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人才流失警醒中国 民众不安全感在增强

福多多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内地富人移民海外扫描：精英与财富流失

　　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内地富人移民海外扫描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在哪里？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移民理由一：子女教育

　　比起刘青山，老李已经先行一步。他在去年底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年44岁的老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他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两年前，他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土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

　　而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也已经让一家三口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女儿已经在新加坡上幼儿园，未来母女二人可能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女儿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我们不想让女儿在国内受教育。”骆军说。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移民理由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而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等原因，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数，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移民理由三：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刘青山个子不高，语速很快，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起来之后。他们更多地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以前那么忙碌的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我想和这些都有关系。”

　　精英与财富流失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但可知的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李旭说。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先把心留住，才能把富人留住，才能把财富留住。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变公平，让不安全变得安全。”吴晓波说。经济观察报 （张宏 李丽 张斌）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