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从小最怕做一种梦,一脚踩空后,整个人直线下坠。
有个男孩说,在他住的小镇,经常会发生这种事。他还为此写了一本自传,讲述他在小镇的亲身经历:
有天他经过邻居家的后院,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把他吸进了地下。被救出来后他发现,脚下竟是一个25米深的坑洞。
深坑的底部燃烧着熊熊火焰,就像是传说中的地狱。
当地很多居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家纷纷选择搬离,小镇成了名副其实的“鬼镇”。后来它还成为了电影《寂静岭》中小镇的原型。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在1962年有人无意中点燃了当地的煤矿矿脉,导致整个地下都被烧空了。
60年后,警察陈文章告诉我,他去过一个类似的鬼镇,那里同样无人生存,地面遍布裂痕。
但诡异的是,这个镇子的地底并没有吃人的烈火,而已经搬离的村民们,一旦谈到小镇,就集体保持沉默。
有人说,全镇搬离是因为当地发生过一次地震。而陈文章手上的证据却完全相反——条条线索都指明,小镇的消失是一场人祸。
今天是陈文章【禁忌之地】系列的第一个故事,欢迎进入【鬼镇】。
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我们的车越开越慢,车上四名警察望着前方荒芜的小路,有点不敢往前走。
地图显示,我们已经到了白镇,这个四五年前曾以盛产石膏矿闻名的小镇。
但现在,这条进村的主干道上荒草丛生,完全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有瘦骨嶙峋的野狗在草丛里盯着我们。
骑摩托车放羊的牧羊人在大路上远远地朝我们摆手,示意此路不通。
镇子的中心区域被一圈铁丝网死死围住,好像怕什么东西从里面跑出来。
我和搭档大牛费力地搬开路障,又开了几分钟,冷汗再次打湿了后背。
出现在眼前的是白镇的镇中心。路边的房屋有的门户大开,屋里被搬得空空荡荡;有些整个院墙都塌了,院子里家具东倒西歪,覆盖着半人高的杂草。
就连路面都已经有了清晰可见的裂纹,好像随时能把我们的车吞下去。
有一瞬间,我想到了切尔诺贝利,明明没看见死人,却比死人还恐怖。
同行的年轻警察望着藤蔓下的一个蓝牌子呆住了:“这个就是原来的白镇派出所,我就在西头那个值班室住了一年……”
那是他警察生涯的第一年。
“……对过是个杂货铺店,晚上我经常过去买泡面,他家还有个小女儿的,那时候老追着我让我给改作业……”
他说不下去了,低头偷偷抹掉了眼泪。
他在白镇实习的时间,只是四年前而已。四年的时间,白镇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鬼镇”?
白镇的安置村里,一栋三层崭新的办公楼,挂着白镇派出所的牌子。
车进院子还没停稳,接待的刑警就赶上来迎接我们,连声说辛苦辛苦,一定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但当我们提到“鬼镇”两个字时,这种热情突然消失了。
所长沉下了脸,接待的刑警为了缓和气氛,主动解释说,这个问题他们早就调查过,纯粹是天灾。
他说,早年白镇有很多人偷采矿石,后来又发生了一次4级地震,导致了废弃矿井坍塌,没有矿了,村民也就搬走了。
现在村民连着派出所一起搬到了这个新的安置村,安居乐业,一点问题也没有。
说完他又拿出一摞材料,是当年的证人笔录以及一些专业的地质勘测报告结论。
我老老实实地接过材料翻看,还虚心问他们能不能复印带走。同行爽快答应下来。
所长脸色好了很多,主动跟我们搭话,说因为“鬼镇”这个事,一直有群众闹事,所以他听到这两个字就头疼。
我的搭档大牛顺着话茬就问,群众闹事闹什么?
所长叹气说,还不是对拆迁分地不满意,原来临街的还想要临街,一个宅基地的想要两个,不服从镇上的总体规划,总之就是有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旁边的白镇警察也开始倒苦水,指着自己的光头说,在派出所熬了几年,头都熬秃了。
他们抱怨得真情实感,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拿了复印的材料就告辞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把材料递给搭档大牛。大牛只看了五分钟就合上了。我使了个眼色:“这材料有点意思吧。”
刚才聊天的时候我就扫了一眼卷宗,里面的地质勘测报告我一个字也没看懂,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它的结论一定和白镇警察说的一模一样,白镇只是因为地震才荒废的。
但这一切,和我手里这封举报信说的可不一样。
三四天前,李大队刚把这封举报信给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本小说。它不仅厚得完全不像一封“信”,说的东西也足够离谱。
信上写,著名企业家邓飞虎在居民区采矿,挖空了整个白镇,导致房屋坍塌、土地塌陷,一个繁华的村庄直接变成了无人区。
我不相信,这种事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而且四年过去了没人知道。
可是这封举报信写得太“好”了。
四五年的事情,完全按照记叙文六要素,把时间地点起因经过说得明明白白,一句都没有讲自己,却附上了好几个受害人的资料,给警方提供证人,就像是一份工作报告。
就算是个警察,没几年记材料经验,也不一定能有他写得清楚。
这就让我更好奇了,到底是谁写了这封信?
我考虑再三,壮着胆子跟李大队提了一个要求,要成立专案组,我必须有更多人手,才可能在规定的结案期限内查实这件事。
李大队没全答应,只说我可以跟隔壁中队的大牛商量着来。
听这一句,我心里就有底了。
出了大队长办公室,我立马钻进隔壁中队,把材料往大牛手里一塞,顺手拉开大牛的柜子翻出一包烟,替他散给了兄弟们。
大牛也不管我,只是盯着举报信看,越看神情越凝重,沉默了半天才说,这案子有压力。
扫黑案在谁手上都是烫手山芋,但要我说,大牛办这种案子铁定靠谱。
大牛不是他本名,在我们方言里是夸人踏实肯干的意思。我们这么叫他,是因为他曾经破过一起非常有名的制毒案。
大牛当时刚来刑警队,把几年前一条线索捡起来,找教授请教了制毒的流程,花半年多时间做了一大本笔记,卡着嫌疑人买原料的时间算出货的时间,最终一举缴获成品冰毒15公斤,一战成名。
他话不多、坐得住,和我正好互补。从还在探组时我俩就是搭档,这么多年里,只要我俩一块,几乎没有办不了的案子。
看大牛犹豫,我赶紧给他许好处,晚上的饭我包了,不够就再请两顿!你手上那个什么什么案子是不是人手不够,我叫我队里的跟你一块办!
大牛给我逗乐了,一拍桌子说好,陪你查,就从“鬼镇”开始查。
后来我经常想到这一刻,想到大牛的迟疑。如果我当时不坚持要他来办,是不是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
从白镇出来后,我和大牛都意识到,举报信上写的都是真的。
但我们也明白,光靠当地派出所来查邓飞虎是悬了,保不齐我们调查的风声很快就会传到他耳朵里,他也要开始行动了。
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决定一个调查方向。
邓飞虎这个人,我很早就听说过。
他原本是我们这儿的人,最早在人民广场收自行车停车费,后来开了几家夜总会。前些年扫黄力度加大,邓飞虎卖掉了手中资产,跑去白镇开石膏矿。
就因为这个矿,他一下发了大财,又连续开了一些别的公司,还特别喜欢搞慈善,当上了人大代表,俨然明星企业家。
邓飞虎的发家之路决定了,他擅长跟警察搞好关系。
他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刚去白镇他人生地不熟,就先试水开了一个茶馆。有次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说茶馆里有人赌博,民警去了发现,打牌的是自己县公安局的宋局长。
小民警一句没敢提抓赌,找个借口就溜了。打那之后,邓飞虎和宋局长的密切关系就传开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举报电话是邓飞虎安排小弟打的,目的就是想让别人看看自己和公安局局长有多铁。
而那个公安局局长,至今都还在位。想要绕过他查办邓飞虎,不是简单的事。
我重新把举报信掏了出来。
举报信上提到,当年邓飞虎有个叫白举的亲信,殴打过村里不愿搬迁的群众,如果我们能找到证据用寻衅滋事罪把他办下来,撬动邓飞虎的可能性也大了很多。
方向一定,我和大牛第二次回到了白镇。
安置村的面积很小,房子倒是整整齐齐,都刷了白漆,就是有点挤,不像我常见的农村,家家户户门口有块菜园子。
我们开车在村里转了一圈,一多半房子门口长了草。这很奇怪,在农村,只要家里有人住,门口是不可能让长草的。
可更奇怪的是,白镇的街头巷尾并没有像寻常农村那样,有成群的老头老太太晒太阳聊天。
新白镇就和老白镇一样,空空荡荡,透着诡异。
其实在来这之前,我们按照举报信上提供的名单,打过被殴打的村民电话。只要找到三个以上愿意做证的人,或者一个经鉴定的轻伤害以上,我们就能把案子办下来。
可是无一例外,一提到邓飞虎,电话那头都抗拒再聊。我和大牛被惹毛了,直接开车冲进安置村去堵门,却还是看不见人。
等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拦住一个下地干活的农夫,连哄带骗地跟进了他家。迂回了半天,当我一问他怎么搬迁了,农夫立刻警惕起来,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也只是掏出驾驶证虚晃了一下,谎称自己是镇上来扶贫的。
溜出屋门,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村民怀疑的目光让我难受极了。
他明明吃了亏,但却不敢跟任何人说。如果白镇真的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的后遗症好像把他们变成了哑巴。
那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要是能站出来,我们就容易不少了。
我想,也许他正站在某扇门背后打量着我和大牛,看着我俩吃闭门羹,来评估我俩是不是足够真诚,值不值得他暴露身份站出来。
我连夜又把举报信翻出来研究,对着举报信上给的信息一项一项排查。
这一次,一个叫“白平”的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名字在举报信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矿上被打、一次是村子搬迁时被打。
举报人如果就藏在受害人名单中,白平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拨通了白平的电话,电话那头听起来三十多岁,说话客气,只是电话里风声很大。
我们没马上提案子,先问他住哪儿,等他回答完,刚提到白举,果然他就借口要送外卖把电话挂了。
我和大牛上车往他家赶。
白平没住在安置村,而是租住在城里鼎鼎大名的“三路夜市”。
这里由于建筑密集到警车都开不进来,成了著名的三乱地带,黄赌毒一应俱全。但房租也特别低廉,一个月不到200,是城里能找到最便宜的地方。
白平的家就是这个最便宜的城中村里相当破旧的一间。我们提前上去摸了一眼,屋里只有三个人,一个女人坐在床上玩手机,两个小女孩在一边写作业。
可能白平真的在送外卖。我们在楼下找了个路边摊,边吃边等。九点多,终于有个穿外卖衣服的人推电动车进了楼道。
白平回来了。
我和大牛迅速起身,把证件在白平面前一晃:“还是你老家的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白平戴着头盔,看不见他脸色,也没听见他说话,但他的手显然抖了,拆电瓶的时候好几下都没卸下卡扣。
我安抚了他几句,就势跟在他后面进了房门。
我们跟白平老婆表明了来意,女人却把手机摔在床上骂:“我们都不回家了还不算完,这事什么时候是个头?”
一听这个口气,我和大牛互相递了一个眼色,觉得有戏了。
白平有些生气,赶女人带着孩子先出去。屋里终于安静下来,白平又挂上那种抱歉的笑容:“农村妇女没见识,让你俩见笑了。”
摘下头盔的他,看起来比户籍照片苍老了很多。
我旁敲侧击地告诉白平,我们收到一封举报信,其中提到他,现在需要他配合作证,我们才可能拿下白举甚至邓飞虎,为他要回公道。
白平沉默了,掏出一支烟吸了起来,若有所思地问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举报人了解情况?
看他的神情,显然不是那个举报人。
我想了好几个理由来搪塞白平的问题,最后都没说出口。他看起来为白镇的事情吃过很多苦,值得知道真相。
我坦承告诉他,那封举报信非常专业,我们找不到举报人,但我们已经去过了白镇,我们相信这封举报信是真的,所以才会来找他。
我翻出在白镇取证的照片给白平看。那是他生他养他的白镇,但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样子了。
白平看着照片有些失神,我们没有打扰他,直到烟头烫到了他的手,他才惊醒。
“白镇是我们老家,现在,我十年没回去了……”他揉了揉眼睛,长出了一口气,“我信你们。”
白平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白镇,在他记忆里,白镇靠着土地自给自足,农忙时大家互相帮助,闲时就在河边逮野鸭子,一逮一个准,好像永远抓不完。
长大后,白平是村里最受欢迎的泥瓦工,时常有人请他进城做活,他不情愿,想顾家,也习惯了白镇的安宁日子。
结婚后不久,他突然听说,有“外面的企业”来开矿,年轻人们都跑去矿上打工了,一天一百多块钱,按日结算,还不耽误农活。
白平也心动了,跟着一起去了矿上。
好日子没过几年,白平就发现了问题,坑道越打越远,隐约像是冲着白镇的方向。
后来,村里越来越多人反映家里墙面裂纹了,白平这才意识到,自己挖矿的地方是掏了白镇的底,下面空了,上面的房子地基就会有塌陷。
白平和其他村民一起给矿上反映这个情况,主管起先是搪塞,说坑道是经过探测的,绝对没有问题,后来越来越瞒不住,干脆不让白镇找事的工人来上班了。
不让上班事小,可听其他村的工人说,挖空白镇的那个坑道还在继续出矿石。白镇老百姓慌了,老老少少一百多号人直接到矿上把大门堵了。
矿上主管打电话报警,小派出所哪能处理这样的纠纷,安抚群众几句,搬了几句套话说不让打砸抢有事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就撤走了。
看派出所不管,矿场也横了起来,直接叫来了二百多名混混,套上保安制服和群众对峙起来。
一边是纹龙画虎的职业混混,一边是村里的老老少少,第一仗下来,白镇就明白了矿上的人不好惹。
但白平不服。对他来说,这是让不让别人把自己家毁掉、把自己祖坟挖空、让全家人流落街头的问题。
白平和几个“刺头”还在坚持隔三岔五就去矿上闹,矿上于是找了白举当保安队长,专门对付自己的村邻。
白举这个人,是村里一户寡妇的小孩,因为他父亲去得早,白举几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但这个身份成了白举的护身符。凡是有人去矿上,白举出来带头打人,边打边说,都怪你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记着你好多年了!
明明是举报越界开采的公事,一下变了成了白举和他们的私仇,邓飞虎却被撇得干干净净。
另一边,通向白镇的矿道还是没停工,白镇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危险。
矿场白天黑夜地在山上放炮炸山,扰民不说,很多原本不在塌陷区的民房也被震裂了。
尤其白镇最穷困的几户人家,本来就只有老人留在村中,房子被震坏了不防风,冬天一整晚屋里都结着冰。
那一年冬天,白镇的老人去得尤其的多。
有一阵子,白平卯着劲往上告,被混混们半路抓回来打了一顿,伤好了又去。
白举等人看治不了他,就开始对付他的家人,每天都要去白平家门口骂一阵。那时候白平老婆刚怀了老二,提心吊胆得门都不敢出。
终于有一天,他老婆崩溃了,质问白平把一家老小放在哪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白平放弃了。他不但搬离了白镇旧址,还远远地躲开了熟悉的村民朋友,躲进了城里最鱼龙混杂的夜市。
渐渐的,他好像忘记了白镇,除了每年春节、每个月交房租、每天送外卖的间隙站在路边吃饭的时刻,和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虽然白平不是举报人,但他的口供无疑坐实了当年的事情,我连夜打电话给李大队汇报进度。
电话那头,李大队听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高兴,犹豫半天,只是提醒我注意保密工作。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大大咧咧地说查完证人材料拿人就行了,哪有那么复杂。李大队沉默了一会,告诉我上面领导催着要回复了。
这回我听明白了。
扫黑件查办是有截至时间的,这才两周不到,就有人催着让我们办结,这是成心想让我们把案子办黄了。
李大队安抚了我几句就挂了电话,我憋得没处说,只能找大牛抱怨。
大牛一愣,犹豫着说,邓飞虎在公安能量不小,指不定是哪个领导的人,等等上面态度再说,别被人拿着当棋子了。
我不以为然,白平这么一个老实人都被折腾成啥样了,还等?
我拽着大牛,一天就把白平提供的当事人走访完了。第二天,我又接到了白平的电话。
白平告诉我们,白举又找上门了,警告白平不要再掺和这个事情,并且放话说已经做通了其他人的工作。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白平有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伤害。幸好,白举还没那个胆子。
我跟白平道了歉,心里很清楚,查证的材料并没有上交,也没扫描挂网,这恐怕是我们警方的问题。
我实在不愿意怀疑专案组的兄弟。这个案子的性质和恶劣程度,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也会义愤填膺,更何况是这些和我一个锅子里刨食的兄弟。
大牛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回事。我恨恨地说,白平的材料泄露了,白举都找到人家门上了,这是把重案队的脸往地上擦。
大牛明知道我在怀疑内鬼,反而笑了,问我要不要去练练拳。
我正在气头上,别人说什么恐怕都听不进。以前这样,大牛就会拽我去练拳,先出了气再想事儿。
公安局的健身房里,有一个八角铁笼,我和大牛戴上护具,热热身,就开始过招。
砰的一声,大牛一个勾拳砸在我胸口,他的声音罕见地变得又快又高:“你不该怀疑自己队上的兄弟!”
我往后一撤,更快地踢回去一脚:“我也不想,但这事肯定不是巧合。”
说着我把住大牛的胳膊往回一转,想给他来个背摔。全身的力量刚起来就被卡住了,大牛用手顶着我的后腰卸了劲,顺势推了我一把。
“要是真有人漏风的话,早在我们计划找白平的时候白举就该知道了,哪用得着等我们查证之后?”
这话好像有点道理,我刚要细想,一个拳头又砸了过来。
真是兄弟,搭档四年了,我俩能有今天的交情不那么容易。
大牛刚来探组的时候,其实我挺不喜欢他。
他特别闷,不爱说话,就算是喝酒吹牛聊案子,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因为他根本没案子可聊。
大牛和我们不一样,他刚毕业先分到了看守所,兜兜转转七八年才来到刑警队。
从看守所出来的大牛,是一个“反对暴力”的刑警,不管我们碰到的嫌疑人多畜生,他从来不动人家一根手指头。
他曾经跟我说,那是因为他知道看守所里犯人有多难受,所以不能打。我只觉得这个人太软绵绵。
直到有一次抓捕逃犯时,大牛的“软绵绵”救了我一命。
当时我们锁定一个逃犯租住在18楼。我计划上去骗门,骗不开就强进;大牛则担心逃犯会跳楼,建议就在楼下等。
我指着18楼的窗户对大牛说,这就是个轻伤害的逃犯,顶多一年就出来了,给他十八个胆子也不敢跳。
我们破门进入后,搜遍了屋里人毛都没发现一个。直到我打开卧室窗户,才发现逃犯正穿着拖鞋顺着空调阳台往下爬,已经下到15楼。
我身上的汗一下窜了出来。他这脚要一滑,要的不仅是他的命,我后半辈子也别想在刑警队待了。
大牛把我一按,站在窗边开始跟逃犯喊话。也亏了他干了六年管教,思想工作真是一绝,最后那逃犯让大牛说得心服口服,重新被捕。
从那回开始,我就服了大牛,领导再给我安排外勤,我都主动喊着他一起。
我抓人,他给我弄情报;我心里有火,他拉我打架发泄;我想事情太极端,他能给我垫着。
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最好的兄弟,我一直这样认为。
打完拳,我的脑子也清醒了。
白举在矿上上班,这帮孙子最喜欢玩的把戏就是盯梢执法车辆。在国土执法车上偷偷安装个GPS,执法车一动就知道去哪了,这不就是我所怀疑的卧底?
稍微收拾了一下,我俩马上冲下楼,趴在公车底盘下面找了起来。
果然,车后大梁上赫然安着一个黑色的GPS,大牛在另外一辆公车底下也找到一个。
我站起来边拍土边骂孙子,心里却悄悄松了口气。还好,不是内鬼。
两个GPS都带着感光器,拆除的时候一旦见光会立刻送出拆除报警。我和大牛拆的时候都没注意,现在安装GPS的人多半已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这下,我们和白举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此后,我和大牛出门不再开自己队上的公车,而是借其他单位的公车出门。
和上次不一样,有了白平的背书,白镇村民终于向我们打开了门。
白平的人站在边上,他们就把我们拉进屋里聊,从犄角旮旯里翻出来当年的照片、举报信,一句一句地讲,最后拽着我们的手问,这次真能办实吗?
原计划只要找到3个受害人,最后我们拿到了52份受害人口供,没两天,传唤证就办了下来,我们终于踏进了白举的办公室。
当年的小打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投资集团的白总,豪华的办公室里,一张巨大的老板椅将将装下他的肥肚子。
但他一开口,又是小混混那套:“警察?我可不知道你们是真是假。”说着还一屁股坐回了老板椅上。
我从没见过嫌疑人敢在刑警面前这么嚣张,一打手势准备给他按倒上铐,突然一群人乌央乌央地闯了进来。
为首的男青年大喊着:“给他录上,给他录上,警察打人了!”一边掏出手机往我脸上怼。
场面一片混乱,我眼尖地看见本该在外面接应的大牛也带人硬挤了过来。
正要松一口气,谁知道大牛沉着脸跟我说,公司大门被锁了,我们就算铐上白举也带不走他!
谁也没想到,他们竟然敢把警察锁了。
我脑子乱哄哄的,试图大喊:“我们是警察,现在正在执法,无关人等不要阻碍办案,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人群里传来嬉笑声:“你说你是警察就是啊,我还说我是中纪委的呢,要不你也跟我走一趟。”
我一点也笑不出来,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案子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警察办案都这样,那个举报人,他又曾面临过什么?
大牛挨着我,死死地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抬手摸胸口的枪套。他们动手打不死我们,我要真开枪,那才是把自己搭进去。
当务之急是先给上级打电话找增援,然后熬到增援来。
我和大牛默默地往办公室门口移动,猛地关上了防盗门,上了锁,然后合力把沙发拽过来抵在门后。
现在,这就是瓮中捉鳖了,就不知道我们是鳖还是白举是鳖。
不知道过去多久,外面终于响起了敲门声:“白镇派出所的,开下门。”
我担心会不会是白举小弟冒充的,想骗我开了门把白举劫走,因此打开门的时候,我恨不得拿把枪在手上。
幸好,来出警的人我见过,就是白镇派出所所长。
所长进门,我赶紧掏出了证件,解释来由。所长点头看看我的证件,说认识我,但接着又不阴不阳地说,现在市局下来传人都不通知辖区派出所了吗?
白举立马顺着话说:“就是,谁知道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
所长瞪了白举一眼,让他闭嘴。随后向我们解释,领导已经安排了,特巡警的人也马上就到,让我们先跟着回所里。
这可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有传唤证,直接把人带走就行了,为什么要去白镇派出所?
所长说,现场比较混乱,刚才还有人打电话报警说警察打人了,一会可能督查也要来问问。
说着又用埋怨的语气,让我理解他的难处,基层所一不小心就吃投诉,考核还要倒扣分。
说话的功夫,特巡警的运兵车拉着警报就进了公司的院子,呼啦啦地又上来几十个特警。
所长像点卯一样胡乱指了屋里的几个混混,让特警把这些混混一同带到所里说明一下情况。
到了所里之后,白举被放进了留置室,而我们这些来办案的警察被关在外面,简直就像把白举保护了起来。
所长把我们领进了会议室,又开始给我们招待泡茶,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扯上了家常。
我一句话也不想跟他多说,单刀直入地问,白举我们什么时候能带走?
所长说,只要局里同意,马上就能带人走。
我又问,需要哪个局长同意,我去找。
所长继续慢吞吞地说,你们流程不合适呀,按照规定,传唤嫌疑人要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完成,不能直接进行异地传唤……
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我只有24小时,还要包括回去路上的3个小时。
我给李大队打了电话汇报,然后往会议室凳子上一坐,闭上了嘴。
所长还在跟我讨价还价,从试图“小事化了”,到许诺我可以在他们派出所询问。我只有一句话,今天我必须把人带走问。所长悻悻地摔门而去。
大牛也劝我,要是人带不走,实在不行在当地询问也可以。我摆出一张臭脸说,我就习惯主场作战。
还有句话我没说,办案区的摄像头他们全局联网,我怎么审白举,白镇派出所这群人都能看见,我可不信他们。
午饭的时候,李大队还没有消息,所长喊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被我婉言拒绝了,招呼兄弟们从自己车后备箱拿方便面吃。
一直等到下午三点,手机上终于出现了李大队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