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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标榜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电影奖项来说,台湾金马奖连续将两届最佳纪录片奖项授予大陆纪录片导演周浩,这既是一个正确无误的选择,也是一个对于诚实创作者来说最为妥当的肯定。
周浩的《棉花》2014年拿到金马奖时,那时对于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个多少有点意外的惊喜。他的作品大多也只在小众的艺术片爱好者那里传播,没有更宽泛的途径和噱头使之成为大众的心头好。而主流电影节、电影奖项又总是有一种唯名气和巨星风采是从的风气,冷漠或者无视,自然也是一种常态。
2015年12月广州举办中国国际纪录片节,其中周浩的《棉花》以院线展映发布会先期放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当然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作品与大众接触的机会,让影像作品回归到大银幕现场,让艺术创作者以“在场”的身份与观众发生哪怕是眼神的交流,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进步的一点点的意义所在吗?
▲ 《棉花》,导演周浩
周浩的摄影机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而扩散成凝视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一种客观视角,在他所集中刻画的故事中,原本并不缺少震撼、感动甚至煽情的环节,但周浩无疑是在刻意地剔除这些因子,这样的努力反而使得《差馆》、《棉花》、《大同》这样的影片更具艺术张力。外来人员密集、是非频发的广州火车站,在《差馆》的画面中变成了客观平和的场地,派出所里的风波不断,但又显得那么平易近人,以至于那些以猎奇为目的的观众会为之感到失望;在数千公里的漫长颠簸中,棉花的种植和采摘,再被做成牛仔服装,进而在广交会上被售出,穿在下一个千里之外的某个外国顾客身上,在这样系统而庞杂的背景下,底层工人农民却很少发生撕心裂肺的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面对;一个身居高位的书记,他身上的是非和好坏观早就被涂抹掉了,功过如何评价,而焦点人物的日常又是并非我们平时想象的那么简单……
《棉花》中有棉花种植收割的中国农民、棉纺厂流水线上的企业工人,以及牛仔裤工厂的纺织品商人,在他们身边萦绕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变和回到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无比阵痛。三个层次,三条线索,同时也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卑微而细腻的生活。这种故事根本不会缺少煽情的细节,只是影片的导演没有刻意展示而已。相比那些轻薄的只是想要观众一把眼泪或者一点廉价同情的影像,《棉花》的所到之处无疑是更为值得揣摩和回味的。
▲ 《棉花》
那些收割的工人,与当地承包田地种植棉花的农民,同为劳动产业的最低端行业,但即便这样他们之间也有关于狡猾和自私的细节。这才是人性的一种真实表达。周浩的努力或者说卓尔不群的地方正是他调整了自己捕捉画面的镜头,没有刻意地先入为主,而是用客观的镜头真实地展现了人世间的一种既苦悲又无法安放的情绪。你在周浩的纪录片中看不到我们常见的戾气,也没有抱怨,因为这些表面现象的下面一定有着复杂而幽深的背景,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做到洞悉这个时代的隐秘原因,也没有失去了去做浮皮潦草抱怨的理由。
2015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同》,曾用名《书记》和《中国市长》,据说《大同》有重新剪过,没有对比过版本无法得知具体的差异。其实对于纪录片来说,重新剪辑确实可以改变一部作品的质感和叙事的方式、策略,以及表达主题的切换,但对于观众的直观感受来说,可能无法在一时之间区分开来。以《书记》来说,它的画面从一开始就已经固定在了大同市市长的一个角落,它的视角是平视的,但又并非完全的正面直击,而是客观的、左右均衡的平铺直叙。以此视角很难再有天翻地覆式的改变,不管是中心议题,还是作者的态度,都已经从最开始创作时就已经被“定格”。市长耿彦波这个原本在艺术作品中会习惯性缺席的国家干部,变成了一个奔波于繁杂工作的中年男人,他的形象不再是简单的高大或者贪婪,而是一种复杂而真实的“人”。对于人的尊重和还原,是周浩摄像机最为可贵的一种品质,人的底色和艺术美感在镜头下成为被记录的有效元素,而不再是为了烘托或者宣传、煽动而制造出来的模糊的形象。换言之,“耿彦波”这个人物在纪录片中,有了可以用放大镜去端详的价值,这是纪录片导演的艺术价值。
▲ 《大同》,导演周浩
周浩,这名曾经的《南方周末》、《21经济报道》摄影记者,在他的眼界里也许最不缺少就是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悲苦人生和巨变中的卑微故事,但显然他的作品超越了这种浅层次的表达,从而用更加平和、温和的手段来展现真正的当代中国原貌。而这种看似不动声色和趋于温柔的方式,其实才是真正具有刺痛现实力量的东西。而作为观众,自然会在周浩的作品中除了审美之外得到新闻、网络世界、肉眼观察中所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又只能欣然接受。

▲ 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