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贫穷的农村留守群体

福多多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员，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

留守群体的调查，恰好与日前关于流动人员的报道相呼应。我国目前流动人员规模保持2亿以上，其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

8700万加上2亿多，就产生了近3亿这个可怕的数字和庞大的“流动＋留守”群体。这意味着中国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属于这个群体，大约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而这个群体，基本上就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群体，他们就是“底层人民”的大部。

从未想过这个群体竟有如此庞大。


日益加剧的老问题自从东奔西走的打工者出现，留守群体即已诞生，“留守问题”随之而来。近年来“打工潮”日益波澜壮阔，“空巢”家庭大规模涌现，留守群体的生存状况就越来越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与担忧。

早在2005年进行的《农村留守人口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即已指出：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满意度。此外农民对生活的不满也有宏观方面的原因，即对农村的资源、基层村组织不满。

留守群体不幸福《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与养老居住模式的调查研究》指出：留守老人生活状况令人堪忧，如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经济来源不稳定；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医药支付能力较差，部分老人生病时缺乏照料；缺乏精神慰藉、孤单寂寞对老人是最大伤害等。

就农村留守儿童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也大都表明：留守儿童存在教育情况令人堪忧、双亲关爱缺位导致留守儿童孤独感增强、性格行为存在缺陷、安全方面得不到保障等多方面问题和困难。

近期的相关报道把绝大部分关注投给了4700万农村留守妇女，因为她们面对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发展机会减少、安全感降低、对男性的依赖程度加重、家庭稳定性降低等诸多问题，仍在苦苦支撑。让一个女人既当爹又当妈，既主外又主内，既干高强度的体力活又管孩子的教育学习，人何以堪？

冠冕堂皇的原因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形势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已是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成了农村留守人员。留守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及那些欠发达国家所特有，是类似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凸显的问题——貌似专业而玄奥的理论总将留守现象的出现归因为“历史的必然”，无形中冠冕堂皇地弱化了道义色彩。

最简单的原因留守群体出现，正是相对于大批“流动人员”不得不离乡背井去“讨生活”，而离乡背井的原因，无非是因为贫穷，因为固守乡土、男耕女织的生活已难以继续。农民种地一年能收入多少钱？一个案例表明，一个四口之家，种四亩地，即便把所打的粮食全粜了，收入也仅有三千元多一点，即使加上国家给予的种粮补贴，也就三千五百元。这还是耕地较好的平原地区，山区丘陵地带自然达不到这个收入。

其实无须案例，2亿多流动人口“奔赴”低薪高危行业的现实，足以反证农村贫穷。

农村依旧贫穷一方面，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另一方面，城市收入高、可以见世面，一推一拉之间，农民必然要外出打工。经过20几年的“推拉”积累，“流动人员”就飙升到2亿多。与之“配套”，留守群体也壮大到今日的8700万。这确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农村的历史就是贫穷的历史。

城乡差异造成了农村人员的外流和留守困局，而差异的成因正是因为多年来的城乡“剪刀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剪刀差”，主要通过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来剥夺农民的剩余，促进了城市逐渐繁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剪刀差”则转为压低农村生产资料的价格(主要是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即农民工工资)来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本。在“剪刀差”的作用下，城乡差别在这些年来并没有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我们看着城市的日益“繁华”，听着“城市(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呱噪，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农村发展并未如传说般日新月异。

岌岌可危的耕地红线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在于供养关怀，留守儿童的症结在于教育成长，留守妇女的矛盾则是家庭负担的沉重和婚姻生活的缺失。这些问题已足够沉重，却远非问题的全部。

2009年，我国耕地的红线是18亿亩，而去年耕地的总数是18.26亿亩，已经接近红线。今年两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指出：“我们是有信心的，耕地18亿亩的红线，将会严格守住，也应该守得住。”反对坚守耕地红线者则强调：耕地只是生产要素的其中之一，还得有人愿意干才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种粮食不赚钱，农民不愿意种地，保障“18亿耕地红线”又有何用？

反对者的质疑是现实的，从数字上保障耕地红线有何意义？如今近3亿农民变成了“流动＋留守”人员，“耕地红线”显然已被从下而上突破，“严守”早已名存实亡。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对粮食生产表示了深切关注。今年看似又是“大灾之年”，粮食能否丰收，对于中国人而言，确是最该担忧的头等大事。而即使并非“大灾之年”，面对农民的近半流失，粮食能否丰收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持续令我们担忧。

被贬值的城镇化今年3月25日，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年卷进一步指出,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预计到2020年,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则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国的城市(镇)化，其预期是在立足“三农”的基础上扩大城市规模，改善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品质，但其并不仅仅意味着丰功伟绩，我们更应该深深思索其背后的血色问题。因为制度、执行和一些现实问题，广大“被城市(镇)化”农民深受其害，相当部分“流动人员”正是由城镇化而来，城镇化事实上已构成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鞭长莫及的角落，更多“流动＋留守人员”，固守着农村的贫穷。“386199”部队战斗力的低下，注定了其所“占据”的广大农村不仅难以“与时俱进”，甚至只能勉强维系生存。此情此景，足以令城镇化黯然无光。

“经济结构调整”只是遥远的福音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指出：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当前，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二是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三是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

宏观的三个关键目标，对“流动＋留守”人员的意义，就是远水难解近渴，其中“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对于从事低薪或高危行业的流动人员，甚至很可能是一个眼前的噩耗。据说留守妇女对丈夫有“三怕”：一怕打工白忙活；二怕在外遭意外；三怕感情出危机。即使这也怕那也怕，她们还是不得不任由丈夫去“流动”，因为她们还有“脱贫”的梦想。如今在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大趋势下，她们的丈夫很可能将丧失“流动”的资格。她们或许不必再怕了，或许也可同步摆脱留守的身份，但脱贫的梦想能寄托在哪里？

被“抢空”的强农惠农政策2004年～2009年，中央已连续出台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强农惠农政策密度之大、力度之大、突破之大，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深切关怀之下，“流动＋留守”人员问题却越演越烈，难以索解。

近期曝光的一个案例似乎透出了冰山一角。今年年初，义乌市委组织部接举报称：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原来，他们看中的是农村户口所附带的征地补偿费、集体经营分红等利益。在公务员“争当农民”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可最终损害的却是农民的利益。

与民争利不仅是农民贫困之源，也是强农惠农政策难以落实的巨大阻碍――就算中央的政策落地，在强势抢夺之后，惠及农民还剩几何？这样的现实决定农民脱贫难以乐观，“流动＋留守”群体的困境依然无解。

未来或已“流走”早在2008年，全国妇联统计全国留守儿童约4800万，今年，农大的统计显示数字已降到2000万。除去误差，下降的趋势不容置疑。这显然不是“计划生育”的伟业，而是因为这两年来更多的留守儿童加入到了流动大军。

对于儿童而言，流动优于留守，这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欣慰。而对农村而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农村的未来已经流走。“接班人”风风火火闯九州去了，那些阡陌纵横、鸡鸣犬吠的田园风光，留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