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文刊载于2001年3月刊的美国《空天》杂志（AIR & SPACE）上，原作者是冯•哈迪斯蒂（von Hardesty），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毫无疑问，苏联人“复制”了美国的B-29轰炸机，这两种飞机原本有可能是双胞胎。不过，苏联的图-4轰炸机真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了波音的“超级堡垒”吗？
几架编队飞行的波音B-29“超级堡垒”轰炸机
1945年6月的一天，莫斯科市民们纷纷抬头向天上望去，他们看见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飞机缓缓地倾斜机翼，降落在了伊兹梅洛沃（Izmailovo）地区——伊兹梅洛沃是位于莫斯科东北的一处限制进入的区域，是苏联海军飞行试验机构的所在地。地面上惊呆了的人群看到这架飞翔的庞然大物放下了起落架，以进行最后的进场。机翼和机身上喷绘的红星表明这位不速之客是“自己人”，尽管一些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机头侧面的英文单词“Ramp Tramp”（意为“不刮胡子的流浪汉”）。
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谢苗•赖德尔（Semyon Reidel），他是苏联海军的高级试飞员之一，外加只有两名空勤人员组成的骨干机组：副驾驶员和工程师。赖德尔飞越绿树成荫的伊兹梅洛沃郊区后，便操纵着飞机平稳地降落，从而完成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始的长途空中跋涉，他足足飞越了11个时区。
如果说，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对莫斯科市民而言，“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是作为一架神秘的飞行器而出现的，那么对于霍华德•贾雷尔（Howard R. Jarrell）上尉和他的机组乘员而言，这架飞机却是朝夕相处的老伙伴了：这便是他们在1944年7月29日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紧急降落的那架B-29“超级堡垒”，同样是在这一年，这架飞机成了被苏联人扣押的三架B-29当中的第一架。设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的波音公司工厂里的工人们可能将其登记为B-29-5-BW（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序列号为42-6256）。该机是分配给部署在中国成都的第20航空队的早期生产型“超级堡垒”当中的一架，用于对日作战，不过这架B-29永远不会再回到美国的土地上了。
“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侧视图
“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之所以飞到伊兹梅洛沃，是因为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希望将B-29用作在短短两年后大量生产的新型重型轰炸机图-4的“模板”。这种借鉴西方技术的重大科研计划如果成功，将把苏联空军打造为一支战略空军，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安定的和平中，为苏联取得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铺平道路。通过复制B-29，苏联将拥有一种洲际轰炸机，能够轰炸纽约市和美国的工业中心地带，而且苏联人开发自己原创设计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首次进入苏联领空是在一次空袭中国东北的返航途中。当时，贾雷尔上尉的机组人员遇到了电气系统问题，其机载无线电设备能收报却不能发报，这让机组人员感到不安。为此，贾雷尔上尉决定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轰炸机得到维修和加油，他和他的机组人员就可以飞回基地。像许多美国飞行员一样，他认为苏联是与德国作战的盟国，会欢迎他和他的机组人员。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自从爱德华•约克（Edward York）在1942年4月跟随杜利特尔中校空袭东京并将其B-25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来，所有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美国飞机均被扣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降落后，贾雷尔上尉再也看不到他的飞机了：他和他的机组人员与其他被扣留的飞行员被送到中亚的一座营地，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然后才通过伊朗被遣返回国。
“顶好”号B-29轰炸机，该机后来也被苏联人扣押
苏联人扣留美军B-29轰炸机的决定反映了战时斯大林的优先事项之一：维持与日本的脆弱的和平，因为莫斯科方面很难在两条战线上与轴心国交战。1944年夏天，贾雷尔上尉和他的机组人员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苏军仍在与纳粹德国进行着规模巨大的战争。斯大林担心，在太平洋战区，与美国进行的任何公开合作都将被东京方面视为军事挑衅，苏联远东地区较为薄弱的防御很容易受到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驻军的威胁。直到能够按自己的条件进行战争，即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斯大林才对日本发起了战争。
1944年和1945年间，同盟国之间开始出现深层次的分歧和利益冲突，这也是二战后期的特征之一。华盛顿方面悄悄地默许了苏联方面扣押B-29的行为，并将此事保密，没有采取一致的外交努力让苏联人交回飞机，因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莫斯科保持亲密的关系是美国的高度优先事项。美国陆军部甚至要求回国的被扣押飞行员对他们在苏联的经历保持沉默。不过，“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恰逢自战争爆发以来苏联与盟国之间首次出现摩擦的时刻。
如果说盟国方面在1944年与莫斯科的关系出现了困难，那么随着西线盟军于1945年进入纳粹德国境内，双方的关系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恰好发生在“狂暴行动”（Operation Frantic）期间，所谓“狂暴行动”是指美军轰炸机在空袭纳粹德国的领土后降落在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作战行动。这项联合作战行动引发了苏联对美国人动机的怀疑，1945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同盟国会议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苏联之间日益疏远的分歧。这样一来，将三架B-29轰炸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转交”给苏联人就成了既成事实。然而，在华盛顿，没有人能想到，这几架飞机将在两年内对苏联空中力量的转变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苏联人第一次获得关于B-29的公开信息是在1942年美国著名王牌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造访之际。里肯巴克公开谈论了这款新型轰炸机，但这只是让苏联情报部门进一步证实了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他们是通过搜集飞行手册、照片和公开的技术资料而知道这些情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埃迪•里肯巴克，曾任罗斯福总统的特别航空顾问
斯大林根据《租借法案》向美国提出了三条建议，意在使B-29成为让苏联获得重型轰炸机的一项普遍倡议的一部分。《租借法案》是美国于1941年启动的一项法案，意在向友好盟国提供物资。华盛顿拒绝了所有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要求，但对提供中型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很慷慨。苏联甚至在1943年尝试着耍了一次诡计，将B-29添加到了它想要的一长列飞机清单上，但感到自己被戏弄的租借法案官员拒绝了这一请求。
此时，苏联的空中力量已压倒纳粹德国空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战斗力的战术空中力量之一。在1944年和1945年对德国发动的全面攻势中，苏联人使用战斗机和强击机，将其组织成了庞大的空军集团军。到1945年春季，苏联空军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打击力量，拥有多达15000架作战飞机。然而，苏联完全缺乏战略能力：据估计，他们只能集中起32架堪用的四发轰炸机，即老旧过时且非常不可靠的佩-8轰炸机。因此，根据苏军轰炸机飞行员瓦西里•雷谢尼科夫（Vasiliy Reshetnikov）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苏联人将突降到他们领土上的三架B-29视为意外的收获，称其为“从天而降的礼物”。
苏联空军的战争规划人员和斯大林本人对盟军对德国的轰炸印象深刻，B-29则向人们展示了战略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现在，这架突然来到的B-29飞机为苏联人提供了第一次亲自检查最先进的美制轰炸机的机会。斯大林命令海军人民委员、苏联海军总司令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上将开始进行飞行试验，这是因为“超级堡垒”降落在了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中乌格洛瓦亚（Tsentral'naya uglovaya）航空基地里，因此在海军的管辖范围内。
“山寨”后的“超级堡垒斯基”，外观上几乎与B-29一模一样
库兹涅佐夫任命谢苗•鲍里索维奇•赖德尔（Semyon Borisovich Reidel）中校领导试飞工作。在整个1944年和1945年，作为一名飞行员兼工程师，赖德尔中校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飞行小时数——当时他的任务是将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飞机渡运到前线。赖德尔中校在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海军飞行测试项目的副主管，并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当赖德尔和他的小组研究美国技术文献时（包括学习被扣留的B-29飞机上的几本手册），他对英语的熟练掌握就显得非常有用了。
赖德尔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了解其机载设备和预期的飞行特性。他和一群技术人员使用英语词典对“超级堡垒”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重新标注了每个开关和系统。1945年1月9日，赖德尔和切尔诺夫（A. F. Chernov，坐在右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将这架飞机飞到了罗曼诺夫卡（Romanovka）附近的基地。两天后，另一位参与该项工作的试飞员马鲁诺夫（V. P. Marunov）驾机进行了短暂的飞行。在几天的时间里，这三名试飞员轮流坐在左侧的机长座位上，完善了他们操纵“超级堡垒”的技能。罗曼诺夫卡附近的基地跑道较长，地面平坦且通畅，能够有效地应付各种紧急突发情况，但试飞工作直到完成都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对B-29上采用的新技术感到惊讶的库兹涅佐夫向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报告。“超级堡垒”大量使用了轻质铝合金、增压座舱、遥控机枪、功率强大的增压发动机、“诺顿”轰炸瞄准具、雷达、电子设备和仪器，这些都代表着当时苏联工业所无法企及的先进技术。诸多报告只是加强了斯大林建立一支战略空军的决心，他下令，将“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转移到莫斯科。于是，1945年6月22日，苏联正式启动了B-4计划，即研制一架“由四台发动机推动的轰炸机”。B-4轰炸机（不久将改名为图-4）可以看作是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精确复制品。
B-29轰炸机上的中央火控系统及其连接电缆和遥控炮塔
同时，斯大林还取消了“飞机64”计划，该计划是一个新的远程轰炸机项目，于1945年1月启动，由安德烈•图波列夫担任总设计师。斯大林个人对航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首次以巨额政府补贴的形式扶持了苏联的航空工业。1940年，斯大林从上到下重组了苏联的军用航空业，并要求研制新一代战斗机和强击机。新机型的研发工作在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前夕便开始了，并且这种抢先一步的做法使苏联空军得以从当年的灾难中迅速恢复实力——要知道，当时苏联大部分的空军兵力均被摧毁。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斯大林再次动员起了已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飞机设计师、工厂负责人和空军官兵，这次的目标是打造战略航空兵。
斯大林本人很害怕飞行。实际上，他宁愿根本不出行；当他必须出行时，都是乘坐经过仔细检查的豪华轿车或专列。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给他乘坐火车出行造成了问题，因为伊朗的轨距与苏联的不同。于是，两架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C-47运输机从巴库飞抵莫斯科，以便载着斯大林飞往德黑兰。其中一架由戈洛瓦诺夫空军中将驾驶，另一架由格拉切夫（M. Grachev）中校驾驶。在与飞行员见面之后，斯大林说：“那么，谁来带我飞往德黑兰呢？也许我和格拉切夫中校一起飞行会更好，因为空军中将更多地是在办公桌上工作，而不是在驾驶舱内。”斯大林在飞行结束后握了握格拉切夫的手，紧随其后的是对格拉切夫的晋升。
我们对图-4轰炸机的了解主要基于已故的列昂尼德•科波尔（Leonid Kerber）的著作，我（译者注：指原文作者冯•哈迪斯蒂）在1991年首次采访了他。科波尔专门研究无线电和导航仪器，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在图波列夫身边工作。科波尔撰写了关于图-4轰炸机项目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他的上级图波列夫的非官方传记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书名为《图波列夫的监狱工作室》（Tupolev’s Prison Workshop），该书属于“斯大林的航空古拉格”系列，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社于1996年重印。
图波列夫设计局的创始人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
科波尔对图波列夫职业生涯的描述包括对B-4计划的坦率回忆：图波列夫最初认为复制B-29的努力是在蛮干，他更有信心的是，他自己的“飞机64”计划在航程和有效载荷等关键指标上有超过B-29的更大潜力，并且他的这种自负抵制了对某些外国设计的盲目照搬。图波列夫想把西方的最新技术融合到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将代表苏式航空设计体系日趋成熟的技术优势。就这一关键问题而言，尽管新型B-4轰炸机最终以图波列夫的名字命名，但图波列夫并未取得胜利。
斯大林要求，这架新型轰炸机应当是B-29的精确复制品，因为他明智地理解这一点：即使作出一次让步也会导致一系列的修改，并且任何与这一点不符的要求都会拖慢复制B-29轰炸机的过程。图波列夫希望保持一种“正式遵守斯大林的命令”的姿态，但他决定不严格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接受任务。在图-4计划启动的第一年里，图波列夫可以说是在斯大林的要求和实际让步之间走钢丝。
图波列夫选择的不是“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而是“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General Arnold Special，序列号42-6365）进行拆解。这项工作是在莫斯科传奇般的中央机场进行的，该机场有当时全苏唯一一个能够容纳B-29轰炸机的机库。第三架B-29“顶好”号（Ding How，序列号42-6358）被停飞，作为复制时的参考。只有“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会继续飞行，图波列夫将该机送到了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苏联空军飞行测试中心。
在莫斯科伊兹梅洛沃机场的“顶好”号B-29轰炸机
“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于1945年7月1日被转交给苏联空军，并应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空军中将的命令，被分配给了驻奥尔沙（Orsha）的精锐部队：轰炸航空兵第890团。这支特殊的部队拥有在美制飞机上飞行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其机队包括19架B-25、12架B-17（F型和G型）和1架B-24，该团的许多飞机都绘有颇具美国风格的“机鼻艺术”。于是，好几架飞机的机鼻被重新涂满了油漆，尽管一位曾在890团飞过B-17F的苏联飞行员伊科尼科夫（I. Ikonnikov）还记得，曾经有一幅机鼻艺术作品描绘的是“带着一枚炸弹的兔子”的形象，该形象毫无争议地打动了政委，并幸存了下来。在奥尔沙，“不刮胡子的流浪汉”这一绰号（Ramp Tramp）曾使许多苏联飞行员和工程师感到困惑，即使是那些熟悉英语的人也是如此。向他们提供的一个粗略翻译是“胡子拉碴的流浪汉”，但该绰号仍然使苏联飞行员感到困惑。
1945年夏季晚些时候，两位著名的苏联试飞员马克•加莱（Mark Gallai）和伊申科（N. A. Ischenko）驾驶着“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进行了一系列示范飞行。加莱和另一位飞行员尼古拉•雷比科（Nikolai S. Rybko）享有极高的声望，属于精英团体苏联试飞员“兄弟会”。加莱来自一个犹太家庭，在苏联体制下，这对他的职业发展构成了挑战，但加莱作为飞行员的出色技能和引人入胜的性格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加莱飞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最重要的一些飞机：他驾机进行了苏联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米格-9的首飞，并参加了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的验收计划。加莱总共驾驶过200多种飞机，他甚至还驾驶过纳粹德国空军危险的Me 163截击机。
加莱在莫斯科以东约32千米处的茹科夫斯基苏联空军飞行试验场进行了这些示范飞行，苏联专家们还对莱特R-3350发动机进行了仔细检查。后来，他们用什韦佐夫发动机设计局的ASh-73TK发动机改装了“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这种发动机可视为苏联对采用早期设计的莱特发动机的克隆版本，苏联方面已获得生产这种发动机的许可，并有可用的零部件。
ASh-73TK发动机
图波列夫对“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的首次考查是在1945年7月10日的晚上进行的，这标志着B-4项目的正式开始。在考查的过程中，身材较胖的图波列夫被卡在了轰炸机前、后增压座舱之间的通道中。后来他开玩笑说，美国人显然没有给他们的飞行员提供足够的伙食。紧接着，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制造飞机的技工专家队伍也接踵而至，纷纷爬进了“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的机舱中。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系统的，苏联人测量了每个零部件的尺寸并拍照存档，以便进行复制。技术人员小心地拆下机载设备和控制装置，并标记好液压管路和接线的位置。每个零件和子部件均进行了编号、标注和记录，然后将各个零件分发给相应的设计小组进行复制。
被拆解的“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
在此过程中，科波尔在轰炸机的座椅旁边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应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波音工厂工人们的要求，这架B-29被命名为‘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这块牌匾是为了纪念阿诺德将军于1942年对威奇塔工厂的一次视察。科波尔最终将这块牌匾赠给了一位同事鲍里斯•索克（Boris Saukke）的儿子，而索克家族仍然保留着当年迫降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架B-29轰炸机中硕果仅存的这件遗物。
被拆解的“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上的垂尾
作为管理人员，图波列夫希望获得斯大林的认可，因为这将使他有独特的进入苏联航空工业界的机会。图波列夫重新获得斯大林的青睐也表明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亚历山大•雅克福列夫以及在战争年代与苏联战术航空工业发展有关的人的式微。不过，图波列夫发现自己此时仍然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他知道，成功将巩固他的地位，甚至可能让他在战后的航空领域获得广泛的机遇 。
事实证明，图波列夫获得了成功，图-4轰炸机也使苏联远程航空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具备了战略轰炸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图波列夫作为管理者的技巧将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在对“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进行飞行测试时，他为图-4项目招募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团队，任命迪米特里•马尔科夫（Dmitry S. Markov）为首席代表。马尔科夫是图波列夫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他拥有广泛的技术专长，并以自己的设计能力赢得了声誉。马尔科夫曾与图波列夫一起在监狱设计局中任职，对美国飞机技术有第一手的了解，并曾参与过对一架“伏尔梯”（Vultee）飞机的改装工作。马尔科夫后来因为另一个高优先级的冷战设计项目而在西方闻名，该项目就是图-22M3“逆火”超音速轰炸机。
图波列夫有时候比较豪放，或者说有点“粗野”，而马尔科夫则比较绅士。马尔科夫在图-4项目中始终保持着低调，但他也是一位亲自动手的管理人员，可以激励所有的人按时完成高强度的任务。在通过用消费品和住房奖励工人的技巧来推进工作的过程中，马尔科夫在鼓励手段和影响力方面与他的领导图波列夫不相上下。马尔科夫赢得了参加图-4项目的所有人的持久忠诚，并在战后时代脱颖而出，成为了苏联航空工业中备受尊敬的人物。
图波列夫在建立组织机构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需要召集约64家设计局以及900多家工厂、研究机构和技术单位，以保持一切工作运转正常，并确保质量控制。根据协定，马尔科夫负责处理图-4项目的日常工作，图波列夫的工作重点则是动员早已厌倦了战争的航空工业人员、空军官兵、党的官员和主要政府部门。
在与德国的四年战争中，苏联航空工业满足了斯大林对大批量生产飞机的非凡需求。现在，则要求它掌握复杂的飞机系统，并负责10万多个零件的复制工作，每个零件都必须满足重量要求并准时交付。
位于古比雪夫的一座苏联飞机厂，正在生产伊尔-2强击机
图波列夫构思了一套巧妙的规划体系来委派责任。首先，他寻求了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的帮助，以解决协调问题。图波列夫不希望零件提供方直接向他报告。让政府部门的实权人物订购零件使他拥有了两全其美的优势：零件订购的背后有国家的全部权力支持，再加上每个零件提供方直接向米高扬报告，并满足他自己的质量控制要求。
为了实施该计划，他要求米高扬任命每个部委的一名人员负责零件的及时交付工作。每个项目的负责人都必须向贝利亚解释任何错过的截止日期或做工较差的问题。米高扬迅速同意了图波列夫的意见，并任命较高级别的官员（通常是副部长）承担责任。后来，谢尔盖•科罗廖夫在苏联的航天计划中也套用了相同的模式。
图波列夫在操纵政治的同时，也从未放弃对该项目关键方面的控制：他保留了日程表，并且擅长解决问题。列昂尼德•科波尔回忆起了图波列夫预判哪里出问题的超常能力，每当出现问题时，图波列夫都会直接进行干预。图波列夫还聘请了才华横溢的斯科莱扬斯基（I. M. Sklyanskiy）担任协调员。这一人选被证明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在图波列夫那些紧张的同事们看来有些“危险”。斯科莱扬斯基是位工程师，他精力充沛，专注于细节，并且拥有敏锐的记忆力，没有其他人比他更适合监督时间进度表了。这张时间进度表贴满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无线电大街图波列夫设计局中一堵专门用于展览的墙。作为协调员，斯科莱扬斯基为订购的每个零件填写了四张卡片：一张给图波列夫，一张给航空部，另一张给协作部门，最后一张给现场的实际制造单位。
美国B-29轰炸机的分解图，显示了其若干主要结构。其中，机头部分和发动机整流罩由克莱斯勒公司制造，垂尾、平尾、各控制翼面和包含弹舱在内的机身部分由固特异公司制造，后机身和主翼外段由哈德逊公司制造，主翼中央部分由马丁•奥马哈公司制造，发动机舱由费舍尔•伯德公司制造，发动机由道奇公司制造，螺旋桨由弗瑞吉戴尔公司制造。对苏联人而言，“复制”这样一架飞机同样需要众多工厂和科研机构的通力协作
当图-4轰炸机的第一批零件和备件被送达并接受检查时，图波列夫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展览，以实物的方式显示进度，并指出哪些已经达到了最后期限和仍要实现的里程碑，外加负责的管理人员的名字。为了把每个主要零件或子零件完全展示出来，足足占用了他的设计局两层楼的空间。通过电话，图波列夫与负责生产相关零件的工厂保持着联系，后者可以向他报告最新的进度。展览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向来访的官员展示该项目，并能让图波列夫觉察出任何潜在的故障。
新轰炸机所需的文件量非常庞大。逆向复制工程要求对约10.5万个零件进行分析和拍照。图波列夫的团队共绘制了约4万张详细的图纸，这由1000多名制图员完成。严格的质量标准 使整个设计局筋疲力尽。在该项目的最关键阶段，有时每个月只允许工作人员休息一天。
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美国制造商使用的英制单位和苏联使用的公制单位之间的差异。在研制工作之初，图波列夫就决定不将美国的英制单位转换为公制，因为这将非常耗时。铝板的制造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反映：B-29上铝质蒙皮的标准厚度为1/16英寸（1.5875毫米），苏联工厂当时还难以精确制造出这种尺度的金属薄板。于是，图波列夫选择将图-4轰炸机的蒙皮厚度改为在0.8毫米至1.8毫米之间变化，这实际上在某些部位增强了飞机的结构强度。尽管进行了此类更改，但图-4的重量却仅比B-29重了1%，这是因为在电气线路、液压压力和油耗方面作出的其他折衷也同样重要。
制造中的B-29轰炸机的后机身零件，该机相当一部分金属薄板的加工工艺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苏联工业水平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尽管图波列夫仍然关注飞机某些外部结构的研发工作，以表明他严格遵守了斯大林下达的“精确复制”的命令（包括机身上的一处检修口盖，并且图-4轰炸机精确地“复制”了B-29的内部油漆方案），但在一些更重要、也更不引人注目的零部件上，图波列夫还是经常选择“走自己的路”。斯大林默许使用公制单位是一个重大让步，在发动机、雷达和军械方面也做出了其他让步。列昂尼德•科波尔在其书中将图-4轰炸机恰当地描述为是“模仿”，或者说得更形象一点是对B-29的“传真”。如果这架飞机有遗传密码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显性基因是波音的，而隐性基因是图波列夫的。
在所有的让步中，为新型图-4轰炸机选择发动机是至关重要的。苏联的发动机设计师阿卡迪亚•什韦佐夫（Arkadiy Shvetsov）从图波列夫那里得知，他不必复制B-29功率强大的2200马力莱特R-3350发动机。相反，图波列夫批准了什韦佐夫的要求，将为图-4装配一种新发动机，该发动机为之前设计的M-71发动机的一种改进型，也可以视为莱特发动机的一种“克隆型号”。最终的ASh-73TK发动机将拥有2300马力的动力，不过，至少在最初的生产中，什韦佐夫的设计被证明尚不足以赶上莱特R-3350的性能。发动机过热和螺旋桨频繁发生故障是一直存在的问题。饶是如此，ASh-73TK在设计上是可靠的，随后的改进消除了问题。
苏联人在某些复制工作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B-29轰炸机上较为复杂的装置之一就是中央火控系统，这是一套计算机化的遥控射击系统，水泡状有机玻璃座舱内只有瞄准设备、控制装置和炮手，他们通过电缆连接着安装有航空机枪的遥控射击炮塔。该系统集成了复杂的电路和开关，对B-29上的任何一位炮手而言，只要他可以正确地瞄准，那么他就能控制任何一座炮塔开火。托罗波夫（I. I. Toropov）在仿制此系统上投入了大量的才华和精力。他的成功使图波列夫大为惊讶，并令西方的观察家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原本认为这种先进的系统超出了苏联人的能力范围。
同样重要的，是决定用苏联的NS-23航炮取代B-29上的12.7毫米口径机枪，这是斯大林批准的另一项让步。图波列夫还希望，为图-4轰炸机配备一个比以往苏联制造的所有飞机的弹舱都要大的弹舱。起落架的收放系统也存在不小的问题，而且苏联的航空工业当时无法生产用于B-29起落架的超大轮胎。面对复制B-29的超大轮胎和复杂设备的任务，苏联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派特工到西方国家，在战争剩余物资市场上购买这些东西。
图-4轰炸机上，所有的炮塔都用23毫米口径航炮取代了美式设计中的12.7毫米口径机枪
在西方，关于苏联人如何研制图-4轰炸机的传闻有很多。这些流传了几十年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B-29轰炸机是被严格、甚至是以一些荒唐的方式被复制的。这些传闻向人们暗示，图波列夫和他的团队盲目地复制了波音设计的各个方面。如前文所述，图波列夫确实批准了对诸如机身口盖之类的细节的精确复制，以及精确保留了“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上采用的内部喷漆方案的色调。还有传言称，就连机翼上的破损也都被仔细地复制了，这些传闻无疑夸大了真实的情况。
图波列夫还必须与苏联航空工业中一些“官僚主义”的习惯做法作斗争。几十年来，苏联设计师设计出了一大批出色的飞机或原型机，但一大问题是，这些飞机在进行批量生产时往往无法达到设计标准。苏联的航空工厂在飞机的批量生产中难以维持质量控制，飞机越复杂，结果越令人失望。在战争年代，大量生产设计简单的军用飞机是较为容易的，例如，苏联在二战中生产了3.3万多架伊柳辛设计局设计的伊尔-2“斯图莫维克”强击机，该机以其坚固耐用和简单的机载设备而著称。这样的飞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大批非熟练工来制造。相反，生产图-4轰炸机则要求与数十年的工业实践积淀相对应的精密工业生产水平。然而，苏联人在工业方面取得了西方人所没有料到的进步，他们成功了：该项目启动不到两年，第一批图-4轰炸机就按计划于1947年下线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工厂也被动员了起来。
图波列夫挑选了三名杰出的试飞员——尼古拉•雷比科、马克•加莱和瓦西里琴科（A. G. Vasil'chenko）进行第一架下线的图-4轰炸机的首飞工作。最终，雷比科获准（作为主驾驶）驾机执行首飞计划，定于1947年5月进行飞行。保卫工作很严密，但是等相关消息传出后，工人们就涌向了工厂附近飞机跑道的边缘。在研制图-4轰炸机的过程中，工人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不想错过亲眼目睹第一次飞行的机会。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道路和工厂机场的外部，一眼就能看到飞机。当雷比科驾驶这架崭新的图-4升空时，工人们当中爆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
工厂试飞期间的第一架图-4轰炸机
科波尔还说，后来马克•加莱曾驾驶着一架崭新的图-4从喀山飞往莫斯科，而他（科波尔）曾作为乘客搭乘过这架“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增压机舱内充满了热空气，没人能使空调正常工作。科波尔还记得取消了地面上的欢迎接待会时的尴尬，因为机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浸透了汗水，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索契海滩上走出来的一样”。
图-4轰炸机在1947年8月举行的“航空节”上首次公开亮相，举办地点是在莫斯科的图西诺机场。包括西方各大国在内的外国观察员（特别是他们的军事人员）都受到了邀请。先是三架图-4轰炸机，紧接着是一架图-70客机从600英尺（约183米）的高度飞过。其中一架图-4轰炸机是由戈洛瓦诺夫空军中将亲自驾驶的。当西方观察员们数出三架轰炸机时，他们以为苏联人正在驾驶的是“消失”已久、在战争期间被苏联方面扣押的B-29轰炸机。但是，图-70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苏联人正在飞的是他们“克隆”的B-29。这个精心策划的活动顿时成了西方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为了让这四架飞机升空，苏联方面有多么地捉襟见肘：图-70客机装有从拆解后的“特别的阿诺德将军”号那里获得的同类零件，这样才使其具备了适航性。
图-70客机原型机
图-4轰炸机的作战部署导致了一系列故障或者说近乎灾难的发生，原因是飞机遇到了诸如发动机过热等初期问题，这些故障也是美国人在使用第一代B-29时得到的经验。苏联工程师还对许多其他问题感到担忧，如螺旋桨失控、除冰系统故障以及起落架长期故障等。
拉斐尔•卡普雷扬（Rafael I. Kapreylan）是首批驾驶这款新型轰炸机的人之一，在一次飞行中，他的起落架无法完全放下，但他最终设法成功地放下了右侧的主起落架，从而挽救了自己、机组人员和飞机。试飞员瓦西里琴科在飞行中曾发生过发动机起火的险情，由于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因此他命令机组人员跳伞。在11名机组人员中的9名跳出机舱后，大火熄灭了，他得以安全地驾驶轰炸机降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相继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该项目的初期，图-4轰炸机总是让人缺乏信心。
图-4轰炸机在1948年和1949年真正具备了作战能力，其生产工作也进入了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到1950年，苏联远程航空兵已经部署了9个图-4轰炸机团，每个团装备32架轰炸机。北约给图-4起的绰号为“公牛”（Bull）。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了一批图-4A轰炸机，此举使中国首次获得了可靠的轰炸机力量。苏联还在其远东地区部署了大约32架图-4轰炸机，以执行侦察任务。在朝鲜战争期间，苏军图-4轰炸机的数量急剧增加，最近发现的档案显示，苏军装备的“公牛”数量高达845架。
1949年8月29日，苏联人在一座铁塔上引爆了他们的首个核装置。随着苏联核炸弹的不断完善，斯大林批准进行一些优先级较高的实验，即将图-4轰炸机改装为能投掷原子弹的空中载机。1951年10月18日，一架图-4轰炸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投下了一枚原子弹；不过，直到1955年11月，一架图-16轰炸机才投下苏联的第一枚氢弹。对于北约观察员来说，这些事件证实了苏联战略航空力量的提升。
苏联纪录片中的RDS-1原子弹与图-4A轰炸机
西方国家对此作出的反应也日益强烈。图-4轰炸机从未拥有过能够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航程——该机只有在单程飞行时才可以威胁到芝加哥或纽约市。饶是如此，图-4轰炸机及其喷气式后继型号的存在迫使美国打造了一系列防空系统，包括“奈基”地对空导弹和20世纪50年代研发的“天扫”（Skysweep）雷达指引高射炮。
苏联人还试验了将图-4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并在1952年10月完善了探头-锥套式空中加油系统。在此之前，苏联人还尝试过多种其他系统。最终，探头-锥套式空中加油系统被用于为米格-15战斗机加油，此举旨在努力扩大苏联空军的打击范围。随着喷气机时代的到来，苏联人意识到图-4已经过时了，朝鲜战争中美国B-29轰炸机的战损进一步坚定了苏联人的这种看法。
图-4轰炸机与米格-15比斯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
苏联方面曾威胁要对图-4轰炸机进行战斗部署，不过这只发生在冷战早期的20世纪50年代，而且相关细节尚不清楚。
“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飞行了将近十年，并堪称是冷战初期苏联战略空军的“鼻祖”，因此该机很快在苏军轰炸机机组成员中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许多曾参加过图-4项目初期工作的苏联轰炸机飞行员都对这一点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的飞行记录中包含了在这架从威奇塔工厂下线的“超级堡垒”上的飞行小时数。更有甚者，“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还曾被短时间地用作苏联X系列飞机（火箭动力的“飞机346”）的空中载机。1947年5月，前德国试飞员沃尔夫冈•齐泽斯（Wolfgang Ziese）坐在“飞机346”的座舱中升空了，当时“飞机346”就挂载在这架轰炸机的右侧机翼下。在高空，“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释放了“飞机346”，后者当时达到的速度估计为0.93马赫，这是当时苏联人为突破音障而付出的最不懈的努力。
“飞机346”火箭动力测试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对什韦佐夫发动机进行了诸多改装并进行了许多升级，但“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护了。到1954年，苏军的图-4机队逐渐被退役拆解，美国的B-29轰炸机差不多也在同一时期停飞报废。今天，在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航空博物馆里，一架形单影只的图-4轰炸机矗立在外面，它唯一的作用是提醒人们那段充满激荡的岁月。
斯大林复制B-29的决定让苏联获得了临时可用的远程轰炸机，即使该机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洲际战略武器。图-4轰炸机使苏联人可以在冷战前线可靠地投射力量，而这一切发生在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以及核武器的出现给苏联的国家生存带来严重威胁之际。
这些事件还有第二层意义，不过许多西方人对此不太了解。图-4项目已成为苏联航空工业实现快速现代化的一条捷径，并传达出了斯大林更宏大的目标：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甚至与西方保持军事均势。在图-4项目中，斯大林证明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一条真理：个人的无情并不一定会消除灵活性或为了生存下去而寻求某些能力。尽管斯大林的直觉并不总是十全十美的，但他无疑具有非凡的战略意识，包括对正确的飞机的关注，这决定了他的所有政策。
斯大林为了适应战后的环境而重组了苏联的航空工业，并迫使后者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诚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苏联人在技术上的劣势仍然存在，但他们已经为建立更先进的航空工业奠定了基础。
博物馆中的图-4轰炸机
图-4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图波列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是位罕见的、融设计和管理方面的才能于一身的人才。图波列夫对图-4项目的领导表明，苏联相对落后的航空工业可以改头换面，制造出与西方同等水平的现代化飞机。正如今天的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所承认的那样，图波列夫在图-4项目上的成功为谢尔盖•科罗廖夫随后开展的导弹和火箭科研项目提供了榜样和灵感。可以说，“不刮胡子的流浪汉”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苏联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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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3 06: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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