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守敏,今年 86 岁。我的父亲王克和、伯父王克俭、叔叔王凯琦,都是文登县普通农家子弟。
1939 年,胶东战火纷飞。那一年,他们三兄弟一同加入了文登县县大队八路军,投身抗日。我没见过父亲和伯父,因为没留下一张照片,至今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1941 年 10 月,父亲王克和牺牲,地点在海阳县南修家附近的山岗上,年仅 22 岁。当时我才 2 岁,叔叔王凯琦后来告诉我,作为班长的父亲,在弹尽粮绝、战友牺牲、阵地被围的绝境下,摔碎步枪,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
第二年,伯父王克俭牺牲于海阳县黄村。只剩叔叔王凯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幸存,带着满身伤痕归国,继续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我的童年在「跑鬼子」中度过。母亲是村妇救会组长,常留五岁的我照看幼弟,或者拿红缨枪在村口「放哨」。老解放区敬重知识,母亲想办法供我上学。家中生活很困难,借书、攒钱买书,夜读是常有的事。
1953 年,叔叔从朝鲜战场归来,得知我学业优秀,他不断写信勉励我。我在 1961 年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站上了文登县高中的讲台,成为一名历史教师,抗日战争是我最常讲到的历史,父亲与伯父留在了那段历史里,我总会想到他们。
我一辈子过得很平凡,只是小时候这些经历让我对战争有更深的理解,教书育人时教导学生珍惜和平,在家庭中教导子女爱国爱家。父亲和伯父那代人付出生命捍卫的理想,其实就是后来人都过上这样平淡幸福的生活。
我想,过好这一生,对得起父辈的期待,就是最好的传承。
我的堂爷爷叫童受民,抗战期间是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46 年 8 月,44 岁的他远渡重洋,参加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成为了唯一证词被采纳并直接影响判决的中国企业家。
童受民(1902-1983),名传中,号受民,江苏嘉定(今属上海)西乡钱门塘人,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合影,前排右二为童受民
「八一三」事变后,作为上海最重要的电力企业之一,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难逃被日本侵略军侵占的命运。日军的轰炸机不断掠过浦东上空,办公室与职员宿舍都深陷火场,厂房和设施被抢夺、毁坏,浦电损失惨重,停电停业,到日本战败时,只剩一具空壳。
尽管一年前刚做完胃切除手术,身体情况不太适合长途奔波,他还是乘坐 B-24「解放者」轰炸机,作为 10 名企业家代表之一,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军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根据庭审记录,他在出庭期间,共回答法庭质询 47 次。当年回到上海后,面对亲朋好友的好奇与关切,他用一句「很累」淡淡带过。多年后,读着耄耋之年的他亲笔撰写的自传时,家人们才明白,那个悠远的 1946 年夏天,他怀着的是怎样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
在自传里,他用整整一段文字回忆他人生中特殊的一天:「1946 年 8 月,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奉翁文灏命,来沪邀予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予欣然由孙拯陪同搭美机赴日。中国检察官要求予用英语发言,固辞不获,乃先拟就证词,因法庭不许携带文稿资料,祗得背诵纯熟,以免临时疏漏。28日予准时出庭,供证日军强占八年中浦电所受财产上及营业上损失情况。在予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仓猝间用英语对答,未免稍感紧张局促。约经一个半小时勉力应付,始完毕退庭。予幸未辱使命,但未用国语发言,深感遗憾。」
我时常觉得难以想象,临危受命的堂爷爷,是怎么在高压状态下完成大量的调研、举证和全英文阐述的?
面对辩方律师不断的插词质询,他用亲身经历与准确数据,全英文流利地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指控日军侵华期间致使浦电遭受重大损失。在当时派出的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成功指证了日本侵略者暴行,在东京审判中留下了「中国声音」。
可是,他在法庭上据理陈词,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庭证却不等于成功的索赔。
在东京审判宣判后的岁月里,家人们偶尔能听到提及当年索赔之路的艰辛:劫卖至外地的设备或因破损严重已无拆回价值,或因内战已起、道路阻隔而难以运回。申请赴日拆机折赔,又遭人作梗终未成。
后来,新中国成立,他顾全大局,积极调配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批技术人员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将部分技术人员分配至上海电业部门成为生产技术骨干,充分彰显了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之心。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他的坚定、执着与家国情怀,似乎从没有变过。
外公叫于力,这名字是外曾祖父取的,寓意「努力奋进、为革命贡献力量」。他自小随父奔波,16 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河南信阳一次阻击战中,一枚炮弹落在他面前,巨大的爆炸将他震晕。醒来后,他发现右手小拇指被炸断,简单处理后就继续投入战斗。八年的抗战给他留下了残缺的手指和体内伴随终生的弹片,也留下了胸前的勋章。
1949 年 7 月,外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入党。当组织征询他的去向,他主动要求去最偏远艰苦的地方。于是,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辞别家人,来到陕西汉中留坝县担任地区书记。那时的留坝,深山老林,交通闭塞。外公深知路的重要,带头组织群众修路。他甚至让自己三个稍大的孩子(我的妈妈、二姨和大舅)都参加,砸石头、挑石子成了他们难忘的童年记忆。外公坚持原则,孩子们只拿小工的工分,绝不搞特殊。
外公很注重子女教育,在困难时期坚持让五个孩子都读完高中。毕业后,有人劝他找组织解决子女工作,他坚决拒绝。1950 年 3 月,因身体原因,他被调往汉中勉县食品公司任工会主席。家人觉得不公平,他却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服从了安排。
外公一生节俭朴实,坚守党员本色。他住的不足 30 平的老房子,木质梁都腐朽了,也从不向组织申请住房。2008 年汶川地震,勉县也受波及,他拖着病体,在儿子搀扶下到捐款点,捐出了 2000 元「特殊党费」。要知道,他每月生活费都不超过百元。
离休后,外公坚持每周去县干休所学习政策。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就叮嘱我记得提醒他。外公家墙上总挂着《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常拿着放大镜仔细阅读,也鼓励我多看多学。
2007 年 7 月,外公坐火车去上海、苏州,与阔别半个世纪的弟妹们团聚。白发苍苍的兄妹相拥而泣,一声「大哥,我们想你」,道尽了为党的事业付出的别离之苦。
2006 年我入党时,外公高兴得像个孩子。2014 年,我最小的弟弟考上西安交大,开学前,外公拄着拐棍,颤抖地掏出红包,含泪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2016 年 1 月,外公因心力衰竭离世。他坚守一生的信念,深深影响了我。如今看到外公挂满奖章的照片,想起他的言传身教,我的信念愈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