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表哥曾被诊断为“小儿多动症”。这个词后来很快在家人的谈话中消失，因为它只会存在于儿童时期，甚至不算是一种病。
家人对他的形容是坐不住，冲动易怒，成绩不好，乱花钱。这也形成了我对ADHD的最初印象。
和总是“闯祸”的他相比，我显得很“懂事”。爷爷奶奶常说我从小就很独立，很少撒娇，像个小大人。
在8岁前，我在两个城市间来回搬过几次，都是住的全托班，从没表现出问题。或者说，问题都出在学校外。我经常因为爱辩论和纠错和别人起冲突。
比如说，我明知道表哥说不过我就会打我，可我每次和他争论起来都一定要吵赢。哪怕被打掉门牙、被推到地上磕破后脑勺，我都要一边哭一边继续强调：“我是对的！”
爷爷奶奶再三提醒说要我别刺激表哥，要让着表哥，可一旦起争执，我又忘了上次“见血”的惨痛教训。
小学三年级，我被带回家乡的寄宿学校，那时我晒得黑黑的，又矮又瘦，也忘了怎么说家乡方言，有同学笑我是“丐帮小学”转来的，我丝毫不觉得这是冒犯，也跟着笑。现在才知道，这大概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之一。
表现在学校里，便是我总是“有问必答”。在当年，父母离婚比较稀奇，离过两次婚的更稀奇。后来某次家长会后，班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情况。
我被同学问过“你后妈是不是小三”“你后妈有没有打过你”“你爸是不是出轨”“你家是干什么的”等问题，我知无不言。认真回答，有不知道的我还会回家问爷爷奶奶。
我很少感到被冒犯——对我来说，问题就是问题，它没有别的含义。
同样，我对同学间的悄悄话提不起丝毫兴趣，我不怎么关心别人家里的事，也没思考过我的行为是否合群，我有更加感兴趣的事——小说里的世界。
奶奶读了两周都没读完的书，我一天就看完了。她本来不相信，还问问题考我，结果发现我真读过。
每次放假，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新华书店。那些推荐的名著读完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塞满书架和纸箱。我很快找到了我最喜欢的题材：《哈利波特》和《指环王》这样的幻想小说。
于是，在所有人里，我是一个安静，懂事，成绩优异，还爱看书的好孩子，成为了长辈在饭桌上和茶余饭后炫耀的对象，那时的我，应该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升上重点初中后，属于ADHD的特质开始更加明显，导致我对于长辈们关于学业的夸奖感到如坐针毡。
初中的寄宿制度不是小学那种封闭式的，让我的自由度一下子变高了很多。我开始熬夜看小说，课堂开小差，临时抱佛脚。
虽然长辈口中的我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但真实的我截然相反，我开始有了心虚的感觉。和真正的优等生相比，我私下的行为简直称得上是冒名顶替。
学校对面有几家交了会员费后可以无限借阅的小书店，我把里面的小说和漫画几乎全部读了一遍——常常是一口气读到天亮，上课也忍不住翻，看完一本立刻再去借下一本。
等周末回家可以看碟片，我花两通宵倍速刷完几百集的动漫是常态，有时候还是长辈带着我一起通宵。
专注期间的我像被钉在椅子上一样，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自动屏蔽，这包括吃饭、睡觉、上厕所、站起身、听别人说话。我尝试过读小说读到一半逼自己停下去睡觉，后果就在床上睁眼到天亮。
我以为这是我的态度问题，抑或自制力太差，但我又非常在乎我的成绩，每次都要拖到考试前一晚，我才能靠着对排名下滑的恐惧，“静下心”进入高度专注的学习状态。
我的成绩波动很大，但没到引起家人注意的程度——我弟弟的成绩下滑得比我厉害，不幸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有几次我拿着成绩单走回寝室就开始哭，室友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看某某都考倒数的，他心态多好啊。”
听到这些“安慰”的话语，我反而更难过了，因为我意识到我不止拖延症没救，似乎还是“玻璃心”。
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焦虑相关的躯体化症状，我经常因为胃痛请假，每个学习阶段的最后，我的月经都消失大半年。
而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觉得这是我害怕学校或焦虑的表现。
随着时间流逝，我学会了逃避失败：我回避一切竞技性、有倒计时或公开排名的活动，回避没信心的学校申请，以此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脆弱”。
2009年，我出国读本科，课业反而没有那么重，还可以选下午，甚至晚上的课。我依旧习惯在考前通宵啃完课本，在DDL前通宵赶论文。生活习惯一塌糊涂，冰箱里堆满了能量饮料。有时室友在客厅碰到我，都会开玩笑说：“你今天起得很早啊，天还没黑。”
从记事起，和他人的互动就在提醒我：我欠缺社交能力。
我曾对长辈教的社交礼仪产生很多困惑：为什么见到不熟的长辈要打招呼？为什么要嘴巴“甜”一点？为什么要压抑纠错和求证的冲动？为什么要发信息说“我想你”？
就像为什么要吃绿色蔬菜那样，我必须要问清楚原因。因为这个，我被长辈说了很多次“固执”和“情商低”，被同学说过“孤僻”，被以前的伴侣说过“冷漠”。
我花了很长时间，接收到很多负面反馈后才搞懂：不打招呼会被别人理解为不礼貌，“嘴甜”可以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纠错”可能会被别人视为人身攻击，沟通不光是为了交换信息，也是为了维持关系……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总是不理解，所以我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愈发感到好奇。有时候我听隔壁桌聊天会听入迷，有时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评论区吵架会看一个小时。
等到工作阶段，光有高GPA已经不够了，我需要面对新的社会期待，处理更复杂的人际互动。
我最先意识到的，是自己不擅长面试。
大四时，我参加了一次学校组织的模拟面试。我自认为做了很充足的准备，结果不到两分钟我就被结束面试，并被打了一个“C”。我脑子一片空白，拿“A”的同学和我分享经验：“要叫出对方的名字，建立一个让她感到亲切的初印象，握手……”
那时我才明白，对于我来说，辨认面孔，识别对方的身份等别人自然而然就会的东西，是需要刻意训练才能学会的。
之后几个月，我不断从网上的视频和群面中观察人们的神态举止，在家里对着镜子自己练习，比如强迫自己讲话时盯着对方的眼睛，让自己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用积极的语气推销自己，等等。
这份精进的模板，终于让我通过了一场重要的实习招聘，也帮我通过了此后国内外的很多次面试。我常常想：我能在几十分钟的面试里伪装成我那个拿“A”的同学，可真实的我，是否仍然只值一个“C”？
有时别人随口问一件事，我却过度细致地把相关细节都描述一遍，说完发现把天聊死了，而我因为自顾自说话而错过了对方脸上的情绪线索。
因此，我更喜欢书面沟通，那样我就能花很长时间打磨出“礼貌”的邮件，避免口头沟通带来的焦虑和内耗。同事说我有时太客气，像个“人机”，让我放松一点，为此我又努力让自己“松弛”。
那段时间，我按时完成所有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上级和同事看上去都满意，但我却越来越疲惫。
糟糕的社会化经历让我思考改变自己的职业道路，于是我转向人类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一方面是因为我深刻体会到自己不适合社交性强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太想搞明白那些我一直不懂的事。
大学不是象牙塔，但对我来说，这里允许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已经是一种奢侈。
做博士后的这些年，我的“社交模板库”和“闲聊问题清单”持续扩充，但每当遇到无法靠模板应对的场合，我依然是个“绝望的i人”。
我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整晚无限流小说，但换成一群不太熟的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让对话持续。大多数聚会，我只是在一旁听别人闲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该离开。我脸上总挂着尴尬的笑，等待好心人过来问我问题，或者说“可以走了”。
我也记得某次学术会议上，我负责主持，结果喊错了演讲者名字——他在前一晚吃饭时和我互相介绍过。那并不是我第一次犯脸盲。
我以为这些困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但它们顽固地根植于我的生活中。
去年夏天，我结束博士后项目。上级、同事、朋友们鼓励我申请教职，而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学界。
那时的我发表了几篇期刊论文，出了一本学术专著，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准备“逃离”学界的人。
我听到很多人说：那太可惜了。但我不觉得可惜。
我知道我只是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那些所谓的“成就”和我的个人努力没什么关系，而更像长期焦虑和自我否定的副产品。
就像我不好意思让总夸我的上级知道，我半夜回邮件是因为我昼夜颠倒。
我也不好意思让上级知道，其实我每次去学术会议、做完演讲、教完课回家，都会反复思考有没有冒犯谁？是不是哪里让人误解了？
我的书稿也是，明明有大半年期限，我拖到DDL前的一个月才打开文档，然后没有出过家门，每天坐在电脑前十几个小时，到最后一刻头晕眼花地提交。
当时的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努力假扮“好学生”但力不从心，再继续下去就会彻底暴露真面目。
于是，在2024年，我回国了。回国的日子，我一边写网文，一边做远程研究工作，大部分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但这段“自由”的生活并未如预期那样让我放松。相反，我的生活因此变得一团糟。
熬夜习惯彻底把我的生物钟打乱：有时候我从凌晨睡到中午不起床，有时候我天亮了还睁着眼刷手机，下午3点就瞌睡连连。到后来，我会在入睡2小时后就醒来，脑袋像被塞入一个永不停歇的转盘，对未来迷茫、困惑。
于是，今年年初，我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我在预约时间抵达，做了几份问卷后等了两个小时，中午时分才走进诊室。
我用极快的语速压缩我的健康情况和担忧，试图减少医生的加班时间。
医生很快把我的情绪和身体状况串联起来：睡眠障碍、长期胃病、过敏性鼻炎、多囊卵巢、数次惊恐发作、结节、纤维瘤……
不到30分钟，我拿到了病历和处方单，上面写着：“精神焦虑和躯体焦虑”。
根据医嘱吃药和锻炼之余，我开始查阅相关文献，试图改善焦虑。
就在我接受自己大概是个精神病的时候，一切出现了转折。转折点是一位学界同事。他得知我家族中有“多动症”亲属，请我帮他看他的研究基金申请书。
在读那份申请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系统性了解“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这个概念。
神经多样性包含多种神经发育差异，比如孤独症谱系（AS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妥瑞氏症（Tourettes syndrome）、阅读障碍（dyslexia）等。它不是后天突然出现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种从小就存在的神经结构与认知方式，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通过合理地调整和支持系统而减少其带来的困扰。
全球范围内，约有1%～2%的人口被认为符合ASD的诊断标准，ADHD则影响着约5%～8%的人群——在儿童中的比例可能更高。若将其他类型的神经多样性也计算在内，这一群体可占总人口的15%～20%，但他们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却仍有许多未被充分识别或看见。
最常被“漏掉”的，是那些智力正常的“高功能”女性（传统的诊断工具和标准主要基于对“白人中产”男童的观察和研究。在儿童期，男孩被诊断出ASD的比例通常是女孩的3到4倍，而被诊断为ADHD的男孩数量也是女孩的2到3倍）。她们的特质通常不如男性那样“典型”：ADHD女孩往往更多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多动冲动；ASD女性的兴趣看起来也更“主流”，社交意愿更强。她们中的很多人直到30岁甚至更晚才被确诊，往往是在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亲人先被确诊之后，才开始回头审视自己的人生经验，并主动寻求答案。
我回忆起过去几年陆陆续续受到的“科普”，几位好友曾告诉我，她们在成年后才确诊ADHD或阅读障碍。
去年我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朋友，在某次聊天时，她曾随口提起我们也许都是“高功能ASD（孤独症）”。在那之前，我的脑袋里从没出现过一丁点关于ASD的线索。
那时的我开玩笑地说：“哇，高功能是高智商的意思吗？那我肯定不是。”
她解释道：“高功能是指智力正常，IQ在70以上，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
于是我打开手机开始翻聊天记录，找出一年前朋友发给我的网站，把上面的自测量表做了一遍。
量表结果显示我很有可能是神经多样性人士。
我想到我家族中那些明显“不一样”“不对劲”的亲人和神经多样性的高度遗传性。带着我一起熬夜的长辈和从来没有上过班的父亲，都让我意识到这里面或许有基因的作用。
于是我一头扎进神经多样性文献和访谈视频中，并开始搜索能做成人ASD诊断的医生名单——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高强度的信息获取与求证冲动”也是ADHD/ASD常见特质之一。
为了寻找答案，我见了三位医生。
国内能确诊成人ASD/ADHD的医生很少，光是抢号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交通成本。
见每一位医生前，我都得搜她们的论文，确保她们有神经多样性领域的背景；我也在某公众号搜过医生评价，推测她们对“高学历成年人”寻求确诊的态度，试图把不可控因素降到最低。
我首先约到一位香港的临床心理学家做初步筛查。她指出我可能同时是高掩饰型ASD+混合型ADHD。我没有在香港做后续的正式诊断，因为私立的价格超出负担范围，也不方便开药。
从香港回来，我在各个医院的小程序上尝试挂号。
这期间，我因为急躁而跑去见了一家私立机构持证的医生。对方要我放慢语速，干脆地下了结论：“你都这么大年龄了，确诊ASD没有意义，但是ADHD的药能让你正常工作。” 她这么说，是因为ASD的核心症状目前尚无针对性药物，但ADHD有。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挂到浙江某医院工作日的“学习困难”门诊，那是我定闹钟抢了几周后唯一能抢到的号。和我一起在诊室外等待的“患者”里很多都和我一样，是成年后从其他省市独自过来就诊的。
做过各种量表和认知测试，发育史和家族史询问，血检和脑影像图后，我获得了ASD和ADHD的正式诊断。
近年来，ASD与ADHD共存的这种情况被称为“AuDHD”。
确诊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ASD/ADHD的诊断，远比我预想的复杂。
虽然存在临床指南，但对这些神经发育差异的诊断并无固定统一的流程。没有任何一项生理检查能直接判定ASD或ADHD，最终的诊断依赖医生的观察和综合判断。
而且，从“神经典型”（通常意义上的“正常”）到“神经多样”这一广阔的光谱上，两者间的界限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持续变化。
直到2013年，ASD和ADHD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才被允许可以共同诊断。
这意味着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去医院，大概率只会收到“阿斯伯格综合症”或“ADHD”的诊断，甚至被当作单纯的焦虑症去开药治疗。
神经发育差异是伴随终生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ASD/ADHD特质从小就会显现。回顾自己的成长，我看到了那些特质，也看到了它们是如何被掩饰的。
我意识到睡眠障碍和焦虑似乎是我的“出厂设置”，这似乎是由于神经发展差异而引发的长期压力下的自然反应。
在网上，常有人用“智商代偿”来解释许多“高功能”个体为何没有早早被发现，仿佛神经多样性导致的困难可以靠智商轻松弥补。但实际上，背后更深的机制是一种名为“伪装”或“掩饰”的行为策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学习、模仿旁人的行为举止和社交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正常”。
女孩往往更擅长掩饰。她们知道，真实的自己可能不被大众接受，于是在日复一日中反复模仿和修正，目的是适应社会对她们的期待。
由于症状不如男性“典型”，加上从小努力掩饰，很多ASD/ADHD女孩可能比同龄人显得更“懂事”。与此同时，她们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和焦虑情绪——因为对她们来说，维持“正常表现”，靠的从来不是聪明，而是时刻的警觉与持续的自我调整。
在香港的医生告诉我，和我一样的存在高度掩饰行为ASD女性其实很多，我们长期在社交场合中压抑自己的自然反应，模仿主流行为，以融入环境。听她解释完，我才意识到，原来很多人不需要提前演练，他们能自然而然地回应寒暄，也能及时感知到自己和对方的情绪变化。
而在第一次服用针对ADHD的药“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那天，我的脑袋里出现什么想法就自然而然执行，没有任何犹豫和拖延。服药后，我像很多成年后才确诊的ADHD那样，既感到解脱，也不免心酸——原来没有启动困难、能控制专注力的生活是这样的。
给我正式确诊ASD和ADHD的医生问我是不是刻意训练过眼神接触，我说是的，但就像她后来指出的那样，我很难在交谈中一直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说我好像“装”累了，不知道自己在装谁。
医生说：“你不用一直戴面具（masking）呀，在重要场合装一下就好。”
确诊后，我最先告诉的人是在英国的朋友K。她秒回：“Welcome to the Party!”并附上一串小烟花表情。
K也是从小成绩优异的孩子，但是在读硕士期间，她感到越来越吃力。然而她导师认为这个亚裔女学生无法按时完成任务只是因为懒，甚至对她说，一个读到硕士的人是不可能有阅读障碍的。K的导师还抱怨道：“什么阅读障碍和焦虑症啊，都是这些学生的借口，他们就是想晚几天交论文。”
后来，K终于等到教育心理学评估，专家发现她在紫色覆膜纸上的阅读速度比普通黑白纸快23%，她多年的困扰得到了解答。
24岁的她配了人生第一副针对阅读障碍者的特殊色（Irlen）镜片。
K感慨道：“换上那副眼镜后，我终于觉得我的生活正常了！”
因为迟来的确诊和冗长的投诉流程，K拖了几年还没拿到硕士学位证。她去了一家致力于为神经多样性人士营造无障碍环境的企业工作。
我还有一位在丹麦的同事Y，他的小女儿给我的印象是活泼健谈，喜欢可爱的贴纸和K-pop。后来Y提到小女儿的学校可以给她延长交卷时间，我才知道她被确诊为ADHD。
Y的大女儿则是在青春期因为挑食而被诊断为进食障碍，还是因为他的堂妹有教育神经学背景，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才让原本需等三年的ASD评估提前完成。
她们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
还有很多的ASD/ADHD女性没被看见，她们可能被贴上“玻璃心”“冷漠”“不合群”“急躁”“孤僻”等负面标签，在性格缺陷和情绪问题的怀疑中长期挣扎，却从未获得合理的解释和支持。误诊和漏诊还会导致一系列不准确和不必要的诊断，如双相情感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长期缺乏理解和支持，还可能真正催生或加剧心理健康问题。
确诊后， 我发过一条和AuDHD相关的分组朋友圈。之后两天里，有五个女性朋友私聊我，询问ASD/ADHD的自测量表和诊断资源。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早前就被诊断为ADHD和焦虑障碍，但她和她周围的人从未想过ASD的可能性。她开始在空闲时间了解AuDHD，并考虑确诊。
也有朋友表示，想等生活稳定下来后再考虑确诊——即使她们已经意识到症结所在，但她们担心ASD/ADHD诊断会影响之后找工作或买保险。
还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串拥抱表情，说：“我的感觉就是你很社会化了，但你要表现出来让我们大部分人舒服，你费了很大的力气，就很内耗。”
在全球范围内，ASD等神经多样性的确诊依然是件奢侈的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一个在丹麦的朋友跟我说她快要放弃确诊了。她查过离家最近有资格诊断ASD的公立医疗机构，最快也要两年才能确诊。私立机构则不用等那么久，评估费用为一到三万元人民币。
另一个在英国的朋友说，她所在地区做成人ADHD筛查的等待时间是四年。她苦笑着说：“别说ADHD开药什么的，我连免费的心理咨询都薅不到。”
即使获得确诊，理解和支持并不总随之而来。
在公立医院确诊的那天，我看到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生和她家长坐在诊室外，家长大声数落她、说她肯定是装病，就是找借口偷懒不学习。女生没有反驳，一直在默默擦眼泪。
我想，这样的对话她应该已经经历很多次了。
我的长辈也不接受、更不明白我为什么主动给自己“找病”。
无论我如何引述最新的研究，如何用直白的语言介绍ADHD和ASD目前的诊断和应对方案，“心理疾病”和“神经多样性”这两个词在长辈的眼里没有区别，他们说：“你没病！不要吃药，好好地把脑子吃坏了。”
朋友开玩笑说：“一只ND（neurodivergent，指神经多样性人士）确诊，说明家里还有一窝没确诊。”
正因为这种高度遗传性，家庭中的成员可能对此类特质习以为常。
长辈不认为我挑食，因为他们同样只吃自己偏爱的几样食物，也很容易过敏和犯胃病。
长辈不觉得我们放假回家就熬夜上网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也从没有过规律作息。
我小时候表情很少，他们认为这是我“表达含蓄”。哪怕我小学的班主任曾和他们说过我“太内向”，怀疑我“抑郁”，他们也觉得我只是太爱看书了。
唯一让他们头疼过的是我有段时间怕水，死活不愿意洗澡，长辈觉得这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
每当我想继续对话，就听到他们说：“都这么大岁数了，确诊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想起一本叫作《面具下的她》的书：“女孩没有被看见，因为没有人费力去找过，但是，女孩自己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有的。这份意义不仅仅是指开处方药之类的实际用途，或是延期交卷的之类的系统性支持，确诊也可以是理解自己的钥匙。
我明白对一些人和他们所在的家庭来说，被诊断为ASD/ADHD可能会引发混乱、羞愧，甚至绝望；但对我和与我类似的人来说，确诊能解开长久以来的困扰，从而减轻因不理解自身行为模式而带来的焦虑和自我厌恶。
获得确诊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要根据个人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相应的药物干预或寻找心理治疗。
治疗ADHD的药“专注达”在很多地方都经常缺货，我和很多确诊的ADHD那样，“开了这顿没下顿”，后来换了一个比较“好开”也更便宜的药。
在搜集和尝试各种应对策略的同时，我加入了几个社群。
两周前，我参加了一场线上分享会，其中一位年轻的ASD女性让我印象深刻。她毕业于一所知名大学，成绩优异，同时也遭遇过校园霸凌。她负责产品销售——这对许多ASD个体而言是极具挑战的职业。
说到自己如何戴着社交面具，推销自己并不认同的产品时，她的声音颤抖，不停说“对不起”。
评论区里不断有人回复她：“你不需要道歉。” “你真的很厉害！”“非常谢谢你的分享！”有人表达了相似的经历与情绪，告诉她：“我看见你了，你不孤单。”
一些更年长的人为她出谋划策，讨论如何把兴趣发展成副业，脱离让她喘不过气的工作。
这场持续三个小时的线上分享，从个人的经验诉说，慢慢延展成一个彼此支援的空间。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纸迟来的诊断并不是打击，而是一份说明书——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规划人生地图，也重新选择是否要戴上、戴多久、戴什么样的面具去面对世界。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14 04: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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