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的“监视门”

卜丁

今年夏日的一天，迈克尔•博恩多夫(Michael Bohndorf)离开西班牙伊比沙岛上的家，前往法兰克福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律师会面。现年69岁的博恩多夫是该银行股东。他回忆道，在那里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

“我受到了像秘鲁王子一样的款待，”他表示。“他们说起话来都是这样——‘您的茶里要加牛奶或糖吗，博恩多夫先生？'”

如果博恩多夫觉得这份敬意有些夸张，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身为德国律师的他和德银自己的律师都明白，此次会面的原因，德银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径：雇用私人侦探调查他。调查行动就像侦探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据称侦探们短期租住了博恩多夫的住所，试图挖掘信息。博恩多夫声称，他们还用上了“美人计”来收集有关他的信息。

德银则认为，当时调查针对的是博恩多夫对德银的批评，以及他与商人利奥•基尔希(Leo Kirch)的潜在关联——后者是与该行对簿公堂的最顽固的反对者之一。山水轮流转。如今，这家德国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向博恩多夫致歉，并给出一些让人脸红的解释，说明自己是怎样卷入其它有可能侵犯隐私的行为的——这些行为牵扯到该银行自身的管理层和监事会成员。德国金融和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同样对德银进行了调查，州检察官则正考虑是否有充分理由对其展开刑事调查。德银表示，共发现4起引起关注的独立事件，但补充道，该行高管们对此并不知情。

德银远非唯一承认过分热衷于监视的大型企业。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曾雇用一家独立的保安公司，彻底搜集监事会成员的电话记录。国有铁路公司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承认，曾监控数千名员工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络，其首席执行官随后辞职。折扣连锁超市利德(Lidl)也曾暗中窥探上班员工，并记录他们的健康信息。

陷入公司间谍丑闻的不只是德国。在美国，惠普(Hewlett-Packard)曾雇用私人侦探，获得了记者的通话记录。英国不久前曝光，英国小报《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雇佣侦探，窃听语音信箱留言，这突显出了新闻业的道德缺失。

但德国此类案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不禁令人们质疑：为何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似乎尤其容易涉足公司间谍活动？这进而让人们开始审视该国对待隐私的态度，以及防卫更广的企业治理标准。

此外，鉴于德国的历史背景——就在2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让东德秘密警察的手段大白于天下——这种做法令人震惊。德国电信一名董事表示：“我们想回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盖世太保岁月，或前东德的史塔西（Stasi，即秘密警察——译者注）时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正是整个实践如此令人恶心的原因。” 博恩多夫自己表示：“这不是某家贪赃舞弊的小银行——这是德意志银行。就像英国央行(BoE)一样，它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当（德银）动用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被废弃、再也不复存在的手段时，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失望和不安吗？我们了解到东德曾发生过什么，人人都说那些事情永远都不该再发生。”

德银竟然会遭到投资者的上述控诉，这不仅仅是令人难堪。这件事及其它事件，还可能对企业和与之打交道的人之间的信任平衡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德国电信监视通话记录一事，使数百万客户对自己通话记录的隐私性产生了怀疑。2002年，汉莎航空(Lufthansa)有关政要飞行里程使用情况的数据遭泄漏，他们对这些免费赠品的使用情况令人震惊——但滥用客户数据同样令人担忧。德银表示怀疑存在内部泄密，但出于对焦虑的账户持有人会作何反应的担心，迅速表示此事不涉及任何客户。

这些企业为何要冒被指控的风险做上述有损名誉的事呢？一个必然结论是，它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某些东西，或者保护某些重要的利益。就德银而言，自该行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德•何豪森(Alfred Herrhausen) 1989年遇炸弹袭击身亡后，该行有保护员工的愿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该行已承认的一起案例中，德银雇佣调查人员，设法去获得涉嫌恐吓其高管者的照片。

然而，保护自己的本能导致了对隐私更严重的侵犯：2007年，在该行首席营运官赫尔曼-约瑟夫•兰波特(Hermann-Josef Lamberti)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安全受到了考验。同样，德银对博恩多夫——他在2006年股东大会上发言时，吸引了董事长克莱门斯•博尔西希(Clemens Börsig)的注意力——的担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该行与基尔希的法律纠纷。后者将自己媒体帝国的瓦解，归咎于德银前任首席执行官的言论。德银拒绝承认博尔西希有任何不当行为。

几起案例都与一种德国特有的制度有关：共同决议制(Mitbestimmung)。在这种制度下，员工在大多数监事会里拥有半数席位，并在决策过程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一些人认为，这导致德国敏感信息泄露事件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不管是员工所为，还是实施报复的高管们。一家德国大型企业的前任董事长表示，间谍活动“应完全归咎于共同决议制”。

德银首度承认卷入存在争议的监视活动是在2001年，目的是试图阻止泄密——该行曾错误地认为，泄密者可能是监事会的一名工会代表。在裁员计划泄露之后，德国电信也加紧了监视行动。曾经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德国电信，目前仍沉湎于以往的派系文化中：工会势力强大，而一旦部分私有化的公司像一家盈利企业那样行事，就成了公众泄愤的一个靶子。

一名有着丰富国际经历的德国高管表示，企业应该聪明一点。他表示：“我们大部分敏感信息事先都经过监事会资方的讨论，因此，我们只向员工透露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另一位前任董事长表示：“很显然，我们宁愿没有共同决议制。可是将这些丑闻归咎于员工相当省事儿——但真正的责任者是那些下令做一些看似非法的事情的人。”

有关间谍丑闻一个更戏剧性的假设是，德国冷战时的分裂，为其留下了数千名大材小用的侦探，他们精通一些歪门邪道。许多被曝光的案子都牵扯进了签订合约或转包合同的侦探所。德银表示，该行所有事件都是由“外部服务提供商”造成的：该行曾经表面上拒绝支持一名调查者的提议——将一名实习生安排进为基尔希服务的一家律所。德国电信的监视手段之所以为人所知，要归功于柏林的一家保安公司，该公司提醒德国电信，它曾在2005至2006年对雇员进行电脑检查。

德国侦探协会BDD表示，其协会成员都依据较高的法律标准行事，同时驳斥了那种认为私人调查者是史塔西再现的说法。但一位官员承认，“总有少数害群之马”，他补充称，对于谁可以从事这一行的限制很少。一名美国调查者表示，企业能够将这种行为归咎于外部承包商还不够。“不应该推诿责任。”

如果以现在的观点看待以往的罪恶，罪恶程度可能一样高，因为在当今德国，人们大力捍卫数据保护和隐私的观念。早在1970年，德银总部所在的黑森州就颁布了全球首批数据保护法案。对于相对寻常的安全措施的使用（例如用摄像头监控市中心），德国人的敌意比许多国家的民众更强。

德国一名联邦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专员表示，相比于国家安全措施，德国人更担心企业违反隐私权。她补充道：“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一些案例中，企业对他们的了解比政府或警方都多。最近这些案例已成为一记警钟。”

欧洲一家企业调查公司的主管表示，在其它国家被视为合理的做法，例如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在德国都会引起麻烦，或者是非法的。美国调查人员表示：“有些案例很可能并未触犯刑法，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德国铁路首席执行官哈特穆特•梅多恩(Hartmut Mehdorn)徒劳地坚持称，该公司监视员工是为了防范腐败。德国议会委托完成的一份报告表示，该公司采用的许多手段都是违法的，梅多恩今年3月引咎辞职。

欧洲企业调查员表示，不合理的限制意味着一些企业可能觉得不值得去遵守这些限制。“这就像把高速公路限速设定在每小时40英里。假如80英里的时速非常合理，但却是违法的，那么人们为何要以这个速度开车？反正同样都是犯法，他们大可以超速3倍行驶。”

数据委员会表示，多数德国企业的做法都与整个欧洲地区的标准一致——但认为仍有必要在劳工法中加大对隐私的保护。9月1日起实施的一个修正案将强化这一点，但委员会表示，这只是下月大选后更多改变的一声“发令枪”。

该官员表示：“我们不希望阻止企业（比方说）打击腐败。但我们已经看到，民众是多么不信任这些企业对数据的使用。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能够展示强有力的数据保护规定，重新赢得信任，或许更好——也是一项具有竞争力的优势。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劣势。”

BDD表示，其成员侦探所接下的委托中，至少有70%来自企业，因此，在企业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的难度不太可能降低。欧洲企业调查员表示：“在德国，一些你需要做的事情难度非常大，即使并没有违法。我觉得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丑闻。问题不会自行消失。”

德银已经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解雇了两人，并承诺对外部安全机构施以更严格的控制，但该行委托外部安全服务提供商进行的活动仍面临调查。

在博恩多夫看来，德银高层——博尔西希与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有可能撇清责任，令人难以置信，尽管该行坚称，两人对此毫不知情。“一家银行必须立足于信任。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毁了一切，”博恩多夫表示。“无论在哪个文明国家，如果管理层不得不承认对股东进行了监视，都是要辞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