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刊】特刊：摄影师贴身记录毛泽东

源济

第一辑：窑洞里的革命者

文|哈里森·福尔曼

　　编者按：抗战期间，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摄影记者，1944年6月9日，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一员，踏上红色延安的土地，直到8月离开。期间，他为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们拍照，并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听他讲述自己的信仰和施政方针。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能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穿着朴素 讲话温柔

　　他派了他的私人汽车来找我——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在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的红十字。在这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

　　毛泽东在面对着半打一并排的普通窑洞的小院子的门口迎接我，这儿他和家族及亲近的助手住着。和他的美丽的较年轻的妻子在一起——她是以前的蓝苹，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一个十分聪颖的妇女，1933年后的共产党员。在1937年，她放弃她的电影事业，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中去工作。在这儿，毛对戏剧的兴趣，使他俩走到一起，他们在1939年春天悄悄地结了婚。

　　两人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松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我被带进会客室——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和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时间是在傍晚，惟一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杯子上的蜡烛。用淡茶、土制糖果及香烟来做招待。毛不断地吸着他的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我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怔视着我过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他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50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40岁。他的整部的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俄的社会和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像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至80％偿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他举出了吴满有的例子，他必须为他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苛酷的地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他家族的食粮中，没有什么可留存下来的。

　　“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儿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许多农妇被迫去当娼妓。并为了缺乏充分食物的原故，我们的农民很易罹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50％。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我们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个互利的协定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像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着说明，“那么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

　　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俄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么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他的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本文摘自《北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著　陶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文炜东

源济

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毛泽东（1944）




毛泽东，1936年6月还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缉拿他。从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44年中日生死对战的时刻，毛泽东已经在延安生活了七年。这七年里，毛泽东进行了整风，号召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摄影记者，1944年6月9日，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中的一员，踏上红色延安的土地。期间，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听他讲述自己的信仰和施政方针。图为1944年，福尔曼与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延安对于西方记者来说，一直是块神秘的土地。除了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外，西方对延安和毛泽东知之甚少。尤其是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重庆方面开始对边区进行封锁。五年里不准一个记者进入延安。图为中外记者刚到延安时看到的毛泽东。





在福尔曼的眼中，毛泽东和江青两人都穿得极朴素，江青穿着一身简朴宽松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毛泽东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毛泽东的会客室是一个铺砖地、白墙壁的窑洞。他用淡茶、土制糖果及香烟来招待福尔曼。





在福尔曼看来，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他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话，简直带些稚气。图为1944年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在蒋介石对边区长时期的封锁下，毛泽东的根据地只能靠自己。他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号召人们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共产党人自己纺线织布。毛泽东自己种起了洋葱。图为毛泽东、彭德怀与两个美国人合影。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被压迫的人，他希望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但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于民的做法，转而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图为毛泽东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左）。





毛泽东对福尔曼说：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图为毛泽东在欢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宴会上。美军观察组是一个由18人组成的队伍，于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美国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毛泽东信仰民主政治。当时，延安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延安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图为毛泽东在欢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宴会上。





毛泽东号召到延安的文化青年，要深入民间去了解大众，学习他们的语言作为表演媒介，因此秧歌在延安占据了最大舞台。但每周六晚上，很多人都会去跳舞。福尔曼就经常见到头发蓬松的毛泽东，同一个延安大学的学生跳快步舞。图为毛泽东在欢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宴会上。





福尔曼认为，在延安，毛泽东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能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但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过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图为毛泽东在欢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宴会上。





1944年的延安，人们高唱“边区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乐园。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毛泽东于1947年3月离开延安，在延安生活了整整10年。图为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成员以及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合影。

源济

第二辑：从延安到开国大典

文/李蒙

　　编者按：徐肖冰原是西北影片公司摄影助理，1937年到延安，为毛泽东拍了大量照片。侯波是徐肖冰的妻子，1949年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时间是从1949年9月到1961年3月。

 

　　侯波最初见到毛泽东是在延安时期，那时毛泽东经常到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去讲课，侯波正在校学习，她在街头也能时常见到毛泽东。但第一次与毛泽东交谈是1949年4月，她随丈夫徐肖冰一起去的。徐肖冰在延安时期曾为毛泽东拍摄过不少照片，1949年春毛泽东进入北平后，又承担了为毛泽东拍照的工作。

　　那天，毛泽东与苏联特使科瓦廖夫谈完话后，徐肖冰夫妇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妻子，是山西夏县人，马上说：“山西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山西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

　　毛泽东博闻强记，谈笑风生，很快就消除了侯波的紧张情绪。临别时，毛泽东提出与徐肖冰夫妇合影，两人一左一右站到毛泽东两侧，毛泽东却说：“这样站不行，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中间。”

 

　　外出从简 在专列上休息和办公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侯波拍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照片。那天，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扛着摄像机拍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纪录片，还被侯波摄入镜头。

　　此后，侯波一直在中南海与毛泽东朝夕相处，见证了这位伟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毛泽东生活非常简朴，衣服缝缝补补不肯换新的，就连火柴盒都很珍惜，火柴没有了，就让工作人员找些散火柴放进去接着用，这样的火柴盒有好几个。

　　他的一双拖鞋，在武汉时让工作人员拿出去修补，补鞋师傅一看说“这么烂了还补什么”，随手给扔了，毛泽东却硬让工作人员再去找回来，让补鞋师傅缝了一块麂皮上去，接着穿。

　　他住的“菊香书屋”里从来不摆一盆盆景，但他并非不爱花，每年都要到新街口刘挈园老先生家里去看老人培植的菊花，刘是日本留过学的花卉园艺专家。毛泽东曾对侯波等身边工作人员说：他不摆盆景，是担心上行下效，全党全国都摆起来，不得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去外地视察，有的年份在外地的时间比在北京还多，毛泽东也很轻车简从。只要情况允许，他总是坚持在专列上休息和办公，不愿下车去打扰地方同志。毛泽东在外地住得时间最多的是杭州，开始在刘庄住，当地政府出于好意将刘庄简单装修了一下，也并不奢华，毛泽东知道后却很生气，再也不肯去刘庄住了，后来到杭州就一直住在汪庄。

　　在济南，当地政府特意给他修了别墅，毛泽东听说后坚决不去看。杨尚昆被邀请去看了看，回来告诉毛泽东，那里很好很不错，劝毛泽东去看看。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不去。”终其一生，他也没去看过那座楼，更没有去住。

 

　　抗美援朝初期在床上工作

　　毛泽东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有时被工作人员逼急了，就说：“我去睡觉你来干？这工作停得下来吗？”就是不肯休息。

　　抗美援朝初期的半个月，毛泽东就一直在床上办公，偶尔下下地，困了打个盹，几乎没有睡过觉，用他的话说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五十年代，侯波无数次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火车一停，当地负责人就会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要找五级、六级干部到专列上来谈，一直找到最基层的干部。他也会走下专列视察工作，时间也排得非常满，不停地听汇报、视察、作指示，开会，很少有休息时间，以至于身边工作人员也一直紧张工作，但大家毫无怨言。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工作方法和风格。他喜欢做开创性的工作，工作局面一旦打开，就交给他信任的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如抗美援朝初期，对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毛泽东的指示是事无巨细的，来电必复，每天几十通，而等到取得了几次大的战役胜利、志愿军在朝鲜站住脚之后，毛泽东就将这一工作放手交给了彭德怀，对彭德怀充分信任。

　　后来的停战谈判也是如此，谈判刚开始时，毛泽东对谈判的指导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包括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甚至连我方代表到达谈判地点的具体时间、车辆挂什么旗这样的细节，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一一明确指示，心思之缜密令人惊叹。而谈判局面一旦打开，他就将这项工作放手交给周恩来，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建设上。

　　在侯波眼里，毛泽东时时表现出激情和豪情。许多人曾提出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人生处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不是都安葬在朝鲜吗？”1958年，他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共产党员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有人建议运回国安葬，我说不必了，死哪儿埋哪儿吧。”

 

　　“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则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有关他游泳的故事很多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侯波印象深刻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邕江游泳，当时水温不到15度，毛泽东却坚持要下水。身边的警卫员下水后冷得直哆嗦，毛泽东一出水就如临大赦，纷纷跑上岸。65岁的毛泽东却从容自若，气定神闲，光身子坐着晒太阳。当晚国民党飞机夜袭南宁，全城停电，毛泽东却坚持让警卫员点起蜡烛看楚辞，对国民党飞机不屑一顾，说：“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很深，他总是希望能了解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1953年在河南开封柳园口大堤，他在一家面馆里被一位老农认出，警卫员急急忙忙地把他推上车走了。这位老农却让人到黄河里打了五十条两斤多重的黄河鲤鱼，连夜送到河南省委，死活让省委收下，让毛主席尝尝黄河鲤鱼。

　　1954年在北戴河，一位渔民没有认出他，两人攀谈得非常高兴，以至于毛泽东舍不得让老渔民走，把他船上的所有螃蟹都买了下来，让大家打了一次“牙祭”。那也是毛泽东在北戴河最愉快的一个夏天。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接见晏桃香、官木生等劳模和农村基层干部，了解到“放卫星”造成的严重后果，叹息道：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侯波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吃树叶，把中南海的树叶都吃光了。当时有的警卫战士回家后把家乡人民吃的窝窝头带回来，有的很难吃，毛泽东也请大家一起尝尝，说“这是劳动人民吃的，不能忘本呢”。

　　跟随毛泽东12年，侯波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下不去的黄鹤楼，出不去的正阳春”，这样的经典故事大家都知道，而侯波还知道许多更为感人的细节。1958年在安徽合肥，毛泽东视察之后，当天晚上合肥的所有邮局直到深夜都关不了门，人民群众都涌到邮局去给外地的亲朋好友写信，有一个共同的内容是“今天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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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肖冰侯波拍摄的毛泽东（1937—1961）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此后，面对八年抗战和近五年内战留下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摄影/侯波





徐肖冰原是西北影片公司助理，1937年到延安，为毛泽东拍了大量照片。侯波是徐肖冰的妻子，1949年开始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1949年4月，毛泽东和徐肖冰、侯波在香山合影。本来他俩让毛泽东站中间，毛泽东却说：“这样站不行，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中间”。摄影/陈正青










1938年，针对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持久战的战略。图为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论持久战》的演讲 。这是徐肖冰第一次为毛泽东单独拍照。摄影/徐肖冰





抗战进入持久战后，蒋介石开始对陕北边区进行封锁。毛泽东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涌现出了一批劳动英雄，吴满有时当时边区最著名的劳动英雄之一。图为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吴满有。从左至右：吴满有、孔厥、李讷、毛泽东。摄影/徐肖冰





演员蓝苹（原名李云鹤）1937年秋到延安，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两年后，生下女儿李讷。图为1943年左右，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在延安。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在延安，为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图为1944年6月，毛泽东在杨家岭。左起：爱泼斯坦、吴玉章、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摄影/徐肖冰





当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后，发生了“抢救运动”。这种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毛泽东后来说，“抢救运动”是青年人的灾难。1944年，李富春、聂荣臻、毛泽东、陈毅、彭真等人在延安机场。摄影/徐肖冰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图为1944年7月 ，朱德、毛泽东、刘少奇、聂荣臻在纪念七七事变大会主席台上。摄影/徐肖冰





1944年7月，为了搜索在中国的日军情报，以及打破延安的孤立状态，一队美国军人来到延安，他们被称为“美军观察组”，又叫“迪克西使团”，团长是包瑞德。图为毛泽东出席美国政府在延安机场举办的向包瑞德授勋的大会 。摄影/徐肖冰





194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延安飞机场检阅王震的三五九旅。三五九旅以在南泥湾开荒而闻名。从左至右：朱德、毛泽东、王震。毛泽东身后是李鼎铭。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1944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博古、李富春、张闻天、聂荣臻等在延安机场。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图为毛泽东与朱德在会议期间研究解放区战场形势。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他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抗战后重新卷入内战，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摄影/徐肖冰





1945年7月1日，为推动国共合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橘、傅斯年、左舜生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飞抵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谈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图为毛泽东等人在杨家岭机关食堂设宴招待。摄影/徐肖冰





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决定去。1948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再次来到延安，为毛泽东到重庆作出保证。图为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与赫尔利在延安王家坪会谈 。摄影/徐肖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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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和谈并没能阻止国共的兵戎相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3月25日到达北平西苑机场，与前来迎接的民主人士握手，中间为沈钧儒。摄影/徐肖冰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后，香山被确定为临时驻地。图为1949年4月，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思齐、李讷、江青在香山。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将香山确定为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驻地，是考虑到当时北平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而香山距城里较远，和西山相连，便于警卫和防空。另外，选在香山，而不急于进城，考虑的是过渡。图为1949年4月，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这个“考场”里，白天上课，请教民主人士，晚上在办公桌上写下对战役的判断和安排以及对建国体制的思考和方案。图为1949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院内阅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号外。摄影/徐肖冰 供图/华辰影像





到1949年9月，国民党几十万人逃往台湾。中共建立新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央安排民主人士齐聚北平，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图为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与张元济、程潜、陈明仁、李明扬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摄影/徐肖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一直站在城楼上，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停在空中，时而挥动几下。 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图为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金日成、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侯波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主持讨论国徽图案。毛泽东手持国徽图案，代表们举手通过。摄影/侯波





1951年夏，毛泽东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在香山讨论文艺方针问题，交流对《武训传》的看法。左一是江青，背对镜头的是袁水拍。《武训传》是一部歌颂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义举的影片。经过毛泽东审定，该片被认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禁片。摄影/侯波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陕北征战了十多年和两次东渡黄河的经历令他难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描绘的就是黄河。图为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在邙山留影。他当时的心愿是：“绝不能让它出乱子，否则，我是睡不着觉的。”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任志愿军总司令。1953年3月4日，图为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摄影/侯波





1954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4年4月5日，毛泽东在十三陵看报。游完十三陵，毛泽东曾说：“昌平是个好地方，有山，景色不错，就是缺点水。 ”这句话让十三陵水库的修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1958年也曾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建设。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在十三陵，毛泽东始终是轻车简从，没有警车开道，更没有随身护卫，只是拄根木棍，行走在丛林古树间，时而与身边人谈笑风生，时而注目远方，神态自若。图为1954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昌平十三陵。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毛泽东曾三上紫禁城。时间是1954年5月,毛泽东在4天之内三次登上紫禁城，并参观了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图为195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故宫西北角楼留影，左为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回国。溥仪先在抚顺进行改造。而对溥仪的叔父载涛，毛泽东则委任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图为1954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山堂接见北京市人代会代表，与载涛握手。摄影/侯波





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图为毛泽东在报到处签到。摄影/侯波





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图为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罗荣桓。摄影/侯波





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日本恢复中日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左二廖承志。摄影/侯波





1956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应毛泽东主席邀请来华访问，并参加国庆活动。图为苏加诺向毛泽东赠送礼品。就在当年的国庆前夕，9月27日，中共八大结束，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政治路线。摄影/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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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1950年牺牲后，毛泽东就把儿媳刘思齐当做女儿，并且一直关心刘思齐的婚事。图为1957年7月，毛泽东与刘思齐（右一）和李敏（右二）、毛远新（右四）在北戴河。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芭蕾舞剧并接受演员赠送纪念章。当天，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就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宣言草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将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交换意见。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中方代表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拜会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左一为布尔加宁。中方从右至左：毛泽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杨尚昆、赛福鼎。摄影/侯波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录音工作由他负责，由此文革时受到迫害。图为1958年，毛泽东接见专业会议代表。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8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沈阳飞机厂时参观国产歼击机，仔细询问第一种国产喷气式歼击机的性能等情况。摄影/侯波





1958年夏，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其他行业停车让路全民大炼钢铁”后，中南海里也开始了炼钢运动。图为1958年，毛泽东在中南海炼钢炉边。与毛泽东讲话的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摄影/侯波





1958年全国农业大丰收，但不少省市的粮食收购任务却完不成。毛泽东忧心忡忡。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共产风，在纠左的问题上迈出更大一步。图为1959年3月3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河南郑州。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对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而不是朱德做了说明。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已经同意毛泽东不再做国家主席候选人的要求。摄影/侯波





到1959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跃进”中的“浮夸”问题。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长沙，并提出回故乡韶山。在他的潜意识里，韶山的乡亲们是敢对他讲真话的。图为24日，毛泽东游湘江后，在橘子洲看农家小孩跳舞。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韶山。第二天，他来到父母坟前祭扫。图为毛泽东与堂兄、少时塾师毛宇居握手而行。摄影/侯波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到达庐山。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他的意图是：清算“左”倾错误，解决高指标和共产风问题。连着十多天，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跳舞。气氛轻松活泼，被称为“神仙会”。图为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摄影/侯波 供图/华辰影像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约四千字的信，指出党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毛泽东认为，这是在向他“下战书”。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左”倾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图为毛泽东在庐山仙人洞。左二为田家英，右一为陈伯达。摄影/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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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毛泽东的平凡一面

文|文炜东

　　编者按：1950年到1957年以及1961到1964年，吕厚民先后两次共十二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随行摄影师。1950年春天，当时21岁的吕厚民来到中南海警卫局报道，被安排在警卫局摄影科工作。其主要工作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拍照。

 

　　12月16日上午，新浪图片拜访了吕厚民先生。吕厚民中等个头儿，精神头儿很不错，上身穿着一件蓝色毛衣，戴着一副金丝边儿眼镜，很是儒雅。对于我们的到来，也很是热情。

　　在吕厚民家中挂着多幅毛泽东的照片，以及夫妻二人与毛泽东的合影。毛泽东为吕厚民题的字也被放在相框里、小心地珍藏着，那本毛泽东的影集也不知被翻阅了多少遍……谈到毛泽东，吕厚民的讲述平静而又不乏热情，像是在回忆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

 

　　记性好、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吕厚民第一次拍摄毛泽东是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颐年堂，这里同时也是毛泽东的活动中心，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接见党外民主人士。这是吕厚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在吕厚民看来，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易近人，对待身边的人也是非常谦逊客气。吕厚民回忆道，有机会接触到毛泽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次拍摄结束后，毛泽东过来同吕厚民握手，吕厚民说，毛泽东的手很大也很有力气。自此之后，吕厚民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担任随行摄影师的生涯。

　　吕厚民回忆，在和毛泽东接触的这前后十二年里头，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毛泽东也从来不干预他的拍摄。每次拍摄完成，毛泽东也没有过问照片的去向，很是大度。不但大度，而且幽默风趣、喜欢跟周围的人开玩笑。有一次，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突然握住一个同志的手说：“你好吗？好久不见啊！”，但其实是大家天天见面。

　　毛泽东的记性很好，甚至周围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生活状况什么的也都记得很清楚。跟年轻人呆在一起时，周围人也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年龄的差距。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时嗓门儿比年轻人还要大，显得很是平易近人。吕厚民的夫人刘钟云女士当年是中央警卫处的机要员，有一次，刘钟云要去送文件，正好从毛泽东书房前经过，都已经快走过去的时候，被毛泽东叫了回来，说“小刘”，还冲刘钟云招了招手。吕厚民就给两人拍了合影，其中一张是在书房里的沙发上坐着拍摄的，另外一张是在毛泽东书房外的走廊上站着拍的。这两张照片以及毛泽东与吕厚民的五张合影，一直被吕厚民一家珍爱着。

 

　　不喜欢过生日 打乒乓球是为锻炼身体

　　在与吕厚民交谈过程中，时不时地听到这样一句话“那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人都很单纯……”吕厚民从没有看见过毛泽东穿西装，他也问过其他人，也都说没见过毛泽东穿西装的时候。毛泽东从来不讲究穿着，有时在家里，甚至穿打过补丁的衣服，很是朴素。毛泽东的子女也都住校，每周回一次中南海，吃饭也都在机关食堂，伙食标准跟中南海工作人员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毛泽东喜欢吃辣椒，有时会喝一点点红葡萄酒。毛泽东不主张过生日，也不喜欢过生日，就算这天举行活动，也从来不铺张浪费。在延安时形成的节俭传统，也一直在延续着。大家向毛泽东祝寿，毛泽东说健康很是重要，但什么万岁、万寿无疆却是没有的，没那么回事的。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而已。

　　回忆起当年拍摄时的诸多情形，吕厚民对1962年拍摄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记忆犹新。吕厚民也为我们讲述了关于这张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据吕厚民讲述，这张照片是他和当时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共同“预谋”出来的瞬间。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工作时，拍过一张打乒乓球的照片。当时的吕厚民也希望能拍一张毛泽东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医生当即同意了这个提议，毕竟让主席多运动运动总归是有益处的。于是，今天的人们才有幸看到这张难得的照片。说来也巧，这件事儿事后不久，同样也是在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了当时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员。这其中就有家喻户晓的荣国团、庄则栋、邱钟惠等人。中国乒乓球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或许就跟吕厚民当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有关。

 

　　喜欢大风大浪 对任何事情都显得胸有成竹

　　吕厚民也拍摄了不少毛泽东游泳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是在中南海拍的，有的在上海，有的在杭州，有的在浙江，有的在湖北，也有的在庐山等等。毛泽东本人很喜欢游泳，他自己还开玩笑说道，游泳是为了减肥、锻炼身体。据吕厚民回忆，毛泽东游泳水平还是很高的。毛泽东认为风浪大了好，这样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人的勇气。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横渡长江时，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这首词中，也能够看出吕厚民话语中毛泽东的那份意志与勇气。对于吕厚民拍摄的这些照片，毛泽东也同样没有过问和限制。

　　吕厚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毛泽东一直非常乐观。即使是反右、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感觉不到毛泽东情绪的变化。“他一直是正常的工作情绪，对任何事情都显得胸有成竹。”吕厚民说。即使知道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发觉毛泽东跟往日有什么不同。

　　当年在中南海，吕厚民夫妇跟毛泽东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如今，斯人已逝，吕厚民常捧画册流连，也几次将他拍摄过的毛泽东照片拿出来做展，以此纪念他为之拍过照片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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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厚民拍摄的毛泽东（1950-1957,1961-1964）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休养。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的第二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毛泽东写下《浪淘沙·北戴河》，最后两句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此时，毛泽东无比关心经济建设。八大也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摄影/吕厚民





1950年到1957年，1961到1964年，吕厚民先后两次共十二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随行摄影师。这是1962年毛泽东与吕厚民在武汉的合影。那天上午10点多，吕厚民拿着相机走到毛泽东的门口，见他在看报，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提出合影，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摄影/张景芳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朝战爆发，美军登陆仁川。10月1日中午，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来电和金日成的来信，请中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彭德怀率军跨过鸭绿江。图为1950年9月30日，庆祝国庆一周年招待会现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等出席。摄影/吕厚民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毛泽东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毛岸英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表面上仿佛啥事也没发生，内心却很痛苦。图为1952年5月，从朝鲜归国的女战士谢秀梅向毛泽东献花，毛泽东难掩悲伤之情。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一生心系劳苦大众，喜欢到群众中走走看看。1953年2月在武汉，毛泽东临时决定到黄鹤楼看看。在蛇山的路上，遇到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就问小贩生意怎么样，一天能挣多少钱，家住在哪里，有几口人，几个孩子等等。后来人越来越多，毛泽东被人群簇拥着。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生平只拜谒过一次中山陵。那是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与陪同人员一起由中山陵的正门大道往前走。当时有关方面从安全角度出发，安排毛泽东从一条边侧小道上陵。毛泽东闻知说，我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从小道走成何体统？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非常关心海军的建设。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登上“长江号”军舰。对海上的官兵说：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并且题了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跟海军战士合影后，还问记者：照全了没有？摄影/吕厚民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幅经典照片，很多人家里都曾挂过这幅照片的宣传画。它拍摄于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当时，《朝鲜停战协定》已签，志愿军陆续回国。摄影/吕厚民





1953年底，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每天下午3点，毛泽东率众到北山街84号开始办公。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杭州之行，也是一次制宪之旅。图为1954年1月，毛泽东审阅修改宪法草案。摄影/吕厚民





1955年，毛泽东参观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毛泽东和普通的老年人一样，上了年纪眼睛自然要老花了。可毛泽东不喜欢戴眼镜，平时看书他习惯用放大镜，只有在看节目、看戏时才偶尔带上眼镜。摄影/吕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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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参观天津拖拉机配件厂。摄影/吕厚民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毛泽东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别安排钱学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泽东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图为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又爱又恨。图为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毛泽东会见老舍（右一）、梅兰芳（右二）、田汉(右三）。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就与老舍接触过。然而，老舍的生命停止在了1966年文革那个夏天。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对宋庆龄心怀敬意。图为1961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沪期间去看望宋庆龄，两人在寓所客厅握手合影。此次探望，毛泽东赠送了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红地毯。早在1945年8月，在重庆参加和谈的毛泽东就曾专程拜会孙夫人。摄影/吕厚民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针对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在会上。摄影/吕厚民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图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会上。摄影/吕厚民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针对历史小说《刘志丹》，毛指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图为大会现场。摄影/吕厚民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摄影/吕厚民





1963年4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陈毅等接见全国农业机械、冶金等专业会议的代表。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经常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不能少读。”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中南海的书房里都是书，线装书最多。他也常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读书。图为1961年毛泽东在书房。摄影/吕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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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的心情很是不好。上庐山后，几天几夜不见走出房门。一个晴朗的上午，毛泽东终于出门，登上含鄱口。他在山上凝神了很长时间。图为毛泽东在含鄱口的瞬间。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照相很随意，从来不摆姿势。这是毛泽东1961年在庐山的一张照片。毛泽东坐在藤椅中，仿佛在与谁聊天。这样的悠闲自得的瞬间是很少见的。此时正值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摄影/吕厚民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毛泽东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大风大浪中前行。图为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人工湖游泳时日光浴。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甚至邀请外宾一起畅游长江。这个人就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接见后，毛泽东邀他一起游泳。蒙哥马利说浪太大，劝毛泽东也不要游。毛泽东说你不游，可以看我游。这张图上，蒙哥马利就在远处的船上看毛泽东游泳。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工作繁忙，但还是会抽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图为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与李敏、李讷、刘思齐在玉泉山散步。毛泽东喜欢散步，星期天，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毛泽东也会带他们在中南海里散步。摄影/吕厚民





1954年，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北京郊区的新六所。这天毛远新抓了一只小兔子给毛泽东看，李敏、李讷便也都围了过来。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晚年后，就很难见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这是1962年，毛泽东与毛岸青（左一）、儿媳邵华（右二）、刘思齐（左四）、杨茂之（右一）在一起。刘思齐是毛岸英的妻子，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就把刘思齐当做女儿看待，也为她的婚事操心，杨茂之就是刘思齐后来的丈夫。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兴趣广泛，除了喜欢读书、游泳、散步之外，偶尔也喜欢打打乒乓球。图为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宾馆的健身房里打乒乓球。当时，毛泽东散步归来，路过健身房乒乓球台，保健医生建议他打会儿球，毛泽东举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摄影/吕厚民





不久后，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了当时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右起：邱钟惠、廖文挺、庄则栋、容国团和傅其芳（左一）。摄影/吕厚民





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开会。刘少奇就住在旁边不远，趁会间休息时带着三个孩子来见见毛主席。对于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在政策。但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不能倒。这张照片里，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家关系融洽，然而裂痕已无法阻止。摄影/吕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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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辑：红卫兵高呼“人民万岁”

　　编者按：钱嗣杰直到今天还说：“我跟主席的时候，是中国政局最乱的时候，整天就看见不是你倒了就是他倒了，不是你挨批就是他挨斗，打倒一个人，跟吃一顿家常便饭那样容易。”

 

　　1964年7月，钱嗣杰从非洲调回国内，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第一次见毛泽东，是汪东兴带去的。当时，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报。听钱嗣杰说自己是从非洲回来的，毛泽东眼前一亮，就让钱嗣杰讲讲非洲的情况。

　　聊了一会儿，又问钱嗣杰的名姓。当他得知钱嗣杰姓钱的时候，忽然呀了一声，幽默的调侃道：“你有钱哦，我是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两种表情

　　1964年夏天，钱嗣杰第一次跟随毛泽东到北戴河。有时随他一起骑马，有时随他一起游泳。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喜欢一人坐在海边，静静地望着天海一线的远际。钱嗣杰感到：毛泽东有时很孤独，甚至是寂寞的。和女儿们一起在海边游泳时，毛泽东总会很开心。这样的时刻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显得太少太少。

　　相比之下，刘少奇一家给人的感觉其乐融融、温文尔雅。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

　　1964年12月15日到1965年1月1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工作会议同步召开。钱嗣杰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你一句我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文革初期在韶山滴水洞闭关十一天

　　1965年11月12日，钱嗣杰在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又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他说什么也没想到，这次跟随毛泽东外出，历时八个月，是历次走的地方最多、走的时间更长的一次“旅行”。直到1966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关闭在韶山滴水洞11天，神清气爽出山后，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这时，毛泽东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生。

　　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是时光是在韶山度过的。6月17日下午，毛泽东的车队进入韶山滴水洞。毛泽东深深吸进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回故乡，是一件绝密的行程。警卫局在毛泽东与韶山人中间，隔起了一道戒备森严的警戒线。

　　一次，毛泽东看见不远处有几户老乡家，实在想过去攀谈一番。他不听劝阻，还是继续往前走。钱嗣杰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责任在身，大家软硬兼施地搀扶着毛泽东，不让他继续前进。望着近在咫尺却不得与之交谈的乡亲们，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

　　在滴水洞，钱嗣杰发现，毛泽东与以往不一样，他始终寡言少语、神情凝重，沉思默想，也不与工作人员交谈。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日子，哪儿也没去，什么人也没有见，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伏案工作，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吸烟思考问题。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从楼里出来。走到韶山水库大坝边，站在那里远眺。

　　26日，毛泽东在滴水孔会见湖南省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他意味深长的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毛泽东在韶山住了11天，新闻界未作任何报道。在钱嗣杰拍摄的影册里，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的照片并不多。

　　后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任务、方针、政策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高呼“人民万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他用镜头记录了这一非常时刻，也经历了心灵的震撼。这一天，他看见了一个无比热爱毛泽东的狂热海洋。面对百万红卫兵的狂热，毛泽东也同样表达着激动与兴奋。在巨大的浪潮面前，他不断地挥舞着帽子高呼：人民万岁。向群众回礼。他忘记了自己是73岁高龄，在数百米的城楼长廊上，从东到西，再从西走到东。

　　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城楼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中央领导人排列顺序非常熟悉的钱嗣杰，也发现了眼前大起大落的变化，就连陈伯达竟然也排到了朱德、邓小平之前。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都挂着愁容与困惑。

　　处境最为艰难的是刘少奇。他远远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满面愁云，不言不语。站累了，他便走进城楼正厅休息。而毛泽东已经先他进入，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点头示意。

 

　　武汉“七二零事件” 毛泽东穿睡衣离开宾馆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的专列由北京驶往武汉。到武汉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东湖宾馆。钱嗣杰发现毛泽东一直在找人谈话，一刻也不休息。这也是毛泽东穿着睡衣谈事情最多的一次。他每次睡醒总是穿着睡衣就开始忙着和人谈话，一谈就是半夜，白天连散步的时间都用来谈话。

　　本以为在7月16日这天，毛泽东到长江里做一番“故地重游”纪念自己畅游一周年，可等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钱嗣杰明白，东湖宾馆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着武汉就太平无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东湖宾馆很快会遭到冲击，而且冲击的人群几乎是全副武装。这是钱嗣杰一生中最为惊骇的时刻。

　　7月20日，“百万雄狮”两千多人来到武汉军区大院，要求王力接见。但王力窝在东湖宾馆不动身，愤怒的群众决定亲自到东湖宾馆找王力讲理。

　　当时，所有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是保卫毛主席。十万火急。中央警卫局随同人员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钱嗣杰甚至坐在了毛泽东汽车的副驾驶上，准备随时顶上。

　　毛泽东得知群众闯进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并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他穿着睡衣，缓缓坐进汽车，从容不迫地离开了东湖宾馆。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一曲东方红响起，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装，带着微笑，从容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钱嗣杰透过镜头，注视着这个被个人崇拜推向神坛巅峰的、同时也被“左”倾狂热包围的毛泽东。

本文摘编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顾保孜文 钱嗣杰摄影

本辑图片选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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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嗣杰拍摄的毛泽东（1964-1969）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这场革命是一次新的“长征”。在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经在韶山滴水洞隐居了十一天。新闻未作任何报道。后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任务、方针、政策等，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摄影/钱嗣杰





摄影师钱嗣杰从1964年到1969年担任毛泽东随身专职摄影记者，记录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岁月。图为1965年，钱嗣杰与毛泽东在武汉东湖。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白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将来能够骑马考察黄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黄河。图为1964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骑马，预备将来考察黄河。摄影/钱嗣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会见《东方红》剧组演员。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一年有大半的时间在外地视察工作，外出多坐火车，一是为了工作方便，二是不给地方添麻烦。每到一个地方，把列车停在支线上，办公、会客、休息都在车上。有时一住就是十天二十天。图为1964年，毛泽东视察途中在车站站台散步。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喜欢杭州，一生去过杭州四十多次。他常对工作人员说：“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个家。”1964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图为1964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休息。摄影/钱嗣杰





从1953年到1975年，毛泽东曾43次来到西湖，在西湖边工作、生活了785个日夜。汪庄和刘庄是毛泽东经常住的地方。图为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赏花。摄影/钱嗣杰





进入1965年，毛泽东已下决心拿掉刘少奇。他认为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1965年3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北京。毛泽东通常都是在国庆节后离开北京到南方，过了冬天再回北京。这一次，人们感觉有些意外。图为1965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陈家山看茶花。摄影/钱嗣杰





1965年5月中旬，在长沙，毛泽东提出了重上井冈山的愿望。这片土地曾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5月22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提出了他防修反修的良方——“支部建在连上”。图为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会见重要客人，往往是临时安排，即刻通知，即刻会见。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回国。7月26日，毛泽东突然通知要见李宗仁夫妇。图为李宗仁夫妇与毛泽东泽东在中南海相见。摄影/钱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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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西哈努克如是评价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图为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钱嗣杰





对于“文化大革命”，陈毅一开始虽很不理解，态度却是拥护的。出于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崇敬，在“文革”初期，陈毅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求子女和身边的同志也这样做。图为1965年，毛泽东与陈毅在中南海。摄影/钱嗣杰





文革初起的一段时间，从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是在故乡韶山度过的。自从1964年12月与刘少奇公开“对立”后，毛泽东便开始远离北京，四处“漂泊”，所到之处几乎都是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地方。图为1966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水库前小憩。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在滴水洞居住11天。这11天里，每天都要看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26日，毛泽东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图为1966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前与工作人员合影。摄影/钱嗣杰





离开韶山后，毛泽东经长沙赴武汉。毛泽东喜欢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在长江里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游罢上船，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攀谈。图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游艇上检阅畅游长江的游泳健儿。摄影/钱嗣杰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王光美回忆，会上，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图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摄影/钱嗣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山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图为当日，毛泽东与贺龙在天安门休息室内交谈。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这天也显得很沉闷。毛泽东与他握手时，贺龙没有多少笑意。摄影/钱嗣杰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并对学生的串联活动表示了肯定态度。图为当日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休息室内交谈。当天，林彪称赞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顶峰。摄影/钱嗣杰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图为毛泽东与汪东兴、护士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钱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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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接见红卫兵选择在了黄昏。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这一次，领导人们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形通道。毛泽东穿着绿军装。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交谈。摄影/钱嗣杰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与安娜-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畅谈。斯特朗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毛、周等人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希特朗的左臂上，也戴着“红卫兵”的臂章。摄影/钱嗣杰





1966年国庆晚上，毛主席从天安门走下来走到金水桥席地而坐和首都群众共赏节日烟火。摄影/钱嗣杰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陶铸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检阅红卫兵。1966年8月，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四个多月后，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等点名打倒了。摄影/钱嗣杰





1967年8月，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在南昌郊外与工作人员在一起。“七二零事件”是武汉发生的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当时，群众闯进东湖宾馆抓走了躲进东湖宾馆的王力，而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摄影/钱嗣杰





“七二零事件”可能是文革爆发以来“天下大乱”的浓缩。毛泽东穿着睡衣乘飞机离开武汉，飞赴上海。图为1967年，毛泽东在南京长江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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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辑：晚年孤寂与亲人难相见

文|顾保孜

　　编者按：杜修贤1944年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跟吴印咸学习摄影。1960年起担任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1970年开始同时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直至毛泽东逝世。

 

　　在杜修贤的印象中，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宅“游泳池”是很普通的平房，面积也不大。

　　毛泽东的客厅是书的海洋。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杜修贤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倒有点儿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朴素的陈设愈加简朴了。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子。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毛泽东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标签呢。

　　除了书外，醒目的陈设要算是客厅中摆成月牙形的沙发以及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的放着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人虽老 男子汉魅力不减

　　杜修贤第一次拍摄毛泽东，是毛泽东接见外宾在书房里接见外宾。外宾走了，杜修贤也准备离开。

　　“老杜！”毛泽东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喊道。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毛泽东开始跟杜修贤聊天。

　　“陕西米脂。”杜修贤回答。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杜修贤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毛泽东自己点了一支雪茄烟，说“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毛泽东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杜修贤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把每个细节都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掖在口袋里，另一个盖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地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林彪坠机后 毛泽东大病

　　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后，毛泽东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突然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他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

 

　　“我和上帝有个约会!”

　　1975年，拍摄毛泽东成了杜修贤最棘手的难题，几乎整个拍摄过程里都无法抓到一个“传神”的瞬间。

　　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么写到：“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年底，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访华，他们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加之他的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辨听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译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准，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

　　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在会见外宾时，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的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孤寂晚年一看年轻时照片就高兴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眼睛也看不见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

　　1975年，有一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跟杜修贤聊天说，“主席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杜修贤想起新华社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毛泽东的影集画册，而且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

　　于是，再来中南海的时候，杜修贤就带来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1975年的都有。

　　这年冬天，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我看。

　　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杜修贤问张玉凤：“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个照片大，他看得清楚，他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张玉凤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划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落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韧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这也是延安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留给毛泽东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划了个圈。这个圈划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本辑图片选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顾保孜文 杜修贤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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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贤拍摄的毛泽东（1970-1976）




自从林彪在蒙古坠机，毛泽东的内心受到重创，整个人迅速地衰老。他脸色苍白、浮肿、说不清楚话、脾气怪异，更多的时候感到孤独、寂寞。然而，晚年毛泽东的外事活动依然繁忙，世界各地仰慕他的人来到中国拜访。他也乐于接见外国友人，经常跟他们讲：“我跟上帝有个约会”。





杜修贤1944年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跟吴印咸学习摄影。1960年起担任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1970年开始同时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直至毛泽东逝世。图为1970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排中间穿军衣未戴帽者为杜修贤）。





1970年代，如同1960年代一样，每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总是被记者的镜头包围。1970年开始，毛泽东开始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反感，甚至不能忍受。为此，周恩来命人摘下了人民大会堂北门、南门和西门的毛泽东像，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摄影/杜修贤





毛泽东晚年十分孤独，他与江青不和，同孩子不能自由往来，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陪在他身边的都是工作人员，护士吴旭君、生活秘书张玉凤和理发师周福明陪他的时间最多。图为1970年8月，毛泽东与张玉凤（左一）、吴旭君（右二）、周福明（右一）在杭州汪庄合影。摄影/杜修贤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都会有个急切要求：拜会毛泽东。毛泽东身体日衰，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图为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前送别外宾。那时，毛泽东经常住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摄影/杜修贤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图为全会上，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毛主席身后，这几乎就是“文革”时代的特定模式。此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上林彪的讲话翻来覆去的就是吹捧毛泽东，让毛泽东很不高兴。此次会议打倒了陈伯达。摄影/杜修贤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1月6日，陈毅被癌症夺走了生命。图为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穿睡衣参加陈毅追悼会。摄影/杜修贤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自己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夫妇及其随行人员。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身体还没有康复，双脚肿得厉害。毛泽东乐观、自信，说“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中为张玉凤。摄影/杜修贤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是二战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位日本首相。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田中角荣。图为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线装宋版《楚辞集注》。摄影/杜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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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宾主一同观看扎伊尔画册。摄影/杜修贤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摄影/杜修贤





晚年的毛泽东，患有老年性白内障，眼睛非常怕光。为了解决摄影灯刺眼的问题，1973年3月，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书房正式安装了固定灯。毛泽东只是抬头看看几个陌生的灯具。很快又将实现转到手中的文件上。摄影/杜修贤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摄影/杜修贤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拉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告别最后一个客人后，回过头看见了周恩来。忧伤深深笼罩了书房。这是照相机留下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很快周恩来就住进了医院。中为唐闻生。摄影/杜修贤





晚年毛泽东无法拒绝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之手。图为1974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和她的儿子。第二年，伊梅尔达再次来华，她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轻轻地吻了一下。摄影/杜修贤





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照片，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允许新华社发稿。八十岁后，他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1974年10月5日，邓小平陪同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到武汉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审阅照片后，提出以后不要再发自己和外宾站立的全身合影照片。摄影/杜修贤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正谈话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发现电影机、照相机都对着他，就冲着黑森森的镜头喊：“出去！”摄影/杜修贤





1975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老朋友相会，格外高兴，他们以茶代酒，热烈地碰杯。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与四年前会见尼克松那时相比，已经相差很远了。他几乎不能再走路，稍一活动，全身就会颤抖得厉害。





1975年8月27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同年，宾努亲王在中国接受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北京中医研究院医生唐由之。摄影/杜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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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疾病很多。1975年春天，毛泽东的眼睛基本失明。中央决定由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大夫唐由之为毛泽东做手术。左眼手术取得成功，毛泽东又可以继续读书了。但毛泽东没有等到右眼手术的那一天。图为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唐由之（左三）等医护人员合影。摄影/杜修贤





在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下，周恩来将邓小平从江西调回北京。图为1975年，毛泽东与邓小平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书房里一同合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幽默的人，他们才说了几句话，就开怀大笑。摄影/杜修贤





1976年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图为1976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一起。摄影/杜修贤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也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瞬间。华国锋陪同在座。由于毛泽东的状态极差，会谈仅仅持续十分钟的时间。客人告辞，毛泽东已根本无法站立，只能将手远远地伸向布托，表示他的告别。摄影/杜修贤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图为1976年9月11日至17日，各界群众在人民大会堂吊唁人民领袖毛泽东。摄影/杜修贤





毛泽东生前会见外宾与读书的游泳池书房，这座沙发陪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斯人已逝，人去位空。199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南海保存的6400件毛泽东遗物移交韶山。摄影/杜修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