感叹：外地人真是不要命！
像这样的跑急诊，还有好多次，对那时的母亲来说，身体的病痛，在赚钱留在上海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后来，母亲卖海鲜的市场搬迁换址了，新市场门面费比原来的要高出很多，我们以为母亲还是会租最后的铺面时，母亲却要下了最靠前的位置，还雇了8个工人。
或许那时母亲对做生意有了自己的笃定，她想靠以往积累的生意经奋力搏一把。
新市场生意开始的第一天，母亲就拿出了她以往的气势，和更多的巧思：卖螃蟹时母亲会用刷子将螃蟹刷洗干净，这样客人买回去用清水冲洗下就可以蒸煮了；卖鱼时母亲会交代工人一定要将鱼鳞刮干净，甲鱼呢，母亲会用开水烫好揭皮，将内脏油脂清理干净。当然，不管买多买少，母亲依旧会送些葱姜蒜。
现在来看，母亲的秘诀就是服务做得好。
不过，母亲还有一项绝技：但凡在母亲这买过东西打过照面，母亲就能记住他。这样的好记性，让她的生意如虎添翼。母亲的摊位越做越好，一场灾难也随之而来。
一天，母亲的摊位前来了三五个涂着纹身，身穿黑色背心的壮小伙，他们买了两斤虾。没多久，为首的那个就气势汹汹地大步而来，二话不说将母亲摊前的鱼虾桶一一掀翻，一把将刚买的虾甩了进来，“妈的，老子买东西，你敢给我缺斤少两，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大哥，是不是搞错了，不可能少的，虾是我称的，我担保肯定不少。”母亲赶忙赔笑说道。
“虾就是少了，晚上8点我们哥几个再来，你们看怎么解决。”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她知道这是遇上地头蛇敲竹杠了。
“慌啥，要是来了就跟他们干，打死打活都算，反正要钱没有。”父亲在一边激昂地说道。
“是啊，老板娘，我们这么多人到时一起上。”打工的老陈也应和着。
母亲什么也没说，让老陈他们收拾鱼虾，先把今天的生意做完。
下午5点，母亲提前关了铺子。周围其他商铺也都过来商量对策，有让给钱的，有说报警的。母亲一直没吱声。
人群散去之后，母亲对着父亲还有工人说：“他们说晚上8点来，肯定就要来，一会儿你们都在楼上等着，不要下来。我一个人去跟她们谈，我一个妇女去，他们一帮老爷们不能拿我怎么样，人多反而容易坏事。”
“这怎么能行，一个人肯定不行！”父亲急着打断母亲。
“就这样了，有啥事，你们再下来也不迟。”母亲决绝道。
晚上8点，那一群人果然来了。
一个小混混流里流气地问道：“想好了吗？这事怎么办？”
“换个地方谈吧。”母亲看着眼前的十来号人，心里慌得不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说道。
一行人来到了市场门口。
“兄弟们既然来了，我肯定不能驳你们面子，虾的分量是肯定不少，这个你们心里有数我们也有数，但兄弟们来了，我买了两条烟给大家分分，要是你们狮子大开口的话，那就随你们。能在上海混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是吓唬谁，你们想把事情弄大那就你们自己看。”
“两条烟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打发要饭的吧。”
“要钱是肯定没有，上海到底是个法治社会，也不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行的话，兄弟们就把烟分分，不行，反正我的摊位就在这，随你们怎么样！”可能是母亲的气势吓到了对方，也可能是对方看到我家有八个员工，再或者是想秋后再来算账，最后的结果是，这帮人拿着母亲给的两条中华烟，又讹了2000元，当天就算了结了这事。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之后的每个月，这伙人都要到摊位收保护费，每户都要上交，到我们这费用会更高点。
一天下午，父亲在其他摊位打牌，正打着，那一伙人嚼着口香糖慢悠悠地晃了过来，当侧头看到父亲后，他们一把拉起父亲的衣领，哐哐，两个响亮的大耳光落在父亲脸上。
打牌的人四散开了，不言不语地默默回去了。一米六几的父亲身形消瘦，论体格在那帮人只有挨打的份，火辣辣的脸颊让父亲暗暗攥紧了拳头。
之后，父亲会在固定时间窝在楼上一会儿，似乎在写些什么，母亲对此也不言语。只是，每天父亲在楼上写完出去后，她总会跟着一段。
一天吃饭间，母亲对着父亲说：这事能成就成不成你也别挂心，我们勤勤恳恳做生意，有点磨难不算什么，受冻、挨饿、挨打也不算什么，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我那会不知道父亲被打的事，听到母亲这样说，诧异道：“妈，你说的什么事？”
“大人的事，小孩不用知道。”
父亲没吱声，只顾低头“嗯”了一声。
一年后某天，当地管辖派出所来了人到市场核查黑恶势力，那伙地痞流氓在众目睽睽下被铐上手铐带走了。
当晚，父亲哼着曲就着酒美美地吃了一顿。
原来，父亲被打后一直坚持给上海市公安局、上海110指挥中心发挂号信，信里面详细揭露了这伙人的犯罪行径。他写了整整半年。
后来，这伙人被判刑三年。
而母亲，在三年后的一天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桃浦市场。
那伙人被抓后，市场上隔三岔五还会来几个混混调查是谁揭发举报的，母亲跟市场协管混熟后知道，他们开始怀疑父亲了，写挂号信揭发检举，必须得识文断字。摊贩识字的有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喜爱订阅报纸、听广播、看新闻、了解国家动态的全市场就数他一个。
母亲知道这个市场是待不下去了，那伙人出狱后的打击必然会报复是必然的，她不能冒这个险。
回想起来，海鲜市场的生意母亲做得那么好，生活也有了盼头，却又再次被生活摁了下去。
上海太大了，大的得让人心生向往，也大的容进得容得下所有的贪念、欲望和邪恶。母亲被这邪恶给挤走了，她没能留下。
离开桃浦后，母亲转战到了上海金山做起了商超海鲜，就是承包如今超市里卖鱼、虾、海鲜的区域。
商超的生意比在市场要轻松很多，每天父亲到批发市场拿好货，母亲盯守超市，看着工人，指导下位置摆放以及一些价格问题，这是母亲在上海那些年里做得最舒服的一年。
可好景不长，那段时间活少了也轻了，母亲反而像被掏空了似的，白天她在超市盯守无法休息，夜里又总要去厕所七八趟，睡不好觉，她一年里瘦了二十斤，一米六的她体重只有八十斤。
当我们为她的暴瘦担忧时，她又在短期内胖出了大半个自己，一下子涨到一百四十多斤。
身体的异样和体重的起伏让母亲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她一会伤心落泪觉得自己命苦，一会又暴躁地为了很小的一件事跟父亲吵个人仰马翻，激动时母亲会用头撞击墙壁，嘴里骂骂咧咧说着难堪的话。
我们四处求医，吃了好几麻袋的药，也不见母亲好转，后来，辗转各大医院终于明确了病因：体重急速下降是因为母亲患了糖尿病，那会儿是初期阶段；而急速肥胖是因为甲亢。这两个入侵者一下子将母亲击倒了，没有一丝缓冲；其他的入侵者比如：萎缩性胃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冠心病等一一也都显出了原形，它们没有一丝道义可言，都是趁火打劫的强盗，母亲的身体就这样溃败了。
在商超坚持了两年后，母亲遗憾地离开了金山。
母亲是不甘的，心气上她还可以继续闯荡拼搏，可身体已“黔驴技穷”了。
母亲性子急、要强，在上海的这些年里嗓子一直是嘶哑的，胖大海随时随地地泡水喝。我知道母亲这是累的，她的口腔炎和嘴角起泡的毛病一直就没断过，这是急的。
离开上海这件事敲定后，母亲整个人一下子暗淡了。伴着暗淡而来的是嗓子不哑了，嘴角的火泡也慢慢消了。
这或许是另一种暗示，母亲是时候该结束上海的日子了。上海这座城市总归是不适合所有人的，这里面就有母亲。
至此，母亲在上海整整闯荡了二十年。
回老家后，母亲置办了房子、车子，精心装饰自己的小家。
这么多年，母亲就像一台机器，不停地磋磨，耗到了极端，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她的手、脚、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母亲变得像瓷娃娃一样脆弱，不是这疼就是那里不舒服。除了日常药物以外，她开始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
母亲生病后，我才意识到她老了，原先那个眼神犀利、透着灵气和强大气场的母亲苍老了，老得慢慢悠悠，老得鬓角不断涌出白发。
老家的医疗水平有限，每次母亲出现新的病症和不适，我都会带她到北京检查。每一次，检查完配好药，她就忙不迭地回去了，她不愿意在北京多有逗留，或许是一切繁华的大都市，都会让她想起曾经的伤痛和无法继续闯荡的遗憾。
一次，我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当初要是你在上海买房，我现在也是房二代了。”
母亲说：“我一点也不后悔，上海那个城市我待不了，在上海打拼了二十年，这个城市给我自信、价值，也给我病痛和折磨。想留下就必须每天高昂着头颅时刻准备着斗争。可人哪能时刻都紧绷着啊，那样就不是人了！”说完母亲收起放虚的目光，转而对我莞尔一笑。
二十年的上海闯荡让母亲在沉沉浮浮中，收获了自信、笃定，也明白了命运的安排。
人来人往中，有些人终究是要回去的。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7-10 1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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