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世界杯上有中国

源济

那一年，世界杯上有中国

原创： 令孤 8字路口  5天前

2001年的下半年，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一种幸福的狂欢中。

 

因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在7月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一件是12月份加入了WTO。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国足打进了世界杯。

10月7日的傍晚，在辽宁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传出了雄壮的国歌大合唱。这一场，国足以1比0战胜了阿曼，闯进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队伍。

当裁判吹响结束哨音的时候，央视的屏幕上打出了五个大字：

非常有个性的足协主席阎世铎，满怀激情地宣布：“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无数个小区里传来了欢呼声，北京、沈阳等多个城市举行了球迷的自发欢乐游行。大连市还特意解除了鞭炮禁令，一时间鞭炮齐鸣。人人相见，脸上都挂着笑。

沈阳球迷协会的会长孙长龙变卖了自家的房子和汽车，再加上球迷筹集的40多万，总共花了150万元，在体育场前立起了一座V字形的雕塑。上面雕刻着球员们的全身像。

国足的队员们自然更不用说。守门员江津特别高兴，问旁边的郝海东：现在出线了，我们是不是就是民族英雄了啊？

郝海东望着眼前这张兴奋的脸，冷静地说：

别傻了。你还民族英雄呢。明天你输了，骂你的是同一帮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到时就成孙子了。

01

前面不行，后面也不行，为什么偏偏在2002年这一次成功了呢？60年代的国足队长，后来的上港队主席徐根宝说过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

这届世界杯，因为韩国和日本是东道主，不用参加小组赛直接出线，中国队就少了两个争夺名额的对手。亚洲区剩下的2.5个名额，由其他国家竞争。

时间虽然不多，但空间倒是很大。因为当时，中国人张吉龙正担任着亚足联竞赛委员会的主席。

聪明的张主席制定了新的抽签规则。最终，沙特和伊朗两个最强的队分到了同一组，而与中国队同组的都是弱队。抽完签后，《体坛周报》的头版头条是：上帝就是张吉龙。

可惜，以后的时光，上帝再没出现过。

有了好签，还得有好人，不然也踢不进。这多亏国足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

或者说，交了多年的学费。

1992年，当总设计师去南边转了一圈，改革开始向前推进之后，足球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年，中国请来了首个外教，名叫施拉普纳，大家亲切地叫他“施大爷”，期望着这位德国来的和尚能念经。一开始他还真念得不错，带领国足打入亚洲杯的半决赛。

当年的春晚，冯巩在相声里煽情说，要拍卖一根施大爷头上的白头发。因为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

在观众的喝彩声中，这根头发的价格被哄抬到了60万。这可以说是施大爷在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

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但之后施大爷就笑不出来了。

几个月后，在1993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在约旦的伊尔比德，输给了亚洲三流球队也门，出线失败，史称“伊尔比德惨案”。

他们回到北京，从机场到市内的道路都被戴钢盔的武警封锁了，其他车辆禁行，这是为了保护他们，怕球迷用石头砸。施大爷顶着一头更白的头发，默默地走了。

之后国足启用了一位本土教练，名叫戚务生。因为他姓戚，人们称他指挥下的国足为“戚家军”，希望像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一样，大扬国威。结果199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又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那个时候，足球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体育运动，而是一项国家荣誉，是最大的面子，最大的政治。一个足球，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管足球的高官袁伟民。

袁伟民本来是女排的教练，在八十年代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了三连冠，一时风头无两。1987年，他身为体委副主任，带领国足战胜日本，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门票。年底十三大举行时，他便从中央候补委员变成了中央委员。

1997年，在十五大举行期间，正好遇上戚务生带领的国足在大连金州对阵卡塔尔，2比3，国足出线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真是中国足球的至暗时刻，一个名叫老榕的网友写了篇文章《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看哭了很多人。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餐桌上，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瞧袁伟民不顺眼，说着风凉话：“你那个足球怎么弄的，解散算了！”

几天后，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他落选了，成了候补委员，得票数排列倒数第三。

到了2002年，因为国足冲进了世界杯，袁伟民也时来运转。在十六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02

国足能进2002年世界杯，离不开神奇教练米卢的功劳。

米卢原名博拉·米卢蒂诺维奇，米卢是中国人给他起的名字。接手国足时，他提出了一个哲学概念——快乐足球。同时，他还发明了一句slogan——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但国足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碗温暖灵魂的汤。因为当时中国的体育还是举国体制，为国争光的口号喊得很响，导致球员压力很大，在场上也很紧张。

米卢来了后，先给球员来了个减压，让球员们放开了踢。公平地说，米卢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国足的下限，那就是遇到弱队时不乱，拿下该拿下的比赛。

快乐起来的球员，蹦得比谁都高。

郝海东曾回忆起八十年代末在国奥队时的经历，说：“输了球就给你开会，只要你输了就不行......没有人和创造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赢球。这种环境，是对人性最大的泯灭。只要你输了，你就被诟病。球迷骂还好说，问题是教练员还让你感受这种压力，这非常不好。后来外教来了，好多了。”

虽然说得好听，但郝海东一开始也不接受米卢的方法，炮轰过他的“快乐足球”。意思就是说老子是来踢球的，又不是去夜店，怎么快乐呢？

同样批评米卢的还有郝海东的好哥们儿孙继海，一气之下，米卢把两人都给排除在大名单之外了，这两人可都是国足的主力呀。

多亏新上任的足协主席阎世铎。虽然不懂足球，也不懂英语，但是这位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懂政治，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轻易换帅。在备战十强赛的动员大会上，阎主席说了这么一番话：

国家队需要每一位好球员，但是国家队离开了谁都不行，要相信、服从和支持主教练，必须要以主教练为核心，能够坚定不移地支持主教练的工作，谁要是违背了中国足协的纪律，坚决清出国家队，杀无赦，斩立决！

此话一出，没人再敢反对了。

奉天承运，主席诏曰，谁敢不从。

之后，郝海东乖乖道了歉，回到国家队。而孙继海，在参加队员李明的婚礼时，主动过去给米卢敬了一杯酒，米卢也就势下台，两人拥抱在一起。

当时，中国的足球环境并不好，联赛里经常有踢假球和吹黑哨的现象，各路官员又喜欢指手画脚，但是米卢却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来自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对中国这样的国情是很熟悉的。

也是在这次动员会上，已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以领导的姿态发表了重要讲话，长篇大论，听得球员很不耐烦。最后轮到米卢讲话时，他只说了两个字，散会。

除了把国足带进世界杯外，米卢在中国还有一个功绩：捧红了女记者李响。

俩人穿起了情侣装，你别说，还真有点夫妻，不，父女相。

李响本来在《广州日报》工作，对足球一窍不通。但因为她是北大外语系的硕士，英语好，报社旗下的《足球报》便派她去采访米卢。

结果，她采访米卢大获成功。从此之后，米卢只把独家消息给她报道，让她一下子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记者。《足球报》的影响力也一举超过了竞争对手《体坛周报》。她还写了一本关于米卢的书《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是当年的畅销书。

《体坛周报》急得不行，便花了150万的价钱把李响给挖过去了。那是2001年的150万，北京西二环的精装现房一平米才五千块。

当年的北京房产广告，怎不让人想发明时光机。

李响本来也不打算离开老东家的，但有一次她要买房，想问单位借10万块钱，被拒绝了。心里凉凉的她，在看到《体坛周报》热乎乎的钱时，接受了。

但是，《体坛周报》的老员工们却不干了，凭啥你花这么多钱给一个新人，让我们面子放哪儿。一时间，单位乱得不行，最后领导给每个人发了大红包，才安抚了情绪。

米卢神奇，李响也神奇。一次，国足在广州训练时，球迷们想去酒店找米卢签名，进不去。因为米卢住的是总统套房，4000多块钱一天，有2名保安在门口24小时站岗。

结果到了晚上，球迷发现李响披着大衣出现在门口，而米卢穿着黑衣，企图悄悄从偏门混出去。但他那一头卷发的形象太鲜明，被堵个正着。

后来李响说，当年外界风传她跟米卢怎样的时候，米卢主动跟她聊天，告诉她：

你是我第1001个女朋友。

03

02世界杯那一届的国足队员，如今看来，个个都有一身故事。

有“亚洲第一前锋”之称的郝海东，除了脚上功夫好，还很有经济头脑。在八十年代他就当过倒爷，靠贩卖香烟赚了一万多块钱，人称“郝董”。这个称呼，比周杰伦的周董还早。

郝海东老师这张脸，看起来很面熟？

郝海东还喜欢看书，经常蹲在厕所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次坐飞机，他愣是在飞机的厕所里呆了两个小时，空姐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不过，他看的书可不是厕所读物，比如《曾国藩文集》《毛泽东选集》。

也许是读的书多，郝海东这人很重视规则。有一年，央视春晚想让他上，他说，行呀，拿钱， 20万。带话的人说，东哥，别人想上春晚都是给钱，你怎么还要钱？郝海东说，是他们要的收视率，我不能白去。

因为钱的事，郝海东和后卫范志毅闹过矛盾，常年不和。有一次，郝海东发现自己放在更衣室的钱包不见了。脾气火爆的他要查这件事，但被教练给压下去了。

几天后，钱包原封不动地回来了。范志毅说了实话，是他故意拿的。原因是他觉得郝海东倒卖烟草赚了钱，却不请大家吃饭，太小气，所以想捉弄一下。

从花钱这方面来看，范志毅还真不像个上海人。他出手大方，喜欢请客，几年下来光买单就花了五百多万。

这样的男人，自然也讨女人喜欢。

1993年，范志毅去国外比赛时，得了重感冒，机长便让一个空姐负责照顾他。等下了飞机，她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后来也做了他的妻子。当然，只是第一任妻子。

吃香蕉时，请不要讲笑话。

同样娶空姐做妻子的国脚还有马明宇，他娶了成都的一位空姐。之后，他们的婚姻被用作宣传“成都人爱找外地人当女婿”的例子。

比起高大威猛的范志毅，队长马明宇的长相就有些对不起球迷了。他是喝过洋墨水的。2000年他进入意甲联赛踢球，是中国的第一人。

当年的他30岁，但队友们都觉得他至少有40岁。他希望队友们叫他的意大利名字“米开朗琪罗”，但队友们却悄悄叫他“爷爷”。

后卫吴承瑛的祖上也见过世面。他的太爷吴郁生在清朝曾任礼部尚书，负责广东的公务员考试，招了一个考生，叫康有为。

后来慈禧太后因为这一点怪罪下来，把他撤了职。他为此很失望，晚年离开北京到青岛隐居去了。没想到康有为也到了青岛，两人关系很尴尬。

另一位守门员区楚良的家庭出身也不差，他的爷爷名叫区寿年，一生从军，曾跟随李宗仁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后来做到国民党的中将兵团司令。但是在国共内战中，他被粟裕俘虏，改当广东省政协的常委了。

前卫肇俊哲是沈阳的满族人，爱新觉罗氏。1993年，健力宝公司选派了一批小球员去巴西留学，小肇因为年龄不够错失了机会，心情很是沮丧。他的爸爸老肇便总给他讲祖先的故事，告诉他：我们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先人们戎马生涯，肯定把战斗的基因遗传下来了，球场就是战场。

大概是这样的鼓动确实有效。肇俊哲在对阵巴西的比赛中，一脚射门击中门柱，是中国足球离梦最近的一次。

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白茫茫。

04

那一年，一家数据公司在北上广展开了一项调查，发现有82%的中国人看了世界杯，其中有66%是“非球迷”。那一年，飞去韩国看球的人有四五万人，总共花费支出约6亿元。

《读库》的主编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就是去韩国看球的一员。

他说，到了韩国，感觉好像在国内出了趟远门，因为周围都是中国人。女人去商场疯狂购物，路边的酒吧坐着一群群足球记者，喝着青岛啤酒，体验着采访世界杯一线的威风感觉。

敢问门在何方？门在远方。

因为02世界杯在日本和韩国举行，球迷们都很庆幸，终于不用熬夜看球了。开赛后，才发现看球反倒比以前更困难了——大部分比赛都被安排在下午，正是上班或上课的时间，时间更不好协调，还不如熬夜呢。

唯有中国队的比赛，球迷不用担心了，因为对领导们来说，这可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机会呀。不少学校把全校所有的体育课都调整到当天的下午，打开电视，让全校学生一起看球。

很多单位，也在这天下午给员工放假，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看球。有人当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发现医生都不见了，原来都跑去看球了。

病人也不急，找个地方和医生一起看起来。结果病情加重了，不是延缓治疗的原因，是中国队输球给气的。

赛前，大家都以为中国队抽了不错的签。因为除了巴西队太强大，只能仰望外，同组的土耳其和哥斯达黎加都不算强队，有取胜的可能。但没想到，首场对战哥斯达黎加，就被踢了个0比2。

沈阳的相声演员杨振华老师看完球气得吃不下饭，说：我出生在伪满洲国，8年亡国奴生活，我都没像今天这么生气过！

之后，国足又以0比4和0比3的比分相继输给了巴西和土耳其。赛前的目标是三个1：拿1分、进1球、赢1场，结果是三个0。在全部32支队伍中，中国排名第31位。

不过，最后巴西获得了冠军，土耳其获得了季军，对中国队来说，倒争回了一点面子：这可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呀，输给前三名的球队，没啥丢脸的。

沙特阿拉伯也是三战全败，还被德国一场灌了8个球，总共丢了12个球，在32支球队排名最末。

这也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是首秀，也是绝唱。

那个时代的国脚一身干净的腹肌，放到现在很罕见了。

那一届世界杯，和中国命运相似的还有上届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因为赛前齐达内受伤，失去了核心队员，他们在小组的三场比赛中也是一个球都没打进，一分未得。

法国队输的第一场球是揭幕战上对阵塞内加尔，爆出大冷门。但是几天后，塞内加尔队球员法迪加在韩国一家珠宝店，顺手牵羊了一条18K金的项链。他不知道，店里是有监控的，被抓了个现行。

这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法迪加一下子成了世界杯上最红的人物。珠宝店有些过意不去，为了安慰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用一点纯金做了个小猪，送给了法迪加。

比起法迪加的偷窃，这届世界杯上，更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裁判的黑哨。

来自厄瓜多尔的裁判莫雷诺，在韩国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先是送给了韩国队一个有争议的点球，然后在加时赛中以假摔为名罚下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托蒂，接着又将意大利的一个好球判为越位。

最终，韩国队竟进入了四强。

要不是在球场，我不打死你。

因为此事，莫雷诺成了意大利的全民公敌。意大利的黑手党扬言要做掉他，因为他们在这场比赛中输掉了1.25亿美元的赌金。

世界杯结束后，意大利队回国时，正巧在机场遇到莫雷诺，有人对他伸出了中指，有人几乎要冲上去把他打一顿。在意甲效力的韩国球员安贞焕也被球队解约，从此之后，意大利再不接受韩国球员。

因为判罚总是引起争议，莫雷诺遭到多次停赛处分，并在2003年退役。2010年9月，他在美国纽约机场被逮捕，身上搜出了6公斤的海洛因。

之后，在韩国和西班牙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又遇到了争议判罚。西班牙被吹掉两个好球，其中还有一个是韩国队自己打进的乌龙球，导致被淘汰。此后，西甲也不接受韩国队员去踢球。

当时，米卢也对韩国发表了看法，他说：裁判左右了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不光彩之处。

韩国的足协主席郑梦准，当时担任着国际足联副主席，被舆论视为黑哨背后的黑手。后来，有人问他：当年世界杯是不是贿赂了裁判？他回答：

如果我有这个权力，为什么不呢？

05

在中国，很多事情最初看起来是起点，没想到最后却变成了终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球又回到了解放前。

中国队再也没有进过世界杯。

米卢离开了中国。

此前，他曾带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尼日利亚四国先后进入过世界杯十六强，因此被称为“神奇教练”。诡异的是，中国这场世界杯，也成了他的绝唱。

离开中国后，米卢的第一份工作是洪都拉斯男足主教练。洪都拉斯队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10场比赛，1胜4平5负。

第二份工作是卡塔尔强队阿尔萨德的教练，做了14个月又宣布下课。

第三份工作是牙买加男足教练，12个月后因1胜1平6负的战绩被炒。

第四份工作是伊拉克队，只做了三个月。

……

李响身上的光芒也瞬间散尽，退出了媒体圈。

2007年2月12日，曾经的中国足球圣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在一声爆炸声中变成一片废墟。一代人的记忆，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几年之后，这里成了一个商业住宅小区。

搞足球，终究不如搞房地产有前途。

六年前孙长龙倾尽家产建起来的V字雕塑被移走了。为了这座雕塑，他欠了不少债，导致生意破产。不久后他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得了癌症，经济压力就更大了。

那段时间，人们在沈阳街头，经常看到一个人拿着零钱去银行换整钱，再送到医院。那就是孙长龙。钱是球迷们捐的。

当听说体育场要被炸掉时，他发了一篇博客，说要与雕塑同归于尽。

当时我就想，自己热爱了一辈子足球,待我死了后，让后人将我的骨灰放在这里,就可安享天年了……

但现在来看用不着了,因我的骨灰明天将同五里河一道，或是流入大海或是升向天空……

事实上，当年建造雕塑时，他就在大理石的底座设了一个暗道，能放下一个骨灰盒，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安息在自己的作品里。

孙长龙最终没能如愿。那天，有关部门派了个“朋友”，24小时陪他吃饭喝酒，盯着他。等他一觉醒来，体育场不见了，雕塑也不见了。 

灰飞烟灭间，消失的不只是一个场地，还有一代球迷的回忆。

几年后，孙长龙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一氧化碳中毒去世，现场有烤羊腿的火炉和啤酒。这是看球赛的标配食物，却成了这位忠诚的球迷与世界的最后告别宴。

他当年建造的V形雕塑，因为沈阳要承办全运会，终于重见天日，摆在沈阳图书馆的门口。但已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雕塑身上承载的故事。由于历经风吹雨打，这座雕塑已有些褪色。

那一届有故事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们，绝大部分都已退役。有些还在足坛，做着教练、领队、总经理；有的经商，有的从政，还有些身陷囹圄。

2009年，在冲击新一届世界杯失利后，中国足球掀起了反腐风暴。经过三年时间调查，有56名官员、球员和裁判被抓。

时任足协主席谢亚龙在这次风暴中落马，最后被判刑十年。米卢听说后，发表评论说：

有的话我当时不想说。我带中国队的时候，总是有领导暗示说有的人该上，有的人不该上……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但其实什么都不懂。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现在我在快乐地旅游，他们却在一个铁窗的世界里。

当年02世界杯国足的守门员江津也因假球被抓。他的哥哥江宏也曾是一名守门员。具备讽刺意味的是，他因拒绝打假球被迫提前退役。

世界杯上，江津扑出过罗纳尔多的射门，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2003年一场天津泰达与上海中远的比赛中，有人赛前告诉他，这场比赛泰达要是输了，会被降级，让他手下留情。

江津曾是泰达队的球员，觉得老东家对自己有恩，便放了水。事后，对方给了他两百万块钱。这笔钱就放在家里，一直到调查组来时也没动。

他并不缺钱。但是就因为一个朴实而愚蠢的念头，他被禁赛终身，还关了五年。监狱的木板床太短，他只能侧身蜷着腿睡。那姿势，跟他年少时在足校时竟一模一样。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终究会回到原点。16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继续在泥潭里扑腾，终于扑腾回原点，还退上了几大步。一场反腐风暴，并没有让中国足球脱胎换骨。

2002年世界杯失利后，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去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对象是几位常委。

朱二把手说：“足球要搞上去光靠钱不行，还要讲爱国主义，讲‘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要搞中国特色，要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西方职业化的那一套不行。素质重要，思想政治素质更重要。”

李四把手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你让它高也高不起来，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平时没有好好练，就是这个问题。”

还是长者比较务实，说：“袁伟民，我们很支持你，你去研究，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要下一个十年的决心，定出一个目标，制定出一个长期的规划。”

如今，这些人都早已退休了。

中国足球仍然只有那一场世界杯。