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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罗世宏:只要想起世界上还有他,就会充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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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6 11:2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罗世宏:只要想起世界上还有他,就会充满勇气

 2016-02-06 罗世宏 大家



摘要ID:ipress  

我自己大概是徐佳士老师退休前教过的最后一届新闻系学生,为此而深感荣幸。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尚未解除戒严的时代里,是他,让我们呼吸到思想自由的空气。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永远活下去。”台湾政治大学(政大)新闻系退休教授徐佳士说得没错,他将继续活在好几代学生的心中,因为他既是启发无数人新闻理想的思想导师,永远不磨灭的新闻灵魂,也是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刚刚在去年底辞世的徐佳士老师,享寿95岁。日前在政大举行的追思会上,到场追思的学生,算起来已是好几代人,都是徐师的徒子和徒孙。忆起他的言行风范,除了无尽的感念情绪,现场也充满了无限的欢笑氛围。这符合他一贯不摆架子、风趣幽默的作风。政大新闻系教授臧国仁回忆,数年前在公交车上巧遇徐师时向他问好,结果徐师用英语答以:“Who are you?”再问徐师母好,徐师更是巧答:“Which one?”身形瘦高、平易近人又风度翩翩的徐师,老早以前就被学生们取了一个绰号:“顽皮豹”。这绰号源自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画片《顽皮豹》(Pink Panther,另译《粉红豹》)。徐师对学生们私下取的绰号不以为意,至多是流露着顽皮的神色反问道:“我哪里顽皮了?我不是个顽皮的人哪!”


▲ 徐佳士先生追思会


徐师是美国传播学大师宣伟伯(Wilbur Schramm,另译施拉姆)的入室弟子,1957年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传播学硕士学位。1966年,他撰写了华人世界第一本传播学理论著作——《大众传播理论》(台北市: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也是有系统地引介西方传播学知识至华人世界的第一人。在他深入浅出的笔触下,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理论知识逐渐在台湾落地生根,而这本书也成为启蒙众多后进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要著作。此外,他也是“新观念的创造者”(曾任政大校长、“教育部长”的郑瑞城这样形容他的老师徐佳士)。徐师一直站在传播思潮的前沿位置,不仅率先引介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知识,也是第一个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引介到台湾的人。出自于他手笔的“阅听人”(audience)一词,不仅更贴切地掌握了多媒体环境下的阅听情境,也比翻译为“受众”一词高明得多。此外,他也曾匠心独运地将“professionalism”中译为“博脑佛心”,寓意了他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期许: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亦即博脑佛心,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以公利为先的菩萨心肠”。

1967年,他接掌政大新闻系主任一职,推动新闻教育改革,不遗余力。他认为这个社会需要“专家记者”,新闻教育并不是只教“编辑采访”。他将新闻系的“专业”课程降至十分之一,新设“现代文选”等课程,鼓励学生培养广博的人文社会知识。他的这项“革新”,后来成为政大新闻系的“传统”,我自己也曾因此受益良多:在我就读政大新闻系期间,负责教授“现代文选”的是陈世敏老师(后来曾任中华传播学会创会会长),指导我们阅读了很多“杂书”,开拓了人文社会关怀的视野,这些书包括梁漱溟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吴相湘的《晏阳初传》、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成长的极限》等。其中,梁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在台湾还未解除戒严的时空背景下,还是一本禁书。

身为传播理论的引介者,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蛋头学者,反而是极力主张传播理论不应与实务脱节,因为理论本身就是从实务中提炼而来。而除了传播理论之外,他也是最早在学院里教授“广告学”课程的先行者,认为广告不仅是“术”,更是“学”。他是台湾最早倡议设立传播学院的学者,也是最早主张应该跳脱“大众传播”的界限,最早主张筹设“语艺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科系的学者。这些事例显示,他的思想观念是如何的与时俱进。

此外,徐佳士老师将学生校内实习刊物《学生新闻》改造为《栅美报道》,鼓励新闻系学生关心并走入附近社区(即政大所在地的木栅、景美地区)做新闻。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许多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办报”,全台湾一度有三十多份社区报纸,都是徐老师的学生办的。周报或月报型社区报纸的“遍地开花”,在戒严时代当局不准人民办日报的窒息形势底下,也算是徐老师的另类突破“报禁”之举。



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上,徐佳士老师更首创“集中选修制度”,规定新闻系学生必须在主修课程之外,从国际关系、政治、企业管理、经济、法律等学门中择一修习满20个学分以上,方可取得新闻系学位的毕业资格。现在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台湾整个大学教育体系里尚不知“副修”“辅系”制度为何物的当年,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在许多学生心目中,徐佳士老师不仅是经师,也是人师。他思想开明,态度谦卑,真诚关心、热心启发他的众多学生,一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学生,这一点不仅在当年,就算是现在,也是很难得的。《联合晚报》发行人黄年追忆,徐佳士老师是温文儒雅的君子,不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那种,而是“望之也温,即之也温,听其言也温”。政大新闻系毕业的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也说,每次对现实感到失望灰心之际,只要想起世界上还有个徐佳士老师,就会充满勇气,因为“徐老师拒绝‘无力感’,他从没有放弃”。他一向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其中包括政大新闻系所毕业的黄文雄,后者在1964年赴美留学,1970年因为意图刺杀访美的蒋经国而声名大噪。“刺蒋案”发生时,时任政大新闻系主任的徐佳士承受极大压力(因为他不仅是黄文雄的授业老师,更是黄当时申请出国留学的推荐人和保证人),但未曾因此改变他对学生的私人情谊。

除了严谨的学术著作外,徐佳士老师也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翻译作品。对日抗战期间曾担任美军翻译官的他,一向致力于用平易近人的文字,译介国外知识和进步观念,从而缩短了国人与世界的距离。1951年,他曾与王洪钧、孙如陵、潘焕昆、林家琦等人创办《西窗小品》,一本专门译介外国文章的文学杂志,但不只是一本文学杂志而已,对战后台湾社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令读者眼界大开。根据作家郑明娳的回忆,《西窗小品》每期约有25篇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有人物传记、各地风光、科学小品、生活杂写、家庭随笔、医药卫生、艺术修养、文艺作品、电影小说等。这段经历也侧面刻划了徐佳士老师的才华,甚至是颇具“文青”的特质,尤其是他的散文独具个人风格,无怪乎,他曾获中山文艺创作奖、新闻金鼎奖副刊专栏奖。另外,他以笔名“麦岱”翻译的一篇描述“东方威尼斯”的文章,也曾收录于台湾的中学教科书里。此节少有人知,最近才由他的公子公诸于世。

徐佳士老师曾说,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一辈子当记者。年轻时曾经担任《中央日报》东北特派员的他,后来随同《中央日报》赴台,专任教职之前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徐老师来台前,在国共内战期间还发生过一度惊险的插曲:当时新闻记者资历尚浅的徐佳士,因为发了一则忠于事实的报道而得罪了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幸赖他的老师马星野和前辈陆铿极力维护而未受处分。他曾说,新闻记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从二十八岁做到八十二岁,“有何不可?”他认为,最好能让好记者当一辈子记者,不一定要加诸行政官衔,担任召集人、新闻编辑或媒体主管等工作,因为“新闻机构不是衙门”。离开新闻工作之后,徐佳士老师没有忘情他的公共使命,长期使用“方村”“过客”“徐晓”等笔名,在《中央日报》等报刊撰写“方块文章”。他的散文大多言简意赅,清新可读,睿智的文字里还有满满的社会关怀,主题遍及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也包括在早年台湾保守的时代氛围下倡议女权的进步观念。


▲ 徐佳士老师率领政大电台学生实况转播校庆活动


除了“坐而言”,长期在报端撰文善尽公共知识分子言责之外,徐佳士老师从不懈怠“起而行”。他每每登高一呼,走在公民社会的前端,为台湾社会撑开多元进步的空间:他是1999年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创会时的第一届董事,云门舞集文教基金会的首任董事长,也是卓越新闻奖基金会首任董事长。2002年成立的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以台湾甚至是华人的普利策新闻奖自许,终结了台湾过去“官办”新闻奖的惯习,开启了新闻奖的独立之路。他也曾参与发起成立“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即现今台湾的传播学术社运团体“媒体改造学社”的前身),倡议电视媒体的专业化、公共化与民主化,是台湾媒体改革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

徐佳士老师从未教自己的学生用金钱价值衡量新闻理想,而是一路用他的言传身教示范新闻理想不死。回看大约十年前,当时财大气粗的媒体大亨王令麟曾经大谈新闻的生意经,鄙视新闻理想,2004年在接受一家周刊专访时竟大言不惭地说:“Show me the money”,甚至公开点名揶揄徐佳士老师没有教出像施振荣、林百里、曹兴诚这样的科技新贵,所以台大、交大越来越兴隆,政大则越来越穷和可怜。同一期间,当时拥有东森媒体集团的王令麟有意捐款台币五百万元给政大传播学院,案经学院全体教授投票否决。时任政大传播学院院长的翁秀琪教授说得极好:“如果我们不拒绝这笔捐款,以后怎么教学生?”

2009年获得第一届星云真善美新闻教育贡献奖的徐佳士老师,将奖金100万元台币全数捐给政大新闻系作为教育基金。这笔仅金扣税后只剩85万元,徐佳士还自己另外贴了15万元,凑足100万元。徐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之情,感动了很多毕业系友跟进捐款,例如2011年12月即有一位关心徐佳士教授教育基金、但坚持不愿具名的学姊捐款70万元。徐佳士老师就是这种身体力行,无庸多言即能用身教感动无数学子的教育典范。

我自己大概是徐佳士老师退休前教过的最后一届新闻系学生,为此而深感荣幸。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尚未解除戒严的时代里,是他,让我们呼吸到思想自由的空气。他在威权时代一直力守知识分子的底线和节操,对于媒体改革运动与公共媒体的推动,亦从未吝言支持。他不只是台湾好几代传播学人永远的老师,也是华人世界传播学术第一人。老师,您老安息,也请您放心,我们会循着您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行。


作者:罗世宏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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