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图刊】最后的土匪

源济

最后的土匪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剿匪

文|黄金生

　　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个情节，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铡刀旁血流成河，尸体一块一块地被码成了垛。大树上挂着九颗人头，用铁丝穿着耳朵。全村一片火海，到处都是被烧焦的老人、孩子……在匪患成灾的年代，这样的惨况在东北随处可见。土匪在行抢过程中，稍遇反抗，便要杀人，甚至屠村、屠镇，老少妇孺全不放过。有的土匪一人就杀过几百人，堪称杀人魔王。

　　解放战争之初，国内有识之士一致认为，谁先取得东北，谁就可以得到全中国。可以说，东北是中共华丽转身的开始，大决战的第一役在此展开。此役后，国共军力对比开始反转。在此基础上，林彪率“四野”挥师进关南下，自此，国共之争已见分晓。然而在这背后，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却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清剿土匪最为复杂和激烈，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

　　胡子“受封”变身国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各地，并与各种帮会土匪建立联系。收编加委敌伪残余（伪官吏、警察、宪兵）、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利用投机分子、野心家等，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忠义救国军”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先后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国民党给这些匪首的委任状，就是一块白绸子或一张纸。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时，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报复”和“翻把”，也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打击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同时，他们又与“家理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串通，欺骗、驱使某些群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土匪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1946年6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先后占据了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的大小店铺被抢劫一空，中共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干部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个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会场受到了“胡子”们的武装袭击。顿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等。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干部两万多名、军队十万多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彭真任书记。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北满是匪患的重灾区，切身感受到土匪祸害的陈云到达北满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剿匪乃“当前急务”，“是北满决胜的一环。”不剿灭土匪, 群众心存疑惧, 不可能发动起来, 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 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陈云的建议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45年12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 分散到各军分区去, 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

　　1946年2月，根据陈云、高岗的意见, 东北局先后派刘转连、宴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等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剿匪力量明显加强。

　　三五九旅在北满剿匪的第一仗就是攻打五常，该县位于哈尔滨以南90公里，是拉宾线上的一个战略要点，也是土匪的主要巢穴之一。三五九旅立即采取严密封锁，广泛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让俘虏揭发检举，把冒牌的“老百姓”清查出来。除少数潜逃外，这次战斗共歼灭土匪近千人，打了一个漂亮仗。

　　1946年3月，苏军逐步北撤回国，蒋介石开始向东北大举增兵。5月，我军被迫从四平、长春撤退。为数约两万左右的土匪乘我军主力忙于正面作战、后方较为空虚之机，在松江、嫩江、合江等地又乘势复起。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事件。5 月下旬，就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转移途中，有一天联军总部保卫部门给他送来一份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某副科长携机密文件，在特务的诱使并在一股土匪的接应下，叛变投敌……”四平失利已使林彪深感不安，此时又发生了自己直接领导的部下投敌叛变之事。接到这封电报后，林彪坚决地说：“岂有此理，东北要想巩固，必须消灭土匪和特务。”

　　1946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6 月12日，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并确定了剿匪的兵力部署。

　　砍断“四大旗杆”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是匪患的重灾区。盘踞在此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其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久荣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每股都麇集千余人。他们都是政治土匪，翻云覆雨，大多起初接受我方收编，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有先受国民党加委，后再受我方收编，尔后又反叛的。1946 年1月至5月间，受我军打击，“四大旗杆”虽退出依兰县城和铁路公路交通线，但他们只是被打散，各股顽匪依然潜伏待机。

　　1946年9月22日至30日，主持合江工作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合江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提出剿匪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并调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剿匪经验的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任政治委员。同时加强了剿匪力量，用于剿匪的部队达2.1万人，开始了活捉匪首、清剿“四大旗杆”的战役。

　　贺晋年带领指战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数次横跨牡丹江，追击顽匪于林海雪原中。到1947年3月，罪恶昭彰的“四大旗杆”在军民合力追剿下全部落网

　　捉匪首、挖匪根、清匪患

　　从1947年1月后，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残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

　　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群众武装的建立，东北解放区开展了搜山拉网、清查户口、查验路条、捉匪首、挖匪根、群众起枪等对敌斗争活动。合江军区在贯彻民主联军总部制定的“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生擒“座山雕”张乐山等25名土匪的传奇故事就是发生在此时。经过5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著的匪首均被捕获。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剿匪与土改并行，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为保卫革命成果，东北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到1948年底，上前线参军参战的东北百姓平均一天拉出一个连队，可以说创下了空前的奇迹。

　　（参考资料：王元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剿匪斗争》；史宗义：《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大剿匪》；曹伟：《东北土匪究竟猖獗的什么程度》；丛文胜：《血沃白山黑水》；李明计、高月泽：《东北合江剿匪:砍掉“四大旗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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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土匪什么模样？他们大多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地方武装，有人曾经浴血抗日战场，他们被称为“政治土匪”；一少部分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惯匪。自1949年到1953年，解放军在大山大海之间与之战斗，堪称国共角逐的最后战场。在土改和朝战背景下，这场斗争更显残酷。





“剿匪”一词本来是国民党对“共匪”实施“围剿”的意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等地成立五大“剿总”系统进行“剿共”。然而风云流转，“剿匪”一词很快成了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代名词。图为在林海雪原中剿匪的东北民主联军，左为活捉座山雕的剿匪英雄杨子荣。





共产党的剿匪从东北开始。东北光复后，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早进入东北。为此，国民党笼络了大批匪首，委任“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图为牡丹江地区人民公审土匪头子谢文东，他曾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以后，随着国民党大部队的溃散，沿途留下了一些残余部队，他们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以及部分军官为领导，联合国民党地方武装和职业土匪，发动暴乱、破坏新生政权。图为剿匪部队战士在四川涪陵县城街头宣传解放军政策。供图：CFP





从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图为解放军召开匪属座谈会，动员匪属开展规劝运动。供图：CFP





这150万兵力中，包括为解放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第四野战军大部，四野先后在湘西、广西和广东剿匪。图为19岁的四野四十三军三九三团营部通信员蒙天海，一人跑到土匪天凤德家，向他老婆宣传解放军剿匪政策，并帮助她家干活。 供图：CFP





湘西是全国土匪最集中的区域，此地苗汉混杂，民风彪悍。到1949年，整个湖南有18万土匪，其中湘西占了10万以上。很多匪首将为匪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要想当官，拖队上山；政府招安，军师旅团。”图为解放军张贴《告匪特书》，号召匪特悔过投诚。





湘西土匪站在国民党一边。然而两年间，在四野38军、46军和47军的清剿之下，新晃姚大榜、芷江杨玉清、古丈张平等名噪一时的湘西匪首，陆续被击破、歼灭。到1951年2月，解放军在湘西共“歼匪92081人”。图为邵阳匪首陈光中被剿匪部队活捉。供图：CFP





等中共在湘西陆续建立政权之后，还有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图为群众来送情报。





这“学习改造”的一万多人后来随47军上了朝鲜战场。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图为解放军剿匪部队到河南铁山庙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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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的“湘西土匪”中，很多人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的信念奋勇杀敌。然而，回国以后，“复员军人”身份乃至军功章都无法洗去他们在族人心目中的“土匪”烙印。为躲避这种歧视，一个叫金珍彪的军人甚至躲进山林过起野人生活。图为解放军在湘西麻阳县包围聂焕障匪残部。





湘西的剿匪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曾批示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图为47军四一九团某排一次活捉土匪10余人。





广西的剿匪工作却受到了毛的批评。1950年11月，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张云逸等：“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而引起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广西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方面，有宽大无边的倾向。图为解放军围剿“反共救国军”的战斗中。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他们在此经营了20年。1949年10月，解放军攻打桂林前，白崇禧曾在桂林主持会议说，“大家准备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决与共匪周旋到底，我们有美国人的援助，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图为广西剿匪部队在各村书写宣传标语。





1950年7月，台湾当局派中将高参陈家礼潜入十万大山，与匪首韦雨庄策划“反共救国”会议。10月，广西剿匪部队中紧急抽调的主力第38军入朝作战。国民党军随时可能进犯广东，而中央希望广西能成为支援广东的后盾。图为广西每个行政村都组织了民兵，以提高村里的自卫力量。





广西土匪中，有一位传奇女性，名为韦秀英。她是国民党中将张瑞贵之妻。国民党委任其为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被解放军炸死后，国民党“国防部”追封她为上校军阶，入祀忠烈祠。图为在公审大会上，一位大娘控诉广西榴江县警卫营营长林燕山杀害她儿子的罪行。





湘西和广西剿匪都属于中南地区剿匪的范畴。在广大的中南地区，还有革命老区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共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遂川县大土豪、匪首肖家璧后来占领井冈山直至江西解放。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活捉肖家璧。后来肖在遂昌被公审处决。图为1949年井岗山大坑乡公审某匪首。





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蒋介石在西南面临崩溃的前夕，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开设“游击干部”训练班，发展西南地区土特武装，四川成为全国匪患最严重地区之一。图为在公审大会上，匪首、“川东游击”总指挥王云卿接受审判。





在西南地区主持剿匪工作的是邓小平。剿匪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表彰，“成绩极大，甚为欣慰”。至1953年，西南地区先后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图为西南地区土匪在强大政治攻势下土匪纷纷登记自新。





毛泽东也十分支持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建议：首先将士兵从西南地区送到朝鲜战斗；第二，杀死匪首。邓提出：“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图为解放军在四川彭水县三区剿匪期间举办的自新土匪训练班在上课。





在“剿匪”过程中，那些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由于其后来的立场不同，结局可能大相径庭。著名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受蒋之托，率部分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对峙，后被处死；而“湘西王”陈渠珍率部起义受到政府优待。图中左为赵洪文国，右为陈渠珍。





据官方统计，到1953年底，解放军共歼灭匪特武装273万余人。19年后，尼克松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同座的周恩来回答：“……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图为西南土匪经教育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