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学史上,为什么萧红独占一席?
作家、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的回答很直接:因为《呼兰河传》里有一种新的叙述声音。在下文中,她带我们重读了《呼兰河传》这部经典作品,从自然和社会、“异类”与庸常等几个角度,对萧红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文本风格做了细致分析。
萧红引我们看见了那些孤独的人、那些故乡中面目模糊的人。但她不仅仅写人的愚昧、异类的悲惨,也看见了他们身上的生命力。张莉指出,萧红有着对人类整体生存的认识:呼兰人的生存里,既有人的无奈、人的苟且,也有人的超拔。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呼兰河传》里的难以忘却,
不是批判、不是愤怒,
是深深的悲哀
写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很像本雅明笔下的“讲故事的人”。
在本雅明那里,“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这不仅包括自己经历的人生,还包含不少他人的经验,讲故事者道听途说都据为己有。”
《呼兰河传》中,萧红将幼年的经历、过往以及所见所闻——那些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故事都写了下来。但这些故事又和本雅明所说的那些远行人或本地人的故事不同,她所写下的并非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事,而只是与个人记忆有关的事。一如她在小说结尾处所说:“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对于萧红而言,难以忘却的是生存状态,难以忘却的是时序轮回,难以忘却的是村子里那些“异类”。在幼年,有许多东西不明白,而隔着岁月回望,叙述人才恍然明白,恍然彻悟。
《呼兰河传》里的难以忘却,不是批判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悲哀。当然,尤其要提到她讲故事的声音,幼年的童稚和成年的沧桑裹挟在一起,有感喟,有不解,有心疼,也有留恋。
作为女性讲故事者,她的讲述中浸润的是情感——苍老和童稚、寂寞和热闹都在同一个声音里杂糅出现。这位中国现代小说家,以一种散文化和情感化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让人惊心的故事,令万千读者在深夜耿耿难眠。
谁能说萧红不是深具中国风格的讲故事者呢?她燃烧自我生命为故乡的故事做了最迷人的注解。
《呼兰河传》是散文化小说,有独特的诗性气质。某种程度上,小说有着“形散而神不散”的气质。结构工整而严密。开头以无边的大自然起笔,从大自然的严冬及其威力写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小说一共分七章,七章之后是尾声。每一章节的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章写的是呼兰小城的地理风物,写了呼兰小城的四季轮回,写了这里的大泥坑,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和小胡同。
第二章写的是“精神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其实写的是呼兰小城的社会生活。
第三章写的是“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写的是我的童年生活和祖父、祖母的生活。
第四章的核心句式是“我家是荒凉的”,在这样的荒凉之下,写了开粉房的、养猪的、拉磨的,以及老胡家的人,等等。
第五章我们看到了小团圆媳妇的故事。
第六章是有二伯的故事。
第七章是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故事。
尾声则非常短,大意是说,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因为难以忘记,所以把它记下来了。
从第一章到尾声,小说自成逻辑。第一章主要是呼兰小城的地理风物,第二章写的是小城里所谓的“精神盛举”,其实就是呼兰小城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社会交际。第三章写我的祖父和我,从这一章开始,小说从整体意义的呼兰河人们的生存进入个体意义上的生存,我们顺着幼年的我的视线,看到小城里一些人的生命故事,而在这样的故事讲述中穿插着“我”的困惑、“我”和祖父的交流,这些有如故事的话外音一般。
在前两章和后面的章节之间,存在一个总和分的关系。只有了解了整个风俗和环境之后,才能了解人们的生活,才能感觉那里人们的生存不突兀。
写人们的生存,先写他们的环境,社会的与自然的环境。理解了那样的环境,也才理解了那里人们的生活逻辑,理解大环境之下人的生存。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是与他所处的环境依傍在一起的。
鲁迅建造了鲁镇这样的生活环境,祥林嫂在其中注定是一个悲剧。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环境里塑造了萧萧,那样的山水里,萧萧是如自然一样生长的人。——鲁迅有着自上而下的启蒙视角;而沈从文则站在湘西的内部,站在乡下人的逻辑看外面,因此他写出了乡下人眼中的女学生们的“荒诞”。
故乡之于写作时的萧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远方,意味着过去时,意味着在幼年时困惑的、看不清楚的事情,经过时间的沉淀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
《呼兰河传》里,每一章的内部,萧红其实构建了内部的小逻辑,从而建构了人的自然生存、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因此小说看起来是“散文化”的,其实不然。比如第一章分为九个小节,每个小节都有一句话提纲挈领,看起来随意而为,但内部却有自己的顺序。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小说叙述人的视野是慢慢散开,一点点写开去的。
如果我们把这九节的第一句话依次排列,会看到叙述人有着严整的顺序。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
再说那染缸房里边,也发生过不幸。两个年青的学徒,为了争一个街头上的妇人,其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子给淹死了。
其余的东二道街上,还有几家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
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就扎的是这一些。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
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
她仔细而耐心地叙述着小城的自然及地理风物,构建着人们生存的氛围。而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小说写了人们和自然共在的生存状态:
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大风来时是飞沙走石,似乎是很了不起的样子。冬天,大地被冻裂了,江河被冻住了。再冷起来,江河也被冻得腔腔的,响着裂开了纹。冬天,冻掉了人的耳朵,冻破了人的鼻子,冻裂了人的手和脚。
但这是大自然的威风,与小民们无关。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
…………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这种自然环境之中,又有着一种“精神的盛举”。
第二章第一句话是:“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接下来,按顺序写了这些盛举。在这章的结尾部分,小说不无反讽地写出了人在社会环境里的“迷信”:
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
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鬼。
只是跳秧歌,是为活人而不是为鬼预备的。跳秧歌是在正月十五,正是农闲的时候,趁着新年而化起装来,男人装女人,装得滑稽可笑。
狮子,龙灯,旱船……等等。似乎也跟祭鬼似的,花样复杂,一时说不清楚。
想到远方的故乡时,萧红首先想到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故乡,一些模糊但又切近的东西。萧红的呼兰河记忆停留在幼年,但是,隔着时光她又深为了解那里。
某种意义上,写作时的她是既能“进入”又能“出来”的人,她是既了解村庄里人们的生存逻辑,又深谙外面世界的人,尤其是,她是鲁迅的学生,她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同时她也不愿意完全站在乡下人的逻辑看世界。因此,写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其实是一位站在“中间地带”的写作者。
在故乡的深处又在故乡的远方,既能理解那里人民的生存,又不完全理解那里的状态,这便是在中间状态的书写,而恰恰是这个“中间地带”成全了她。
鲁迅把祥林嫂的生存放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去理解,沈从文将萧萧的生存放在自然的湘西风光里去理解,而萧红既把人当作社会关系里的人,同时也把人当成自然人,进而,她写出了在风刀霜剑般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无力和苟活。
体现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自然之于人的威力,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束缚。
02
在《呼兰河传》里,
即使是最庸常的民众身上
也有着令人惊异的能量
《呼兰河传》写了许多人。
前四章里,人们几乎都是以类来分的,他们没有具体姓名。比如小说开头写的是年老的人,赶车的车夫,卖豆腐的人,卖馒头的老头,牙医,等等。这些人是面目模糊的人,是和环境一起存在的人。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有一种普遍性,与此同时,萧红还引领我们看到了那些孤独的人,比如失去独子的王寡妇,比如住着破房子的开粉房的人家。
而到了第五、六、七章,才开始有了特别的人,又或者说,小说开始聚焦于特殊的人: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等。这些人都是小城里的不幸者。
一切不幸者,就都是叫化子,至少在呼兰河这城里边是这样。
最令人难忘的是小团圆媳妇。
小团圆媳妇最初来到呼兰小城的时候,头发又黑又长,很健康。而最后,她的头发掉了,死去了。在她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声音,比如有人说她太大方了,不太像个团圆媳妇;有的人说她见人一点儿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三碗。
小说里尤其写了婆婆对她的控诉: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那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那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着点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
萧红记下这些表达时,事实上写了一种“振振有词”的迫害。鲁迅在写祥林嫂受迫害的时候,只是写了作为外来者讲述的迫害,而萧红则进入了内部,写下小团圆媳妇所受到的日常生活中细密的折磨,那些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尤其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婆婆请“大神”给小团圆媳妇“治疗”:
小团圆媳妇一被抬到大缸里去,被热水一烫,就又大声的怪叫了起来,一边叫着一边还伸出手来把着缸沿想要跳出来。这时候,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总算让大家压服又把她昏倒在缸底里了。
小团圆媳妇最为悲惨之处在于,许多人认为是在救她但其实是在杀害她。这深具象征意味。小团圆媳妇的错误在于她不符合庸众的想象,所以要被扼杀。
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萧红写到了大泥坑。正如研究者们所分析的,那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大泥坑让大家很不舒服,但是并没有人去改变它,人们只是顺应它。小团圆媳妇显然是弱者,所以人人都想改造她。
萧红旧照
今天已经没有童养媳制度了,但很多人读到小团圆媳妇时依然会感同身受,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异类的处境、一个不符合他人想象的人如何被他人折磨致死,而那些折磨她的人则出于好心,是为了让她符合大家的想象,是为了她好。《呼兰河传》写的当然是愚昧,但更重要的写的是异类、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如何受戕害。
在这样一个庸俗的环境里,萧红写了那些异类的存在。包括有二伯,有二伯不断跟别人聊天说话,没有人搭理他,他依然彻夜不眠自言自语。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不只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鲁迅曾经提到过“无主名杀人团”这个说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会发现那些往小团圆媳妇身上浇开水的人、那些盼着冯歪嘴子家冻死的人,某种意义上便是无主名杀人团。
萧红和鲁迅一样,看到了穷苦人对穷苦人的戕害、受迫害者对受迫害者的强压。在《祝福》里,祥林嫂不断讲述悲惨人生的时候,鲁镇的人们会嘲笑她,这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地方,他写出了祥林嫂的悲剧处境,他写了过去的祥林嫂,也写了未来的祥林嫂。某种意义上,小团圆媳妇是和祥林嫂一样的人,在小团圆媳妇身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命运的共通性。
但是,《呼兰河传》并不仅仅写人的愚昧、异类的悲惨。萧红写这些人的悲苦生活,并不是怜悯的、居高临下的,她给予他们同情的理解,她看到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力。
一如粉房里的人们:
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的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异类并不会一直是异类,庸众也不会一直是庸众。无论是异类还是庸众,他们都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而那似乎也并不能用麻木、愚昧而一概而论。
《呼兰河传》里,即使是最庸常的民众身上,也有着令人惊异的活下去的能量。萧红对于呼兰河人民的生存,既有“五四”启蒙思想的观照,也有站在本地人内部视角的认知,甚而,她有着对人类整体生存的认识:呼兰人的生存里,既有人的无奈、人的苟且,也有人的超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