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被精神病人杀害之后

源济

大学教授被精神病人杀害之后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丈夫在大学的家属院小区内被一个家境贫困、在外游荡的精神障碍患者袭击致死后，敖世翠将小区物业、精神障碍患者求助过的郑州救助站和武汉市公安局都告上民事法庭。关注案件的律师告诉我们，在这类事件的赔偿问题上，整个社会在保险体系上缺少赔偿保障，政府在公共财政层面对受害者的救济也有限，这就导致在司法层面上，法官会在系统之内尽量寻找方法为受害方找到一个责任主体，但这只解决个案的问题，无法从长期、公共性的角度解决问题。

记者｜佟畅

编辑｜王珊

杀害

每当敖世翠走到小区楼栋东南侧的停车位时，她总是感到心里揪痛。

几年前，一个陌生男子在这里袭击了她的丈夫王清平，致其当场身亡。敖世翠今年55岁，黑色的长发扎着朴素的马尾，说话流利有条理，不时微笑歪着头，看起来镇定自若。但谈及丈夫的遭遇与往事，脆弱就泄露了出来：泪水盈满眼眶，声如蚊蚋，皱起的眉毛写满委屈。她是湖北大学的英语老师，丈夫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如果活到现在也是55岁。王清平离去这几年，敖世翠一次次向媒体讲起丈夫横遭的厄运，为的是给丈夫遇害讨个公道。

敖世翠将王清平的照片摆放至走廊尽头，为的是一进家门就能看到他（于楚众 摄）

敖世翠和王清平住在湖北大学的家属院“琴园小区”。这是他们2015年买的“双限房”，147平方米的三居室，有一个南北通透的客厅。敖世翠记得出事那天是2021年11月30日，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晒得人暖暖的，窗前的银杏叶落了不少。她做了中午饭，煎大黄鱼，还买了丈夫爱吃的花生米。王清平说要先去打疫苗。敖世翠帮他换了一件适合露出胳膊的V领内衣。她觉得那天王清平出去的时间特别长——疫苗点就在湖大琴园的社区服务站，开车只要十来分钟。但一直到下午3点多，他还没回来。

等来的是警察。剩下的记忆都好像在做梦，是碎下来一截一截的片段。警察带着她到了距离自家车位大概50米的位置，她看到血泊中的丈夫，头上、脸上全是血，早已没了呼吸。这之后，家里坐满了亲戚朋友，惶惶然的她有时甚至认不出他们。一直到出事两三天后，通过跟警察的交流，以及家人在小区楼下的打听，敖世翠才大致了解了事发经过——那天，王清平打算开车去打疫苗，还没走进车子，就被一个陌生男子从身后击倒。小区里的邻居说，行凶者看着有精神问题，曾在小区里手持棍子四处走，也尾随过别人。

案发地（受访者 供图）

起初警察怀疑是仇杀或是买凶杀人。敖世翠坚信不可能。丈夫性格温和，专注教学和科研，人际关系很简单，对学生也很关心，从未与人结仇。敖世翠怀疑是凶手杀错了人。但她仍想不通，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对她的丈夫下毒手。直到2022年6月，这起刑事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后，她请律师去阅卷，律师的转述让她震惊，无法接受——凶手叫王少刚，有精神病住院史，事发后经司法鉴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行凶时，王少刚38岁。他来自贵州的农村。据他的口供，2021年11月，他与同乡去郑州打工，之后他提出要回家，到火车站后发现自己没带身份证，就在车站向救助站求助。救助站给他买了一张到武汉的车票，让他到武汉再去救助。2021年11月30日清早抵达武昌火车站后，他前往救助站，发现那里还没有上班，他随即坐公交车游荡到了琴园小区。走进小区后，他就感觉有人在跟踪他、要害他，便拾起一根木棍防身。

王少刚供述，在遇到王清平前，他先后尾随了两个“假想敌”，被发现和大声呵斥后逃开。之后他躲在了王清平车位附近配电房的墙角。等下午2点半左右，在王清平走过来用遥控器启动车门时，王少刚听到车子发出“啾啾”的响声，出现了幻觉，以为是王清平故意发出鸟叫声吓他，于是他抄起木棍向王清平的脑袋砸去。对方倒地后，他还补了两棍。

枯萎的生活

2023年7月13日，在刑事诉讼庭审现场，敖世翠第一次见到王少刚本人。他看起来很瘦，颧骨突出，脸颊凹陷，目光很空洞。当时敖世翠想，这样一个瘦小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攻击人。她记得在法庭上法官问王少刚赔偿的问题，一遍一遍换表达方式问，但王少刚好像都听不懂，直到最后，他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想回家。

一个月后，王少刚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少刚手持木棍攻击他人头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王少刚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予从轻处罚。敖世翠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她觉得王少刚在作案时意识清醒，不能因为事后的精神鉴定就逃脱责任。但她查了过往的类似判例，觉得改判的可能性不大，就放弃了上诉。

但她没有停止继续追责。除了王少刚外，她认为湖北大学琴园小区的物业放任了王少刚进入小区游荡，也觉得王少刚曾经求助过的郑州救助站和武汉市公安局没有尽到救助责任和危险因素排除责任，因此，在刑事诉讼结束后，敖世翠把这三家单位连同王少刚一起告上民事法庭。

敖世翠认为丈夫去打疫苗是为复工准备，途中遇害属于工亡。为了维权，她查阅了许多法律书籍（于楚众 摄）

法院一审认定湖北大学的物业管理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被告王少刚的侵权行为与被告湖北大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王清平死亡后果的发生，被告湖北大学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法院认定原告的损失为1072806.33元，由湖北大学履行赔偿。对于郑州救助站和武汉市公安局的责任，法院没有认可。敖世翠和湖北大学都提起了上诉，2025年8月19日二审开庭，尚未公布庭审结果。

维权因此而搁置下来。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痛苦，都是对丈夫的思念以及伤痛。王清平在世时每晚睡前都会给敖世翠倒一杯温水放在床头。出事后敖世翠一端起水壶就无法抑制地哭泣。王清平生前不让她搬重物，他去世后敖世翠第一次自己买牛奶、鸡蛋回家，也是止不住地哭。以前热爱烹饪的敖世翠在出事三年里几乎没有吃饭的胃口，但每天都会做一顿饭，然后盛出饭菜放在王清平一直坐的位置前，再强迫自己吃下去。

敖世翠每隔20多天就会去墓地看望丈夫，为他准备生前喜欢的水果、零食、烟酒和茶（于楚众 摄）

敖世翠说，她与丈夫一直惺惺相惜。两人都是出身农村的“寒门学子”。敖世翠来自荆州市下的村庄，王清平来自荆门京山市下的丘陵山区。他们相识于湖北大学，王清平高敖世翠一级，都学的英语师范专业。背景相似的两个年轻人很快熟悉起来。王清平是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弟弟。王清平告诉她，自己四五岁时，父母在外面做农活，他把米和水倒进瓦罐埋进灶里，用灶里的余火把饭煨熟给两个弟弟吃。读大学后家里供不起他读书，他去做家教。假期里她收到王清平的信，他提到自己回信不及时是因为回老家要割稻子、插秧、卖西瓜，晚上还要睡在瓜地里防小偷。

王清平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但肩膀比常人要宽，是从小用铁做的两头尖的担子挑草压出来的。敖世翠很能体会王清平的不易。敖世翠家里五个孩子，她最小。家里父母种地收入低，后来哥哥还辍学去四川贩卖水果供她读书。1994年敖世翠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一是觉得婚后能合力把生活过好，二是领证也能分房子。王清平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做英语老师，敖世翠在湖北大学任教。两人住在王清平的宿舍，约莫8平方米，婚床是宿舍两个铁架子床拼在一起的，第一件家电是当年教师节凭教师证促销花1200元买的洗衣机。

敖老师在大学时为王老师不仅亲手织了白色围脖，还织两件情侣款毛衣。他们拍结婚照时，兴奋得忘记了脱外套（于楚众 摄）

刚工作时，王清平一个月工资168元，拿50元资助最小的弟弟从高三读到大学，一直资助了5年。敖世翠工资180元，不时也要给家里寄钱。对于手里拮据的两人来说，那时用酒精锅煮面条和白菜，蘸豆瓣酱，就算是美味了。敖世翠说，王清平很上进。他对经济学感兴趣，上班的空余时间到武汉大学旁听经济学方面的课。1998年，他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士。谈起丈夫在学术上的攀爬之路，敖世翠温和的语气中难掩自豪。她说起王清平曾在加拿大访学一年，其间自学编程，后来经常一对一指导学生使用统计软件。他在2013年申请国家级的课题一次就中了。

为了支撑家庭，敖世翠没有走学术道路。她工作之余到自考班等培训机构代课。敖世翠一直欣然接纳自己“辅助者”的身份。她很满足于把家里打扫得纤尘不染，照顾丈夫和儿子。每次王清平出差前，无论多晚，敖世翠都会帮王清平把熨烫过的衬衫下面垫着纸板包好。敖世翠说，她的同事为她打抱不平，说她“凭什么”包揽一切家务。但在她心里，两人之间感情深厚，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她提到，1999年她怀孕时，住在筒子楼的她经常被长廊里各家灶台的油烟熏到吐，王清平尝试买不同的花回来，后来发现嗅到栀子花的味道敖世翠会感到舒缓，之后20多年里，王清平每到栀子花上市的季节就经常买大束的花回来。

2015年，两人的生活才有了质的转变，最显露的就是买了琴园小区这套房子。敖世翠自己设计装修，王清平在家监工。他们喜欢明亮的颜色，家具、壁纸都选的米白色调。书房左边是书架，右边摆着王清平的书桌，桌上放着电脑。门边靠墙的书柜下还有张小桌子，敖世翠有时在这里办公。儿子2018年高考后，敖世翠的家庭劳动少了，王清平督促她晚上去附近的沙湖跑步，自己在书房忙完后会在稍晚时去路口接她。那时敖世翠想着，随着儿子将要大学毕业，他们夫妻的生活会越来越闲适和轻松。

王清平的书房一直维持原貌，书桌上的橡胶鼠标垫已经与桌面粘合在一起了（于楚众 摄）

原本像栀子花一样明媚的生活，因为突然闯入的王少刚而迅速枯萎。

精神病人

王少刚家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下面的江龙镇河头村，从镇宁县出来走高速、进山路，半个小时到江龙镇后，再一路沿山盘旋向上再急弯向下开进山谷20分钟就是河头村——这座村子在一条小河的上游，有一大片水库；村子四面被山围绕，坡上坡下聚着几撮房子，村里有560人，田地不多，作物以玉米、水稻、芋头和姜居多。

被山环绕的河头村，在一条小河的上游（佟畅 摄）

王少刚家的三间土房在村里大多数的砖瓦房中显得尤其破旧。他80多岁的母亲谭素英在家。老人骨瘦如柴，稀疏的白发扎着布依族传统的辫子。她有两儿两女，王少刚是最小的儿子。大儿子王少民说家里四姐弟都没上过什么学，王少刚读到小学一年级就不读了。王少刚和哥哥王少民分家时由王少民照顾父亲，王少刚照顾母亲。王少民说，家里是贫困户，房子还是政府帮忙建的。

王少刚曾居住的房子（佟畅 摄）

王少刚的侄子王德全告诉我，2021年王少刚犯事的消息传来时，家人都不相信，以为是他在外面给人背了黑锅。在王德全和村民的印象中，王少刚只是一个“酒疯子”。

按照王少民的说法，弟弟在小时候精神是正常的，甚至很伶俐，在外面玩花光了钱还懂得博取同情求人把他送回来。王德全也记得二叔正常时在家干活，给家里从山上挑水，力气很大。大概在15岁，王少刚开始喝酒，20多岁变得不正常，总是在喝酒后胡言乱语，眼睛向上翻，眼珠子和头左右晃动，还说有人要害他，在村路上和山坡上乱跑。因为家里穷再加上“酒疯子”的形象，王少刚没有讨到老婆。

村民的地很多在山坡上（佟畅 摄）

伴随着异常的精神状态的，还有暴力倾向。王少民有些愤怒地回忆说，弟弟在喝醉后曾拽起母亲的衣领要打她，也试图打过他和他儿子，但被制服了。村民陈正晖也见过王少刚在喝醉后扬言要杀人，但他“打不过别人”。不过，这种显露的异常，并没有被重视。附近几个村都自酿玉米、高粱酒，喝酒的人多，王少民埋怨是邻居带着弟弟劝酒、比酒量把弟弟喝坏了。他自己虽然也喝酒，但很懂得控制。实际上，我们见面时，王少民身上酒味浓烈，发红的脸上眼皮耷拉着，目光有些无神。和他交流时时常会答非所问。

2020年9月，王少刚被送进了靠近安顺市区的“康馨精神病院”。那天，王少刚喝醉酒后觉得有人要害他，跑到了山里，还报了警。警察和村干部商量后把他送去，医生诊断其具有“酒精引起的精神与行为障碍”。在精神病院治疗97天后，他的姐姐和表哥把他接了回来。王少民说，母亲担心王少刚在精神病院里吃不好，执意把他接回来。他们的大姐说，王少刚的住院费用的是母亲的养老保险，母亲老了干不动活，弟弟住院后“老妈都要不行了”。王少民告诉本刊，出院后王少刚没怎么吃药，喝酒的习惯更是没人制止得了。

王少刚居住过的精神病院（佟畅 摄）

这次出事，并不是王少刚第一次出去打工。成年以后，他去过全国好几个省务工。村民陈正晖曾带他去新疆的砖厂干过活。王少刚有天在喝酒后和老板起冲突打架，被送进了警察局，后来自己回家了。王少民和妻子也带着王少刚在浙江干过一段时间。王少民觉得弟弟在他的管控下很正常，没有惹事，他对弟弟照顾很到位，自己抽8块的烟，给弟弟也抽8块的。但这次外出没有维持几个月，有一天，王少刚趁王少民和妻子外出，偷偷溜走了。

这次杀害发生前，王少刚原本是跟着表哥陈正斌去郑州的冷冻厂做搬运工，晚上上班，白天回宿舍休息。王少刚干了两天，抱怨很冷、很累，想要回家。陈正斌打电话管王少刚的家人要了点路费，帮他买了张火车票，就没再管他。和过往几次一样，家里人以为王少刚会自己游荡回家。

困境

王少刚曾经入住过的安顺市康馨精神病院位于安顺的市郊，是一家私营的精神病院，正对着公路，背后是山。住院区是一栋四层的楼，男女病室分别在两边，平时吃饭、活动都分开。大部分病房都排着十几张床铺，只有少数双人间、四人间是给刚入院状态比较不稳定的患者使用的。包括康馨精神病院在内的多家安顺地区的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都告诉本刊，采用大病房制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病人，方便巡视。这些病人在定期服用药物后状态很稳定，住在一起不会吵嚷、打闹。

湖南省四叶草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程一文长期关注农村精神障碍群体的境遇，她走访过很多乡县的精神病院。她告诉本刊，在经济条件相对有限的地区，县级基层精神病院由于专业精神科医师资源的不足，往往更侧重于以药物治疗为基础手段。但一位医生告诉本刊，很多基层患者未被治疗好就会被家属要求出院。

图｜视觉中国

在贵州遵义凤冈县一家精神病院工作的医生徐俐也告诉本刊，医院只能对患者是否达到出院标准做评估和建议，真正的决定权还是在家属手上。她之前就遇到过一位奶奶把患有精神障碍的孙子送来，没多久这位奶奶坚持把孩子接回去。在徐俐看来，这个孩子的病情有些严重，已经出现打人现象，不符合出院标准，但实在拗不过家属。闽江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陈博告诉本刊，《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在他对我国《精神卫生法》实施的观察中，全国普遍的做法也是在医生的建议下由近亲属决定患者入院和出院。

程一文告诉本刊，我国精神疾病患者是通过卫健系统来管理的，由县到乡镇再到村，有三个层级的公共卫生部门按月度或季度了解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但这个过程中存在漏洞。尤其是青壮年的患者很多都会外出打工，很容易失联。程一文的慈善机构也有志愿者接到过家属求救，患者在外地打工时发病，家属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没有出远门的经验，只好拜托志愿者去帮忙把病患接回来。程一文认为国家应当对于这类流动的患者的行踪进行监管，他们每到一个新的社区，地方应该上门了解情况。

对于民事维权的结果，敖世翠其实没有太多的期待。中国法院网在2016年发布的《对精神病人酿成“命案”强制医疗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对近五年来乡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精神病人引发的八起“命案”深入调查分析后发现，精神病人酿成命案，民事赔偿率极低，其原因一是受害人多为其近亲属；二是精神病人多数家庭贫困，无赔偿能力，即使提起赔偿打赢了官司也无法执行；三是管监存在推诿扯皮无人负责的现象，受害人找不到索赔对象。上述八起案件中，因受精神病人侵害而要求民事赔偿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仅有两例，仅占全部案件的25%。在这两例中，仅余某家人经调解赔偿受害人家庭3万元，而杨某家一贫如洗，无钱可赔，镇、村通过民政途径对受害人周某给予了少量救助。

公益法律组织深圳衡平机构发起人、律师黄雪涛认为，许多案件中精神病凶手确实是因为被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正常参与工作，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面对的贫穷问题很突出。黄雪涛说，在这类事件的赔偿问题上，整个社会在保险体系上缺少赔偿保障，政府在公共财政层面对受害者的救济也有限，这就导致在司法层面上，法官会在系统之内尽量寻找方法为受害方找到一个责任主体，但这只解决个案的问题，无法从长期、公共性的角度解决问题。她提到，美国在1975年成立了全国性的被害人援助组织。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制定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国家，1980年颁行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给法》，目前世界上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正式确立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实施主体是国家，主要表现为现金补偿，补偿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对敖世翠来讲，维权更像是丈夫逝世后她的生活支点。王清平离世后，敖世翠觉得自己，“走到哪都是个多的人”。姐姐和姨妈时不时会来看她，送一些她爱吃的食物。家人的关心让她感动，但独自面对悲伤会让她觉得轻松一些。童年时敖世翠和父母住在村里的三间土坯瓦房，高三那年房子塌了。大学毕业后父亲用红砖和水泥改建了房子。父母去世后，哥哥把那两间房拆了。丈夫还在世时，敖世翠就跟他说，老家不是她的家，只有他们两人的小家才是家。

（文中王少民、徐俐、王德全、谭素英、陈正晖、陈正斌为化名。实习生安越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