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和他的敌人

源济

陈其钢和他的敌人

原创 人物作者 人物

2026年4月6日 20:00

他是一个人，他忍受煎熬，保持战斗，用人的残破肉体和神迹般的心灵，活着。

文｜胡卉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心的较量

陈其钢是个从不落败的人。数点一生，至今73年，26833天，他没有败绩。

一个星期二的早晨，陈其钢还在睡觉，妻子黎耘打来电话。一切都很日常，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天他没有早醒。他睡眠障碍比较严重，有时一两点钟躺下，三四点就醒了。他睡工作室，贴着钢琴、电脑和书桌边，摆一条窄窄的单人床。做梦翻身，得有意识防备，不然人会滚落下去。工作室在巴黎第20区，平民区，规划出热门旅游景点拉雪兹神父公墓，安葬了上百万人。譬如作曲家同行肖邦、比才和罗西尼，法语学习材料的制作者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莫里哀，流亡至此的爱讲俏皮话的英国人王尔德。尽管睡在同一块街区，但陈其钢没有哪个夜晚睡得像他们这么安宁，寂静，脑子里一片空白。

电话铃响得突兀，惊扰，一接通，妻子在那头哭喊，儿子出事了。陈雨黎去瑞士访友，在苏黎世的高速公路出了车祸。一个星期前，陈其钢61岁生日，儿子打来电话，祝老爸生日快乐，是父子最后一次联系。半年前，陈其钢动大手术，切除四成肺部，人从能量充沛的壮年一下子跌入脆弱不堪的老年，是儿子从北京飞来巴黎，贴身照护。这段日子，让个性独立的陈其钢第一次对人产生了依赖的心理。听说儿子没了，他「就像开水烫到身上，皮肤瞬间感到的不是灼热，而是冰凉」。

按日程表，这天中午十二点，他有个会议，向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介绍中国的「青年作曲家计划」。他曾和国家大剧院时任院长陈平谈下设想，由剧院每年拨出一笔经费，扶持青年作曲家。严肃音乐的作曲是一门艰辛的职业，除了作曲本身的难度，还要完成「二次创作」。作曲家写出的乐谱需要被演奏，被聆听，不然就是一沓废纸。而被演奏又极其奢侈，一首管弦乐作品，需要近百位演奏家认可，一起同台完成。历史上有很多作曲家毕生得不到一次被演奏的机会，像著名的舒伯特，没有听过自己任何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演奏。陈其钢成长为作品上演率极高的世界级作曲家，深深了解他挣脱过的困境和现实。他也了解，很多年轻的作曲家依然身陷其中，看不到出路。

妻子说，我们飞瑞士，然后去医院。

陈其钢看了一眼时间。还有时间完成会议。他的心里想起一个人，法国首任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一个烟不离手的高个子男人，眼睛特大，眼球凸出，衬得眼黑一点点，看人时，终生保持着睥睨的习惯。马尔罗在一场车祸中，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当天晚上，他原本计划在法国国民会议上发言。马尔罗没有取消发言，嗓音没有颤抖，没有人听出他的身上正上演一起恐怖事件。

这一刻，陈其钢的心头浮现马尔罗，就好像已经过世36年的马尔罗突然现身，踩着他的心脏慢慢站起来，睥睨他，挑衅他，想要残忍地一决高下。陈其钢盯着房间的虚空，也盯着自己的心。他的心绞着疼，绞动着全身，每条毛细血管都疼起来，好像海上暴风雨中船舶的那台发动机，当它剧烈运转的时候，整个船身都因它而震动不止。陈其钢默然地对这颗心提出一个期待，一个要求，「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挂电话之前，他对妻子说，好不容易约好了的会，不能因为个人私事而取消。中午，他如约到场，成功谈下这场与他个人利益不相干的合作，然后抽身离去。没有人察觉他的命运正在急拐弯，也没有人看见他的心承载了什么。

1990年9月24号，陈其钢全家合影

一年之后，陈其钢受朋友之邀，搬到浙江黄泥岭村躬耕书院。在此之前，他在法国巴黎居住了30年。村子地处乌溪江上游，三面依山，一面傍水，水域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进出依靠渡船，颇有世外桃源的独立神秘。环境的改变，物理空间的隔离，对他疗愈破碎的心有好处。山林里不受污染的空气，对他高度敏感的残肺来说，也相对友善。不像在北京，他需要时时监测PM2.5，出门携带空气过滤器，小马达在胸前哒哒工作，时常会让他混淆心跳的声音。唯一要担心的，只有特定季节的花粉，板栗花开，粉雪似的团簇在枝头，散发出香甜的气味，他看着，嗅着，感到纠结。

陈其钢在村里住了10年。一年到头，只有在乐团排练的时候，出门几天。乐团排练，作曲家到场，这不是行规，是他的个人习惯。

他有不少个人习惯和一般人不一样。譬如，他在法国部长那儿不落败，与书院的保洁阿姨打交道，一样不服输。他不让保洁阿姨见到自己有什么不洁净的。他给阿姨积累出新鲜的工作经验：男性分两类，一类是陈其钢，另一类是其他男性。阿姨负责打扫陈其钢的居所十年，没见过他的马桶沾染一滴尿渍。他的盥洗台光洁锃亮，没有水渍，胡须，牙膏沫子。夏天，她摆开洗衣盆，铺开他的白衬衫，打算好好搓洗一番，却感到无从下手——领子和袖口洁白如新。「没见过这么干净的人。」她也没见过心思这么细腻的人。他不吸烟，也闻不得一丝烟味。然而，一次在戴高乐机场候机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走进免税商店，为她的丈夫带回来一条中华软壳香烟？

2013年，躬耕书院湖上

一开始，陈其钢住不惯这儿。他在法国单打独斗惯了的，独居，独处，独自承担生存的一切轻盈与沉重。而在这儿，洗衣做饭，拖地除尘，种种世俗的负担都被人分担走了。这似乎是低龄儿童才能享受的特权，他心里怪不自在。他看大厨和保洁阿姨的表情，到了对方眼里，反而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儿，有着令人费解的腼腆。

时间一长，与世隔绝的脱俗生活显出它优越性的一面。从2013年春天搬来山村，至2018年，陈其钢完成了《万年欢》《乱弹》《悲喜同源》《如戏人生》《江城子》和电影音乐《归来》，以及一系列改编作品。他成就了此生创作最为高效的时期。

这段时间，他也认识到自己做人、做音乐，都一样，一样较劲，较真，在精神和细节上完全迥异于人，因此，「给自己的折磨非常大」。

譬如，《万年欢》是他接受「英国小号女王」艾丽森的合作邀请，为她创作的一首小号协奏曲。像每一次创作，他慷慨地呈现自己的心灵地貌。有同样失去至爱的人，从《万年欢》气息悠长、持久不绝的高音区形成的巨大张力中，听见了陈其钢对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儿子的祝福——那么充沛、剧烈而狂野的祝福。作曲完成以后，对演奏者来说，要命的局面开始了，艾丽森没法调动与之匹配的体能和爆发力，自然也失去了作品应有的表现力。排练时，她一到高音处就不吹，「该气吞山河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建议陈其钢，将难点改得容易些。乐队的小号声部以权威姿态指责陈其钢不会写小号。陈其钢心中不悦，但方向很清晰，「心说，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那还是我吗！」他嘴上没说什么，继续看谱，排练。他有自己坚持的标准和追求。《逝去的时光》二胡版至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能演奏，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

他的坚持，即使是与他相识二十年、合作过多次的演奏家也无法理解，一个只剩三片肺叶的作曲家，怎么会对气息怀有那么高的期许，那么特别的想象。

十多年过去，《万年欢》成为了小号演奏领域的技术试金石，以它的生命力吸引新生一代跃跃欲试。陈其钢从法国、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三位演奏家那里，听到了「无与伦比的技巧、能量和音乐感召力，心服口服」。

当外部没有阻力，或者说，外部的一切阻力都已克服，陈其钢还留有一个最难对付的敌手——他自己。

小号协奏曲《万年欢》首演前在伦敦与小号独奏家艾丽森

2016年，陈其钢受中国国家大剧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巴黎爱乐音乐厅和南荷兰爱乐团联合委托，创作管弦乐作品《如戏人生》。在书院的工作人员眼中，陈其钢孕育作品的过程，比很多孕妇更加寝食难安。旁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受苦，分担不了这活儿一点儿。往往是，一个上午的劳动过去了，厨师做好了他的饭，阿姨扫好了她的地，人人心中无碍，高高兴兴围拢桌子来吃饭。只见陈其钢从二楼名叫「寻音阁」的房间走下来，人人看得出，大师又是空忙，没有寻到一个音符。他端着饭碗，笑一笑，摇摇头。像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告诉大家说，「太难了，太苦了。」

音乐无边无际，最为自由，最具有不确定性，像一阵风，让捕捉它的人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抓手。创作之前，陈其钢写大量的素材，大部分最终都用不上，但他需要很多看似的无用之物，去帮他寻找唯一心有灵犀的感觉。一段音乐十几秒，他可能不眠不休花了十几天来创作：曲子的高峰结构在哪个位置，该用怎样的演奏方法，每一个渐强音，每一个渐弱音，应该「渐」到什么程度，什么位置，是否准确而精雅。一旦他认为手头的创作和他的心灵没有吻合，再怎么苦心孤诣，也会被扔弃。一切推倒重来。就是这个过程，让他连着好多天在饭桌上和大家感慨难和苦。感慨完后，他不放下，不休息，不调节，而是返回寻音阁，继续在他深不见底的意识中寻找，挖掘。他也许是从自己身上想到了在暗无天日的深井中寻找蓝宝石的非洲矿工，才会送给饭搭子们一人一顶矿灯。送走一个死磕到底的白日，等到第二天用早饭，他会笑一笑，告诉大家，没睡到什么觉。还想起了人生里头吃过的创作之外的苦，「哭了」。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位顽石似的音乐大师，与其说是敬仰崇拜，不如说生发了一种对待苦孩子般的爱怜和同情。而能够照顾这个「苦孩子」，所有人都感到了「由衷的愉悦」。

他的《如戏人生》时长约22分钟，历时九个月写完。

这天，作品在北京正式排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百来位演奏家聚集在排练厅。三天后北京首演，随后去美国巡演十天，海报贴出，门票已售罄。

陈其钢面向大家，坐在指挥的身后左侧，低头看手上的乐谱。他身型清瘦，穿灰色风衣，戴格子围巾，露出白衬衫的立领。光头，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深邃炯炯，表情因极其专注而显得威严。一段奋进激越的鼓点声结束了。他拧开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用力拧好瓶盖，离开乐谱，向指挥走去。他的脚步利落有力。

「现在感觉不好。」他对指挥说。他想流露友善包容的笑容，但笑得很勉强，神情迅速恢复了严肃。

指挥把手掌放在这位作曲家的背部，想安抚，又收回。他扶了一下眼镜，不安地扬起手，做了一个表示程度轻微的手势。他的语气有些磕绊：「现在是这样，可能，演奏员自己还有点小小的……」

陈其钢斜睨了一眼指挥，不认为只存在小小的困难。他扫视着一堂演奏家，大提琴、单簧管和圆号依次在按谱子走。陈其钢感觉自己迷失在一个吵吵闹闹的迷宫，完全认不出这是自己设计的美妙园林。「根据我的经验啊——」他说着摇摇头，笑了一下，又摇摇头。他说不下去。

指挥示意大家停下来。

「现在感觉很不好。」陈其钢确认了自己，重复时声音大了许多。他把乐谱拿过来，笑容苦涩，「第一遍听完，我完全找不到北。真的，我自己完全找不着北了。」他走进人群，一米七八的个子，俯视着在座的所有人。

大家在他的笑容里坐立不安，小心地拿眼睛探索他，不确定这是自己犯了错，还是他的错。

他一时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但内心遭遇了重大挫败，这确定无疑。一如在黄泥岭村的那张饭桌上，这颗心想从他的身体里跑出来，裸奔到大家面前，告诉大家，它这是咋了。

「这是说实话。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心里非常忐忑。」他沉默了几秒，语速变得缓重，「因为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曲子出来的结果怎么样，所以我希望陪伴大家一起，能够把这个孩子……能够生好。知道吗？谢谢。」

第一次排练还没有结束，他心里有了判断。他决定取消《如戏人生》的北京首演、美国和欧洲的巡演。他当场告诉大家，「这不是演奏的问题，是写作的问题，我的问题。」然后，他叫上乐队经理任小珑到休息室，通知对方他的决定，并商量所有的补偿措施。已经定下的演出场地，卖掉的门票，牵涉的行政责任，由他一方负责。委托方付给他的创作费用，如数退回，尽管这是他一年到头唯一的收入来源。除了经济压力，他再次扛起创作的压力。日思夜想创作出的乐谱，通通作废。他觉得，这是自己「做砸了」，要担责任，讲信誉。以一年为期，他必须践行承诺，完成一个全新的、他自己的心会认同的作品。

当然了，像以往一样，他没有落败。

一年后，陈其钢查出癌症中期。

陈其钢和儿子

抗癌的方式

陈其钢对待身体，如同对待他的时代机遇和思想困境，朝向自己的每一场改革，他是一个强硬的激进派。浙江医生建议保守治疗，留着那些癌细胞，控制它们的数量。理由是他已经68岁，是经不得伤筋动骨的老年人了。上手术台容易，下来以后，怎么办？陈其钢没有同意，似乎洁癖症上来，容不得一点坏东西的污染。又似乎被完美主义套牢，把朝夕相处的身体当作了一样朝夕相处的乐谱——多一个音符不行，多一个癌细胞也不行。他自己监测指标，琢磨前沿的医学论文，跑到北大一院，找年轻些的胆儿大的医生开了刀。七年前，在巴黎，他也是这么激进地对待他的肺，有两片发炎坏死，他就切掉了它们。

这次抗癌手术，没有肺部手术那么严重，却让他几乎一蹶不振。这是他碰到的没有过的一种心灵状态。原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脆弱。一个脆弱的人在乎的事情，常常是极小的事情。不管那件小事是来自心理，身体，事业，人际交往，都会让人在半夜睁开眼一想起时，难以挣脱。他与极易感染的身体做斗争，也与高度焦虑的情绪做斗争，大体上且战且退，也在且战且退中接受教训，不断学习。在这过程中，出于对自身的珍重，对一生为之努力的创造力的惋惜，以及与他人不失联、不隔绝的向往，他有了一个此身何寄的新的焦虑，「就是你还剩多少时间，你不知道，但是，难道这部分时间——如果真的比较长的话，你要浪费吗？」

他对病中的自己没有足够的能量写音乐，感到强烈的气恼。有些人浮现在他的心头：肖邦，严重的肺结核，三十多岁的身体像一支风中的残烛，还能写出那么好的音乐。巴尔扎克，集胃病、头痛、高血压等等于一身，肥胖的身体像一个疾病博览馆，他却用它写出了91部小说。普鲁斯特，备受哮喘病困扰，久病不离床，完成了经典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还有尼采，不幸的精神病患者，伟大的哲学家。

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人的身体受到禁锢以后，反而激发出惊人的创作能量，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心灵的激情。为什么「我就不行，这一发烧，我就不行了」。他的身体对一般的病毒细菌没有免疫力，很容易发烧。一旦烧起来，能烧一个多月。

但事实未必如他所说。抗癌这几年，他完成了不少事。换句话说，他抗癌的方式不一般。譬如，他写作出版了自传《悲喜同源》。他这第一本书很受欢迎，在短视频强势、出版行业低迷的大环境下，这本28万字的书印刷了十一次，受到十多万读者的喜爱。

在阅读平台上，一条广受认同的短评表达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这几年很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听不到当下的声音，能听到的都是官方的声音，自媒体烦嚣的声音，真想听点各领域顶尖的人对时代对事情的认真的思辨的思考，几乎是听不到的，大家都失语，或者就复制官方的声音，或者就讳莫如深，或者就是一通乱说了换流量换钱。但在陈其钢的《悲喜同源》里，能看到一个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对时代对当下对人生对艺术发出的思考，很好。」

有些交流引人思考，有些引人发笑。比如，一位吉林读者说：「读完后，我有两个预言：1.此书在不久将来会进入豆瓣读书TOP250。2.此书在不久将来会被禁。」那天，在寻医问药的空隙，陈其钢看到这条评论，被幽默的回应逗得乐不可支。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心，让他觉得可爱，想笑。这种笑和他如今常有的另一种笑显然不同（「无论多有影响力的人，我都看出笑话来。」），因为这是他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才收获的，是他终于遂了自己的心愿，意味着他的心灵没有被病痛压制，阻隔，没有失去与他人的联系——多么美妙的秘密结盟。

写书的过程，他用四个字形容，「兴致勃勃」。写音乐与写文字，差异像是捕捉一阵风与捕捉一只鸟，风的不可名状，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心生害怕；比较而言，词语的确定性和指向性带给他莫大的安全感。他觉得写文字相对容易，创作的乐趣不改，但难度降下来，刚好与他亏空的体能相匹配。不像作曲，他通过三四十年的进取达到一个难以自我超越的水准，给如今的自己树立了一个可怕的劲敌，但写文字，在他的创作谱系中，这不是第一回吗？他觉得上手很容易。自律，日程表，进度条，通通不需要。逢人说起这份独特的体验，他简直容光焕发，「但作家听了这话一定气得不得了，写文字容易一些，是吧？哈哈。」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礼记·乐记》说：「唯乐不可以为伪。」他认同，并且在作曲时践行，呈现一个人在不同岁月的心灵状态。如果说，艺术玩的是裸露心灵的游戏，他作曲时习惯了这么玩，等到写书时，也驾轻就熟地这么玩。他玩得自由欢脱，像小时候在团结湖的冰面上滑冰，彻底忘记了，或是不屑于冰面下潜伏的危险。

抗癌期间，他的传记电影《隐者山河》也完成拍摄，在影院公映了。

2021年春天，陈其钢收到一封奇怪的邮件。对方说，他是制片人，叫郭旭锋，他想为中国各领域的每一位大师拍摄独立的传记影片。一开始，陈其钢以为是网络诈骗。他没听过这个人，也没听过这么雄心勃勃的拍摄计划。不过，他手上倒是有在巴黎、伦敦、纽约、墨尔本等地拍摄的海量影像资料。比如，央视一档音乐节目的导演别航程和他的团队在国外完成拍摄后，因为项目取消，资金中断，没有完成后续的剪辑工作，成果没有面世。后来，别航程把拍摄的影像通通送给了陈其钢，人便消失了，这些年陈其钢怎样也找不着他，「他是当和尚去了，还是怎么了」。手上这些影像如果只是年复一年地待在硬盘里，无疑白白浪费了。陈其钢一直想找一名剪辑师，完成整理工作，但是不太顺遂。

他让助理给郭旭锋回复了一封邮件，约好在黄泥岭村见面。

郭旭锋当时34岁，比较拘谨，面对有地位的「大人物」，还比较习惯性仰视——心灵平等的含义，平视的角度，是他后来从陈其钢那儿学会的。从贵州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做了多年「北漂」，谈不上有什么醒目的成绩。看着不像个导演，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凭空一份令人生疑的雄心。另有一份坚定柔韧的心性，一时无法看出。正因为没有拍过电影，他计划拍一百部，「一百个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国人」。而陈其钢是他找的第一个人。

对于完善这部电影，陈其钢像当初写传记一样兴致盎然。他是郭旭锋的初创公司免费的主演和顾问。他接受了十多次访谈和拍摄，后期出来十多个版本，他一一过目，转给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意见不好听，由他重新措辞，转达导演。他提醒导演，这是你的作品，不要为了讨好传主而降低一部电影该有的水准。

一段郭旭锋私人存念的录音里面，是陈其钢清晰沉稳的声音：

今天我要做一个成功的纪录片，让陈其钢高兴。没用的。你知道吧？不要让谁高兴，一定是让你自己心里非常高兴。我就是这样，我的眼光就是这样，我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这时候才有力量。（你的纪录片）它不能代表我。你说明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文化。他的优劣，他的生命，他的关注，他的痛苦，他的纠结，他的影响。这些东西才启发人。

显然，导演对陈其钢的理解和呈现，是他个人的。比如，片名「隐者」的定义，是导演寻访陈其钢跋山涉水的地理过程，令他想起《寻隐者不遇》的诗意，带出了这一印象。事实上，陈其钢在繁华巴黎的独居生活更接近一个隐者，日常状态是，上午、下午、夜晚，一个人在工作室作曲。中午，一个人吃顿简餐，泡面之类，然后街头走走，晒晒太阳。「创作需要我独处，生活允许我独处。」一次，他沉浸写作《五行》，四个月没有和人说话。

而在小山村，他过的是群居生活，熟人社会，没有哪顿饭是一个人吃的。他自费办过四期工作坊，一百多位年轻音乐家从各地奔赴而来，切磋技艺，互通人生的困境。这更不是隐士的作派。或许，连巴黎那种不近人烟的状态也不能定义他为一个出世的隐者。相反，这明显是一个入世的高手，一心要在一个不分国界的领域，攀登世界级的成就。终其一生，他最最投入的，就是音乐的事业了。这一点信念，即使抗癌过程出现绝望的情绪，他也没有看淡和轻视。些许疑虑是有过的，「创作的人是不是把创作这事儿，看得太重要了？」但这点自疑成不了气候，轻如山间的一抹薄雾，太阳一出就匆匆散去了。

至于入世的方法，他只信奉一条——做出好作品。其他熙熙攘攘的路径，热闹一时的成功，在他看来，都是迷惑人的障眼法，无效的旁门左道。

不管怎样，对郭旭锋来说，电影拿到龙标，在全国影院上映，这是做梦也不敢想的美事。陈其钢答应拍摄，这是善良的开始。电影上映短短25天，超过十万人观看和讨论，一个必然的善终已经到来。他一天一个城市地全国奔走，路演，因为经费紧张常常睡在夜行火车上。他沉浸在强烈的幸福感之中，相信这美好的感受会持续一生。这接近一种永恒的美好：你年轻时做了一个立得住的东西，等你老了，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了，但只要你想起这个东西，你就觉得这一生没有垮塌，你自己这个人就立起来了。他认为，陈其钢这个人，拍摄陈其钢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这位「精神上的父亲」深刻地重塑了自己，不仅是前途，还有为人，怎么做事，乃至怎么说话。时间一长，交往一深，似乎陈其钢已经不满足于完善郭旭锋的电影，也有兴趣手把手来完善郭旭锋这个人了。2025年4月，《隐者山河》参加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映后，导演和制片人作为嘉宾出席了分享会。陈其钢本人没有参加任何一场宣传和分享。他通过现场的视频回放，观看每一场互动交流的全过程。针对这一天的观感，他给郭旭锋发了微信。

一段聊天记录：

老头儿：这种时候你只会听到溢美之词，其他的意见需要看背后的人，也需要一点时间。制片人昨晚表现不错，你没有准确回答观众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建议你看看回放，从中总结经验。导演的语言思辨能力非常重要，如果谈话时思维不清晰，将会影响你的长远发展。这些话是很少有人愿意跟你说的，肯定不好听，我跟你认识时间长了，互相都了解，也就不讲那么多客套了。

郭旭锋：是的陈老师，我就是兴奋一秒然后要总结经验的，我的表达会比较零乱，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语言思辨能力更好点吗？不知道您有没有经验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老头儿：聪明人无需努力，天生就会。你我这种不灵活的脑袋，就要下一番苦功。重要的场合，我在年轻时要事先反复思考，并且列出提纲，反复练习，将自己要表达的东西的条理牢记于心。同时，多观察别人是如何表达的。比如xxx（作者注），语速虽然很慢，但在出口之前绝对想清楚，一个废词和多字都没有。在自己说话的时候，即便是平常生活中，脑子里也要有这样的要求，长此以往，你会不知不觉改变。另外一点，更重要，你要说什么！这是核心。昨晚看得出，你对自己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清楚的，但语言节奏不流畅，经常在中途出现空白。特别是在回答问题时，空白感更强，所答非所问，甚至两次忘记观众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这在台上是大忌。在聆听对方提问时，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回答，另一方面要求自己记住提出的问题，这是工作程序。总之，这些是需要长期主动培养的习惯。你看我在回答问题时，甚至还会时不时提醒提问者不要跑题。这样就很容易在对谈中掌握主动权。而且，所谓记住提纲也不要求记整个句子，只要记住核心的一两个字即可。这样，整篇发言就变成，1，两三个字。2，两三个字。3，两三个字。虽然你只记了这几个字，你已然胸有成竹。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在各个平台写下了自己的观影感受。譬如，一个女孩在北京的冬夜，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去观影。「去时8.1km，我骑了42分钟，回程时已经1:05，我骑了46分钟，到家将近两点。……希望这部纪录片不是他准备很久的告别的一部分，希望他明白，他与很多人产生了陌生的缘分，而他/她们希望他更好地活着。」

只言片语，荧光点点，形成一片开阔而丰富的星空，慰藉了陈其钢病中的日子。书和电影带来的启示，是他怎样也料想不到的。「我做的人，比我做的音乐，影响更大，更好。」这是近些年他最大的惊喜。

术后第五年，旧疾没有复发，他安全地度过了成败攸关的抗癌的第一个周期。

源济

人生的戏剧

2024年春天，陈其钢的身体日益衰弱，为了看病方便，他暂离山村，搬回故乡北京，住进了二十年前为母亲买的商品房。小区外面，马路两边，曾聚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做玻璃，酒精，内燃机，吉普车，以及化工设备，如今都没了痕迹。工业用地转型成住宅小区，板砖楼层层叠叠看不到尽头。有时候，陈其钢会盯着窗外看一会儿，根据远近楼层的清晰度，预测北京当日的空气质量。他会播报一个PM2.5浓度的数值。说完以后，核对手机，基本不出错。如果母亲在，他会得意地在母亲面前亮一亮这个本事，而母亲一定会露出他喜爱的笑容。母亲离开十多年了，没有哪一天从他心里离开过。他仍然每天念叨她，寄身故乡变得像寄人篱下，常常在吃饭洗脸时，不自觉地低语：「想妈妈了，想妈妈了。」

1963年，陈其钢的母亲肖远、陈其钢、父亲陈叔亮、姐姐陈滨滨（从左至右）

陈其钢1951年出生在上海，母亲生产时感染了肺结核，这也给他的肺埋下了病根。同一年，父亲调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母亲调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日常生活文艺而愉悦。父亲喜欢画画、书法和音乐，喜欢带着孩子吹拉弹唱，吟诵赋诗。陈其钢和姐姐回想父母的教育，「不会造成心灵的痛苦和挣扎」。15岁那年，「文革」开始，接下来十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会经历的落差，折磨，他和他的家人都经历了。

26岁，高考恢复，他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单簧管和作曲两个专业。他学习单簧管有十四年，要求自己每天站立练习单簧管不少于六个小时。一出成绩，他是第一名。但是，招生的管乐老师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录取他。「文革」期间，他和这位老师同在河北农场改造，是朝夕相处三年的室友。重逢在上海汾阳路考场，他特别高兴，没有像别的报考学生那样对这位老师毕恭毕敬，而是热情地上去拍着对方的肩膀说：「最近怎么样啊？」不成想，这一拍，伤害了对方为人师的自尊。他被拒收了。

他自学过作曲，录取成绩算是中等偏上。入学后，要确定主科老师，但没有一位全职老师愿意接收他。系里给他分配了一位校外兼职老师。这里面分出「嫡系」与「庶出」的差别。想到未来，他十分焦虑。

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国外顶尖乐团纷纷来华演出，中国人对西方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后来，陈其钢回望转型时期的中西关系，十分奇特。西方人希望把中国带入他们的轨道，所以对中国特别友好亲善，愿意为中国投入，不管是精神、文化、财政、教育、政治咨询，还是民间机构的往来合作，他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西方像个美丽的未来世界、处处先进的引领者，吸引着好奇好学的中国人。

北京那时没有音乐厅，只能在礼堂、剧院和体育馆演出，条件粗陋，但对从没有听过交响乐团美妙声音的人们来说，已是天大的享受。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陈其钢之前听惯的是国内乐团劣质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不齐调不准的声音，这是头一次听到差别。他开了眼界，「那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声音，柔韧，华美，锋利，深沉。」

大三时，陈其钢萌动了出国的想法。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家庭没有海外关系，不会有人资助他。当时，外汇不便兑换；兑换了，这个干部家庭掏空家底，只能供他在国外生活两个星期。音乐学院有过公派研究生，但那是推荐制，不会轮到他这个「庶出」的学生。

1967年，吹小号的陈其钢

国内恢复高考后，紧接着是建立开放的留学政策。1978年，中国选派首批52名留学生赴美，邓小平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选拔标准从试水阶段的相对宽松变得严格规范，1981年，政府决定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派出国研究生。陈其钢觉得机会来了。音乐方向，一共考十三门功课，他考了第一名。这时，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他在自传中这么讲述这场波折：

学校说要派院长的学生、三好生出去，而不让我去。这当然惹恼了我，也惹恼了一辈子本分的父母，父母一生正直，而且在文艺界人缘很好，对于这种违规行为自然不会忍让。父亲虽已离开文化部25年，当母亲跑到文化部教育司反映这一情况（主管这一事件的，恰巧是父亲的老下属），文化部立即下文到音乐学院，要求学校「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办」。见事情闹大，学校才宣布了我的考试结果，并于11月4号晚由教务处方主任电话通知我到语言学院报到参加法语培训。本应9月接到录取通知的我，直拖到11月才被通知，延误了我两个月法语学习的宝贵时间。

我经常想，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结局将会怎样？

1983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研究生赴法学习音乐的，只有陈其钢一人。由此，他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一百多个赴法求学的年轻人，在一个天气骤冷的盛夏抵达巴黎。第二天，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城市去学习语言。19个文科生去的是波尔多，这是一个周六，学生食堂和商店都关门。陈其钢和朋友在街上转悠，想找食物。一位老人路过，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带他们去了一个集市，然后，带他们转了转城区和葡萄园。到了中午，他又带他们回家吃饭。老人是退役海员，儿子是个盲人，在海滩游泳时淹死了。自那以后，他致力于盲人教育，参与盲人孩子的公益事业。他能敏感地察觉到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尽力提供帮助。陈其钢的法语讲得磕磕绊绊，肺病初愈，看着也不大健康。老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后来经常跑到大学城来看他，带他去看病，后来还拿出全部积蓄做担保，鼓励他去警察局办手续，接妻子和儿子来团聚。

1984年，陈其钢在老海员Yvon Bourgeoi家

他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北外法语专业的朋友，朋友提醒他，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不要用中国传统思维对待法国人，「你可以大胆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输了就输了，不会因此丢面子，也不会有人嘲笑你。你可以鼓起勇气去寻找你的最高目标，什么都不用怕，什么也不会损失。」受了启示，他把幻想的种子种在心里，也种在法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在世作曲家梅西安的身上。他幻想拜梅西安为师，学习作曲。这好比一个中国年轻人跑到战后的美国，想找海明威学习写作，听上去都是异想天开的美梦。这美梦在时间里发酵，陈其钢的心变得热切，他希望结束三个月的语言学习期后就能跟随梅西安学习主科。可是，76岁的梅西安早已从任教的巴黎音乐学院退休，那时也没有网络，根本找不到他的线索。

没想到，老海员听了以后，辗转帮他要来了梅西安的住址。拜师信寄出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他在心里理解和接受了梅西安的反应。「怎么能奢望这位国际音乐巨人回答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拜师信？」没有邮件，回信靠手写，或使用打字机，再邮戳，寄走，多么麻烦。难道他连这类信件都要回复吗？接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何必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负担？

一天早上，他照例打开信箱，里面躺着一封信。发信人的名字在昏暗的角落熠熠发光，Olivier Messiaen。他呆立在信箱前。一个人历尽千辛，来到陌生的地理，孤身幻想着奇迹，又全力以赴抓住一切微小的可能。但截至奇迹显现，一切都平淡无奇。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件。

亲爱的陈先生：

读了你的信，我很感动，在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之前，我希望见到你，听听你的音乐，看看你的谱子，听你谈谈。我现在不在巴黎，要10月以后才能回去。请你10月22号下午5点，带上你的乐谱、录音，到我家来。

我家的地址是：巴黎18区马尔卡戴街230号，五楼，左手边。

真诚的，

奥利维尔·梅西安

陈其钢花了两个月来准备他的面试。他创作了一首新作品，背诵了可能的对话内容。如今回想，他并非因为才能赢得梅西安的欣赏——如果他才能出挑，在北京时也不至于遭到学院老师的一致拒绝。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没什么才能可言。他背诵的法语，也不知梅西安听懂了几成。当时，他们正聊着天，对面公寓突然着火，梅西安背对着窗子，一无所知。陈其钢看见了，不知该不该告诉梅西安，因为这场火不在他设计排练过的谈话内容之内！他不会说「火」。

聊到中途，梅西安说自己年事已高，对当下的音乐创作并不是最了解，所以，他要介绍一位活跃在一线的作曲家来教陈其钢。这是有一说一，脑子里怎么想，嘴上便怎么说，但在一个初到法国的中国人的脑子里，这番话变成了他熟悉不过的「婉拒」。陈其钢心下焦虑，但他要求自己表现出一个中国读书人宠辱不惊的风度。他面不改色，把没背完的对话，坚持背完了。当他背到从小到大经历的「文革」、农场、考大学、考出国研究生等等求学路上遇到的困难，突破的阻隔，梅西安的神色一点点变了。他把夫人叫过来，当着陈其钢的面说：「我觉得我想接受他，你怎么想？」夫人和陈其钢的妻子黎耘一样，也是个钢琴家。她后来为晚到一年的黎耘介绍了一处方便练琴的修道院。她说，如果你想收，就收吧。

从梅西安家里出来，已是满天星斗。去地铁的路是一个大下坡，陈其钢像疯了一样飞奔下去，如同一只轻掠地面的飞燕，又决心冲上邈邈星河。这一夜的星河，永远灿烂煌煌。时间越久，它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越充足，在一些必须忍耐的其他的夜晚，它仍然在陈其钢的心灵上闪耀着：

那天晚上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带给我的幸福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维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能从中得到的启迪，受到的惠顾，是一点一点被体会和慢慢拓展开的。这与梅西安是否伟大无关，它更多关系到的是做人和做事的方法、态度以及努力与成就之间的逻辑关系带给我的精神遗产。它大大地改变了我过去30多年对己、对人、对专业、对世界的眼光和态度，这是最为重要的财富。

1984年，梅西安家的第一次课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后，在陈其钢传记电影上海首映礼那天，同样「被幸运砸中」的郭旭锋坐在番禺路咖啡馆，与上海影城隔窗相望，也说了类似的强烈而绵延的「幸福感」。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美好奇迹的发生？等陈其钢接近梅西安的年龄和成就，来更准确地回望当时，答案是，「同情心」。这件好事得以发生，和陈其钢关系不大，纯粹是因为对方想「做好事」，如同他和朋友在波尔多受到老海员的帮助。那些心灵，不是他过去熟悉的功利心。

有人问，这些经历到底是他个人走运，还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笃定地点点头说：「善待弱者，这是普遍的。后来等我（处境）变好，就没有遇到过了。」

1986年，梅西安向作曲家布列兹介绍陈其钢

财运的故事

2019年初，第四期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聚集了26位学员。一个环节是，每个人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提出任何问题，大家坦诚交流。

一天晚上，一位瘦小腼腆的东北女生聊完技术问题后，想请教大家一个现实的问题：「作曲家该如何生存？你要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连写作的环境也没有，那你怎么写？」

另一个时空里，青年作曲家陈其钢也在为生计发愁。在法国，他身上呈现出极端的分裂感：一面，他是伟大作曲家梅西安的爱徒——老人家的重要讲座和音乐会，如果这位爱徒有事误点了，他就让全场坐等。学习短短两年，陈其钢就以一首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拔得法国文化部奖的头筹，为此上了当天的中国《新闻联播》。本事亮出，法国广播电台开始委托他为大型管弦乐团创作交响乐。另一面呢，他在平民孩子的游乐营地，做保安，早晚清洁垃圾桶。像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工作，也是僧多粥少，不易获得。听说他靠出卖体力谋生，不收学费的梅西安有时把装着现金的信封交给他，言语上，生怕伤了他的自尊。梅先生也不是富人，名满天下，在学院勤勤恳恳教书。作曲家的委托创作机会少，且耗时长，不能指望它为生。

生活上他能省则省，到法国前十年时间，方便面是主要的食品。每到周日，他拖着一个小车，搭地铁去偏远集市买最便宜的蔬菜。他拉的是一个星期的食物，很重，地铁没有电梯，他搬上搬下，「就觉得，好烦，生活的那种重量，压在这儿。」

1985年，陈其钢在夏令营做守夜保安

相比他粗糙的胃，心灵要敏感得多，执拗得多，也难受得多。切身感到人与人由于社会、政治、人种、经济、阶层等原因形成的区隔，且亲历自己变成了方方面面的底层人，他的心灵被屈辱占据着。那时的一些表现，他至今回想，还是浑身不自在，不舒服：

房东酷爱帆船运动，他的帆船常年停泊在诺曼底海峡的Grandville。房东和我说好与他的朋友从巴黎开车去游帆船，大家分摊一下汽油费、住宿费等，结果那次我什么都没付。我根本付不起，加一次油就等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朋友们什么都没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悔与他们一起进行这次「有闲阶级」的出游。我既没有与有闲阶级一起花天酒地的经济能力，又不能为了自尊而导致自己食不果腹。摆脱穷困，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希望有一天，不但在事业上而且在物质上，挽回那几年面对朋友的心理亏欠。尽管人家并不需要，但我却想加倍偿还。

还有一次，他获得一个美国基金会的奖励，去一个戛纳附近的漂亮古堡居住和写作两年。妻子和儿子来看他，一起租车出去玩。因为没钱，他租了一辆最小最便宜的菲亚特小红车。开到地中海边上，那儿有个摩纳哥赌场世界闻名。一家三口想进去参观一下。赌场门口停着一排豪车，保安很势利，看到这辆小红车，不允许停靠。他不管，一下子钻进去，拉手刹。他感觉胸腔里关着一头愤怒的野兽，即将冲出来毁灭这个不公的世界。保安强制他们离开，威胁说要叫警察。很多人会算了算了，可他坚决不服，不走，不说一句话，不停止摁喇叭。

2019年1月25号，第四期工作坊最后一晚的联欢

他在屈辱中活下来了，而有的人，却实实在在地死去了。他的朋友、作曲家莫五平，生了病，每天肚子疼，撑不住，但因为种种原因回不去。等到回国的时候，已是肝癌晚期，三十多岁就走了。留学生之间的互助是有的，比如，陈其钢把地铁票借给莫五平，他自己跳栏杆违规逃票，但这些情谊解决不了一个人的生计难题。他一直在心里梦想着，不被生活的重量拖拽着下沉，好起来，好起来。

他十四年日日不离手的单簧管，悄然拨动了命运的轮盘。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基础制造业和市场快速复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法国世界一流的单簧管生产公司，想往中国开拓市场。他曾在这家公司赞助的一场国际单簧管比赛中获得首奖，因此，他与总经理保罗相识。保罗问他愿不愿意陪同一起回中国，并引荐一些可能的合作伙伴。一开始他并不知这将意味着什么，光是能免费飞回中国就足以兴奋不已。举手之劳，开启了一份事业。「生活中我养不了自己的家，这样的机会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自己的脑袋，我当然热情地接住。」像一阵迅疾的风，他在一两年之内就实现了财务独立。三四年后，他正式成立了公司，成为这家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十年间，公司的口碑经外商的口耳相传，由一个品牌的代理，扩大到十几个著名欧美品牌的独家代理。

一次，听一个晚间电台节目，一段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问：「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自由。」

他终于不再受那些精打细算鸡毛蒜皮的束缚，不再被生活摁住头，将凌云心志掩埋在卑微的尘土里。他有了时间的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拒绝的自由。他可以尊重自己的审美，思想和决心，拒绝做那种歌功颂德或是投大家所好的作品。他运气极好的，能够践行他所认同的生活方式，用两条腿走路，把挣钱和作艺分开。

他没有从商的天赋，表现完全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商业的核心驱动是趋利，他和商业逻辑拧着干。在一年仅出席一次的公司年会上，他每次都向全体员工强调说，我们不为盈利，而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他心思在创作上，不见客户，把生意都交给别人去做。他遭遇下属的背叛而不知情，对公司的财务和人事失去了控制权。但即便如此，因为中国90年代的特殊时势，加上他得天独厚的海外关系，财运还是没有中断。

发达让他多么喜悦，说不上。他感到的是安全，「不会觉得钱是那么要命的一件事儿了」。2014年，他净身退出董事会，告别了乐器行业。对此，他欲说还休，流露出少见的迟疑。他吐露时势造就了他的发达的同时，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的矛盾和罪责感：

当一个老师要来买东西的时候，你看着他——当然，我不看他，我绝对不会见任何人。员工会来和我讲，他们要把这个乐器卖给他的学生，用一个好像非常公允的姿态。而老师这里边所提的成要比公司大得多，学生完全不知道。比如说这价是100块，老师要50，公司不到10，而学生认为这乐器就是100——实际上是老师在赚他的钱。这件事我们不能说。……走过了这些，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会很幼稚的，其实我今天还能说实话，说明我还幼稚。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心境。他说，人生中如果没见过钱，会有一个盲点，如果没出过名，也会有一个盲点，难免对金钱和名誉有一种神往。见识过了，才让他明白那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他而言。他认识到自己，听见了内心的声音：「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都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

回归平淡简单的生活，他的心里不再有当初在法国清贫度日的那种屈辱、愤怒和恐惧。物质层面，只要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他就感到知足。过去六年，他没有从音乐写作中获得任何收入，「但没有危机感，可能是一个见过和没见过的区别」。他关注着生命中已然成立的，「事业已经有了，事业不会缩回去。你对世界的看法已经是这样一个宽的维度，不会突然又缩回去。再就是，人的积累，朋友的积累，这一点也不亚于财富。」

书院夜晚满天星

源济

「我的标准」

到法国几年后，陈其钢有了自我的意识、思想和审美，不甘于跟在一个伟大的传统后面亦步亦趋。他的音乐语言开始脱离法国主流的美学轨道，于是，异己、排外、打压，通通来了。

38岁这年冬天，他的室内乐作品《广陵之光》在法国广播电台音乐厅演出。听完以后，他的一位研究生导师没有任何客套，扬长而去时，只留下一句话，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此后，他再也不出席陈其钢的音乐会。与老师的冲突是一个先兆，意味着某种范围更大的决裂来临。具体说，是他的中国特质的音乐语言，如使用旋律，流露情感，在西方现代音乐的审美标准中，被划为「下等的」「不入流的」。这种区隔由来已久，占据着统领地位，是他和每一个艺术家每天必须面对的强大现实。他深感，「如果你的个性，你自己的精神不强大的话，你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

到底是服从他们的标准，还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成为他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更难的那条路。

九年后，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名独奏、名指挥、名乐团，阵容强大。他钟爱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从美国飞来巴黎，现场表现出无懈可击的技巧、激情和感染力，差点让他幸福得晕过去。曲终，观众疯狂了，起立鼓掌，把充沛的热情给予上台谢幕的作曲家。晚上，剧院大厅举办了隆重的鸡尾酒会，笑容，祝贺，赞美，让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非常苛刻的乐评。文章没有分析，只有「政治正确」的绝对权威，高人一等的视角，以及泄愤的情绪。但因为拉丁语系国家的乐评不活跃，出现一篇两篇，便吸引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乐评人把《逝去的时光》定义为一个「垃圾」，「廉价粗俗的冒牌货」。喜悦骄傲荡然无存，陈其钢感觉被重重地伤害和侮辱了。出版商建议他调整写作的方向。合作伙伴、同道和素日热情的朋友，态度都转变了，没人站出来说一句肯定或温暖的话。

遇到打击的陈其钢，整整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脑子里不同思想激烈交锋，一如看不见的几头困兽昼夜不休，互搏恶斗。

年老以后，他回望那个青年作曲家，正处在「没有足够的根基、最犹豫、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他打了个比方，海明威、马丁松、川端康成等作家获诺奖以后，看着功成名就，然而没过几年就自杀了。一个敏感多思的艺术家，一个对世界、对自己的事业都有思考的人，一个单靠一己之力去奋斗的人，有时候是特别脆弱的。他最脆弱最痛苦的，倒不是忍受身体的伤痛，而是看不到追求的方向，「我这个路还要走下去吗？或者说，应该这么走吗？」

他这样讲述艺术事业的特殊性和当时内心的彷徨：

你不知道怎么走是对的，因为对不对没有标准。让谁高兴算是对的呢，让自己高兴算是对的话，自己高兴最大的压力是，别人不高兴。只有经过若干的历练、锻炼和挫折之后，你才有一些个免疫力。你越来越懂得，让所有人高兴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成绩越大，影响越大，人不高兴的程度就越深，数目也越多，给你的打击就越厉害。像《逝去的时光》，那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准备了一年，写出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却让人家不高兴了。你越显眼，他越不高兴。如果首演不是马友友独奏，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香榭丽舍剧院演出，那么可能就没人评论，没人看，什么回应也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样。恰恰是因为你站在高处，让人看见了，一箭射过来，先射死你。他并不一定认识你，但你站在高处影响了他的视野，或是影响了他们政治正确的推行，他要表现一下。尽管他这个表现最终可能不会有太大作用，但对我的打击却很大。我管这叫政治。这就是政治渗入到艺术里边，在艺术标准里面渗入政治的标准。这会动摇很多人的艺术观。你不服从，你的艺术生命就有危险。就像当年动荡时期，你不服从，你的政治生命宣告死亡，无异于「社会性死亡」。

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排练之后与指挥迪图瓦和大提琴家马友友

困境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要证明自己的追求和标准。紧接着，他闭门不出四个月，不见任何人，专心写作管弦乐作品《五行》。他坚持聆听内心的声音，下潜到自己心灵的最深处。一百多个昼夜，心灵极其活跃，听觉极其敏锐，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写完以后，他受邀参加一所大学的讲课，走进教室的一刻，他竟然一时失语，无法发声。

后来，这两部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成为他最为世界所知、最常被演奏的作品。2018年，巴黎爱乐音乐厅为他举行肖像音乐会，由巴黎管弦乐团演奏了《五行》和《逝去的时光》，纪念它们诞生20周年。

他谈论高光时刻，特别不喜欢拔高、升华、神话，或是沾沾自喜，自我感动。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极高，且年复一年养成了追求的定势和自省的高频率，他谈论自己的语气，要么边笑边刻薄，要么像一个十几岁的人，对这世界深感惊异。譬如，他和工作坊一群年轻音乐人探讨生计的可能，提到自己担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设计的经历，他是这么说的，「我，一个严肃音乐作曲家，能被选择做奥运音乐的总监，西方作曲家朋友简直惊呆了！因为在西方不可能。这是中国特色导致的，专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这种界限模糊的选择。」

试想，如果他想给自己造一座小庙，也会有人追随，礼敬，拜神。然而和他的同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似乎完全摆脱了那个拜神的时代对他的塑造。显然，他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给自己动过许多次痛苦的手术，把塑形过的部分重归天然，帮助伤口在新的时间里重新生长——长得更加对劲。这可能就是他受当下音乐领域最优秀的一些年轻人亲近、积累了不少高质量忘年交的原因。

他对自己的笃定认可，是建立了个人独立的审美思想、艺术标准和心灵世界。他这么鼓励有追求的年轻人，胆子不妨大一点，敢于去领受这份奖赏：

你必须认你自己，你做出一个像你的，真实的，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有说服力的作品来。这么多年，我坚持要做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你坚持到一定时候，你即便所谓的「很差」，比如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我是一个在他们的文艺标准中一钱不值的人，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投他们所好。因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标准，你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一个世界。你建立了一个世界——这是最难做、也最难得的。说到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做了一件完整的事，他喜不喜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当初，奥运会开闭幕式部在确定音乐总监人选时，导演张艺谋推荐陈其钢，说有国际视野，又有足够好的音乐修养，方方面面适合担当这一职位的，「也就是他了」。此前，张艺谋谈过另一位，条件没有谈拢，分手了。那位作曲家提出的物质条件很高，同时他呈现了接下来一年在世界各地的行程，直言这些时间他没办法出现在北京。这一点最令张艺谋心里犯嘀咕，因为他自己和团队已经全天候地扑在这件事情上。一位负责协调沟通的工作人员（她是连接奥组委和张艺谋，以及音乐、舞美、视觉、服装等总监艺术家们的一条纽带，也是一道防火墙）回忆说，「在所有这些艺术家里面，陈老师是最特别的。他的特别之处是，每个决定，他只是本能地想把事情做好。」

陈其钢第一时间接受了邀请，如果能将中国音乐展示在奥运开幕式这一世界瞩目的平台，这是一个中国作曲家梦寐以求的理想。被问及条件，他说，「没有条件，我是来做事情的。」他没想借机会进入体制内，谋求什么官职。做完这件事，他就回去继续做他的自由作曲家。他提出自己不享受委托创作费用。与此同时，他有着极高标准，是个不妥协的细节「控制狂」。像开幕式主题曲，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不用包装和宣传，唯一依靠心灵的力量，「一次就给人留下印象」。对应的是超强的工作节奏：每天上午九点到凌晨三点，每一小时思考一段音乐，或解决一个工作问题，天天如此，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大年三十晚上也不休息。等大事忙完，他手上脚上长了一堆大泡，头顶左边冒出一个人字形的白癜风痕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与音乐总监签约仪式

因为怀的不是私心，也可以说无欲则刚，他在奥运期间，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直面硬刚的超越，一种罕见的传统士人的风骨。

一段有趣的记忆：

2008年7月20号，一切准备就绪，进行第一次万人现场模拟入场彩排。奥组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众领导审查。审查完毕，某位领导说，运动员入场整个过程不够雄壮，建议用交响乐。我当时坐在主席台前一排，当场表示：

「我不接受！再说，两个小时的管弦乐，就算能写出来，也是平庸的大路货，恕我不能。」

张艺谋和其他导演组的同事们听说我发火了，都过来了，十几个人在主席台边上围着我，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

......

为了表这个姿态，我写了15秒的入场前奏，采用了铜管乐，其他的音乐一点没动。（如果回看2008年运动员入场式的影像，可以清楚地听到这15秒，紧随其后的，是非洲土著的打击乐。）等到下一次彩排，不知是忘了还是怎样，总之没人再提音乐的事，就这样混过去了。

他身上的一个现象是，也许正因为没有私心，他反而能做成那种极困难的事。譬如，他觉得中国法律在音乐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做得不对，不保护最需要保护的创作群体。奥组委与作曲家之间的合同条款，写的是奥组委永久性、全球性、100%享有音乐知识产权。这期间的所有创作自动视为奥组委资产，可以由奥组委任意转包获取商业利益。他认为这是霸王条款，要求修改合同。他坚持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由于他是唯一一个不接受这一条款的艺术家，所以独自撑持，申诉了整整一年。后来是主席张和平亲自来处理，敦促法律部修改了合同。所有参与奥运音乐的创作者们都因此受益。

他一生所做的事，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完整性。因为存有为公之心，在乎中国音乐的去向，他想要与年轻一代音乐人不失联，不隔膜，不无话可谈。他想要做一颗铺路的石子，为天才的诞生改良土壤。于是，在心肺遭受重创以后，他仍然打起精神，在山村里亲手一人一床、一桌一个主题地张罗工作坊。工作坊做完第四年，他想着下一期怎样做得更好，不成想身体查出癌症。人生不足百年，被分到这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时间，一个人能成就什么？「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隐居山野的时候，他体会到那种陶渊明式的伤怀和无力。

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

战神的脚踵，凡人的肺

这是公寓顶楼的一套小型复式，入户门正对着陈其钢工作间的门。为了隔音效果，工作间奇特地设有两张门，第一张有时虚掩，经过一条比较纵深的通道，第二张门一般紧闭着。冬天的北京，不到五点，天色暗下来，像是不存在渐变的傍晚，直接从白日跌入了黑夜。

陈其钢从工作间走到客厅，穿着拖鞋，像猫一样，脚步没有声音。他穿一身素净的黑色家居服，极瘦，衣袖和裤管显得有点空荡，相比之下，圆圆的光头有着充分的存在感，笑容可掬，让他整个人流露出一种脱俗的可爱气质，像是元宵节灯会上穿街走巷自由自在的大头罗汉娃娃。因为肺部抗炎，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副作用，他之前绯红的脸颊变黑了。他在家里的沙发缓缓坐下时，举止一如出现在公共空间，习惯性地挺直脊背，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叠放在大腿上。他的目光清澈沉静，不偏不倚地注视着聊天对象。这样的姿势，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了两个小时。

最近，传记电影公映期间，他拒绝了所有名人访谈、导师担当类的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类节目。尽管医药费很贵，也没有医保，听到「拍十分钟给二十万」的条件，他只是淡淡一笑。人与人的交流，一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纯粹精神性的，靠一厢情愿和财大气粗是行不通的。他这么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姿态，但不好意思这么说具体的约访人员。「身体不好。」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原因。他的肺不允许这个空间接纳多的人，带来过量的二氧化碳，不然，桌面空气检测器的数字会变得很不好看。现在，他纵容自己享用一点儿老和病带来的任性，比如，纵容自己的洁癖症。对于那些可能污染他的肺、耳朵和心灵的人，他有点畏怯心，这也是真的。

如果访客是孩子一辈儿的，他容易想起儿子。他会内疚地觉得自己有时候做父亲，「做得太孙子了」，不够地道。想起奥运期间，团队一次宵夜，儿子点菜大手大脚，像个山大王一样兴奋。本来寻常小事，他却担心儿子长成纨绔子弟，回家后训斥了儿子。这样的小事，他在心里反刍，过不去。悲剧刚发生时，他像祥林嫂一样，三句话不离儿子。直到有朋友提醒他，陈老师，丧子是家事，这样做会让人觉得你是想获取同情，未免软弱。他听进去了，一个人在家翻看儿子的视频和照片，翻看儿子的储物箱，打开第一个，然后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他性格中忧郁怀旧的一面，做不到从脑子里抹掉悲剧性的记忆——妻子这方面做得比他超脱些。人按别人的理性坚持一段时间后，总会回归自己本来的样子。他仍然想与人说说儿子，说说做父亲的过失，慢慢地，他找到了对冲的方法，说到关于儿子的一切，他笑着说。有时候微笑，有时候大笑，有时候拿儿子开开玩笑。

现在的心境，变得有点古怪，许多事情觉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好笑。他深有体会的，是人与人的隔阂，由此造成的莫名的喜剧感。比如，之前那场让他所谓出圈的谈话节目圆桌派，他戴着口罩和空气过滤器去参加，主持人窦文涛问他，大意是，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节目呢？他答，「因为窦文涛。」主持人一愣，似乎承受不起，观众也特别吃惊，全网感动得不得了。人们引经据典，用了很多大词来评价他的反应。他被大家整得相当迷惑，「我到底说什么了？谁也没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件事儿有这么奇怪。」节目是窦文涛的，自然是为了窦文涛来的。不然呢，为了奥普拉吗？

几十年来，他做决定的一个思维习惯，是为了具体的人。在法国时，他接触过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来访的中国政要，出入过上流社会，但后来，他学会了拒绝他们的邀请。经验告诉他，权力与影响看似能调动一切资源，改变一切现象，却不能改变人的灵魂。他不再对名流表现出任何兴趣。一次，他的朋友，一位法国文化参赞打电话说，总统想邀请你参加晚宴。他不想去，不想「在那儿费半天劲，嗯嗯哦哦地表赞同」，又担心拒绝会影响朋友的仕途。他要确认的，只有这一点。参赞说，不会受影响。他便没有去。

又如，两年前，一个酒品牌冠名赞助的诗酒大会，每年评选一个「最杰出作曲家」，奖金相当于他一年创作的收入。第一年评了他。他回复说，不要，我从2013年起就不再接受任何奖项。然后，赞助方找了他的朋友，一位与他合作多年的指挥家，请他接受。他觉得，无端干扰到朋友，很尴尬，但他也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于是以拖延不定的方法表示拒绝。最后，赞助方找到他的大学同学，另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来做说客。他想，这位从不联系的同学、同行，打电话之前，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作曲家的普遍个性，唯我独尊，对方这么做，相当于屈尊，「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到了这个地步，他拒绝的就不是一个奖项，一项别人设定的游戏，而是拒绝和伤害一个具体的人，那是「一点灵性都没有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

为了具体的他人，而非自己的私心——这就像老海员、梅西安，以及很多他年轻时遇到的贵人们的行事风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受益于人类生活中善好的文明和灵魂，自然对实践这条路径充满认同。这是他基于一生的努力，与音乐事业的成就并行确立的内心世界。但与音乐事业不同的是，这一份心灵的事业，只关乎他对自己的承诺、要求和期许。战场在心，荣耀也归于心。此刻，生命迫近尾声，当他以心灵为镜，自我观照，他希望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更坚强，更理想，更完美，能够照顾到和影响到更多人的这样一个人」。

2015年12月15号，逝去的时光排练II

他内在追求如此，暴露在舆论场，自然引发人们的注目。他追求了几十年，在这期间，自由作曲家的职业、独立独处的家庭生活和孤傲强势的个性，让他几十年不受人修剪。种种追求被他内化为平常心，平常事，平常反应。当他从自己的洞穴中走出，洞里洞外浑然一人，没什么两面性，裸露出这样一个心灵世界，人们的惊异是自然的。他对人们的惊异本身，深感惊异，也是自然的。相逢一视，他与人们，人们与他，好像互相发现了新物种的不同物种，面面相觑是免不了的。

如果电影还可以归于别人的作品，自传确是一词一句，从他自己的手下敲打出来的。抗癌过程中写书，个中辛劳是一定的。他高度自觉地想把一笔精神财富留世，因而关注着读者们的反应。他说印象中，中文版传记唯一被诟病的内容，就是他独立开放的家庭观念。事实上，人们骂他的，正是他自己告诉人们的。他本可以不写。写了，出版时可以顺从编辑朋友们的建议删去，这是提纯的安全做法。他的侄子看了原稿，像指点一个不懂中国的法国老头，说您这不用审核人员出马，群众的唾沫星子就能把您淹死。他觉得这话怪得很。他对群众思想的开放程度比侄子乐观。当这一点说不过人家的实践真知，他只好叹气说，如果删去，陈其钢还是今天的陈其钢吗？「据说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如果我承认，那魅力从哪练就的？是和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如果在一个空洞的真空环境中生活，摸不到人的深浅，谈何魅力？」

他还想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理解不了女性的心路历程，没有移魂一般的领悟能力，像《蝶恋花》那样的作品，写不出来的。他想问题，是艺术家的思路，往往让别人象征性点点头，并不见得真正认同。很多读者评价他们夫妻对彼此的投入不对等，回馈也不对等，替黎耘感到不划算。那种在情感关系中拿着一支秤做交易的思路，他完全理解不了。在他看来，创作是为了获得比肉身更长久的存在，他写下黎耘的重情重义，对他人生有过的关键性贡献，这就是对她的回馈。他通过思想和写作的劳作，让她的存在和他的存在永远地连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回馈。然而，「那些人拿我说的黎耘的好，来说我对黎耘不好，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1985年，黎耘在巴黎

也许人们从某些角度看，是高看了他，也低看了黎耘。他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求学路上勇猛精进的穷学生，对付生计难题，无力也无心。他做保安，做搬运工，而黎耘是一名钢琴老师，给在巴黎经商的温州家庭的孩子上课，周末无休，不缺生源。两人财务完全分割，是他提出的。而后来，等他时来运转致富以后，他又主动给予家庭丰厚的回馈。「这些不能写，对不对？我干嘛要跟你们汇报这些不重要的，没什么戏剧性。」

那么，出现在自传中的「法国女孩儿」「德国女朋友」「一段走不出来的情感」，那些没有名字和存在感的女性，怎么成就了他丰富的情感经历？特别是，想想暴力般占据他的，昼夜不息的，摆脱不了的创作欲和事业心，坦白说，他并没有做一个追蜂逐蝶的浪子的条件。如果你想打破边界问一问，他会慷慨地告诉你他的经验，那就是，女性如果喜欢你，绝不会无视你，她会主动来找你。「我一辈子的经历，不需要找。」黎耘，当时音乐附中最优秀的一个女孩，十三岁看见他，认定他，与他共经动荡，肝胆相照，长到二十多岁结婚。与一个不离弃的人组建家庭，他得以继续原生家庭受宠爱的生活，也得以维护任性不羁的儿童心性。婚后八年日子和美，两人之间「没有一点裂缝」。

出国是个转折点，此后再也无法挽回那种亲密无间的默契。如今回望，他把个人情状观念的突变归因于一股截然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塑造。「特别是初到法国第一年，我的巨大变化和她的原地（不变）形成了反差，让我们之间有一股拉扯的力量」，法国社会扑面而来的影响占了上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逐渐淡化，「所以就被拉过去了」。

那是一股怎样的社会浪潮冲刷着陈其钢脑子里的海岸，或急骤或平缓地改变了海岸的形状，也许，一个美国人的研究能够提供些许想象。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米歇尔·拉蒙和陈其钢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在巴黎跟随皮埃尔·布迪厄读博士。他对法国和美国两个社会的中上阶层男性表现出的迥异的文化道德观念产生了兴趣，为此访谈了近两百人。一位法国知识分子，一位敏锐坦率的巴黎公立高中的男老师，这样讲述了他和他的圈子达成的某种共识：

道德不在你的大腿之间，而在别处……一个人的本质不是由他的身体层面来定义的……

陈其钢的自传正在被翻译成法文，他感到不必吃一个教训，不必删除被中文版诟病的内容。因为这就是他当初渴望突破的难题。那就是，夫妻之间相互尊重，这不仅体现在言语之间，也体现在尊重对方自由独立的人格。或许，尊重比爱更难，也更重要。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他通过一生的实践，承担了相应的代价，最终实现了当初的追求。

写传记，写自己这个人，他信奉的是与写音乐一致的本真态度：「在艺术创作中，个性的完美呈现就是创新，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希望能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呈现自己这个人。

2002年10月，北京国际音乐节排练《蝶恋花》期间

晚年他的身体特别需要小心照顾，但考虑到妻子不恋家的个性，他没有对她提过照护的要求。她是他的反面，健康，吃饭香，精力旺盛。她喜欢在欧洲旅行，访友，演出，和年轻人分享她对陈其钢作品的理解。她既然在家里待不住，他便支持她走出家门。2020年1月7号，他动癌症手术当天，她正好有课返回法国，她来看他，他坚持说，「你去干你的事儿，没有问题，我手术该手术，这是我的事。」他没有以疾病或伦理关系，给她制造过任何的羁绊。尽管他目下的处境和年轻时已大不一样，自由变得十分有限，独立也举步维艰。

当他审视自己，用第二人称语气缓重地讲述身体这座翻越不过的山，好像在讲述一位知己、知交的困境。一种孤独又慈悲的感觉，在整个空间弥漫开来：

人生的最后阶段。当你走到这个阶段，碰到了全新的课题，老年的无奈。你在命运面前好像全盘失控。突然的，你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年轻时可没有这种问题。人年轻的时候，即使生重病，你都没意识到会有什么问题。出现由不得你的、脱离你的意志能改变的挫折，你才真正体会到了人的无力。再多的鸡汤，再多积极心理学的辅导，在真要面对生命力的逐渐减弱的时候，你都难免会沮丧。抵抗这股力量，需要你本身特别强大，因为你时时刻刻要面对这重复的课题。今天你治好了，明天它又反扑过来。今天的你是最好的，明天你只能更坏。这一次，你突破不了了，这是宿命。

你逐渐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年抑郁，因为他不但退出了社会生活，退出了人文关怀，同时身体还有这么多新的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谁都无法分担。加上父母儿子都不在了，你要自己去面对、思考和解决的时候，如果周边有个人和你差不多水平，一起分享，分担，那样会好很多。但由于你一辈子的过程，和你能对得上、能相当的人，特别少，所以人就显得孤立无援。你因为自己一辈子的思考和探索，给自己树了个敌，这时候你发现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日常生活最艰难的部分，是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的体力和心灵，应对他的残肺带来的折磨。先天性的病根，过度进取的个性，鄙视饮食睡眠的生活习惯，导致他在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那年爆发了严重的肺结核。准备法语考试期间，他隐瞒病情，没有及时治疗。后来又引发支气管扩张。几次吐血，为了避免随时可能的呛血和窒息，他切除了两片肺叶。手术的决定、过程和感受，他在病房记下日记，节选放在传记中。他写日记的方式，涉及很多对法国医疗系统的理性思考，似乎不是为了自我舒缓，而是为了分享，给予，是写给另一个病人的。

受伤的肺，特别容易感染。最近，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原因不明的感染。他清晰地感受着温度一点点地攀升，早中晚三次测量，记录，但只能坐等它攀升到医学规定的发烧温度线，37.3度，请医生给予治疗。他已经对不少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医生无法确定哪种药对他有效，输液十四天后，温度不见下降，反而继续攀升。接着，为了查出这次是被哪一种细菌入侵，他接受了支气管镜检查。但镜子一深入体内，伤害了黏膜，导致出血和更严重的炎症。做着手术的时候，他高烧不断。药敏检测出结果后，他又输液十四天。

每一次感染都让好肺的版图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伤口结痂，可用的肺缩小，呼吸能力降低，他喘得也更厉害。完成一次深呼吸，似乎是太过久远的记忆了。年轻时被漠视的身体似乎报复性地要求关注，异常敏感，能细微地感知温度升高0.1度引发的恶化。但他预料不到这一次的症状是耳朵突然听不见，还是小腿阵阵发麻。他会担心一次正在聊着的天，如果脑神经被某一颗乱发的子弹击中，他将无法思维敏捷地接收信息，准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未知的，才最令人恐惧。日常不断加剧的艰难，损伤他的生机，削弱活着的意义。没有精力做任何事的时候，他有点瞧不上自己，对自己说，「你在这苟延残喘的，是干啥呢？」最近，他频频想到死亡，想到死与生对比，也有它的美妙：死亡是可以主动选择的，而出生不能。

多么快，那场把他一下子丢进恐惧之中的肺部手术，已经过去十三年。也可以说，一个残破的缩成拳头的肺，奇迹般地支撑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第十四年。他好像古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被命运无情地埋下致命的弱点，但他不是神，不是因此而一箭丧命的易碎品。他是一个人，他忍受煎熬，保持战斗，用人的残破肉体和神迹般的心灵，活着。

熬过这次持续两个月的感染，他心有余悸，但仍盼望像小孩子领糖果一般，从生活那儿领一点甜。多么快，《隐者山河》已经上映了月余。在风刮得这么大、PM2.5浓度居高不下的北方的凛冬，他终于下定决心，承担风险，离开他这装着三台空气净化器、四套新风系统、两台加湿器和两个空气检测器的公寓，离开他案头等待出版的150万字四册新书。他要调集全部体力，到一公里远的电影院，从大银幕感受一次他的传记电影，像十多万个走进影院的普通观众那样。他不想给其他观众带去干扰，挑选了一个最后排、最角落的位置坐下。不过，他仍然因为高辨识度的防毒面具似的口罩，胸前连着管子的空气过滤小马达，被人们认出来了。

大银幕像一面镜子，让他照见自己的幸福，也照见自己的悲剧，照见自己的抗争，也照见自己的妥协。他精准地盯着自己，发现那些最复杂的隐形的层面，头脑、精神和心灵，仍然存在的老旧褶皱，存在的必须蜕皮、必须丢弃的东西。令人不安的是，它们掩盖在动听的声音和美丽的言辞下面。只要他软弱一点，退避一步，对新生的渴求有所淡漠，他就会看不见它们，而它们也会成功地在他眼前逃逸。譬如，那些西方同行和听众对他的赞美，显得多么不必要呀。他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要求删掉它们呢？最深层的原因，是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某种历史的集体的潜意识，没有消除年轻时经历的那个对西方顶礼膜拜的特殊时代的辐射吗？自己的灵魂，还能像一个出生在2026年的婴儿一样，纯净如新吗？这残破又坚韧的肺，还能支持自己的灵魂历经多少次的更新？

人们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看不见他与自己的交锋，看不见他活跃激荡的意识。人们入情地看完了电影，等片尾曲——他写给儿子的歌《梦团圆》，一曲终，他站起身，人们随后起身。人们面朝他的方向，双手合十，一直鞠躬，一直鞠躬。

（感谢黄菊、郭旭锋、董志琦、盛蜜、韦兰芬、戴建军、常静、依嘉、赵婉婷、李佳、张宏芳对本文提供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