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分！又一部大尺度“禁片”，好怕它下架…

源济

9.3分！又一部大尺度“禁片”，好怕它下架…

Original 写字的乌鸦 乌鸦电影  2022-10-04 23:01 Posted on 广东

在日本的熊本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

这里是日本最重要的海鲜产地之一，附近居住的4万多居民靠海吃海，过着安稳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初，一系列怪事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先是海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海鲜大幅减产，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接着，有渔民发现自家的猫出现了异样，不仅走路东倒西歪，还四肢抽搐，狂躁不安。

一开始，渔民并未多虑，甚至还觉得猫的行为有点好笑，可渐渐地，附近有越来越多猫出现反常现象。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猫会非常痛苦地狂奔向大海自杀，经常有猫的尸体被冲上海滩。

仅在1953年，就有超过5万只猫投海自杀。

没过多久，渔民家的狗和猪也陆续“发狂”了，许多海鸟飞到不知火海上空时，也会莫名其妙地坠入海中。

一切像是受到了邪灵诅咒，人们开始惶恐不安。

1956年4月21日，家住入江村的5岁女孩田中静子，得了一种怪病，她面部痴呆、手足变形、口齿不清、情绪狂躁不安。

送医诊治当天，静子不足3岁的妹妹也出现了类似症状。

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竟然无法得出结果。

静子的病情急速恶化，入院不到一个月，她双目失明、全身痉挛、呼吸困难，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经过走访调查，医生有了惊人发现：静子家附近20户人家的小孩，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类似症状。

因为迟迟查不出病因，当地的地名成了这种疾病的名称，它就是震惊世人的“水俣（yǔ）病”。

水俣病爆发后，当地不复往日生机，连一只健康的猫都找不到，渔民们认为它是致命的传染病，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行人也避而远之。

甚至，连车辆经过水俣时，都不敢打开窗子。

水俣病因何而起？该怎么治疗？治不治得好？

面对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疾病，研究人员无从下手。

他们注意到，最初发病的几人，都是海湾深处傍水而居的渔民，特别是首例病患田中静子，她家就建在滩头，涨潮时能在自家窗户钓鱼。

难道，跟海水有关？

带着这个猜想，研究组对海湾环境进行了深入调查。

结果不出所料：海水样本里的重金属物质超标。

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人员推翻了水俣病是传染病的说法，它并非病毒或细菌所致，患病人群也没有年龄和性别限制，并且发病的大都是沿岸的渔民。

某次复查过程中，一位住在海湾深处的60多岁老渔民不经意间抱怨了几句，竟让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

他说：在海边建化工厂，人能不得病吗？我打了一辈子渔，海里的变化我最清楚，海水脏了，鱼都死了，人能不得病吗？

对啊！水俣湾坐落着当时全日本最大的氮肥工厂，莫非这怪病与它有关？

这家工厂建于1925年，是熊本县的支柱企业，提供了当地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

而站在它背后的，是日本大财团——智索集团。

据说，智索的首任总裁和裕仁皇室是亲戚关系，可谓是雄踞政商两界，风光无限。

研究人员对氮肥厂排放的废水进行了大量且复杂的实验，而政府全程未给予任何资金支持，高额花费全部由有限的委员会经费和个人承担。

研究结果一出，激起千层大浪：重金属是致病因子。

面对患者家属的游行索赔，氮肥厂不仅狡辩，声称他们排放的废水是安全无患的，全国、全世界还有很多类似工厂，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还迅速封锁相关消息，派人暗中恐吓家属，阻挠示威集会。

市政府提出加装净化装置的要求，也被氮肥厂以经费不足为理由，给拒绝了。

那么，当年他们的销售额是多少呢？

120亿日元，按当下汇率算都接近6亿元人民币…

1959年3月，英国神经学专家走访当地时，发现水俣病患者的症状（运动失调、听力障碍、视野狭窄等）与英国报告的有机水银中毒很相似。

一语惊醒梦中人。

研究人员立即对水俣湾的水银分布情况做了调查，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鱼类体内的水银含量比日本法定数值高出80到100倍。

水俣病的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

此时，距离氮肥厂使用含汞催化剂，已过去了23年。

难以想象，多年来，水俣湾的渔民日复一日食用着毒海鲜，体内的汞一步步争夺着身体控制权。

经过多年研究，一个完整的致病链呈现在大家眼前…

为压缩成本，氮肥厂选用了廉价的含汞催化剂，而这些汞随着工业废水排进大海，微生物将原本毒性不强的汞转化为剧毒甲基汞。

甲基汞进入生物体内后，会顺着食物链传递，富集在更高等级的动物体内（与“大鱼吃小鱼”相似）。

当人们食用“毒鱼”，高浓度的甲基汞就会在人体内不断积累，损害神经细胞和小脑，攻击知觉系统。

含有剧毒的海鲜销不出去，当地渔业遭受了灭顶之灾，渔民没了收入，生活很快陷入贫穷。

与此同时，生活窘迫的渔民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继续食用毒海鲜，继续慢性自杀。

而政府和氮肥厂，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任凭水俣病患者数量不断上涨，终日在痛苦中哀嚎。

有数据显示，10年间新增了数万名水俣病患者。

因为氮肥厂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很多人在里面工作，所以氮肥厂丑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饭碗，这就导致人们的观点起了矛盾冲突。

慢慢的，就算是邻里之间，也断绝了往来。

几年后，16例胎生水俣病患者被官方发现，也就是说，患有水俣病的孕妇可将体内的甲基汞遗传给腹中胎儿。

世人对于这种恶疾的认知，再次被刷新…

1971年，水俣病爆发15年后，美国新闻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前往日本，拍摄水俣病。

尤金·史密斯

当时，53岁的尤金早已声名在外，其拍摄的二战太平洋战场的照片轰动一时。

氮肥厂忌惮于尤金的国际影响力，于是频频对他施压，不仅使出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还把他打得左眼近乎失明。

即便如此，尤金还是用三年多时间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水俣病的真实惨况。

空洞狰狞的面孔、萎缩扭曲的肢体、痛苦无助的哀嚎…

这些黑白影像无声却有力，控诉着氮肥厂犯下的罪孽，深深震惊了全球。

氮肥厂对一切斥责充耳不闻，反而在知道水俣病的真相后，扩大了生产规模。

面对资本和公权的双重高压，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的水俣病患者，多年以来从未停止过问责与维权。

直到1977年，政府才发布了水俣病患者的认定标准。

患者们本以为看到了希望，最起码救济金能暂时减轻看病负担，可没想到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几乎没有人能获得认定。

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参与诉讼的患者都难以忍受高昂的花费和繁琐的程序，极为无奈地接受了庭外和解。

而每人获得的医疗补助只有260万日元（折算当下汇率不到13万元人民币）。

即使他们知道，所谓的“援助”，不过是政府为了最快、最低成本解决水俣病问题而抛出的诱惑。

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对平民老百姓来说，很多时候生存比正义更重要。

拍摄于1972年的《智子入浴》

电影对《智子入浴》拍摄场景的重现

不过，也必然有人拒绝政治和解，选择抗争到底。

水俣病是无法治愈的，260万日元的“援助”只能解燃眉之急，长远来看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改变。

更何况，如果不为正义而战，不只是良心不安，还会对其他同类型的案件造成不好影响。

与权力资本对峙，注定是场充满险恶的持久战…

一位叫川上的90岁老人，和妻子两人整整花费38年时间，总花费超过1000万日元，才打赢了官司，拿到了认定书。

仅仅为了一张薄薄的纸，为了几行不痛不痒的字，他们就不得不倾尽所有。

“已经38年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当川上拿到认定书时，他的内心没有太大波澜，赢得官司根本不算是一种胜利，氮肥厂并不会给予赔偿。

所谓的“官方认定”，对川上这样的行将就木之人来说，其实无关痛痒，除了捍卫心中的正义，川上更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带给其他人勇气。

还有一位老人，60年间不断在不同的地方上诉，但一直四处碰壁，输给政客的布局。

明明是受害者，却要不断请求，不断经历失败，他深感无力。

不过，尽管头发花白，牙齿掉得不剩几颗，只要一谈起诉讼，他的双眼还是燃烧着斗志。

他说：如果不作斗争，我们的人生该会是怎样糟糕的景象啊…

当年穿着朝圣装、摇着诅咒旗、抱着亲人遗像，大闹氮肥厂股东会的那批人，如今只剩下9名原告还在继续战斗。

聚焦水俣病的影视作品不多，比较经典的大都是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的作品，但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很难看到。

导演原一男历时15年，用镜头记录下水俣病患者的艰辛诉讼路，创作出时长6小时的纪录片《水俣曼荼罗》，豆瓣评分高达9.3，光是剪辑就花了3年。

在进行某次水下拍摄时，原一男遭遇意外，竟导致右耳失聪。

原一男

我们能从片中看到真实的庭审现场、傲慢冷漠的政府官员、孜孜以求的医学专家、大量水俣病人的采访。

《曼荼罗》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已远超影视作品本身。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官方与患者对话时的态度。

在关西诉讼的庭审上，1977年的水俣病认定标准受到了批评，患者们要求环境部做出道歉。

以环境部部长为首的政府官员，却面不改色，滴水不漏，坚称为庭审结果感到抱歉，而刻意避开了对水俣病患者的悲惨遭遇致歉。

50分钟一到，部长便起身离开了会场…

在场的患者，历尽千辛万苦才走到这一步，他们有的背井离乡；有的散尽家财；有的为了判决强撑着一口气；有的扭曲着身体，连一句简单的囫囵话都说不出口。

公职人员一如既往漠视着这个群体，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套套的官方说辞。

即使赢了官司，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仍会互相推诿，从而拖延时间，消磨耐心。

某次谈判会上，熊本县的县长竟然没有到场，原因令众人哗然：参加为选举筹款的聚会。

口口声声说会有所行动的人，却忙于仕途，无暇了解水俣病患者的诉求，有够讽刺。

为了推翻医学界的原有定论，浴野成生和二宫忠两位专家在没有研究资料、资金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权威”，终于证明水俣病的多种症状是甲基汞侵害人脑所致。

并将其作为呈堂证供，帮患者打赢了希望渺茫的官司。

而多年来，他们被学术界孤立，律师不相信，政客和大学没给过好脸色，更是被熊本县排斥找不到工作。

穷到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

他们不知道，每次走进法院，迎接他们的庭审结果将会是什么，但他们从未放弃过上诉。

就算是一个极端政治化且不公正的裁决，他们也会全力以赴。

片中有位叫沟口的原告，老人在母亲去世后，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一步步走到高等法院。

胜诉那天，他抱着母亲的遗像，缓步走出法院大门，向媒体展示了事先准备好的“胜诉”条幅，说这是一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被问到有没有准备“败诉”横幅时，沟口说只准备了一个写着“不公正的裁决”的条幅，并且是用灰色的潦草字体写的。

现实依旧冰冷残酷。时至今日，水俣病患者的诉讼仍在继续，即使他们到死都等不来一句真心的道歉。

在当地，水俣病仍是一个禁忌话题，居民们不太愿意讨论这场灾难。

而坚持诉讼的患者，因为世俗施加的恶意，不得不一遍遍声明自己不是骗子，是真实的受害者…

1983年，政府在水俣湾展开了淤泥疏浚工程。

受汞污染的淤泥和鱼类，被装进金属桶里，集中掩埋进了填海土地。

7年后，这项工程才完成。

疏浚前，汞含量分析师试图阻止，因为把它建在生活区和捕鱼区旁边，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

结果还是被拒绝，得到的说法似曾相识：水质和海鲜都很安全，问题不大。

专家对水俣湾的汞含量做过测试，过去10年的数据图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从本质上来讲，不存在属于水俣病患者的胜利，即便是赢了最高法院的官司，即便是拿到所谓的赔偿，他们也依然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就如沟口先生所说：我们不是生来就要一直斗争的。

官商犯下的错、撒下的谎、种下的孽，让这些打渔为生的庶民没有选择，他们已经牺牲掉了家庭、事业、未来，已经失去了至亲，如果再不为正义斗争，那生命就只剩下一片晦暗。

或许我们都忘了，那些一句带过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挣扎与怒吼。

《曼荼罗》中，有两位患者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叫生驹秀夫，从小在大海边长大。

某天一觉醒来，生驹全身都失去了知觉，嗓子勉强能发出呜呜啦啦的声音，手抖得连衣服都扣不上。

他沮丧到极点，认为此生不会再有机会组建家庭。

幸运的是，他等来了这辈子第一个好消息：一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水俣病患者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偏见，亲戚中无人出席他们的婚礼。

怕邻里说是靠老婆养活的男人，生驹跑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

尽管经受了不少世俗冷眼，但生驹夫妇依然互相搀扶，走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还有一位叫坂本忍的患者，她的症状比生驹严重许多，双手卷曲、讲不清话、面部失控。

这对于女性来说，毋庸置疑是致命打击。

走路都成问题的她，却一直活跃在斗争现场，做着让健全人都敬佩的事情。

比如，不满意智索在调查问卷上填的答案，她直接当众在智索大门口撕碎了信件。

面对镜头，她大大方方地分享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和发生过的浪漫故事。

将自己的经历写进歌词，还拿了奖…

他们的活法有多坚强，资本和权力就有多可憎。

《曼荼罗》的6个小时，听起来很长，但当你走进一种不同的人生，感受底层所经历的恶意与苦痛，这6个小时又短得像是从几十年中截取的一个片段。

想起《黑水》中，律师罗伯特在揭露杜邦公司化学污染后的喟叹：体制不过是个谎言，靠不住的人有太多，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自己，这道理连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都懂。

正如水俣病事件，无论赢多少场官司，患者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创伤，都不会减轻分毫。

他们为一句“道歉”奔波大半辈子，而坏人的日子依旧过得滋润。

不管从环保还是维权角度看，这件事似乎都落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上：人性善恶。

但，当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时，总会有这样一群人，捍卫正义，追责到底。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勇猛的斗士。

那是我们唯一能把握住的可能性。

也是我们活着的最后意义。

参考资料：

[1]   水俣曼荼罗 | 原一男

[2]   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 | 土本典昭

[3]   水俣病 | 安德鲁·莱维塔斯

[4]   日本水俣湾氮肥公司引发的死亡怪病 | 档案

[5]   致命之毒 | 解码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