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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2014/09/23 13:55:30
周舵
在全球推广民主是西方国家的神圣使命，这是多数西方人的共同信念，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的认同。我个人毫不怀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必定成为全世界文明国家共享的普世价值，然而，我并不认为全球实现民主化的前景，和西方国家推广民主，两者必定成正相关。非常遗憾，仅以“阿拉伯之春”为例，事实表明两者其实是负相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的实际效果，完全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能不令人深思。
三类国家
问题首先在于，西方国家不区分非西方国家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用一种教条式、一刀切的草率手法处理全球民主化进程，所谓“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等等）便是其典型。
尚未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与前东欧国家类似的，与西方地缘接近、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融合度比较高，原极权制度是被外力──苏联红军的刺刀强加的国家；2，中国、俄罗斯、越南、古巴等有着深厚反西方传统的，“内生型”共产党国家；3，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方在这三类国家推进民主的实际效果大相径庭。
对于1类国家，西方推行“颜色革命”表面看效果显著，但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精英到民众，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认同度很高，原本就具备实现民主化的内因；更重要的是第二，苏联的强力干预退出。没有这两个内、外因素，“颜色革命”用力再大，民主化也不容易成功。而对于2、3类国家，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说，“颜色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有害。
由于“颜色革命”的基本设想是颠覆性、带敌意的“政权更迭”，在第2类国家引起的反应，是让执政党及其拥护者更加警惕和抗拒民主化；又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内有着相当强的控制力──第一，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内生的，不是外力强加的；第二，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帝反殖”即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股强势潮流；第三，极权主义政权原本就对整个社会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这些“后极权”国家既延续了极权政权的控制力，同时又正在进行改革和转型，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人民对于“改革红利”合理期盼（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基础上的合法性；第五，中国的改革更是效果显著，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加上2008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败绩，以及“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果，凡此种种，西方在中俄等国推行“颜色革命”便适得其反，反而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平添了巨大阻力。
第3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比较亲西方的专制国家；和更加传统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后一类国家的传统合法性程度很高，所以基本不为“颜色革命”所动；而恰恰是相对亲西方的、世俗化程度高的、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权反而更加软弱，内部分裂也更加严重，“颜色革命”也就越是容易得手。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旧专制统治者尽管不民主，却是亲西方的，并且在国内实行著有效治理，而“颜色革命”的结果却是，要么瓦解了国家基本秩序，形成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渊薮；要么换上来一些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主义者，比被推翻的旧专制者更加专制和保守──总而言之，“颜色革命”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其次，“颜色革命”的推手们严重误解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合理顺序。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国内秩序的建立，所谓“国家建设”。为数众多的西方激进派误以为秩序不重要，或者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以为政治现代化就等同于民主化（其实民主化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其中一环），而民主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专制统治者，只要推翻他们，民主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事实上，非洲的许多失败国家不是因为不民主，是因为缺乏政府的有效治理，缺乏国内秩序。用推行民主解决有效政府的缺位，完全是诊错病、开错药。
好民主与坏民主
国家秩序又可以粗分为两种，专制秩序和自由秩序。历史事实是，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曾不约而同，选择了专制秩序，因为专制秩序很“自然”，合乎常理；只有英国是个罕见而幸运的例外，居然自发演进出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等等一整套制度设置和思想理论，然后先是传播到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再向全球传播，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很“人为”，很复杂，需要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条件，难于维护而易于崩坏，远不是什么“全民普选、多党制和新闻自由”那么简单。非常遗憾，当今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恰恰就是普选、多党制加新闻自由这个“三位一体”。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步才是民主化，进而把自由秩序变成自由平等秩序，即有着良好治理的自由民主。第一“秩序”，第二“自由秩序”，第三“自由平等秩序”──这才是代价小、成果显著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普选就万事大吉。
迷恋“颜色革命”的西方人没有分清好民主和坏民主。好民主，就是上述英美传统的，上承古代罗马共和，从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制和基督新教的英国发源的自由民主；坏民主，则是深受古代希腊城邦民主影响，经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发扬光大，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推向极端的，法俄类型的，主张多数人统治、甚至是多数穷人绝对权力，排拒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民粹民主。对此一宏大题目，这篇小文无法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本文作者的两篇文章：《南方周末》2014年5月10日31版“何种民主” ，或共识网发布的“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非常遗憾，“颜色革命”在非西方国家推行的，恰恰是、或者基本是民粹民主。
“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是黑白、敌我二分的民主vs.专制，从这种理念出发，很自然就会产生“圣战”式的冲动。但是，民主和专制根本就不是对立面。民主的核心含义是多数人统治，其对立面是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统治；而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而且，民主与自由不是和谐的浑然一体，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因此，自由民主是不容易建立、更难于维护的，它要求相当苛刻的条件。需知民主有好坏之分：民主与自由联手，就是好民主；民主压倒、排斥自由，就是坏民主；更重要的是，用“圣战”式的办法推进民主，其内在逻辑就是外力强制；外力强制既反自由又反民主，其效果不佳，乃是势所必然。
改革派的挑战
最后，中俄等国应该怎样推行民主？
首先要认清中俄等国现行制度的本质。这就需要另一套政治学分析工具──政体归类。
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已经不是斯大林模式那种极权主义制度，是正在从斯大林模式向民主艰难转型的转型中国家，因为正在转型中，所以很难归类，但不管怎样，它们第一不再输出革命，没有了颠覆西方制度的雄心和敌意；第二它们都认同了市场经济，并且希望搭上全球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因此不想彻底“修正”现行国际秩序；第三，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变革虽然滞后，但依然在不断改革中；尽管强大的保守势力很不情愿，但体制内外的各界精英大都明白，除了向自由民主趋近之外，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十八大四中全会以推进法治为主题等等，虽然还只是原则性的宣示，但都是非常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第四，最重要的是，中俄等国的政权主体，是改革派主导，还是保守倒退的势力主导？在这关键的一点上，中俄有着很大的区别。普京可以算是代表着保守倒退的势力，而中共的习李新班子则显然不是，他们的改革决心和力度超乎寻常。
因此，改革派不得不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安抚、说服保守派，又要严防激进势力崛起，所以改革派从来都处境艰难，两面不讨好。对于改革派政权，西方显然应该更多些耐心、宽容和帮助，而不是一味苛责和嘲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它们打压激进派的举动，不要仅仅因为激进派的政治主张是自由民主，就轻易给改革派政权扣上“反民主”、“反人权”的大帽子。由于法治还没有上轨道，如何界定“激进”是没有标准的，改革派政权打压“激进”势力便难免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势必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这就好比开汽车，除了踩油门，还得经常踩刹车，不可能只踩油门，一路狂奔。中外反对派人士实在应该仔细区分改革派政权和保守倒退政权，对于改革派政权，“激进”多半只会刺激保守势力，给改革帮倒忙。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走英美历史上走过的那条路，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先推进法治、宪政，落实人权保障，而不是立即实行普选式民主。由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对于西方的“个人自由”完全是敌对、排斥的，这条英美式“先自由后民主”的民主化道路在中国走起来会非常艰难，西方朋友对此应该有更多的思想准备，不能不降低一些期望值、适当收束急于推进民主的雄心。国际社会的武力干预应该仅仅用于制止严重的武装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不适合用来推进民主。
此时，西方千万不要帮倒忙，给这些国家内部反自由民主的势力提供口实。西方推进民主应该抱持极大的善意，要靠“软实力”，靠示范、交流、引导、劝说和帮助。比如最近美国的留学生英语考试加进关于美国宪法和基本制度的内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将来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留学生入学之前进行公民常识考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许多归国留学生不但没有在美国学到自由民主的基本知识，反而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反动分子，应当说，这是美国留学生教育的严重失误。
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恐怕同样需要降低期望值。完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后共产党国家实现，可能是个相当曲折漫长的过程；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大陆能向“有自由没民主”的香港，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不断接近，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不能奢望更高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有什么不好呢？香港和新加坡哪里危害西方的利益了？把它们搅乱，变成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就会让西方人称心如意吗？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真理是带刺的玫瑰。甜言蜜语很可能是毒药。西方朋友亲近玫瑰，远离毒药，将理想、善良愿望从半空中降下到地面上──这对中国，对西方，都只要好处，没有坏处。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9-23 10: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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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3 05:09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