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之后」
面对“不上班的年轻人”，社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种叙事广泛存在于长辈群里，认为他们啃老、躺平、不负责任、自暴自弃。另一种叙事存在于以年轻人为主要阵营的互联网叙事中，“不上班”成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但现实从来是复杂的。不上班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有些人是被“卡住”了，激烈竞争的职场没有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有些人面对职场的忙碌，正在重估上班的意义：如果上班意味着让生活本身沦为劳动的附庸，那它是否值得？
今年春节，徐颖跟着父母到各个亲戚家拜年。饭桌上，亲戚问她在哪里上班，徐颖用无所谓的语气回答，“还没上班呢”，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在玩”。说完，她赶紧低下头刷手机，担心一旦和亲戚们的眼神对上，又会迎来一阵追问。
说得轻巧，其实徐颖的心里十分煎熬。她已经快一年没有工作，如今还奔波在求职路上。“我很清楚，自己是非常恐惧找工作的——从投简历到面试，若有幸被录用了我也不会开心，只会觉得以后工作了会更苦更累。”
在社交平台上，徐颖写了近百条找工作的感受，大多关于焦虑、自卑和失败，很少有愉快的时刻。她尝试着为自己做个自我诊断：“为何我如此畏惧工作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难以适应陌生的环境，不敢与生人沟通交流，习惯了一个人做事而忽略了与他人的合作……”
这些判断大多源于她的第一段工作经历。2025年夏天，从一所省属高校毕业后，徐颖被一家外贸公司录用。入职第一天下午，老板召集新员工开会，会议结束前，徐颖提了一个问题，“宿舍怎么没有无线网络？”老板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露出不解的表情。事后徐颖想，或许这些问题不该问业务老板，要问房东或者同期入职的同事。
第二天，老板又让她看一沓厚厚的入职资料，她拿不准哪些内容比较重要，直接问老板，“是要全都看完了吗？要背下来吗？”这个问题太像一个学生在请求老师划重点，老板明显不高兴了，单独找她谈话，说她“不会察言观色，什么问题都往领导那里问。”最后，这份工作她只干了两周，就辞职离开。
曾学菲是武汉工程大学土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他有类似的观察。很多学生在进入之职场时，还不具备与人沟通的基本能力。有毕业生向他抱怨起职场人际关系“太难相处”，起因是这位学生被安排去协调几个同事一起完成任务，他直接通知对方“你要配合我”；资历老的同事进度慢了，学生当场和对方爆发矛盾。曾学菲说，在校时还有学生发消息让他审批材料，写的是“老师，你今天务必帮我把这个材料审批一下。”
一些不上班的年轻人并非一开始就拒绝进入职场，只是他们难以适应其中的规则。从学校进入职场，许多年轻人携带的是一套校园行为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是：任务会被清晰定义，规则是透明的，权威会给出正确指令，而个人的本分是高效、准确地执行。当这套逻辑被搬进办公室时，却常常失灵——一些年轻人没有意识到，从校园到职场的转换不仅是场景变了，更是一整套社会角色的更替，他们对“自己是谁”“对方是谁”“该如何相处”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一套系统里，然后在一次次不被理解的反馈中，判定自己与新系统格格不入。
徐颖在社交平台上发过一个帖子，标题是“感觉自己社会化程度极低，适应不了工作”。帖子收到1500多个点赞，300多条回复，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学校、不同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在评论区里得到了共鸣——大家不上班，不是因为不想上，而是不知道如何上。
社会化，这个在学校里很少出现的词，成了许多人为职场不顺找到的共同解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社会化的定义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过程”。简单来说，一个人出生时只是生物个体，需要在成长中学习语言、规则、价值观，学会如何与他人互动、如何扮演不同场合中的不同角色，才能融入社会生活。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邢海燕提供了一个更通俗的解释，“社会化不足，就是智商够了，但情商训练还不够。”
“社会化”是一个贯穿童年、少年、青年的话题，同伴关系是社会化的关键一步人的社会化通常发生在三个场所：家庭、学校和社会。家庭承担了最初的教化功能，孩子在这里认识“我是谁”，建立基本的行为规范；学校负责为学生传递专业知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教书育人”；进入职场后，个体需要学习在社会上习得另一套规则，包括上下级关系的处理、职业素养的养成、个人情绪的管理等。
问题是，如今这三个环节被严重压缩了。邢海燕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更迭都在不断加速。在无尽的竞争中，“育人”的空间被挤占。“过去放学后，孩子们跳皮筋、钓鱼、上树掏鸟窝，在群体游戏、跟小朋友的冲突合作中，自然地习得人际规则。现在的孩子哪有这些机会？中小学时，课间没有玩的时间，放学后都进入辅导班里。”
于是，一个典型的成长路径出现了：文凭很好的学生，毕业后被扔到职场上，无所适从。“职场是非常复杂的群体互动，那些本该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完成的训练，在他们18岁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发生。”邢海燕说。
大学本该成为弥合这段差距的最后时机，而在大多数高校里，情况并非如此。以绩点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学生只关注自己——我能不能把事情做好、能不能拿到高分。但职场更需要是向外的“利他性”思维：我能给别人提供什么。
职场里需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表现，更要有“利他性”，能为别人提供价值（视觉中国 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牛天长期研究青年现象，在和学生的长期相处中，牛天发现，从小在考试中成长的学生内心里植入了牢固的规则，“分数高就代表优秀”，但这套逻辑是指向自我的，“学生只需要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铆足了劲刷绩点，就能获得认可。”
而职场运行的逻辑恰恰相反，牛天说，能适应职场的人身上都有一项特质：利他性，“他们需要想的不仅是‘我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多好’，还有‘怎么给别人创造一点价值，让别人看到我的优势’。”大学原本可以成为思维转换的缓冲地带，但当分数仍是唯一坐标时，从“关注自己”到“利他”这关键一步的训练，始终没有被提上日程。
当这批年轻人进入职场时，承接他们的企业是最后一块跳板，帮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劳动者的过渡。如今，许多企业直接跳过了培训环节，它们期待招揽来的年轻人是高度成熟的劳动者，能立刻上手工作。徐颖入职的外贸公司，在工作进入第二周时，就要求新人能独立运营一个线上店铺——没有人指导她，她拿到的只有一份入职资料。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邢婷婷分析，过去单位人员流动性弱，同事会相处几十年，更多是长期合作关系，带教新人是一种自然的代际传承。如今，高流动性摧毁了长期关系，同事从伙伴变成了随时可能离开的搭子，不再需要建立情感链接；高度竞争的氛围让经验变成了需要成本交换的私产，邢婷婷访谈过的一个年轻人说得很直接：“别人的经验都是花成本积累来的，直接去问别人的经验，你付出了什么成本？”
最近几年，曾学菲发现，就业工作越来越难做了。现在的学生和十年前截然不同，工作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工作是我唯一的出路吗？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牛马？一份三四千的工作是否值得我去投入这个精力？”这是学生向他提出的疑问，曾学菲问，“如果不工作，你们打算干嘛呢？”有人说，可以去直播带货，也有人打算继续考公考编，或者干脆是“先休息看看”。“他们不是不想工作，只是不想接受低回报、低意义感的工作。”
上班，不再是年轻人默认的唯一出路。这代年轻人的父母大多赶上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经过几十年财富积累，能够为子女提供一段缓冲期，使他们不必一毕业就仓促进入职场。他们开始追问：拼命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半个多世纪前，西方社会经历高速增长后也曾面对类似的反思。1971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工人阶级上天堂》（La classe operaia va in paradiso）里，运动人士在清晨的工厂门口，对即将进厂的工人们发出呼喊：“现在是早上八点钟，等你们出来的时候天就黑了。今天的阳光不曾照耀你们。”导演埃里奥・贝多利借此发出质问：一个人把一天中最清醒、最有精力的时间全部交给流水线，换回的薪水是否能抵得过白天美好的阳光？
当曾学菲的学生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当牛马”时，他们正在重估“上班”的必要性：如果上班意味着让生活本身沦为劳动的附庸，那它是否值得？
这种追问背后，是他们对“意义”的评判标准已经悄然改变。邢婷婷在大量的调研访谈中发现，年轻人衡量一份工作的标准是：“我”能否被看见？“我”的特质，个人的爱好、特长和个性能否在工作中发挥出来？如果一份工作需要他们让渡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换回的却是与付出不匹配的收入和持续的消耗感，他们倾向于说“不”。
自由职业者大琳已经有四年时间不上班了。辞职之前，她有一份体面的行政工作，工作清闲、工资也不算低，但大琳却陷入了“无意义感”的煎熬中，“我觉得工作应该要有创造力，让我能得到成长和发展。这份工作全都没有，我甚至能想象到10年、15年后的样子。但我没法诉说，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份好差事，’你还想要什么？’我也陷入了自我怀疑，经常感觉胸口发闷，生活了无生趣。”
从前上班的日子，阳光明媚的天气，大琳常常看着办公室窗外想：“人应该在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而不是在格子间里消耗生命。”
忍到第五年，大琳提出了辞职。今天，互联网和平台经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可以靠贩卖技能获得收入，“工作”和“雇佣”之间不再画等号。
那时大琳的新房正在装修，她顺势做起了家居博主，慢慢积累到了上万粉丝。
“工作”和“雇佣”之间不再画等号，互联网和平台经济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选择（视觉中国 供图）不过，不上班之后，大琳一次也没有去草坪上晒过太阳。她陷入了一种自己从未预料到的状态：天气好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出门，而是“今天很适合在家拍摄”；搬进新家后，大琳没有好好享受过精心装修的房子，“家”成了她需要反复寻找拍摄角度的对象。她一头扎进工作，在没有老板的日子里，过上了自我压榨的996生活，“朝不保夕的感觉，每一单都想接，总害怕赚了这笔钱，下一单就不知道在哪里。
其实，大琳已经有了一笔存款，结婚时父母还给了一笔钱作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但这不能让她的精神放松下来。“一旦停下来，脑子里会有一个恶毒的声音攻击自己：不赚钱，你就是个失败者，一个无用的人。”
大琳会无意识地把每个月的收入和上班时的工资做对比，只有赚到的钱超过从前那份体面工作的薪水，她才会觉得心安。“我还是想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这种心态驱动我过劳工作——只有挣更多的钱，才能证明我虽然辞职了，但赚钱能力还在提高。”
许多不上班的年轻人在职场中反复受挫后，选择暂时退出“不上班的年轻人”常会遭遇一种社会评价：没有责任心，懒散，自暴自弃。但实际上，他们复杂的内心冲突往往不被看到。邢婷婷在《45°青年》一书中用“45°”来描述当代青年“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的困境。她指出，今天，许多年轻人并非真的想躺平，也不是完全认同高度竞争的规则，而是在两者之间不断拉扯，试图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安顿下来的位置。
“不上班”改变的是一种处境。年轻人关于自我价值、社会认同、生活意义的追问，没有因为离开格子间就自动消失。这代年轻人是在应试教育和优绩主义的框架里长大的，从小学到大学，分数、排名、奖项、录取通知书构成了清晰的刻度，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才叫正事。即使退出了职场，年轻人心里那套考核机制仍在运转，他们会反复质疑，自己是否在做正事、是否脱离了正轨。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4-24 08: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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