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之后,电影节的总监特意过来找我说,在莫斯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胡阿姨的粉丝群。那时我就觉得,人的情感,和它想传递的价值,是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
在这个片子的前期阶段,我既是导演,又是摄影。因为十八梯有很多游客来光顾,不经意间,总会有人停下来围观我们。
我每次去重庆,长的话会待一个多星期,短的话可能也就两三天。当时我经常会住一家酒店,就在十八梯的上面,现在酒店已经不存在了。
七八年的时间,连服务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每次走,总要寄存一大堆电池在那,有些时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
2010年那个时期,我同时也在做另外一部片子,就是《24号大街》。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些城市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他们都是在这种时代的更替中,有可能在追赶这趟列车,又似乎赶不上的这些人。
在我的预想中,胡阿姨的拍摄本来在2017年就该结束了,也就是十八梯旧城改造一期工程的收尾。但我没想到,一直拍到了2021年。最大的挑战,是你要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头,去持续观察一件事情,去慢慢地等待,其实它是会有一些疲劳感的。
但我很认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曾经说的一句话,“纪录片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花十几年时间,去记录这样一位普通的女性?最后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我已经成为了胡阿姨生活的一部分。
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一幕,边上的路人看到我们,很惊奇,又很调侃地问胡阿姨:他怎么还在拍你,你是不是要上电视了?老太太也会非常调侃地回答:“上个屁电视,他就是个没事干的人。”
就是你跟她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相处,然后让她觉得,你是一个“没事干的人”。
电影的第一版结尾,是胡阿姨背着那朵太阳花在地铁里、在城市的各个空间游荡。好像她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个人化的,甚至有点像接近当代艺术的方式,在跟她的过去做某种表达。后来我总觉得,这个结尾还差那么一口气。
疫情期间,我又去到重庆,用航拍器补拍了一个格子间一般的公寓外景,作为结尾的镜头——在胡阿姨新家的窗口,那里有一片花。
这个人物的精神,其实它是不会败的,她的生命力依然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