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马”上就放假了!“马上”,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
要发财,叫“马上有钱”;要升迁,叫“马上封侯”;就连日常被催促,也是喊着“马上就来”。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其实说破了一个现代人忽视的历史真相:在漫长的历史中,速度、效率与变革,都与马有关。
马是六畜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役畜。
摄影/宝音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动物像马这样,深度参与并重塑了文明的形态。如果没有马,中国的历史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并不只是一种牲畜,更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奔跑的原动力之一。马充当了文明的“物理加速器”,拉大了中国的版图;马充当了输送氧气的“细胞”,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融合;马最终化为一种“文化图腾”,映射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灵魂。
西藏赛马节,骑手纵马飞驰、俯身捡拾哈达。
马如何定义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答案,就在马背之上。
马如何“拉大”了中国?
在马真正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体系之前,我们的世界是以双脚为尺度的。
那时的先民,生活半径被双腿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一切似乎都在一种可预期的、缓慢的节奏中。而马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原始的时空尺度,将速度放大,将空间拉伸,让原本凝固的历史突然“动”了起来。中国的疆域,正是伴随着马蹄声,一步一步向外拓展。
马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
从考古发现来看,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大量出现了驯化的马。
商周时代的马,并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驾车的。这是专属于贵族的出行方式,不仅从天子、诸侯到大夫,用几匹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贵族所受的教育中,“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须掌握的技能,其中的“御”就是驾驶马车。
马的野性难驯,中国一直不乏英雄驯服烈马的故事,养马、驯马也一直被认为是重要且辛苦的工作。
摄影/苏日特
战车用于作战有着很强的威力,当时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是有多少战车,孔子就常常用“千乘之国”来指代大国。不过,战车作战在平地才好施展,一旦遇到丘陵、泥沼或丛林就会丧失机动性。马在此时,虽然提供了动力,却被车束缚着,还没能释放出它真正的威力。
转折点出现在战国。
赵武灵王发现,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接骑在光背马上(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马鞍也不成熟),来去如风,有如神兵天降。
骑马射箭,骑兵的基本功。
于是,赵武灵王推行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脱下宽袍博带,穿上灵便的胡服,跨上马背,拿起弓箭。这一次“换装”,让中原军队第一次获得了与草原民族对等的机动性。军队的控制范围不再局限于平原,赵国的骑兵开始向北开拓,中国的版图开始因为马的灵活性而延伸。
赵国用马开启了战术变革,秦人则用马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地基。
秦始皇有多次出巡的记录,他所乘坐的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形制的车马。
制图/张琪
秦国,就是一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国家。秦人的祖先非子,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而获得封地。马在家畜中的地位格外得高,遇到重大祭祀,秦人要杀纯色的马做祭品。秦国对怎样养马也有自己一套严明的规定,《秦律》甚至有专门的《厩苑律》,规定如果马饿瘦了,养马的人要受到重罚,堪称全世界最早的“动物检疫法”。秦始皇陵那些骑兵俑和马俑,就是对秦国强大国力的复刻。
在秦始皇开创帝制大一统的伟业之后,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崭新的庞大帝国,维持运转就要依赖驰道。马在此时不再仅仅是军事资源,更成为了国家行政机器运转的基础设施。皇帝的命令、边疆的急报、物资的调配,全部依赖马的速度。可以说,没有马,秦朝的大一统就无法在物理空间上实现,庞大的帝国会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而分崩离析。
上:秦始皇兵马俑。摄影/柳叶氘
中:西汉玉仙人奔马。摄影/柳叶氘
下:汉代木雕马。摄影/樊小喆
真正将“马”与“国家安全”画上等号的,是汉武帝。
汉初,汉高祖刘邦坐车出门,连几匹毛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面对匈奴骑兵的“降维打击”,汉朝活得憋屈。汉武帝刘彻对良马的渴望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他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不惜发动两次针对大宛的远征。
在冷兵器时代,马就是战略纵深,就是“核威慑”和“制空权”。汉武帝明白,想要彻底解决边患,就必须拥有顶级的战马。
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军马场,公元前121年由汉武帝下令创建,持续使用至今。
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马场,也是亚洲最大马场。
正是为了寻找盟友与良马,张骞凿空西域;正是有了装备齐整的骑兵军团,霍去病才能深入大漠,“封狼居胥”。这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中国文明地理认知的飞跃。
因为马,汉朝的触角伸向了西域;因为马,丝绸之路得以畅通。马驮来了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种种事物,葡萄、胡萝卜、琵琶,以及佛教。修建于东汉时代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就得名自“白马驮经”的故事。
马,硬生生用自己的四蹄,帮助中国人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