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钟会：给蜀军的劝降书浑厚得体 从容不迫

福多多

活跃于曹魏末年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钟会（225~264）其人，在历史上基本是一个反面人物。《三国志·魏书》本传说：“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之小子也。少敏慧夙成……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正始末期高平陵之变以后长期在司马氏手 下任职，功劳卓著，屡有升迁。晚年奉司马昭之命率兵伐蜀，得手后图谋自立，实行地方割据或夺取全国政权，但很快败死。当他在司马昭身边时，一再大进谗言，促成了嵇康之死，又欲找阮籍的毛病来加害于他，未能得手。这两件事加上他的政治野心，给人留下极恶劣的印象。

但他确实很有学问，文章写得也不错，写思想史、文学史不宜完全抹杀其人。《三国志·魏书》本传说，“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形）名家，其文似会。”按《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周易尽神论》一卷、《周易无互体论》三卷，看来他的治学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有相近处，他本人与何、王二人也曾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可惜他的这些论著都亡佚了。

钟会最著名的论文《四本论》涉及到魏晋之际思想界和人际关系许多问题，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学》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於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孝标注引《魏志》云：“（钟）会论才性异同，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按傅嘏、李丰、王广诸人论才性问题，均在嘉平年间，至甘露初（256），钟会于诸说之外另树新义，并“集而论之”。所谓同、异、合、离这样的概括，大约亦出于钟会之手，原来恐怕只是一些分散的意见。此时李、王已先后被杀，傅嘏亦已去世（正元二年255），此时钟会出来论才性四本，带有做总结的意思，也表明他就是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了。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即至嵇康宅，于户外遥掷之，此事亦必在甘露初；到甘露二年（257）他居丧在家，不久又随司马昭去镇压诸葛诞叛乱，没有时间来讨论理论问题了。

傅嘏的理论主张是兼顾人的品质（性）和才能（才），并认为都应当通过基层去考核；其思考的重点在于“贤”和“能”即性和才不能完全分开来考虑，所以他“论同”。李、王二说大约强调才、性的不平衡而比较重视才这一面，但一论异一论离，想必仍有相当的差异，可惜今已不得而知其详了。钟会论“才性合”的具体意见亦不能详悉，大约与傅嘏有相近处而又有相当的不同。《晋书·阮裕传》云：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述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词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叹之。

可知论“合”与论“同”仍然颇不同。近人论才性四本问题，往往以为论才性同、合者乃党于司马氏的一派，论才性异、离者则是反司马氏的；并进而认为才性问题的辩论乃是当时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密切反映，大力强调四本论的政治意义。这一结论颇有可疑处，傅嘏后来固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但他关心才性问题为时较早，与魏明帝时对选举考核办法的讨论有关，而与后来曹与司马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钟会关于才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既已难知，又何从肯定乃是其政治立场的密切反映呢，何况他也并不忠于司马氏，不久就背叛而去。

才性问题与如何考核官员有关，也可以说与政治有关，但这到底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其中必有种种复杂的内容，在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将这个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四本变成两本，两军对垒，成为所谓曹氏司马氏两党之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这样的结论下得过于匆忙，难以起信。这样的看法很像是若干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形势在历史研究中的投影。



钟会不仅具有理论家的风采，也很能写文章，多种文体兼善。他的赋以咏物者居多，有《孔雀赋》、《菊花赋》、《蒲萄赋》等等，从今存大抵已颇残缺的文本看去，作风略近于建安辞赋；其中有些民俗材料，颇可注意，例如《菊花赋》中说起菊花的药效：“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后来晋人作品中也多述此意——由此亦可见陶渊明之东篱采菊并不是追求风雅，而是在做一件很实际、讲功利目的的事情。

钟会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檄蜀文》，曾被选入《文选》（卷44）。景元四年（264），镇西将军钟会奉司马昭之命率部出骆谷伐蜀，蜀兵据剑阁之险相距，钟会亲自写这篇文章去做对方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文章写得从容不迫，很有策略，并不剑拔弩张，一派王者之师的高姿态。檄文略云：

.......

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雠贼，还为戎首。咨捆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豫闻国事。壹等穷蹙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计，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闻。

文章中追述远远近近的历史，语重心长地规劝巴蜀贤智弃暗投明，辞气安详，具有动人的力量。本文同先前著名的陈琳檄文相比，没有那种杀气腾腾的气势，是因为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同了，那时势均力敌，胜负难知，而现在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前人评此文说：“诸檄中独此篇浑厚得体。盖兹时蜀已不支，无庸辞费”（闵齐华《文选瀹注》卷22引孙鑛评语）。语境不同，立言自异。

钟会还写过不少论，大抵亡佚。他的五卷本《刍荛论》仅存若干片段，而仍有精彩的意见，例如——

凡人之结交，诚宜盛不忘衰，达不弃穷，不疑惑于谗构，不信爱于流言，经长历远，久而愈固。而人多初隆而后薄，始密而终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发于神气，道数乖而不同，权以一时之术，取仓促之利。有贪其财而交，有慕其势而交，有爱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可以说都是见道之言，而且说得简明有味。钟会本来有条件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可惜最后野心膨胀，迅速走向灭亡。

钟会还写过一篇《母夫人张氏传》，写自己母亲的素养才智，特别是对自己的培养教诲，亲切动人。其中记载母亲对自己的告诫有“谦恭慎密”、“不能自足，则损在其中矣”、“人谁能皆体自然，力行不倦，抑亦其次”等语。钟会是个聪明人，但后来大约全然忘记了这些庭训，终于身败名裂。 （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