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6-12-9 03:49 PM 编辑
一株棉花，4800公里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鱼米之乡，从南疆到江南，实现了从棉籽、皮棉到棉纱、布料与成品的变身。
拥有“中国长绒棉之乡”称号的阿瓦提县。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杨 宙
一株棉花，4800公里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鱼米之乡，从南疆到江南，实现了从棉籽、皮棉到棉纱、布料与成品的变身。深秋的新疆，白花花的棉花地已完成了大部分采摘。只有每年的4月到10月，棉花们仍然以植物的形态存在。更多时候，它们被层层筛选加工，经过大型的社会分工网络，从南疆铁路源源不断地送往内陆地区的纺织大省，成为包裹在我们身上的千丝万缕。焦虑的棉花 
在盛产长绒棉的阿克苏，未经历商品化的棉花从播种开始，每一刻变化都牵动着位处这条生产链上人们的心。 12℃，天气晴，早9点日出，晚8点日落。一个深秋时节典型的阿克苏天气预报数据。看完手机app上的“定量分析”，他还要亲眼观察天空的云进行“定性”。从一粒棉籽的播种到最后棉花采摘到篮子里，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朱斌都在为天气焦虑。他清楚地记得长绒棉受影响最大的几个具体时间点和温度，例如去年7月23日，阿克苏的温度高达43℃，随后不到20天就骤降了10℃。作为“棉中极品”，长绒棉纤维的长、细、强等特点，让其成为高档棉织品必不可少的植物纤维。这样反常的极寒极热现象，对这些雪白的“优等生”无疑是致命打击。
长绒棉纤维的长、强、细等特性，让高端纺织业青睐。
它们的数量稀少，地球上生长的所有称作棉花的植株里，只有3%可以称作长绒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阿克苏市的小县城阿瓦提是中国的长绒棉之乡。每年200多天的无霜期里，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和多浪河三流交汇，与天山融化的雪水一起滋养着这块南麓土地。朱斌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将近1个小时的车，从阿克苏市区奔到阿瓦提看棉花。朱斌把长绒棉加工成的棉纱销售给下游企业客户，而这条生产河流遥远的那一端，是阿玛尼、GUCCI、法国鳄鱼等世界名牌的在华代工厂。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是以长绒棉为原料的床上4件套。保暖性能优越的长绒棉是高端家纺厂家青睐的原材料。如几千公里外的上海水星家纺，相当一部分中高端产品使用的长绒棉，就来自这个小县城。通往棉花地的几十公里路上，种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这是阿瓦提随处可见的风景，在风席卷而来的尘沙中，它们向着干旱贫瘠的土地而生。
通往棉花地的公路上。 图/杨宙
成本高、产量低的长绒棉，将这个粗粝朴实的南疆小乡村，与摩登商场里最新一季的橱窗相连。 阿克苏地区的长绒棉产量占全国90%以上，棉花地上的一场雨就像亚马逊河上空蝴蝶扇动的翅膀，牵动着下一季高端纺织品的生产。眼看着今年长绒棉整体情况不错，结果8月份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雨。雨把棉花打湿，与叶子缠绕在一起，采摘下来的棉花杂质相当多。雨也打进朱斌焦虑的心里。在白杨树大道上，他恨不得把油门踩到100。这个行事雷厉粗犷的西北人已无心聊天，此刻他的心里只有棉花。与棉花赛跑 
更多时候，朱斌与另一个男人“一年四季待在一起”。那是新疆农科院长绒棉育繁基地的研究员崔建平。 朱斌形容两人在棉花地里，春天研发播种，夏天除苗除杂，秋天看棉花结铃，冬天等候收成，为长绒棉的每个环节“操碎了心”。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的十几年，崔建平一直在棉花地里工作。他三句话不离长绒棉，是个棉花geek（极客，痴迷的人）。摘下一朵棉花，他就开始说起显微镜下一根棉花纤维的螺旋结构，手里反复地揉揉搓搓，“就像兔毛的感觉”。长绒棉的这种触感在朱斌那有更直接的形容，他们看似粗糙的双手有着敏锐的“棉花神经”，一摸棉絮就能区分，“摸长绒棉就像在摸女儿的脸，普通棉是老婆的脸”。常年昼长夜短、阳光充足的阿瓦提，长绒棉的绒长在37毫米以上。这是棉花质量与舒适度的关键。就比如你在天猫美家·家纺家饰的水星家纺购买了一件床上用品，面料写的是全棉，却摸起来丝滑，或许就是长绒棉制品。朱斌是水星家纺的原材料供应商，正是他追求和坚持的匠人精神，打动了商家。据说这次天猫双十一，水星家纺旗舰店会推出纯色四件套系列，原材料用的就是品质最高的新疆长绒棉，与人体肌肤更贴合。
半成品的的棉纱。 图/杨宙
如同大自然的神秘方程式，这种手感源于长绒棉纺织出的高密度“大网”。棉纱的经线与纬线交织，密实到如同一个滑面。这意味着长绒棉身上承载的矛盾体：你要长得细长，你还得非常强壮，不能一拉扯就断。为了弱化这种“矛盾”，崔建平无论严寒酷暑，总要背上一包价值几百万的仪器走到田间，一待就是大半天。叶绿素含量、生长速率和光合速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检测一次。年复一年地，他对着几千个长绒棉品种的性状进行“配对游戏”，尽可能地把优良性状挤进同一个矛盾体里。游戏不容易。在最炎热难耐的七八月份里，他穿着短袖下田，地里的气温达到43℃，没过两天手臂就分成了黑白两截。崔建平的家在乌鲁木齐，却大半年都待在阿瓦提的棉花地边。他说自己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又是一个农民。棉花把他每一年的时间分割成了既定的部分。5月，种子研发和田间管理；6月至8月，鉴定品质与形状；9月起，收棉花；过完年，找棉农和企业洽谈。棉花的标准化命运
高度集结，是这些毛茸茸又散漫的物种的工业化命运。
集结的第一步要求它们出类拔萃。到了棉花收购的季节，维族棉农载着一车车棉花到轧花厂门口。检验工人们从棉花车上随机抓取棉花，带到实验室里检测。通过一道道繁复的称重、脱湿与测定，化验出来的数据被记录在一张张小纸条上。负责人拿着这些纸条，找对应的棉农砍价。那些考试不及格的棉花，唯有被丧气的棉农封起运到下一个“考场”。
棉农在装运自己的棉花。
留下来的长绒棉们，经过人工与机器除杂，被强力压缩成了一块块4平米见方的面包砖块，每一包棉花都有一张自己的身份证。此时的皮棉仍然与我们身上的棉织品相去甚远。但到这一步，棉花们已经完成了一次“棉生”前途的分野。低支数（支数越高，纱就越细）的普通棉花经过一系列加工出现在最平民的衣料里；高支数的长纤维棉花将进入高级服装的备选区，下一季流行的品牌专卖店，走进上流社会。做了20多年棉花销售商，朱斌如今一眼就能看出别人身上衣服的质地。长期在田间关注长绒棉长势的他，还要时刻关注世界上各大时装周上服装的流行走势。看似与时尚毫不沾边的他，凭经验总结出了一些当下的流行趋势。梭织成的西装裤等光滑体面，针织成的棉衣吸汗柔顺。但设计总是不满足，想让光滑的裤子柔软，让舒服的衣服体面。“要贴近皮肤，又要走路时飘洒如风。”用户们的需求总是充满矛盾。早在1995年，听了《走进新时代》后满腔热血的朱斌就从事业单位辞职，背上一大包棉纱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在广州，他一家家地上门推销纱线。那时候商家们看质量靠一小块黑色模板，把纱线缠绕在上面，用肉眼检验质量。当年做销售主要靠喝酒喝出的哥们义气，没有人脉关系，到了别人的店里都被人撵出来。粗犷的年代里，做生意反而轻松，只要混入了江湖，从家乡带来的纱线就不愁没有市场。但渐渐地他发现，江湖与人情对他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东西。棉花行业里，还有一部分人靠炒棉花期货赚钱。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证过棉花生产的流程，靠着数据与行情对棉花下大赌注，有的最后输得倾家荡产。朱斌不相信这些虚的东西，期货对他而言，只能算是预测方向，不能当成命根子。如今高标准化的生产，反而让他觉得“有了点意思”。把纱线卖出去了，要进行售后服务，做好客户档案，上门了解客户的需求。忙碌的他在高标准化的棉花产业中找到了新鲜感。今年整个国庆长假，他还是接待了47个客户，酒喝了一桌又一桌，吃掉了好几头羊。但至少现在酒桌上，他们的话题都是长绒棉。这种定数一部分来自极端标准化。棉纱厂里几百万的进口检测仪，来自严苛的国度瑞士，通过这个标准的产品，国际上都能认可。靠标准做买卖，不用再拼酒量。棉包们经过纺纱厂后，经过一道道梳理，上千万次的拉伸与缠绕。一根根粗壮的棉条，划分成更细的棉条，最后成为缠绕在纱锭上的细细的线。
工厂车间内，被“标准化”后的棉条。 图/杨宙
这些纱线完成了集体化使命，源源不断地坐上列车，跨过黄河与长江，到达温暖湿润的南方。那里正是朱斌的老家。父母在上个世纪来新疆参加集体援建，朱斌打出生后就生长在西北大地上。他爱用新疆胡杨形容做棉花行业的人。他每天开车都经过一排排一成不变的白杨。只有到了深秋，路边少数几棵胡杨树开始变了颜色，上层是绿色，中间是黄的，下面是红的。“很美很美。”每到这个时候，他知道，长绒棉的收购刚走过了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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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1 10: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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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1 10:42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