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记者抗癌经历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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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阵剧烈的疼痛沿着颈部和体侧迅速扩散，把我从熟睡中疼醒了过来。我无法抬起胳膊，每一次呼吸都极其困难。当我把妻子叫醒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去急救室，现在就去。”

妻子埃琳(Erin)告诉我，当时我的脸和脖子肿得很厉害。我们的公寓距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New York University's Langone Hospital)只有两条街的距离，但当时我们走了15分钟，因为每走一步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

3月21日的清晨，在我们抵达医院后，医生让我去做胸腔X光检查。在这之前的六周中，我曾抱怨呼吸困难且胸腔疼痛，但当时医院并没有对我进行胸腔X光及其他几项检查。在一个小时之内，医生就告诉我说我的颈部有一个血栓。到了下午，在让我做了CT扫描后，她告诉了我那个血栓的成因：我的胸腔内有一个10×10厘米大小的肿瘤。

在得知自己患癌症时，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有千千万万种，我和埃琳则是大哭了一场。然后很快，一道光芒闪现而出：就算我们再害怕，我们也不能被恐惧吓呆。我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做。

这是九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当时我31岁，结婚才四个月，到那时为止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关于在本报的发行商——道琼斯(Dow Jones & Co.)继续我处于上升态势的记者生涯。现在，我的关注点必须转移了。我可能不能要孩子了，我需要为这一可能性做打算。我必须迅速做出治疗决定，这对于保证我不只是活下来，而且是好好活着至关重要。

我和妻子讨论了我们需要哪类肿瘤医生。我向公司请了病假，把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向他们认识的一名肿瘤医生寻求指导。我的兄弟是一名体育教练，他也联络了他所认识的医生，我的姐妹则开始自己展开研究。

急诊医生向我推介了一名附属于该医院的肿瘤医生——凯伦·哈格罗夫(Karen Haglof)。胸腔手术安排在第二天早晨以便确定我得的是哪种癌症。我被告知有几种癌症是可以治愈的，另一种则是可以进行治疗的。

手术室冷得要命。当他们把我推进去时，我向其中一名护士问道她是不是拐错了弯，我们现在进了太平间。她连一声笑声也没有。麻醉医师则不一样，他能分辨出来糟糕的笑话和暴突的眼睛表明这个小伙很害怕。接下来我就被注射了麻醉剂。

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恢复室中，浑身剧痛，我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按着疼痛部位。这几乎没有效果。在那两天中，每一次呼吸，每说一个字都会让我疼得要了命。我那寡言少语的俄罗斯护士帮助我挺了过来。没有借口，没有抱怨。只管行动。

Erin McCaffrey

治疗结束的四个月后，本文作者在度过漫长的一天后躺下休息。

随着我的逐渐康复，一个新问题出现了。由于接下来我要接受一段长期化疗，我很可能不能要孩子了。为了给这一可能做准备，我得“储存精子”。对我的妻子而言，这表示她要用一个塑料杯装着我们未来的孩子争分夺秒地走过曼哈顿的第一大道。

手术过后几天，哈格罗夫医生告诉了我诊断结果：原发性纵隔B细胞淋巴瘤，一种罕见的会出现于胸腔内的非何杰金氏淋巴瘤。通常的疗法是一种名为“R-CHOP”（每个字母代表一种不同的药物）的鸡尾酒式化疗法，然后接下去再做放射治疗。

研究表明，配合放射治疗的R-CHOP能成功治愈罹患我这种癌症的约80%的患者。因此，当哈格罗夫医生及在职血液学家告诉我说他们想尝试一种不同的疗法时，我非常惊讶。他们建议采用一种名为剂量调整R-EPOCH的化疗方案，它增加了另一种药——依托泊?，即“R-EPOCH”中的那个“E”。

医生们告诉我，该疗法会大幅增加我的化疗剂量，但有可能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再做放射治疗。他们的依据是：对我的胸腔进行放射治疗几乎肯定会让我日后患上心脏病。避免这一风险值得加大化疗剂量，而且他们认为我比较年轻，能够抵抗得住。

我必须决定是否要采纳医生的建议，采用这种更不常见的疗法。作为一名记者，我的直觉是去了解我能从过往所有研究中了解到的东西。英属哥伦比亚2006年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探索了针对我这种癌症的数种疗法。

我和医生们讨论了我了解到的情况，然后我们决定在第一轮治疗中采用他们建议的R-EPOCH方案。尽管如此，我还在继续研究其他选择。一个月后，我从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消息。该研究一部分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资助，它显示若采用我这种辅以依托泊?的新型疗法，我所患的这种癌症的存活率超过了90%。

我的肿瘤医生哈格罗夫说：“ 研已有的研究是对待这种疾病的重要一步，它可以开启对疾病阶段、疾病状态及其疗法的讨论。”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就在哈格罗夫医生的门诊室接受化疗。几周时间基本上就是一片模糊，我忙着讨论疗法，弄明白我带回家使用的化疗泵以及应对随着我开始新几轮的化疗而几乎持续出现的恶心感。

就在几周前，我还在跑步锻炼，并且还参加拳击班。现在我几乎走不了超过一条街的距离。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神志不清。一名精神病医生朋友帮助我了解到我经历的变化中有哪些是由药物引发的。

在工作中，近十年来我一直非常幸运，经手了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报道任务。我的诊断结果出来后，我的编辑常常和我通报消息，并尽可能来看望我。他们还建议，偶尔从事报道工作或许有助于我的康复。

我写了一些小文章。后来，到了4月底，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被黑客攻击的Twitter账户发出了一条消息，声称白宫出现了爆炸事件，这一消息导致股市受挫。《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编辑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想报道这一事件，因为此前我从事了三年的证券交易报道。我急切想做些事情，于是我打电话联系了一批消息源，深入探究所发生之事的细节。到了下午四点，我几乎睁不开眼睛，但是我已经完成了1,000字我认为算得上过硬的报道。第二天，这篇报道出现在了“财富与投资”版面的头版。现在我已重新开始全职工作。

那四个月来，我一直在与癌症抗争。我每天都担心死亡，对生活中小事的担忧减轻了许多。我还有了一个爱好——烹饪——远方的朋友也送上了很多美好的祝福。7月底，我获得了一个好消息，正电子扫描显示我的胸腔内已经没有癌症活跃的迹象。我尚未战胜癌症，从今往后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我的病情已经缓解。

Geoffrey Rog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