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演讲时遭遇枪击，不治身亡，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当我们回顾历史，重新审视日本近代以来波谲云诡的政坛形式，会发现刺杀重要政治人物这一极端行为，在日本政治传统中其实并不罕见，甚至显露出异常的高发状态。这种基于历史恩怨、文化传统而孕育出的复仇行为，深刻地塑造了日本的政治环境，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未来的选择。
自倒幕运动时起，维新志士们就相当青睐暗杀这种对抗形式，它不仅能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也能在精神上给予对方极大震撼。维新派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还专门起草了“暗杀策”，用于指导此方针。本质上来说，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虽然没起到太大作用，却成为后来暗杀行为愈演愈烈的开端。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新的思想与政治势力不断冲击着原有的封建秩序，各政治派系间的角逐越来越激烈，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士族、落魄的武士阶级、以及对幕府仍怀有幻想的人看到机会，开始变得蠢蠢欲动。暗杀行为也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就连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都在上班路上被民权派志士所杀，其他的政府官员遇刺案件更是数不胜数。刀和枪，成为这些旧时代的余党面临新时代时唯一可以倚仗的东西，但他们也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大势。
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使日本的国力迅速飞涨，甚至具备了与列强平起平坐的能力。但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掩盖原有的社会矛盾，反倒由于绝大多数利益为财阀所侵夺，工人与农民阶级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恶劣，问题也就变得更为突出。在这种无可调和的矛盾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走向。一种是将矛盾引向外部，积极鼓吹对外扩张，以掠夺的方式补充工业化所急需的原料与资金，等于是上层人吃肉、底层人喝汤，为缓一时之急而已。而另一种思潮则借鉴了无政府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减轻人民负担，帮助底层人民互帮互助，从而实现建立理想社会的目标。
两种思潮在当时的社会都有很多拥趸，其中一些人就试图以暗杀的形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1889年，主张强硬外交的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就用炸弹炸伤了当时的外相大隈重信。而1910年，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行刺天皇，中途事泄被捕。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借这一机会把脏水泼给社会主义组织，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社会主义者，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被捕，其中12人被判死刑。引发了著名的“大逆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前日本政治格局。
进入大正时代之后，由于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期，类似的暗杀活动频率有所减少，但绝非销声匿迹。1921年11月4日，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中冈艮一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火车站门口用匕首捅死了时称“平民首相”的原敬。1922年1月，著名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试图组织起一支暗杀团在镰仓刺杀元老山县有朋，虽然行动并未成功，却迫使山县有朋辞职而去。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坛虽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之下早已是暗流汹涌。各路政治派别的矛盾趋于激化，在这一过程中，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日本开始向着军国主义的方向疾驰狂奔。
正是有着日本国内如此广泛的舆论基础，一批少壮派军官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死东北军统帅张作霖，进而武力侵夺整个中国东北。这一切造就的最终结果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在此之后，军人的气焰愈加嚣张，他们试图更进一步，全面清除日本政坛的所谓“保守势力”，以实现彻底的法西斯主义专政。
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壮派军官突然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及各处重要设施，首相犬养毅被杀。而这些激进分子只为泄一时之愤，根本没什么长远规划，最后只得自首。而对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军部不仅不予斥责，反倒大加袒护，鼓动舆论将其包装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为接下来海军大将斋藤实成立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埋下伏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更为著名，主张天皇掌管军部的皇道派，向主张军部凌驾于天皇之上的统制派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在2月26日夜，大批皇道派少壮军官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闯入当权的统制派官员府邸，杀害多名政府要员。但天皇严厉驳斥了这种形同叛乱的举动，所以这场兵变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为首的主犯均遭到严厉镇压，在民众的一片哀挽声中被判死刑。但讽刺的是，皇道派与统制派实属一丘之貉，皇道派被瓦解后，统制派继续实行法西斯主义专政和军部独裁，反倒实现了皇道派未曾达成的目标。自此之后，日本从上到下全面右转，武力扩张、夺取生存空间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
暗杀——这种明显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能得到官方到民间的一致默许，无疑是有着十分深厚的民意基础的，无论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法西斯组织血盟团，还是青年少壮派军官组成的一夕会、樱会，都能够说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全国上下的泛滥。他们将武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必然会导致杀戮的无限循环。
而另一方面，暗杀的兴起恰恰是政党政治缺失的原因与结果。在大正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背后，是日本左翼运动兴起，民众期盼建立完善政党政治的反映。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议会本应成为各方政治派别相互沟通的平台，而暗杀活动的广泛开展却扼杀了民主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可能，助推了极端思想的上位。同时，民粹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是暗杀活动活跃的土壤，各种极端组织与暗杀团打着“天诛”的旗号，自以为正义地夺取敌对派系人物的生命，将杀人视作一种正当化的手段也同样是价值观扭曲的产物。这与日本民族心理当中的武士道精神息息相关，也与他们在二战中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暴行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自近世以来，日本在一部分右翼政客的推动下，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在这背后是一片片血雨腥风，暗杀与密谋成为这段时期日本政治的主旋律，刀剑与枪炮成为解决政治纷争最有效的利器。这绝非是单个人的一时兴起或蓄意而为，而是长期以来日本政坛形成的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在很多时候，暗杀者不仅仅不会受到舆论的攻讦，还会成为民众追捧的英雄。这病态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延续，及至今日仍然有着恶劣的影响。
暗杀的后遗症一直持续到战后，乃至今日。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因为被老右翼分子荒牧退助行刺受伤，而不得不辞职下台。安倍今日遭遇到同样的事件，行刺者山上彻也在被捕后声称：“对前首相安倍不满，就是为了想杀他。”如此简单粗暴的逻辑，无论背后还有着怎样纷繁复杂的原因，都足以印证日本政坛的运行逻辑距离实现真正的正常化仍有很远距离。
参考文献
渠长根：《“谋杀是菩萨行为”——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谋杀现象》《南都学坛》 2003年第1期。
吴敏文：《“下克上”现象与日本军国主义》，《书屋》2019年第8期。
金卫星：《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昕冉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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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8 08: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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