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乌克兰与美国、俄罗斯签署“协议备忘录”,确认乌克兰境内的核武器全数销毁。
三年前,乌克兰通过独立公投,继承了前苏联的部分军事实力,其中包括约1300件核武器,但由于受各方势力掣肘,乌克兰实行“无核、中立、不结盟”的政策,在短短三年内销毁所有核武器,并裁减了数十万军人。
昔日的第三核武大国,成为世界反核人士心目中的“理想国”,却迎来未知的命运。
1994年春,在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一名以色列犹太人手持自动步枪,闯入易卜拉欣清真寺,向寺庙中集会的千余名巴勒斯坦穆斯林开枪扫射,当场射杀29人,射伤125人,史称“易卜拉欣惨案”。
这个名叫巴鲁赫·戈尔茨坦的凶手在案发后被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打死,随后巴以双方爆发了新一轮骚乱。事后,巴勒斯坦禁止以色列人进入希伯伦的阿拉伯人社区,而以色列当局则要求巴勒斯坦人离开此地。
当时,巴以双方的仇恨已经持续多年,谁也不知道,冲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1994年电影《重庆森林》。图源:影视剧照
1994年,北京姑娘朱令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大三学年的校园生活。据同一时期就读于清华的歌手李健回忆,她是一位很清秀的同学。
是年冬,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2月11日晚上,她带病坚持参加清华民乐队的演出,演奏了古琴曲《广陵散》。
1994年,石家庄的青年工人聂树斌如往日一样前往工厂上班。后来亲友追忆说,聂树斌生性胆小内向,天生有口吃,不擅长跟人吵架。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但是,这年夏天,一具在工厂附近玉米地里发现的女尸,将改变聂树斌的命运,并将他的生命定格在未满21岁。
时间像一颗子弹,穿梭在历史的旷野中,多年后正中眉心,形成宿命般的闭环。
蓦然回首,1994年,已经30年前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浩荡历史中,1994年,被称为“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
199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3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认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价格涨幅过高;农业发展滞后;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多困难。
经济发展高歌猛进,重点工程拔地而起,引起海内外的瞩目。
这一年,“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在上海黄浦江畔竣工。
“东方明珠”与外滩隔江相望,塔高468米,11个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球体,串联着蓝天和草地,构成唐诗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
从此,“东方明珠”成为上海的名片,并一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之高塔。高塔之下,十里洋场的老上海仿佛时光掠影,高塔之上,魔都时尚风貌一览无余,繁花似锦。
这一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入使用。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但电力供应仍然落后。1984年,邓公视察深圳期间做出指示: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
但是,建核电站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当时,毗邻深圳的香港也面临缺电的难题,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除了从国外引进技术外,还采取“合资经营、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方式,先向国外银行贷款建设核电站,再向香港售电,把70%的电卖给香港,取得偿还贷款的外汇。
据筹建大亚湾核电站的“核电之子”昝云龙回忆:“整个电站90%都是借的钱。”有关部门将这一方案生动地比喻为“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
这一年,经过长达40年的考察、论证后,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
早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就提过建设三峡工程的想法。为了长江流域防洪、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数十年来,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将心血倾注于这一载入史册的世纪工程。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宜昌举行。此后,历经十多年的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横空出世,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于西陵峡谷。
正所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时代的脚步雄壮豪迈,中国经历着惊天变化。
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1.9%。
当中国进一步加入全球化市场时,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刚经历了1991年苏联解体带来的冷战胜利,又通过广场协议、《日美半导体条约》等实现对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收割与压制。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被称为“一超多强”。
16年后,中国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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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变样。
1994年,为了缓解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推出了分税制改革。为了配合分税制改革,1994年7月,《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后来,这一年被称为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元年。
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纷纷加快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的推进,土地开始成为生财、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中国房地产即将开启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20年后,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4.29万亿元,这个数字是1995年的100倍。
▲1985-2014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图源:网络
1994年7月,《公司法》正式实施,促进了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1994年后,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遍及中国城镇的突发性、大规模“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大挑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在其文章中提到,从1995年到2006年,国有企业数量从88000个剧减至25000个,雇佣职工数量也从1.13亿下降到6420万。
1994年,距离高考恢复已经过去了17年,该年大学毕业生达63.74万人。这一年8月,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也就是所谓的“国考”。
1994年,4400名考生参加首届国考,报考了30多个国家机关的490个公务员名额。当时的场景被媒体称为“万人赶考公务员”,而到了2023年10月,报名参加2024年国考并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303.3万人,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1,创下历史新高。
1994年,有一种新奇的玩意儿走入了千家万户的生活,那就是,保健品。
1994年,电视转播美国世界杯期间,有一个“睡狮惊醒”的广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广告中融合了醒狮、黄河、唢呐等中国文化元素,宣传的却是一个保健品——太阳神。太阳神为了从各地市场铺展开,还抢占了各地报纸的广告版面。
同年成立的三株,也是迅速崛起的保健品巨头,成立短短两年后,销售额达到80亿元。三株主打的营销方式是走向农村,在农村的电线杆、墙上,甚至是厕所中刷上三株的广告。在其强大的营销攻势下,一些消费者受到影响,形成了“宁可少吃三两肉,也要喝三株”的观念,三株的销售额也就水涨船高。
除了这些巨头外,当时流行的保健品还有中国著名田径教练马俊仁代言的“中华鳖精”,以及相传从马俊仁手里买到秘密配方后,推出的“生命核能”等。
马俊仁所率领的“马家军”是90年代享誉一时的体育明星,在田径场上获奖无数,一直有传闻,马俊仁的队员是靠喝甲鱼血来提升体质。但后来,“马家军”陷入了兴奋剂风波,遭到各方声讨,很快从公众的视线消失了。
据统计,1994年,市面上的保健品多达2.8万种,年销售额达300亿。
同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广告法》颁布,并于次年开始实施,野蛮生长的保健品得到了大规模整治。太阳神、三株等产品的功效遭到质疑,市场份额迅速下滑,几年内彻底衰落。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说到生活的变化。1994年,互联网悄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一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Internet),成为国际互联网的第77个成员。
同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
在这一开天辟地时刻的七年前,计算机专家钱天白教授对外发出了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翻译为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在中国接入互联网的近三十年后,2023年,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
互联网走入中国之初,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它。但在第二年,一个求救信息从北京传向世界,发送者名叫贝志城,他想要求助国外医学专家,询问其同学朱令的病情。
1994年10月,清华学生朱令两次发生暂时性失明以及为期数日的视力模糊。在清华校医以及清华指定的医院检查下,没有发现病因。
年底,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有严重的胃痛和脱发,尽管经过医治后一度好转,并返校学习,但几个月后,朱令病情再度恶化,在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的折磨后,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昏迷。
后来,我们都知道,造成朱令厄运的原因,是有人蓄意投毒导致的铊中毒。
但朱令昏迷期间,医院一开始并没有找到病因。于是,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等翻译成英文,通过北京大学刚建立的网络向国外发送了求救的电子邮件。
中国记者李佳佳在其调查报告《朱令的四十五年》中说,这是中国第一例在互联网求援的案例。
在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后,贝志城等人一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份回复。经过海外专家的判断,朱令的症状疑似铊中毒。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能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肠胃系统及肾脏等部位发生病变。
在互联网上得到建议后,经过多番辗转,朱令的家人、朋友才找到医学专家陈震阳教授,做了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当天,陈震阳教授出具检测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
确认病因之后,通过专治铊中毒的普鲁士蓝治疗,朱令体内的铊被排出,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但身体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几乎全身瘫痪、双眼失明并有严重脑损伤。此后多年,朱令卧病在床,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只能在父母全天候的照顾下生活。
这位热爱诗歌、音乐的清华化学系才女,人生永远停留在了1994年。
朱令案发后,相关单位开启调查,真相一度“呼之欲出”,也锁定了最大嫌疑人,但由于缺乏证据等原因始终无法结案。此后,每次有相似案件发生,该案都会引起网上的激烈讨论,但直到今日,凶手未被绳之以法,真相也没有大白。
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终年50岁。
▲朱令(1973—2023)。图源:网络
1994年,因为一起案件而改变命运的,还有河北青年聂树斌。
1994年8月,河北石家庄市西郊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石家庄液压件厂一名年龄35岁左右的女工康菊花被报失踪,次日中午,在工厂后方的玉米地发现了已经高度腐烂的受害者尸体,身边还有一辆自行车。尸检报告表明,死者生前曾遭强奸。
9月,同样在当地工厂工作的聂树斌被负责此案的公安局传唤,之后被作为案件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警方抓捕聂树斌的依据,是群众所提及的,“他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
次年,聂树斌被判处死刑。当时正值95年严打,二审“4月20日省高院立案,22号提审,25号就出了判决书,26号出了死刑命令,27号就杀了”。
在上诉书中,聂树斌三次重复写道:“请让我重新做人。”
直到2005年1月,真凶王书金早在河南荥阳落网,后被转交给河北邯郸市广平县。在此期间,王书金供认了1993-1995年间犯下的四起强奸杀人案和两起强奸案,其中就包括“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聂树斌是被冤枉的。
2016年12月,聂树斌案终于尘埃落定,聂树斌沉冤昭雪,改判无罪。
这一年,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已经73岁了,她还记得,1995年3月一次庭审后,在法院二楼的小屋里看到了儿子,听到母亲的呼唤,聂树斌捂脸大哭,回过头喊了一声:“妈!”
最早向媒体披露“一案两凶”事件、为聂树斌翻案的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回忆说:“9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上课时,我常听江平老先生讲执法的合法化和人性化。”
2022年5月5日,郑成月因病去世。次年12月,郑成月的恩师、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去世,享年94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个人公众号上发了一首藏头诗悼念江平,每一句的句首连起来为:“江平千古,法治天下。”
命运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1994年6月6日,中国西北航空(后并入中国东方航空)一架编号B-2610的图-154型客机将执行从西安飞往广州的2303号航班飞行任务。
这一天,西安下起了小雨,但不影响飞行。机组驾驶人员都是有多次飞行经验的“老司机”,此前,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多次飞行,无一失手。
这本该是平常的一天。
8时13分,B-2610号客机从咸阳国际机场起飞。离地24秒后,机组报告,飞机发生飘摆,并不断地发生异响。起飞后3分钟,飞过西安城区,此后几分钟内,飞机发生了20°-30°的飘摆,到8时17分已保持不住飞机姿态。慌乱之中,机长李刚强通过无线电步话机三次向地面塔台指挥中心汇报情况,说:“报告,我们现在已经彻底丧失了对飞机的手动控制。”
之后,机组短时接通了自动驾驶仪,但仍无法稳住飞机,飞机向右做出不规则转弯。
8时23分,失控的飞机在高空中解体,随后坠毁于西安市长安县鸣犊镇。机上人员160名,其中旅客146名、机组人员14名,全部遇难。飞机残骸及遇难者遗体散落在方圆两公里内的麦地、稻田、鱼塘及河滩上。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的悲剧。
事后,经过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原因排除了炸药爆炸和人为破坏等因素。
事情的真相是:该架飞机起飞前,自动驾驶仪的安装座上,有两个插头竟然相互插反了。这一操作导致飞机在起飞后不受控制地飘摆,最后因机体动作超出飞机结构承受能力而空中解体。当时我国民航部门条件有限,在对客机进行维修保养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防错措施等方面都缺乏经验,不幸酿成了这次血的教训。
▲媒体对西北航空2303号航班空难的报道。图源:网络
天空之外,距离地球数亿千米之外,另一场“意外”也在发生。
1994年,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太阳系的天体撞击事件。
7月中下旬,被命名为“休梅克-利维9号”的彗星与木星相撞,其当量相当于全球核武器储备总和的750倍,此后几个月都可以观察到撞击留下的“伤痕”。
这也坐实了木星“太空吸尘机”的称号。这颗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发生彗星撞击的几率是地球的2000至8000倍,如果没有木星,太阳系中其他行星遭遇天体撞击的几率将大大提升,地球或许很难孕育出复杂的生命。
也许,人类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意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