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空袭与美国反恐战略迷失

源济

《华尔街日报》2015/01/08 14:19:33

黄湘

2014年12月16日，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闯入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军人子弟学校，开枪射杀132名学生和9名教师。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甚至遭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谴责。巴基斯坦政府随即复仇雪恨，一边对塔利班发动军事打击，一边恢复从2008年起暂停执行的死刑，处决犯有屠杀罪行的塔利班囚犯。

巴基斯坦塔利班原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个分支，2007年12月自立门户，其极端程度比阿富汗塔利班有过之而无不及。2013年6月，中国两位民间登山家杨春风和饶剑峰在巴控克什米尔境内登山时不幸遇袭身亡，凶手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大敌，但是巴基斯坦政府与其一直打打停停。一年前，2013年11月1日，美军无人机空袭炸死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头号领导人马哈苏德。巴基斯坦政府对于这起无人机空袭予以强烈谴责，认为这不仅是对巴基斯坦主权和领土的侵犯，而且破坏了政府原计划于当年11月2日启动的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

无人机在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行动中举足轻重，既是武器，也是白宫在当地战略转向的象征。 时间回溯到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将无人机定点清除恐怖组织头目作为反恐战争的首要战略，因为它比常规的出动地面部队更为有效，而且造成的平民伤亡要小得多。几天之后，5月29日，巴基斯坦塔利班二号领导人拉赫曼在美军无人机空袭中身亡。

美国使用无人机从事侦察活动由来已久，而给无人机配备火力实施空袭则是始于“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发动了49次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多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头目。奥巴马对无人机空袭的青睐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小布什，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已经实施了 超过440次无人机空袭，其猎杀对象的“死亡黑名单”由奥巴马亲自过问。

对于无人机空袭，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都一直存在巨大的反对声浪，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其导致的平民伤亡绝非少数，据《纽约时报》2009年5月16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统计，在之前的三年时间里，无人机在巴基斯坦每猎杀一名恐怖分子，就会平均杀死50名平民。

其次，美国不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无人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也在巴基斯坦、也门等美国并未对其宣战的国家境内出动无人机定点清除，这无疑是对后者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其三，一直以来，多数无人机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直接听命于总统而采取的秘密行动，当无人机进入那些美国并未对其宣战的国家境内执行任务时，国会和军方高层往往事先都不知情，极有可能导致总统权力扩张，逾越宪政底线。

为了平息这些反对声浪，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对于处置恐怖分子的首选方式始终是拘留、审问和起诉，无人机猎杀行动针对的是对美国构成持续和紧迫威胁而又无法生擒的恐怖分子，而且是在其他政府没有能力有效解决这种威胁时才会采取行动；美国将逐步减少无人机行动次数，将在行动之前保持与合作伙伴磋商，尊重其国家主权；在实施猎杀之前，必须近于完全确定不会造成平民伤亡。在演讲前一天，奥巴马签署命令，将中央情报局对无人机行动的指挥权移交给军方。

当然，在那次演讲之后，美国的无人机空袭也仍是常常在事先并无磋商的情况下侵犯别国主权，也仍是常常造成平民伤亡，因此反对意见从未平息。不过，支持无人机空袭的声音在美国也为数不少。无人机空袭体现了一种符合好莱坞大片口味的作战方式──逐个清除“死亡黑名单”上的敌方头目，令敌人土崩瓦解，而己方遥控无人机的士兵则毫无伤亡之虞，不必经历战争的苦难即可赢得胜利。

那么，这一符合好莱坞大片口味的作战方式，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奥巴马在国防大学演讲中所宣布的美国反恐战争首要战略的呢？对此有必要回顾美国反恐战争的历程。

在反恐战争开始阶段，美国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小布什政府对于退守深山的塔利班或许犹存戒心，但却认为世俗化程度很高的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容易实现民主转型，因此在伊拉克奉行“轻脚印”战略，只派驻了少量机动部队，并且相信很快就能回家。

事实上，美国的入侵瓦解了伊拉克的社会结构，激化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宿怨，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为“基地”等恐怖组织渗透伊拉克创造了条件。在“基地”等恐怖组织的煽动和帮助下，大大小小的反美武装组织遍地开花，此起彼伏的游击战令美军和伊拉克新政权防不胜防，迫使小布什政府陆续增兵，愈陷愈深。截至2006年底，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三千人。

当时，在美军高级将领中，只有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想清楚了如何重铸战略。

彼得雷乌斯1974年以优异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198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善于和媒体打交道，在军官中间显得颇为另类。2003年，他以少将军衔率领101空降师进入伊拉克，配合陆军主力部队作战，对当地局势有切身感受。2006年，他以中将军衔执掌位于美国堪萨斯的陆军诸军兵种联合中心，利用这份闲职，在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军事学者奈格尔（John Nagl）的协助下，深入研究当年英军在马来半岛 和美军在越南对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彼得雷乌斯提出的新战略是“清剿”（Counterinsurgency），说白了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不是把伊拉克老百姓当成敌人，而是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让他们不会出于恐惧而“通匪”，甚至愿意主动告发“匪情”。这需要让美军接受一些全新的思路，比如“有时候按兵不动是最好的反应措施”，“有些事情让当地政府来凑合对付，也胜过美国强力出击”。

2007年1月，小布什总统任命彼得雷乌斯为驻伊拉克美军总指挥，并升为四星上将，同时向伊拉克增兵三万，使驻伊美军人数达到了17万的峰值，希望他可以扭转危局。“讲政治”的彼得雷乌斯赶上了好时机，由于“基地”组织在伊拉克以残忍手段推行极端原教旨主义，使得许多原先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伊拉克民兵掉转枪口，与其为敌。彼得雷乌斯充分利用局势，让美军和前来投诚的伊拉克民兵有效配合，对“基地”组织犁庭扫穴，在短期内平定了伊拉克境内大部分地区。

彼得雷乌斯的战功得到了美国各界的高度赞许，有论者甚至呼吁授予他自从1950年以来从未颁发过的五星上将军衔，使其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名将并列。“清剿”战略也在美军上下广泛宣传。彼得雷乌斯本人倒是颇为清醒，公开表示“在伊拉克取得的成果是脆弱的，除非美国长期坚持努力，否则很难保住”。

从2008年秋天到2010年夏天，彼得雷乌斯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负责统筹美军在从埃及到巴基斯坦的大片区域内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奥巴马接替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承诺是从伊拉克撤军，正是彼得雷乌斯的战功使得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成为可能。但是彼得雷乌斯并不希望美军完全撤出伊拉克，与奥巴马的撤军大计相左。

2010年6月，奥巴马将彼得雷乌斯调离伊拉克，任命他为驻阿富汗北约军队总指挥，和中央司令部的职位相比，这属于降职，但是奥巴马说他找不到比彼得雷乌斯更合适的人选。当时阿富汗局势也着实吃紧，2009年的阿富汗总统选举非但没有开启预想的民主化进程，反而由于存在大规模舞弊而导致亲政府力量内部分裂，塔利班趁机卷土重来。根据联合国报告，2010年上半年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和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三成。

彼得雷乌斯和新增的三万美军一同奔赴阿富汗，试图复制伊拉克的“清剿”经验。然而，阿富汗的部族矛盾远比伊拉克更复杂，原教旨主义也远比伊拉克更根深蒂固。最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塔利班是阿富汗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不像“基地”组织是渗入伊拉克的外部势力。虽然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已逾十万，但是“清剿”行动进展缓慢。

另一方面，奥巴马在正规的军队系统之外，一直通过其他途径在阿富汗和毗邻的巴基斯坦北部亲自指挥战事“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2010年2月的报告指出，2009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出动无人机的次数为53次，死于无人机空袭的人数为502人，而上一年这两个数值分别是34次和301人。这是奥巴马将无人机空袭提升到战略层面的重要一步，在时间上早于他将彼得雷乌斯调往阿富汗。。2011年5月2日，美军海豹突击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击毙本•拉登，取得了奥巴马执政以来最重要的战果。此举虽然不是无人机所为，但同样属于定点清除的思路，和“清剿”迥异。

2011年6月29日，奥巴马宣布美军将于未来三年内陆续撤出阿富汗，这等于宣告了“清剿”战略的终结，因为担心塔利班秋后算账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不会和眼看就要离开的美军真心合作。奥巴马强调美军会“负责任”地离开阿富汗，为了向公众证明美军“负责任”，他需要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猎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头目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无人机空袭从此一跃成为事实上的首要战略，虽然奥巴马要等到将近两年以后才正式宣布这一点。

2011年7月，在阿富汗上任仅仅一年的彼得雷乌斯被调回华盛顿，旋即退役并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白宫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不想让他出任美国最高军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这一位置本来普遍认为非他莫属。彼得雷乌斯在新岗位上干了一年多，2012年11月由于婚外情曝光而黯然去职，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奥巴马的主导下，无人机空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然而，其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而已。有专家指出，只有对于那种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基础上的恐怖组织，猎杀其头目才会导致组织瓦解；而对于那种企业化的恐怖组织，即使其头目被猎杀，组织仍能照常运转。本文开篇提到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美国在2013年先后出动无人机炸死了其二号和头号领导人，但是并未真正削弱其实力，反而令其变本加厉。

曾经于2006年到2011年在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和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Robert Gates），也是无人机战略的批评者。2013年10月23日，他在“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批评白宫和国会中的许多人沉迷于无人机空袭的诱惑──“在内华达州按下按钮，几秒钟后坎大哈的一辆卡车就会爆炸”──从而将战争当成“某种电玩游戏或动作电影”，忘记了战争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低效性和不确定性”。

在2014年1月出版的《责任：一位战时国防部长的回忆录》（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中，盖茨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奥巴马对美军将领缺乏信任，“一心只想从阿富汗脱身”。盖茨素以主张“慎战”著称，曾经先后力阻对伊朗和叙利亚动武，他对奥巴马的批评反映了美国军方主流务实派人士的普遍看法。

彼得雷乌斯说过，美军在伊拉克的“清剿”成果是脆弱的，除非长期坚持努力，否则很难住。果然，2011年底最后一批美军撤出以后，伊拉克立刻陷入了新一轮内斗之中。2014年初，号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恐怖组织从叙利亚攻占伊拉克西部。不少曾经在2007年起而抗击“基地”组织的当地逊尼派武装，出于对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的仇恨，再度与恐怖组织联手，向巴格达进军。短短数月时间，即令伊拉克大片山河易色。奥巴马不得不再度部署美军官兵进入伊拉克，承担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的任务。

阿富汗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虽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加尼在2014年当选新一届总统，似乎给这个国家增添了一丝希望，但是由部落主导的碎片化政治格局依然，法纪废弛，贪腐盛行，塔利班依旧虎视眈眈。2014年4月，《华尔街日报》记者阿南德•戈帕尔（Anand Gopal）出版了《恶者生存：阿富汗人眼中的美国、塔利班和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通过详尽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揭示了阿富汗现状之悲惨绝望，批评多数美国主流媒体自误误人地粉饰太平，为撤军造势。

12月28日，北约驻阿富汗军队在喀布尔举行降旗仪式，宣布正式结束在阿富汗长达13年的战斗任务，以美国为主导的战斗部队将安保任务移交给阿富汗当地安全部队。降旗之后，又升起了新的国际任务“坚定支持”(Resolute Support)的旗帜，这一任务旨在向阿富汗军方提供培训和支持，并继续对恐怖活动保持警惕。美国和西方军事联盟计划在阿富汗保留13500名军事人员，其中11000名为美军。不过，很多安全专家都对阿富汗的前景表示悲观。

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iersheimer）所主张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米尔斯海默在 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指出，美国应当利用自身东西两面都具有海洋屏障的地缘优势，在其他地区扮演“平衡手”角色，由其他的地区强国来制衡潜在的霸权大国，仅在其他的地区强国起不到制衡作用的时候，才直接插手。在这种视角下，只有潜在的霸权大国（作为对手）和地区强国（作为帮助美国承担责任的盟友）才值得重视；至于阿富汗这种小国家，美国应该放手卸责。因此，奥巴马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束之高阁，只倚重无人机空袭这种纯军事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确保美军体面撤出阿富汗。然而，“离岸平衡”的视角聚焦于国家间冲突，看不到更宏观的“文明冲突”。阿富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息息相关，倘若阿富汗未来政局动荡，再度成为失败国家，奉行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会更加猖獗。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奥巴马对于无人机空袭的青睐，却让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治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反恐战略的迷失。

（本文作者黄湘是资深政经文化编辑，现旅居美国。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