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Stamlee 编辑|林宏贤 新浪图片出品 2016-10-15
尴尬贫困带
图/文 Stamlee
北京很近,他们散步到山顶,往前一脚就踏入北京;
北京很远,直到他们老去,也未曾进入过四九城。
若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仅一山之隔的土地如此贫瘠。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贫困还并非个案,而是连接成片的村、县。一般来说,靠近超级大都市的地方,经济都会比较繁荣,大都市的经济辐射总会首先带动周边。
北京西郊边界是灵山,那里有首都生态圈中保护最好的小龙门森林公园,登上最高峰,再跨一脚,就是河北涿鹿县。
原始的贫困
78岁的岳存宝老人和他的老伴就住在山脚下的董家庄村。那里的村庄是边片的小平房,有砖房,有土房;他俩住的那间屋子,有几块玻璃都破了,用塑料袋堵着;老太太刮了刮中午那点吃剩的锅底玉米面,就算是将就了一顿;喝水,得到外面去挑;在屋里翻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杯子给客人倒口水,老俩口有点尴尬。
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50元的养老金。岳存宝说,身上基本没有现金,一年去领一次养老金,那1000多元,把上一年欠下的,去还一还,马上就没有了。老人唯一的一张存折,那是2008年的粮补款,73.99元,一个月后,就取出了70元,帐上余额3.99元 。岳老汉和老伴能有活余钱的唯一渠道是上山采点香菇,晒干后到路边卖,家中最值钱的电器是一台冰箱。两个儿子都以替人放羊为生,55岁的老大,买过一个云南女人做媳妇,那女人来之前也没想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子,竟然和她老家一样穷,不到半年就跑了。老二,在磷矿上打工砸伤了腰,赔了点钱回家,再也干不了重活。
老人说,村里年轻人大多去北京打工谋生,剩下老弱病残出不去的还有20多口,生活的状况也都和他家差不多,养羊的人家情况会稍好些。
孤独的繁荣
早在2005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亚洲银行资助项目的调查报告,“环首都贫困带”的说法首次出现。
当时的调研报告显示:2005年,河北省共有32个贫困县,涉及272.6万贫困人口;这其中,被划入环首都贫困带的就有张家口(全部)、承德(全部)和保定(涞源、涞水县、易县)的25个贫困县,虽毗邻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却不足北京辖区周边县(区)的1/3、1/4和1/10。
2016年10月17日是我国正式定名后的第三个“扶贫日”。根据201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最新公布的贫困县名单,我国目前贫困县的总数是592个,包含中部省份217县,西部省份375县,民族八省区232个。有贫困县的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云南最多,73个;陕西和贵州紧随其后,均为50个。紧接着就是河北,39个。
一般来说,靠近超级大都市的地方,经济都会比较繁荣,大都市的经济辐射总会首先带动周边。国内如上海、广州,国外如伦敦、巴黎。但围绕着北京的河北诸县,肩负着为首都提供清洁水源和生态屏障的重任,重工业外迁导致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减少。
这39个贫困县,在地图上清晰呈现出一个新月状的图形。从北京东北方向的承德、正北方向的张家口,一直到西边的保定山区地带,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众星拱月般围绕着北京。
11年后,经过中央、省级扶贫和生态补偿,这些贫困县仍多数处于甩掉“贫困”帽的焦急与尴尬之中。
脱贫路漫漫
与岳老汉同村的卞存海,今年57岁,目前是村里最年轻的男人,他养了100多只羊,每天起早贪黑,一年算下来,毛收入也就不到2万元,刚够夫妻俩吃喝。他们说最怕生病,一住院,就要借钱。就这样的境况,也已经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了。
畜牧业曾是环绕首都山区很多贫困村的支柱产业,占到这些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是全部。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作为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要求河北的一些地方,自2012年12月起,靠近首都的山区全部实行禁牧。
董家庄村2013年3月12日贴出了一张只有三条内容的禁牧通告:各村村民的羊只自行处理或者圈养;如不执行禁牧,将按《破坏生产经营罪》追责;如阻碍执法人员禁牧,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
据《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报道,贫困县之一的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明显下降。
禁牧后,留守的村民就只能靠地吃饭了。然而,不仅是禁牧,还有退耕还林。
整个“环首都贫困带”基本上都处于燕山、太行山地区,自然条件差——山区、寒冷、降雨少,连长绿化都难,更别说长庄稼。平均海拔1500米的山地,庄稼只长一季,只能种玉米和土豆——这是村里人主要的口粮。
“退耕还林后,能种的地就更少了。以赤城为例,该县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的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3亩。粮食基本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
村民算了笔帐:一亩地一季只能收700斤玉米,刨去口粮,地里根本就不来钱。
被限制的不仅是放牧,还有被关停的矿山和高污染企业,比如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当地官员说,这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生态和环境,这个他们和村民也懂,也是为了子孙后代,他们也大力支持。
可村民们眼前的生计,如何解决?
禁牧后,村民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村民说,退耕还林有补偿,但到底补偿多少钱?走访中没有村民能说清楚,只有一户村民说,“去年,拿到过100多元”。
林地里只能种果树或者核桃,村民说道:“今年的海棠果子,批发价才6毛”“绿皮核桃不到1块,还卖不出去,这又不能当粮食吃”。
事实上,由于进城谋生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只能打短工,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北京越来越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比如房价、出租屋治理、子女就学,这些其实都在变相驱逐着包括“环首都贫困带”在内的所有外地谋生者。
东灵山成立了旅游公司,村里的留守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牵着自家的马来到灵山山顶,以租马的方式,获取一点收入。陈家山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当有北京游客开着车来到山顶时,他会挤进人群一起围上去“抢生意”:“要不要骑马?一圈60块……”。虽然马多客少,但至少每个月他能多添800多元的收入。
每到周末,岳老汉常会去灵山走走。灵山开发旅游后,很多北京游客来登山,老汉喜欢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人搭话,问问天安门,问问故宫,问问在那儿打工的年轻孩子们……老汉有个愿望: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