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工作
我最开始关注长期失业问题,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方向是高科技从业人员的超时工作问题。但就在我做这项研究的时候,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左右破裂了,两年之内,泡沫的崩溃抹去IT业界约5万亿美元的市值。令我和当时受到波及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很多人明明已经按照社会普遍认为的成功标准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他们努力、聪明,在行业里耕耘多年,读书、进名校、进入硅谷最闪亮的公司。但市场从不讲道理,几周内,他们就丢了工作。
从那之后,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采访失业者。我是一名定性社会学家,擅长深度访谈。我询问他们求职的经历,他们如何理解自己面临的种种障碍。我逐渐意识到,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工作,而且可能是最艰难的工作之一。这在情感上极其煎熬——本质上就是不断向他人证明自身的价值,然后一次一次被拒绝。
然而,焦虑远不止来自于被裁员,它主要源于对失业后无法东山再起、陷入长期失业或低薪工作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经济政策研究所2013年的一项很反直觉的研究结果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一旦失业,其陷入长期失业困境的可能性与其他任何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相比,甚至更高。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求职,许多人最终也只能从事低薪工作。这种社会阶层的下滑不会体现在失业统计数据中,却会摧毁人们的生活。
在长期失业研究中,我发现「六个月」是一条残酷却明确的分界线。一旦失业时间跨过六个月,求职者遭遇的将是指数级的阻力增长。雇主普遍将六个月视为一个危险信号:他们会在无意识中将超过六个月的空档期解释为「能力不足」、「不被前公司重视」、「存在某种隐藏问题」。在我的访谈中,多位来自金融、科技与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士几乎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前四到五个月还有面试邀约,而一旦进入第六个月,回音就开始骤减,某些人甚至再也没有获得正式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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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污名会迅速抹杀过去的教育和职业成就。之前有一个这样的研究,研究人员向有真实职位空缺的公司发送虚假简历。这些简历在技能和资格方面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申请人目前是否存在就业空窗期。结果是,有失业嫌疑的求职者接到面试的几率要小得多。
这是污名陷阱的起点。越是超过六个月,雇主越倾向把空窗期视为「红色警报」,求职者越容易陷入自我怀疑,面试状态也随之下降;情绪的波动进一步影响表现,形成「失业→被拒→表现更差→再次被拒」的恶性循环。家庭与社会关系也会在此阶段开始承受压力:配偶怀疑、朋友疏远、同事沉默,使求职者在情感上更加孤立,而这种孤立会直接影响求职行动力。
失业本该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在美国,它被解读为一种信号:这个人有问题。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受访者之一,拉里,在MIT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就投身科技行业,工作了30年,他最后一段科技公司工作经历是在语音识别领域。然而,时运不济,50多岁的拉里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失业期后,成为一家百货商店的收银员,领着略高于最低工资线的微薄薪水。
每当我跟朋友讲述拉里的故事,他们都会困惑不解,反复追问拉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好像都在期待我给出答案,为什么偏偏是拉里找不到工作?然而,几乎没有人关心过拉里是怎么失业的,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故事背后的招聘制度问题。
美国人对优绩主义的推崇让他们喜欢把失业的过错推到个人身上,而失业者本身就是可耻和尴尬的,这时候连开口寻求帮助都要承担巨大的压力。62岁的萨姆是一名资深药剂师,被裁员后本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很快回到行业里。可现实远比他想象得更漫长——两年过去,他的储蓄被一点点吞噬,最终不得不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
有一次,他鼓起勇气去参加一个行业会议,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五十来个旧同行几乎都到了,对他来说那本该是重新建立连接、争取推荐的最佳时机。可是在关键时刻,他退缩了,当有老同事拍着他的肩膀问他「现在在忙什么」时,他愣了一下,羞于承认自己已经失业,然后说:「嗯……我基本上决定退休了。」于是,对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恭喜你,萨姆!真为你高兴!」周围的几个人也纷纷举杯,为他的「退休」庆祝。只有他自己在心里默念:「我开始领退休金了没错……但如果有人愿意给我一份兼职工作,我会马上去。」
在美国,不论你教育程度多高,都可以在失业后以惊人的速度坠落。住房贷款、医疗账单、生活方式的惯性、对外界的羞耻感、家庭内部的紧张……这些力量全部叠加在一起,让你在短短几个月里从稳稳的中产身份掉到社会的边缘。
我在研究中看到的,不只是职业困境,也是人际网络的塌陷。一个受访者告诉我,失业半年后,他的妻子开始怀疑他没有尽力找工作;朋友们逐渐减少联系,甚至连曾经亲密的同事也变得客气疏离。我们都愿意相信爱与友情能抵挡外界的恶意,但事实往往相反:越亲密的人越容易将恐惧投射到你身上。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故事构成了我所谓的「360 度污名」:你向上看,会看到雇主和 HR 的偏见;向外看,会看到同辈的避让;向内看,会看到自我怀疑;向后看,甚至会看到家庭关系因紧张而变形。失业不仅夺走收入,它破坏的是一个人和世界之间的全部连接。
奥弗·沙龙教授
这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污名逻辑链条,我把它叫作——「污名陷阱」。
这是我在研究中反复看到的:失业并不是一次职业暂停,而是一次难以逆转的社会性坠落。一个人一旦失业,不论学历,不论工作经验,都可能陷入同一个深井。
是这个系统无法容纳他们
为了弄清失业歧视的机制,我和HR进行了深入交谈,他们是负责决定雇员去留的人。匿名之后,他们谈得意外坦率,甚至有一种「终于有人愿意听真话」的松弛。我问他们怎么看待有空档期的求职者,他们几乎都给了类似回答:如果一个人真的优秀,他应该已经有工作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招聘人员说,他明明知道这句话荒谬——因为他自己曾被整个团队一起裁掉,而当时他正是团队里最能干的人之一——但他必须迎合雇主的偏好,在审核简历时,把那些「正在职的候选人」排在失业者前面。
这一切听起来像悖论,但放在现实语境里却残酷得合理。简历像山一样高,一个招聘官一天要看几百份,根本不可能逐字阅读,他们只能自动寻找捷径,于是失业、年龄、资历过高或过低,都被视为「危险信号」。LinkedIn 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更糟。根据LinkedIn的数据,HR在每个档案上平均只停留20秒——这20秒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照片。一个招聘官没有时间理解你的教育和职业生涯,却要在几秒钟内判断你「看起来是不是个干活的人」。这和专业能力毫无关系,却决定了人能不能拿到渴望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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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网站进一步压缩了人的复杂性。以前,你可以为不同路径准备不同版本的职业形象;而现在,你只能维护一个单一的档案、一个标签、一个「品牌化的自我」。这种单一性让转型变得更困难,也让任何失业空窗期都无处遁形。一旦你不再稳定、线性、持续向前,算法、招聘官、前同事、朋友甚至家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波动视作失败的信号。
莎伦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在金融行业有二十多年的经验,职业路径稳健而成功。被裁员以后,她把这次挫折视为一个转型的机会——她不想再为大公司做会计,想转向更贴近人的个人投资顾问领域。为此,她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完成培训,拿下业内广受认可的投资管理证书。
按理说,这是一次顺理成章的职业转型,但事实完全相反。三年过去,她既回不了旧岗位,也进不了新领域。她告诉我:「我明明做过很多和投资顾问一样的工作,只是场景不同,可在他们眼中,这不算经验。」她遇到的每一家机构几乎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在完全相同的环境里做过这件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门就迅速关上。培训不但没有给她打开金融行业内部的新路,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她说,「我的证书既关上了通往旧世界的大门,也没能帮我进入新世界。」
更残酷的是,这三年的努力在HR眼中变成了另一种「危险信号」:如果你这么久没有回到行业,肯定是你有问题,你已经和职场环境脱节了。就这样,一个能力强、资历深的人,被困在职业的夹缝里——前路推进不了,后路退回去也不行。最终,她只能去做一份接近最低工资的零售工作来维持生活。
拉里和莎伦到底做错了什么?
真正的答案令人不安:他们没做错什么。相反,是这个系统无法容纳他们。当你从高处跌落,重新上升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会同时被两端拒绝。你原本的行业嫌你「过时」,而更低一级的岗位又嫌你「资历过高」。学历越高、经验越丰富,陷入长期失业的几率越大。对很多人来说,这几乎像一个笑话:他们曾为走向稳定而投入几十年的努力,而现在,正是这些努力把他们困在了找不到工作的境地里。
不要停止找工作
我曾在 MIT 的教室里观察过这样一个场景:十几个长期失业的求职者围坐在一起,第一次听到别人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同样的痛苦。他们分享被拒绝的经历,分享夜里睡不着的焦虑,分享那些不敢告诉家人的羞耻。空气里漂浮着一种奇特的解脱感——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例,而是处在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困境里。理解这一点后,人便能重新站起来。
正因如此,我创办了「职业转型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reer Transitions)。我们和生涯指导师合作,为失业者组织小组会谈、百人工作坊、职业训练营。我们告诉他们:问题不是你做得不够多,而是你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教他们如何与恐惧共存,而不是如何「消除恐惧」。我们帮助他们找到新方向,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回到旧轨道。我们试图帮他们建立人际支持网络,因为在美国职场里,真人的推荐往往比漂亮的简历更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条件反射似地觉得失业是失业者自己无能。设想一下,一个幼儿园有6个孩子,但只有5份作业要完成,没有作业做的孩子不能吃午饭。如果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你肯定会非常愤怒,要求改变规则,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吃上午饭。那我们为什么会允许类似的情况在社会层面发生呢?这是因为优绩制度神话让我们误以为失业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只会发生在「无能的人」身上。而我们对他们的处境一无所知。
过去两年,美国经历了与互联网泡沫相似却更深刻的震荡。疫情之后,远程工作让竞争从城市内部变成了全球范围;人工智能的兴起让整个行业都处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一些公司在利润创历史新高的当下裁掉整个部门,只因为投资者需求「提高效率」。很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数据科学家开始第一次面对「我是不是也会被淘汰」的现实。
这种恐惧,比我在 2000 年看到的更深。一方面,经济指标向好——股市繁荣、通胀下降、就业数据稳定;另一方面,劳动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焦虑。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稳定不再是劳动市场能提供的东西。行业正在重塑,技术的浪潮没有任何减速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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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该如何看未来,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AI 会摧毁一些工作,也会创造一些工作;竞争会变得更激烈,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开放。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转型,它既伴随着希望,也带来很多问题。
但我知道一件事: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下来的,不是那些简历最完美的人,而是那些能理解自身处境、能坚持与外界保持连接、能让自己不被羞耻吞没的人。求职者最需要明白的,也许不是如何写一份更好的简历,而是如何与自己的经历和解——如何不把暂时的低谷误判为人生的结论。
当人理解了这一点,污名的力量就会削弱,他们就能向前走。不要停止找工作,继续尝试,哪怕这要用上好几年,如果你停止找工作,污名陷阱就真正形成了。在我十年中访问的长期失业者里,有一半的人最终找到了和自身能力匹配的好工作,这让我仍然相信人可以从困境里走出来。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